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想上學，我們該怎麼辦？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孩子是在用他們的症狀，用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來推動整個家庭的改變。”

文｜魏倩

孩子不上學，只是一個“症狀”

你是否想象過這樣一種關於“家庭”的可能：不知道自己說了一句什麼話，孩子瞬間就“炸”了，親子之間由此爆發激烈衝突；孩子長期迴避和父母的溝通，一回家就關上房門，只有吃飯的時候才肯出來；孩子考試成績不佳，伴侶不滿，孩子無助，感覺家裡所有人都喪失了前進方向；或者在你感覺一切進展良好的時候，孩子忽然對你說，“媽媽，我不想上學了”……

2025年2月18日到22日，《三聯生活週刊》自制家庭治療紀錄片《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學》在多家影片平臺正式上線。它主要記錄了2024年7月《三聯生活週刊》聯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髮起的一次家庭工作坊。當時，我們招募了10個想要改善關係的家庭，共同進行了一場為期兩天的關於“家”的學習。希望透過公開的談論，幫助陷入困境中的家庭開啟家門，擺脫恥感，說出心中的隱痛。

在紀錄片中，展示了這些家庭的真實困境：孩子不想上學了，他/她是想偷懶嗎？他/她是要故意和父母對著幹嗎？孩子是生病了嗎？為什麼偏偏是他/她會生病？孩子病了，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對於這些痛苦中的家庭而言，問題往往是從“孩子不上學”開始的。這也是一個家庭前往兒童精神專科就診的起點。但在林紅看來，孩子不上學，可能只是一種可以被觀測到的“症狀”。儘管身陷其中的孩子往往已經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的心理階段。更令人無奈的是，還有很多已經進入診室的家庭，仍寄希望於醫生給孩子吃幾片藥，做幾次治療，孩子就能回到過去聽話、順從的狀態，繼續按照父母設定目標前進。記得前陣子網上還流傳過一位急診科醫生的觀察，他凌晨三點幫一位自殘的孩子完成縫合後，聽到在大廳裡等待的母親迎上去問，“你明天還去上學嗎？”

這不能不說是種古怪又典型的錯位。所有的家長都宣稱自己愛著孩子，關心孩子，可為什麼當眼前真實的、活生生的孩子發出求救訊號時，我們總是受困於面子、期待、個人角色、社會需求，不能向他提供哪怕一點點發自本能的支援？

這時，父母又會展露出他們的無辜和無奈。有的母親會問，那我為孩子忙前忙後，操碎了心，難道我錯了？父親也抱怨，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在外打拼，給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那是我錯了？可如果所有人都沒錯，為什麼孩子就是不上學了，為什麼我的孩子會得抑鬱症？巨大的內疚、壓力，混雜著家庭成員間的埋怨、疏離，一個家庭就此陷入令人絕望的混亂，處於最弱勢地位的孩子狀況也一天天糟糕下去。

在這時，林紅給出的是一種系統性的觀察角度。20世紀50年代，一群精神病理學家在觀察中發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發病期似乎與其父母的婚姻衝突密切相關。一旦父母激烈爭吵，子女就會發病，他們似乎是在把生病當作維持家庭穩定的滅火器。他們把這些研究與生態系統中不同物種間的互相影響相聯絡，創造出了家庭系統的概念。也就是說，家庭並不是一個個孤立個體的總和，而是一個類似生物的完整有機體，有其獨特的結構、規則和目標，也有它獨特的運轉模式。

在此基礎上，心理學家們建立了系統式家庭治療的方案，把治療的物件從患病的個體拓展到家庭，如果家庭是一個自我調節系統，那麼透過相應的手段改變整個家庭的互動模式，個體的病理行為也會發生改變。

活動現場，一對雙胞胎男孩的父母向林紅求助。他們的兒子們今年10歲了，正是讀四年級的年齡，但在兩年前，小兒子就被診斷出中度抑鬱，有一定的自殺傾向。影片裡，那位母親上身傴僂，眼神迷茫，顯得格外疲憊。她對工作坊寫下的期待是，“（兒子）想躺平，就想吃飯睡覺打遊戲，等爸媽不能養自己的時候就死。我該怎麼樣讓他珍惜生命？”

面對這位母親的困擾，林紅請現場參與者共同完成了一次”家庭雕塑”。這是一種常在團體中採用的家庭治療技術，邀請個案家庭利用空間、姿態、距離和造型等非言語方式生動形象地重新再現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和權力鬥爭情況，它能能幫助來訪者用形象化的方式快速識別出當下問題的根源，為建立新的互動模式打下基礎。這一次，她請那位困擾的母親從現場選擇了不同的人，分別代表家裡的7位家庭成員。此外，還有兩位抽象的“家庭成員”也被放置於他們之間，即“哥哥的過敏”和“弟弟的自殺”。

