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幸福婚姻的秘密美國華裔作家張慈的傳奇人生

做公眾號裡的《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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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一入美學‍‍

編輯｜渡十娘

張慈老師骨折了！我在朋友圈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腿部打著石膏。她用生動而詼諧的文字在向朋友們播報了這一不幸訊息的同時，也在秀著家人和朋友們送來的各種問候和鮮花。

她的文字包羅永珍，從麻醉醫師寫到主治醫生，從網際網路服務寫到鮮花配送。有一名叫愛瑪的女孩從北京坐“復興號”火車趕到滇南小城建水，照顧並陪伴著她。弟弟在病床旁為她念《那不勒斯四部曲》。她的病床旁圍滿了朋友從世界各地快遞來的鮮花。能把骨折變成一場美妙的邂逅，我相信，她一定擁有一種魔力。

於是，我決定去看她。說走就走，我和女兒乘上了從昆明到蒙自的動車。

第一次見面，我們一見如故，聊人生、聊性別、聊婚姻、聊育兒經，我對她充滿欽佩與好奇，我提出了感興趣的問題，她經過思考，用文字的形式回覆了我。

下面是我們的訪談內容——

問題一：能否談談您戀愛婚姻的過程？您和您的先生是如何相識、相愛的，如何走入婚姻？

張慈：關於愛情，一切都是緣。緣起緣滅，緣聚緣散，一切都是天意。前生，你在我的眼睛裡；今生，你在我的牽掛裡；來生，你在我的血肉裡。如果還有來生，你依然是我唯一的選擇！這世上如果有真愛，為什麼你沒有娶我，我也沒有嫁你？是的，沒有真愛，只有真正的性愛。

我年輕時也是不肯與男人結婚生子那類人，這世上最珍貴的就是男人，而我不懂。我是怎麼認識我的丈夫（美國人）並與他結婚的呢？

我先生名叫漢斯（化名），原來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隔壁鄰居。我去矽谷跟好朋友過聖誕節，住在她家。有一天鄰居先生過來跟我們聊天，吃我們做的火鍋。我覺得火鍋肉片那種口感和美味可能擊中了他，他終於和我說話了，還無意當中說了一句：“你住在這裡這麼長時間還沒回去啊？”

我的好朋友說：“美美（我的英文名）是來找男朋友的，找不到男朋友她就不回夏威夷。漢斯，你說你願意做美美的男朋友嗎？” 鄰居先生說，“我有女朋友的，我不會跟亞洲人結婚的。” 就是這句話讓我頓生邪氣，就像一隻高爾夫的小白球，被“啦”地打出去了。他公然歧視亞洲人，他哪裡來的膽氣？我當晚就跟我好朋友打賭，我在一星期之內要把鄰居先生搞到手，你信不信？

好朋友說：“你不要自視太高，你需要戰略規劃，還有戰術。”她借了一本《孫子兵法》給我。

當時我比較年輕，才26歲，正是女人最有魅力的年紀。我住在夏威夷瓦胡島，皮膚曬得黑黑的，一頭長髮披到腰，腹部平坦有勁，很野也很美。但是光憑外表的條件，你是無法征服一個受過高等教育、高收入，本身也談過很多女朋友的白人。

我的朋友拿出《孫子兵法》來之後，我們根據十一種兵法制定了一套戰略戰術。從開始打仗到第七天，每天都只能贏不能輸……（此處省略5000字）。到第五天，他跟他的女朋友吹掉了。

第六天，我和他去舊金山金門大橋下的Baker 海灘轉了一圈，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海水中站著一個亞洲人在吹簫，他吹的啥不知道，但我感覺老家的人來了，祖先在支援我，祝福我。鄰居先生聽到這個簫的聲音，流淚了，他說東方的簫聲怎麼這麼好聽啊，是不是為我們兩個人吹的？我說當然是的，這個吹簫者是遙遠的祖先派來祝福我們兩個人的。那天滿眼紅霞，海浪豐沛深沉，如同我們內心的情感。我覺得他被魅化了，丟失了真實的自己。他被我的各種戰略戰術和迷魂陣，及性感的身姿給迷暈炸碎了。

話又說回來，有多少人一輩子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情感與幻覺，而他是幸運的，他經歷了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一種銷魂時光。

第七天，他送我去了舊金山國際機場，並保證他會去夏威夷看我。一個月後，他確實去夏威夷看了我，而且把我的一部份東西帶回矽谷。等我在夏威夷辦好轉學（從卡皮尤拉尼College到Foothill College），我停掉了酒吧的工作，我就搬過加州來了。六個月後，我們在他父母、兄弟、牧師的祝福下，結婚了，他娶了一個亞裔女。

