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閻步克教授的文章《通識教育與歷史教學問答錄》，閻教授在文中回答了怎樣區分對於歷史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提問，並談到他對實用史學這一常見公眾思維的看法。
閻步克 文
選自《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300-310頁，略經編輯
閻步克，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研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文化史，代表著作包括《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酒之爵與人之爵：東周禮書所見酒器等級禮制初探》等。
圍繞歷史而滋生的不同觀點，還需要區分其性質、層次與型別。初學者的歷史觀念，大抵是少年時代被社會塑造的，跟專業思維會有距離。比如很多人不能清晰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
我以往在歷史系講“中國古代史”課程，會給新生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希特勒是壞人”，這是不是事實？在較早時候，只有很少的同學能明確回答：這不是事實陳述，這是個價值判斷。現在很多同學都能正確回答了。價值判斷事涉事物的美醜、善惡、好壞、進步或落後等，是主觀評價，因人而異；事實系客觀存在，不會因“評價”而改變。事實判斷只處理“真偽”問題。或者說，價值判斷所談的是“應然”，而事實判斷所談的是“實然”。
把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區分開來，討論“制度”時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糾葛。比如，有人說唐宋制度比秦漢又有了很大進步，錢穆卻認為宋制不如漢制。你可能會問：哪個說法符合事實呢？這時候我會建議你再追問一句：他們各自的評價尺度是什麼？一個制度“好”或“不好”，積極或消極、進步或落後，取決於各人的評價尺度，價值觀。比如科舉制的評價。如果你的著眼點是行政合理性，因科舉考試內容很多跟兵刑錢穀的行政技能無干，那麼你就會給科舉制扣分兒。不過科舉制促進了社會流動，給底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若你的關注是公平競爭，你就會給他加分兒。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
閻步克 著
古代還有這麼一種選官思想：“賢者居位”。“賢者”就是有文化教養的人。科舉制讓有文化教養的人優先當官，促進了社會文教的繁榮，“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浩如煙海的傳統典籍，大多是行政官僚的作品。這就是“賢者居位”制度的文化收益。
通觀古今中外，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制度評價尺度。在啟蒙思想家看來，能最大限度保障每個人權利的制度就是最好的；法家是國家主義者，他們認定最能強國強軍、最能管控編戶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孔子崇禮樂，這意味著最有利於繁榮文化、發展文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孟子講民本，這意味最尊重民意、最能保障民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這些思想並不虛無縹緲，它們構成設計制度的觀念基礎，現實制度的差異來源。比如說連坐制度好不好，死刑是否應該廢除等，古今中外都有爭議，都涉及了觀念問題。
不同評價發生衝突時，應先行釐清各自的評價標準，否則就等於雞同鴨講。事實判斷有終極答案，評價就不一樣了，它取決於各自的觀察角度、評價尺度。在這時候，對一位從事研究的學人，“理解”就比“爭辯”更重要。布洛赫說“歸根結底，‘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
我想這既包括理解歷史本身，也包括理解各種歷史觀點。在學習中掌握了各種不同的角度與尺度，本身就是收穫。當然在“理解”之餘，若事涉善、美、公正等信念，“衝突”仍可能發生。如果一位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發生爭論，通常不會以“皆大歡喜”告終。各持己見、各從所好可也。愛因斯坦看到：“要對基本價值的判斷進行爭論，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比如，如果有人贊成把人類從地球上消滅掉作為一個目標，人們就不能從純理性的立場駁倒這種觀點。” 價值觀的分歧，無法在科學範圍內得到解決。