很難想象，那些站在這樣一個複雜而龐大的關係網裡的人們是什麼感覺，但作為旁觀者，確實是第一次像觀察一個獨立的生命那樣，去如此仔細地觀察一個家庭，那些高高低低的人們中間，彷彿流動著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渴望、掙扎和求而不得。沉浸角色一分鐘後，那位站在一角的，扮演父親的參與者站在“妻子”身後，說，“從30秒以後，我就感覺自己後背發緊，我知道自己的站位是應該給妻子提供支援，可是我又離家裡的兩個孩子距離很遠……何況，當我一個人站在這裡提供支援時，我的身後空無一人。”

我突然想起“家庭治療”的倡導者，美國心理學家卡爾·艾倫森·惠特克在一次治療中的感受：“在沉默中，我思考了一下有關家庭的隱秘特質。布萊斯家看來似乎與我見過的上百個家庭無異。它們都努力保守著一些秘密，但顯然每個家庭成員很清楚每一件事，連勞拉都知道那些有關自殺的詩。他們所想要隱藏的、害怕別人知道的，就是他們的痛苦。在這樣的疏離隔絕中，他們都很孤獨。”

“我們能接受孩子恨自己嗎？”

這次“家庭雕塑”中，還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那個站在人群中央，試圖拉住兩個兒子的焦頭爛額的母親，面對扮演“姥爺”角色的那位同伴時，問出的問題卻是：“你對我有什麼特別失望，特別不滿意的事嗎？”

這也是我們在旁觀他人的家庭困境時最容易聯想到的事實，那就是屬於自己的那個“原生家庭”。這個在近十年來幾乎成為“顯學”的心理學詞彙，在當下任何親密關係、情感模式乃至個人個性評估中，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每個人來說，這個我們從中出生、長大的地方，就是我們接觸和理解“家庭”這個概念的起點，也是人認識自我、與他人建立連線和情感關係時，隨身攜帶的關鍵資源。我們對它既依賴又厭惡，遇到個人發展和關係障礙，會把全部的責任推卸給它，但在心底最隱秘的角落，又向它投諸著無窮的愛的渴望。

也是從那裡，我們學會了怎麼愛人，怎麼被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原生家庭是圍繞著你我的最直接的“系統”，那個建立著新的家庭的父親和母親，也曾經是一個家庭的“果實”，擁有從那裡習得的關係模式，尚未完成自我成長的人們，面對外部壓力，又會變回那個無依無靠的孩子，使用本能應對危機。就像工作坊裡的很多參與者頻頻提到的那些話，“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對待我的”。

一代一代人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可為什麼到現在就出問題了呢？是我們的孩子太脆弱了嗎？

面對兒童精神問題，這也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誤解。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們，也常常認為要給孩子更多的考驗和磨礪，幫助他們適應未來殘酷的競爭，而一味順著孩子的意願，只會帶來怠惰和頹廢。但也是在林紅在日常診療中發現，越是那些在父母眼裡不願上學，只想躺在家裡“虛度光陰”的孩子，真正待在家裡的時反而會有強烈的焦慮和內疚感，他們已經把父母的要求內化，而這樣的孩子，他們的自我苛責、自我攻擊往往會非常強烈。換句話說，不去上學，已經成了他們最後的自我保護和求救訊號。

但當家長們在談論孩子的問題時，往往也會暴露出真正的自己。

工作坊上“該不該打孩子”的問題是被一個10歲的小男孩提出的。在活動之初，他在關於活動期待的紙條上寫下的是“希望透過這兩天的學習，讓媽媽能在生氣時動口不動手”。念出紙條上的內容，在場的大人們都笑了。可過了一會兒，他又改口道，“就算要打，能不能打得輕一點？”

孩子的媽媽也是一位心理諮詢師，她承認養育中的 “動手”意味著無力，但她仍然認為，在和孩子的相處中存在一些“不得不打的時刻”。贊同的家長也不少，一位父親坦白，自己就是被父母一路“打”到北京的，現在他也在自己的家庭裡沿襲這種模式，相信它是一種“效率選擇”。