我們婚禮上的酒保和樂師都是黑人，他們跑去跟我婆婆說：“祝賀您呀，米勒太太！祝賀您呀，您的兒子娶了一個加利福尼亞的中國女人，加利福尼亞的中國女人都非常的有錢啊！”

婆婆跟我講起這件事，我心中湧起非常苦澀的感情，因為我身無分文，只是因為跟好朋友打賭，用《孫子兵法》給自己打下了一個叫漢斯的老公，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家，我結婚之時，連他的中間名和他的姓怎麼拚寫，都不知道。現在弄假成真，玩真的了，我在美國要怎樣掙扎才能變成一隻真正的雄鷹，翱翔在天？

這件事讓我成熟不少。

問題二：您是如何看待及經營婚姻的？婚姻幸福的秘訣是什麼？

張慈：我們當時是在肯德基路易維爾市一箇中國文化中心結的婚。婚禮的頭一天，他把婚禮給取消了。他突然發現這場婚姻太冒險，他不瞭解我，他不知道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我只跟他說，我是從離越南兩個小時的一個小縣城來的。

那時候沒有網際網路，也買不到中國地圖。我當時不會講英語，我大學裡學的日語。他也不夠國際化，沒去過亞洲，沒有其他種族的朋友。他覺得跟一個不會講英語的人在一起生活會產生很多的問題。其次他們家那邊兩百多人出席婚禮，我這邊只有我一個人。他開始害怕，我《孫子兵法》11章都打完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給好朋友打電話，她說：“用毛澤東思想戰勝敵人！去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中國文化中心恰好有這本書。我首先得找到敵人是誰，其次我的盟友和援軍是誰，然後我必須打殲滅戰，而不是持久戰。敵人肯定是他和他的恐懼，盟友肯定是他的爸爸媽媽，援軍可能應該是那個牧師。

婚禮彩排的時候，我見過她，她是一個50來歲，超級漂亮的金髮女人。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牧師都是老男人，怎麼會有這樣一個風姿綽約的美女做牧師呢？她肯定有故事。我去問我的準婆婆，我準婆婆說，牧師年輕時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律師，她睡過肯塔基州的十大政要。不知為什麼在生活中總是不愉快，成為牧師以後才安定了。我想這種人跟我差不多，一旦開竅就會變成另一個人。我應該能搞定她，我就去跟她說，我用我所有的英語去跟她說：“我是我外婆養大的，我沒有父母，非常地渴望有個自己的家。我外婆死前挨我說，家族就是一棵石榴樹，花葉不能飄出超過樹蔭庇護的範圍，要不然就沒有人疼你了！現在我已經飄得如此之遠，孤單無依，本來是尋求鄰居先生的保護，結果他在婚禮的前夕不要我了。” 我還跟牧師說：“我外婆說了，蛆蟲螞蟻都是成雙成對地爬，雀鳥蟬只也是成雙成對地飛，我和誰一起爬？我和誰一起飛？” 我聲淚俱下，講著講著哭起來了，那種傷感從潛意識深處爬出來，在另一個女人面前暴露無遺。她站在了我一邊，表示要去說服鄰居先生的父母，讓我放心。她去跟鄰居先生的父母商量。

我準公公婆婆跟我們站在了一條戰線上，他們說兒子過去也取消過一次婚禮，這次不能讓他再犯第二次錯誤。準公公婆婆說：“我們連婚禮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迫不及待地等著教堂的鐘聲響起，他逃不了。”

就這樣，我和漢斯結婚了。

我覺得經營婚姻就是要做自然的自己，發揮自己的個性，為家庭做貢獻。比方說我什麼家務事都不會做，但我很會畫畫。我每天在家裡畫各種各樣的動物和人物，他十分重視我的才華。一天，我把我先生父母的臉放到了兩頭山羊的臉上，就是說，公羊是我公公，母羊是我婆婆。那幅畫很大，是鉛筆素描。我剛畫完他就回家了，我還沒來得及收好，畫就被他看見了，我嚇得心臟蹦蹦跳，我以為他要翻臉了，說不定以後婆婆公公也不會再理我了。沒想到他驚訝的看了這幅畫好長時間，然後才小心翼翼地問我：“我可不可以把這幅畫送給我父母？”我一句話也不敢說，只是點點頭。然後第二天他買了非常大的一個扁扁的紙盒，還買了那種白色的臘紙，用兩塊大紙板把那幅畫用蠟紙包好，用紙板夾好。放在盒子中心避免和紙箱的摩擦，然後他把這個幅畫寄給了我公公婆婆。我公公婆婆非常喜歡，可以說是狂喜，將這幅畫掛在他們客廳的牆上。我也終於放心了，而且理解了一個美國文化的道理，外國人不在乎你會不會做飯，但他很在乎你懂不懂美，會不會把家搞得很乾淨，有沒有藝術品味……很可惜他們不知道我還會調酒。