公眾對歷史評價的興趣特別濃厚。像岳飛是否算是民族英雄，龍是否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康雍乾時代是否算“盛世”，這類“公共歷史文化問題”，人人都有權參與、陳說己見，所以通常都是眾說紛紜，不會有終極答案。專業學者不大陷身於“公共歷史文化問題”，他們另有專業任務：“求真”。專業學者的“求真”的能力，即運用史料考辨史實的能力，是公眾、外行無法企及的。
有史書說周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孟子不以為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這便是拿道德抹煞事實了。古人以教化為目的，“求善”甚於“求真”，所以只歡迎“正能量”，以論證“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正義必定勝利”。然而真實的歷史，比起道德化的歷史來，可能蒼涼得多。生物學家道金斯曾經感慨：“有些人無法把闡述對事物的認識，同倡導事物應該如何這兩件事區別開來，這一類尚不在少數。”我感覺此類人在中國會更多一些，因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恰好就是“同真善”，把“是不是”同“好不好”融為一體。在學術範圍之內，我認為“真”與“善”離則兩利，合則兩傷。維繫“善”，弘揚社會良知和人類正義，也是史學家的社會責任，應予鼓勵，這裡只是說，在你闡述“善”的時候，你應清晰意識到這已超出“真”的範圍了。
除了“同真善”的道德史觀，實用史學也是常見的公眾思維。這又跟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有關了：“合知行”。公眾和初學者的歷史興趣，集中在善惡、忠奸、成敗、得失上。談到一個歷史事象，人們首先想到的它是好不好，有沒有用，能不能“資治”。有位朋友是古文獻與古文字專家，他給一批企業家講《孫子兵法》，當時就有聽眾提議說：您不用講那麼細，告訴我們怎麼用就行了。這是拿《孫子兵法》當《葵花寶典》了。
我也有類似經歷。曾在某高校演講，主題是如何把“品位分等─職位分等”概念用於古代爵秩品階分析，互動時便有聽眾質問：閻老師你講的這個沒結論啊，沒說哪個好哪個不好，沒說明應該用哪個啊。我只能說，大學歷史課以非實用性的科學研究為主。我這些知識能幫助你認識古代品位制度，如此而已，而不是提供一個你拿來就能用的東西。
胡適主張，整理國故的目的是還其本來面目，“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嚴復超越傳統思維，指出“學”、“術”有別：“是故古人談治之書，以科學正法眼藏觀之，大抵可稱為術，不足稱 學。……學者，即物而窮理，即前所謂知物者也。術者，設事而知方，即前所謂問宜如何也。……今吾所講者，乃政治之學，非為政之術，故其途徑，與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將視各種國家，凡古今所發現者，如動植學家之視蟲魚草木。……但實事求是，考其變相因果相生而謹記之，初不問何等草木為良草木，何等魚蟲為良魚蟲。無所謂利害，無所謂功過。”
嚴復這段話，初次把“科學”與“實用”區分開來了，把“評價”與“實證”區分開來了，值得擊節讚賞！後來我上制度史課時，就會向聽眾先行申明，我所講的是“政治之學”，而不是“治國之道”，跟嚴復一樣。又，梁啟超也把“學”與“術”區分開來了：“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
用科學眼光看傳統制度，則“如動植學家之視蟲魚草木”。然而有人說，你研究傳統制度，應持“敬畏”態度。又有人使用“靈魂”一辭，闡述歷史學的意義：若無家國天下的關懷，歷史學就沒有靈魂，就只是一個“工匠”。這種理想主義精神值得讚賞，學者在“求真”之外還要“求善”、“求美”，堅守人文良知、 承擔社會責任。與之同時，“靈魂”的提法指向一種主觀的、個人的心靈狀態。而各人從事科學的動機，各有其異，也可以說“靈魂”各異。
最後，上述建議對選課學生會有多大意義呢？我並不確知。但我是這麼想的：在把它們都講給學生之後，至少師生交流時就比較容易溝通了，學生就可以根據我的思維方式，而來贊成、反對或補充我了。順便說，師生交流時的最大感受，就是現在的大學生非常優秀。我自己的青少年在動亂年代度過，曾多年失學，這一代大學生的素質與能力，讓我羨慕不已。很多學生表現出了不計功利的求知慾、旺盛的好奇心，更是我最欣賞的地方。藉此機會，向曾選過我的課程的同學致謝，你們的選課就是對我的最大鼓勵。
隨即就將走到教師職業的終點，難免依依不捨。所幸“病樹前頭萬木春”，年富力強、基礎紮實、思想敏銳的中青年教師， 已為學生提供了更精彩的課程。“日月出矣，爝火當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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