但一位“90後”的父親嚴肅地回憶了自己捱打的童年生活，“基本上每天都在捱揍……當我長大了，結婚了，我才意識到問題不是出現在我身上，而是我的父親和母親的關係出問題。我反對暴力對待孩子，是因為我就是這樣被暴力對待長大的，我知道這樣對孩子沒有用，而且會給孩子造成很痛的記憶，甚至孩子長大之後他會恨你。我不知道，我們這一代家長能否承受孩子恨你？”

沒有人再笑了。“原生家庭”理論流行至今，有時甚至讓人感覺有點厭煩，當一個成年人面對問題時絮絮叨叨再談原生家庭，任誰都會覺得他在推卸責任。最開始瞭解到系統式家庭治療的時候，我也曾心存疑惑，為了孩子的抑鬱症，真的需要把上一代的四個老人也牽扯進來嗎？他們的人生、他們的童年，他們看待家庭和表達愛的方法，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是不是在為“症狀”找藉口，拖延真正的改變呢？

但這些已經為人父母多年，卻依然活在自己舊有的家庭陰影之下的人們，卻讓人不得不重新看待家庭系統中每一個“孤獨的我”。她可能是一個渴望丈夫回家陪伴自己的妻子，可能是一個想要回歸家庭卻不知從何做起的父親，又或者是一個不堪重荷的孩子。正是因為看到他們所帶入家庭的的那些龐大而隱形的重擔，也才理解的身處家庭中的我們自己。

“什麼樣的家庭是好的？”

是時候再次回到“家”本身了。

一位曾經帶孩子去北大六院治療的母親說，不同於別的醫院摩肩接踵的盛況，精神專科醫院裡總是靜悄悄的，“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恰好，這也是我初見他們的感受。招募之初，工作坊的要求是每個家庭至少有兩人參與，最後到來的組合有夫妻、母子、母女、父子等多種形式，但無一例外，他們表達清晰、邏輯順暢，很多也都是社會上的中堅力量，乍看上去，那就是旁觀者眼裡完美家庭的樣貌，如張愛玲所描述的， “模範中國人鎮靜地微笑著，勇敢地愉快著，穿著二年前的時裝，稱太太為師母，女的結絨線，孩子在鋼琴上彈奏《一百零一隻最好的歌》”。但關上那扇門，門後的生活就成了“家務事”，傳統知識分子的立身標準是“修身齊家”，也只是在維護家庭穩定和諧的層面上而言的，於是很多人將與家的溝通視為“術”，只求滅掉眼前急火，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我們該如何看待一個家庭？在工作坊開始前，一位母親曾這樣描述自己參加活動的目標：她之所以來到這裡，就是想看看知道一個好的家庭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很多人眼裡，家庭只是一個具備生產性質的黑箱，投入一對男女，產出一個孩子，評價它運作得是否良好，唯一指標也是孩子，傳統社會里是看這個孩子是否能如期結婚生子，進入再生產的迴圈，在信奉優績主義的現代社會，又得看這個孩子能否在競爭中勝出，“卷”贏所有人，總之 “孩子應該努力符合我們想在鄰居面前塑造的形象”。也許正因為如此，孩子的“病”才變得如此驚心動魄，因為只有這時，我們才會回頭重新思考這種評價標準的邏輯漏洞：孩子生病了，意味著家庭的失敗嗎？又或者說，評價一個家庭是否運轉良好，合理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系統化的家庭觀念，將家視為一個擁有自我平衡能力的生態系統，實際上，這個“小系統”也是與更大的系統緊密相連的，就像我們每個人帶入其中的原生家庭的模式，個人所擁有的應對危機的資源，孩子所應對著的學校，家長的工作環境，還有更大的社會和文化的系統，彼此咬合交織，一環套一環。

認識到這些，並不是為了推卸責任，而是真正地看見在我們眼前展開著的世界。是的，你可以哭訴家會傷人，抱怨每個家關起門來都是瘋人院，但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仍然擁有改變和成長的可能。孩子的病、家庭的痛，其實也是在提示每個家庭成員應該去做出的改變。就像林紅曾經說過的那樣，“一些孩子是在用他們的症狀，用他們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來推動整個家庭的改變”。從這一點來看，這些能走到鏡頭前，講述家庭困境的人們都已經足夠勇敢。

什麼樣的家庭是好的？我不知道那位母親最後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我很喜歡工作坊結束時，林紅對一位始終戴著口罩，少有發言的女孩所說的話：“原生家庭肯定對我們有影響，但我們每個人還是要走自己的人生路。你馬上就要18歲了，不管你的爸爸媽媽以後會怎麼樣，他們也許會更好，也可能更不好，但那是他們的人生。你可以去外面尋找自己的資源，推進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