當然有了孩子以後，如果再不會做飯，小孩就難養了。我總不能天天買給他們吃，那樣他們也不會對我有感情。我就開始認真學習做飯，八年後，我站在廚房裡突然開竅，就是那種靈光，看見肉知道怎麼做才香，看見菜知道怎麼做才鮮，而且不僅僅是做出來，而是做得非常好吃！我一輩子從來沒想過我會生小孩，沒想過我會在廚房裡忙了十八年。

哎，舔舐自己的過去的自我感動而已。從來路反思，太多的自以為是。我真的能做到成為一個榜樣般的媽媽嗎？我的兩個孩子，兩個奇蹟般的女兒，她們就是我的美國，我的未來。有一天，當我變成塵土，我會是我兩個女兒心裡那一抹人生最溫暖的光嗎？

母親真的是一鍋光榮與鮮血、大便與瑣碎、無薪職業、心甘情願付出的湯，攪在一起的只有愛的心和拼勁全力，就算如此，也是遠遠不夠的。

總之，我的心得是，只要孩子沒有出事，沒有病痛沒有夭折，沒有心理障礙和陰影，而是健康快樂，父母的婚姻就會很美滿；長大後的孩子如果有工作、有成就，有人愛，夫妻就不會離婚。

問題三：您認為女人與婚姻的關係是什麼？您在婚姻中獲得了什麼及失去了什麼？

張慈：女人在婚姻當中，當然要有高質量的性生活。美國土話說：女人嫁人是一次性出售，沒有嫁人的是多次性出售。第二就是繁殖後代，第三就是培育下一代。

我在婚姻中獲得了一個家，這個家是很重要的，有這個家保護著我，我的身體非常好，精神也正常。我先生的寵愛使我不會心靈生病，還能對抗父母帶來的傷害。

每年我的生日，我先生都會問我想去哪裡，我通常都會去紐約看百老匯演出，巴黎看我的妹妹，要麼就是回國去北京跟朋友玩。他都會給我買一張往返飛行票，給我一筆錢，我就可以去一個禮拜。他也非常地愛我們的兩個女兒，大米和小米。我不在的時候，他也可以把她們照顧得很好。

如果在婚姻中我失去了什麼，那我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我在中國完成了大學本科教育，我本來想在美國的大學裡去經歷一次語言與文化的洗禮，但是因為我早婚早孕，不得不失去了專心讀碩士的機會，只能一邊帶孩子，一邊去社群大學學習影視製作（Video Productions, not Film Productions) ，這個專業有五門課（Five Programs），這五個專案包括電影或影片的照明打光、劇本寫作、拍攝、表演和美術。

我還在學校裡學習了基本的芭蕾舞、打高爾夫球，但是沒有文憑發給你的，只有AA。我也沒有申請AA, 我只對學習過程感興趣，對爭取學位興趣了了。當然如果是綜合大學，那就另當別論。我同時也上斯坦福大學的哲學課，我跟著美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羅蒂上了一年的課，他去世了我就再也沒去上課。所以我的教育並不是系統的，基本上是靠自學完成了工作的需要。後來拍紀錄片電影，也是自學的結果，我拍了14年的照片，突然就拍起了紀錄片。

沒有接受更多的教育，讓我保持了很多原始的東西，我畢竟是雲南出去的女兒。

問題四：您是如何養育女兒的？生養孩子給您帶來了什麼？

張慈：很簡單，就是陪著她們玩帶著她們吃。我兩個女兒都特別喜歡跟著我到處吃。我覺得教育的核心是以身作則，我經常假裝在電腦上寫作，就是為了給她們看的。你把誰伺候好了，誰就會愛你，這是顛簸不破的真理。我天天伺候我的兩個小孩，她們當然都很愛我。

張慈養育了二個聰明美麗的女兒

我家的大門永遠為大人暢開，讓孩子接觸大人，與大人交朋友是他們成長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家的門也為從中國來美國訪問的藝術家敞開，這些藝術家會給我兩個小孩講故事，簽名，帶她們玩。譬如中國當代大雕塑家展望，就曾經當過她們幾小時的保姆。女兒們想養狗我們就養狗，想養貓就養貓。

我會暗示她們我對她們的期待。譬如大米上初中後，我送了一支鋼筆給她，我說：“這是你將來給讀者簽名用的筆！”她當時嚇壞了，但她夠聰明領悟媽媽的意思。15年以後，她用這支筆在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給上千個讀者簽名，還有在英國、法國、美國，她籤壞了一支又一支的筆，這就叫夢想成真。我也會花錢把小米送去奧林匹克數學俱樂部，送大米去寫作俱樂部，排球俱樂部。或者是讓她們去斯坦福大學的夏令營學習，去伯克利大學學習莎士比亞。我是一個比較放鬆的媽媽，我的兩個孩子都自由自在的長大，但是我也明確地表達了我對他們的期待，我認為讓孩子明白父母對他們有什麼期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的兩個女兒，她們長大後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在雲南摔斷了腿，她們每天給我影片，要求把醫生的每一種用藥，治療的過程都翻譯成英文，清清楚楚地告訴她們。她們一直在跟蹤我的病情，向美國的醫生諮詢。她們大量google有關的資訊，與中國這邊互動。並且跟我說不要擔心費用，如果我加州的保險不覆蓋中國的醫療費用，她們會負擔全部的費用。

只要我不在家，她們就會經常去看望她們的父親。這就是我養育的孩子，聰明且有責任心。這也是我人生得到的最大的收穫。現在老大是個職業作家而且是一個演說家，她經常到全美各地去演說，每年出一本書，今年還獲了一個兒童文學大獎叫Newberry Award ！老二現在谷歌的AI部門工作，她的工資非常高，關鍵是，她與全球成千上萬最有創意和競爭力的年輕人一起工作，快樂而有激情，有成效。

張慈和大女兒香奈兒.米勒

問題五：能否結合您的母親及親人，談談血緣及家族對後代的影響。

張慈：血源對人的影響真的是巨大的，因為我媽媽跟我爸爸關係不好，她的懦弱令我十分瞧不起，但又十分心痛我的媽媽。很多年，我母親得不到我父親的關愛，也得不到我們的照顧，我們離她太遠。

我家分成兩派，爸爸這一派是漢族的，我父親先到中國上大學，其他人1979年從越南被趕回來，生活很艱難。他們中間受高等教育的只有我爸爸一個。我媽媽這邊是回民，我從小是跟著我媽媽的媽媽長大的，我幾乎每天都去清真做禮拜，我們非常團結，而且有信仰。受到家族的影響，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很厲害的人，特別是女人，這個家族就會很壯。比方說我外婆就有很強勢的母性領導力，把孩子全帶出來了，我就是我外婆的作品。

問題六：您如何看待“女性主義”及“女權主義”？

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常常可以並行使用，但在某些語境中，它們可能重點不同。女性主義是一個更為廣泛和理論化的運動，而女權主義則可能更加專注於權利和政策的具體實現。理解這兩者的區別有助於更好地深入探討性別平等的問題及其複雜性。

我理解的女性主義Feminism，女性主義探討的不僅是性別不平等，還包括種族、階級、性取向等交叉性因素如何影響女性的地位與經驗。我在美國經常參加一年一次的女權大遊行（Women’s March）；每個人都戴著一頂粉紅的毛線帽子。在一月份的寒冷中，在各大城市統一遊行，這是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之一，從2017年起，我在紐約參加過，在舊金山參加過，在洛杉磯參加過“全美婦女遊行”，感覺和她們在一起，身體和意識上的一些東西被喚醒了，過去的認知太狹隘，對女性主義的認知實際上是對自我的認知。女性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世紀，經歷了多個浪潮，涉及對女性權利、身體自主權、社會平等和性別角色的廣泛討論。

女權主義Womanism是後來更加註重女性在法律和選舉中的權利。女權主義被視為一種特定的女性主義訴求。比如說1920年左右的英國婦女運動要求選舉權、投票權以及離婚後的孩子的撫養權。有一部電影叫《為她而戰》（Suffragette），講述了在20世紀初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鬥爭，我每次看都被震撼到流淚，西方女性真的了不起，用命去換取孩子的養育權和政治上的地位。而me to運動的到來，我才真正對女權的特點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的女兒也屬於這個運動裡面的理論奠基人，我也從此被有意識的引導到爭取女性權益的這種意識形態裡面來。

我相信當今的世界對女性還是很不公平的，中國北方，東北，山東，河北，河南那種重男輕女的愚昧落後的傳統還根深蒂固。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因為計劃生育，她父母想生兒子就把她送人了，還有的母親受不了自己丈夫對女兒的歧視，離婚帶著女兒過日子。女兒長大後去美國留學，成為職場驕驕者，與美國人建立家庭，再把母親接過去住。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在美國我看到的大多數的基層婦女，也就是學歷低、收入低的婦女，他們像男人一樣幹活，回家還要伺候男人，是雙份工作。

問題七：有沒有在某一個時刻，您突然意識到，在遠離故土的異國他鄉，真正地立住了腳？或者說從已經從邊緣進入了美國主流社會？

張慈：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任何大的考驗都必須經過法庭，沒有經過法庭的人，幾乎就不瞭解美國。在任何一個地方，你只要有錢擁有私人財產，你都能站穩腳跟。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早就佔穩腳跟了，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指社會影響力以及決定權、話語權。

張慈的大女兒香奈兒.米勒（中）

我是從女兒官司打贏的那天開始重生了，那天我意識到了美國的偉大，就是它的司法公正性。剛開始我們認為這種公正性是不存在的，因為犯罪人在法庭上壓倒我們，法官的包庇使整個庭審扭曲。我當時非常懷疑我的孩子要完蛋了，要被這個操蛋的法庭給毀掉了，結果，由於美國有言論自由，這個偉大的價值觀使這不公平的審判最後變成是我們贏了，當然應該是我們贏。

如果說從邊緣進入主流，那我也是靠女兒做到的，也就是上面我提到的由於美國言論自由，而使她獲得了機會。她寫了《受害者影響陳述》得到了美國國會的關注，甚至拜登總統與國務卿希拉里的關注。得到了整個US新聞媒體的重視，因為這封信的高度的寫作水平與邏輯性，女兒得到了出版社的注意，最終出版了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紐約時報》暢銷書的《知曉我姓名》。這本書的出版簡直就是奇蹟，我陪著女兒去英國BBC接受採訪, 去奧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 的莊園接受採訪，參加紐約的一些以女兒為主題的大會，與一些奧斯卡最佳女演員，比如莎朗史東(Sharon Stone) , 朱麗葉摩爾（Julian Moore) 布麗·拉爾森（Brie Larson），恩珀·哈德（Amber heard）等見面，拜登總統、國務卿希拉里在民主黨大會上對女兒的提名與關懷，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重視，都使我感覺到自己終於從邊上進入了中心。

問題八：您是個華語作家，而您女兒香奈兒是用英語寫作的西方作家。您覺得在寫作視野、文字表現力等方面，你們母女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張慈：這個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和解釋我的想法。有一年我替“矽谷女性協會” 舉辦一個大型的母親節徵文，我女兒也投稿了，儘管她匿名，我一眼就看出來是她的作品。因為她是從她在母親的子宮裡（她的第一個家）開始寫起的，寫的是與母親的連線和對母親的認知。而大部分的稿件寫的是媽媽翹著蘭花指喝茶，媽媽愛喝茶，這是作者對媽媽的印象，或者說媽媽煮了一碗自己最愛吃的面給自己吃，她永遠忘不了媽媽，媽媽老了要照顧媽媽，等等。就說母愛在華語寫作裡面主要是一種給予或者互動，而母愛在英文寫作者這裡則是一種對血緣關係的認知和判斷，它無需透過麵條和茶就可以講得很清楚，而這種邏輯上的愛，這種血上的連線才是最重要的。

漢語寫出來的東西都非常實在，而英文寫成的東西很多有更高的邏輯推理，你看我們的《紅樓夢》，人與人就是平面的關係，勾心鬥角的關係，人和人誰也不比誰要高一點，就算你是有權有勢的，你也是要死掉。所以除了門口的兩個大獅子，其他全部是髒的。只能由白雪來覆蓋。而西方人他們終身的掙扎是垂直的，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糾結，他們寫作的時候，寫的就是這種垂直的、與最高力量的糾纏，贏了就過去了，輸了就自殺了。

我的寫作在兩者之間。那邊是漢語，是我年輕時候的寫作信念訓練，尤其是古典漢語給我的那種紮紮實實的基礎，所以在去國36年之後，我仍然勉強可以用漢字來寫作。我放棄了修辭、放棄了裝飾，直接用口語化的方式來寫作。還是有人喜歡看，那是因為我的語言非常狠，鬆弛中帶著緊張，簡潔中帶著犀利。哲學的核心就是五個字：語言即世界。這就是我自信的來源，這就是我敢在36年在美國只看電影，不看漢語書籍的情況下，繼續敢寫下去的原因。我知道我的語言是能找到人的，就像《百年孤獨》裡的大兒子被殺的時候，他的心血流成一股紅繩去找村子另一頭的他的母親，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的血一股流向中國，一股流向美國，我的讀者基本上應該就是懂得兩國文化的人，還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女性。至於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我認為一個真正的作家要能夠定義一個時代，她必須有這個能力，同時她還要超越所有的時代，這就叫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