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董芬芳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現當代藝術部於2024年11月17日到2025年2月17日推出名為“遁入埃及”[1]（Flight into Egypt: black artists and ancient Egypt: 1876-Now）的展覽[2]，展品主要為黑人藝術家於1876年到2024年之間創作的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1876年距離美國內戰結束已過去十年，社會重建接近尾聲。內戰期間，林肯總統頒佈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但是之後的美國社會並未從種族主義中走出來，種族隔離和分離政策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澳大利亞原住民爭取權益的運動影響）才真正開始瓦解。隱形的種族歧視、經濟社會結構所導致的黑人貧困等問題，並未消解。美國社會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提倡身份政治，黑人群體作為歷史上的弱勢群體，在就業、教育等方面獲得一些機會。美國社會最近幾十年對跨大西洋奴隸貿易重新進行反思，開始正視歷史上被販賣、遭受奴役的非洲等地的奴隸後代的現實問題，大都會博物館作為美國最大的藝術收藏和展覽機構，必須回應這些趨勢。“遁入埃及” 展就是其中一個體現。
該展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借自各大博物館，展品也包括專門創作的短影片等作品。主要策展人Akili Tommasino是來自紐約布魯克林區的黑人，他是大都會博物館現當代藝術部策展人和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3]。策展團隊還包括現當代藝術部的副研究員McClain Groff。展覽圖錄中收錄的論文作者還有大都會博物館中世紀和修道院藝術部策展人Andrea Achi，她專注於拜占庭帝國治下的埃及修道院、手抄本和物質文化研究，上任後已負責策劃了數個與非洲、埃及、拜占庭帝國相關的大展，整體反響不錯。
在《聖經·新約·馬太福音》裡，當時的埃及是一個可以避難、獲得保護和安全感的地方。展覽借用“遁入埃及”的典故，來呈現黑人藝術家們從埃及（尤其是法老時期）獲得靈感、啟發，透過古埃及的一些影像元素和文化主題來表達他們的身份、政治訴求、思想和感受，對他們所身處的瀰漫著種族歧視的美國說“不”，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獲得尊嚴，發出聲音，聲張他們作為黑人的“權力”（power），駁斥白人種族主義者。但是，他們過於強調古代埃及是他們的遺產，強調古埃及文明為黑色文明，這也引起一些爭議，尤其是當代埃及人可能並不接受這些觀點，也有人質疑這些黑人藝術家是否具備使用古埃及元素的正當性：他們是否在挪用古埃及文化，為“非洲中心主義”做註腳？
左：展廳裡的一幅作品：奈芙蒂蒂·黑人權力 [Nefertiti (Black Power)], by Awol Erizku。藏於波士頓藝術博物館，作者現場拍攝，其餘圖片除非特別說明，均為作者現場拍攝。右：奈芙蒂蒂雕像，現藏於柏林新博物館，下文會有更多相關內容。
埃及熱（Egyptomania）與不同視角下的古埃及文明
觀看此展覽，應把這些藝術作品放在埃及熱和古埃及接受史這些大的框架下去分析。埃及熱，顧名思義，對古埃及文明文化的狂熱的喜愛和追捧。這一現象最早可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從古埃及吸納的很多文化元素，包括伊西斯女神崇拜。古埃及的文化元素影響了近代西方歐洲的白人中上層階級的審美，尤其表現在建築設計元素上採用古埃及的神廟風格要素[4]。當代則表現為西方博物館推出的大受歡迎的古埃及大展、好萊塢的電影《印第安納·瓊斯》系列等，不一而足。過去西方學界對埃及熱和古埃及接受史的研究很少涉及黑人群體對古埃及文化的理解和發揮，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此次展覽填補了這一空白。
2023年春季，美國的網飛線上影片網站推出歷史劇《克里奧帕特拉女王》，由一黑人女演員主演“埃及豔后”，而1963年的電影由白人著名演員伊麗莎白·泰勒主演。2023年的劇引發一些爭議。當代埃及人質疑非裔美國人是否有資格講述、詮釋古埃及歷史，是不是古埃及文明的繼承人。黑人演員的選擇符合非洲中心主義倡導者的觀點：古埃及人為黑皮膚人，古埃及文明因此也是黑色的。因此，這部劇也得到了一些力圖反思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者的支援。但同時，黑人學者中亦不乏批判非洲中心主義的聲音。
左：伊麗莎白·泰勒飾演的克里奧帕特拉；右：網飛劇《克里奧帕特拉女王》，黑人演員Adele James飾演
為更好地瞭解這些爭議和這個展覽，我們首先要了解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和與之對應的非洲中心主義（Afrocentrism）如何認識、構建古埃及文明與古埃及有關的敘事。近現代埃及亦有所謂的法老主義（Pharaonism），即埃及本土的精英和政治領袖們透過古埃及歷史和元素來重構當今埃及的民族認同和身份。所有的這些“主義”之間存在著怎麼樣的矛盾和張力，以及各方所遭受的批判和遇到的問題能否調和，將是解讀本次展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歐洲中心主義：把古埃及建構為白色文明
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影響下，殖民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認為西方白人創造了文明，其他膚色人種因為沒有文明而低於白人族群。在拿破崙1798年遠征埃及後，西方掀起新的埃及熱，他們對古埃及“異域風格”的物質文化著迷，把古埃及文明看作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按照只有白人才有文明的思維和論調，認為古埃及文明是白人建立的文明，也只有西方的白人才能研究，認為他們比埃及人更有資格保護、研究古埃及的歷史和文化。就這樣，西方學者把古埃及構建為白色文明，硬生生地把位於非洲東北部的埃及“搬到了”歐洲，古埃及成為歐洲的文化遺產。因此，西方的埃及學從學科創立開始就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心安理得地獲得古埃及文物，把文物運到他們的博物館，把他們認為好看的、漂亮的放在展廳裡，供有錢有閒、穿著得體的博物館附近的居民參觀，把他們認為普通的、平平無奇的文物堆在倉庫裡、永不見天日。這一做法完全不顧考古出土時的文物間的擺放關係，也忽略了檔案記錄和出土背景，導致現在很多文物的源流問題不清晰，不利於學術研究。
為了使文物收藏和研究、赴埃及的考古發掘更合情合理合法，過去的西方學者認為阿拉伯人入侵之後的埃及和法老時期的埃及不是同一個文明和人種，認為現代埃及人和古代埃及人沒有聯絡，剝奪當代埃及人繼承法老時期埃及文明和遺產的權利。文化遺產屬於誰、由誰繼承的問題，有時難免存在爭議。現在反思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的西方學者認為法老埃及的遺產屬於現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只要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的入侵沒有把當時的埃及人趕盡殺絕（包括在這之前的朝代更迭興替），那麼之後不同族群間的通婚、融合等，都是必然的，古埃及人的血液依然流淌在當代埃及人的身上。不僅如此，西方人對伊斯蘭文明下的埃及缺少興趣，對當代埃及人也基本完全無視。古埃及的神廟建築、墓葬等遺蹟彷彿位於當代埃及密閉的島上，在五星級酒店、飛機、大巴等便利設施所代表的發達旅遊業的“保護”下，西方參觀者彷彿空降到這個密閉的島上，他們選擇隔離、遮蔽當地人，彷彿當代埃及的意義就在於提供法老時期埃及的文明，別無其他（參考Cheikh Anta Diop，Donald Reid，Lynn Meskell，Rachel Mairs等人論著）。
此外，也是在上述的西方優越論、種族主義等的影響下，西方考古學家在埃及發掘期間僱用很多埃及當地人當發掘工人、經理人（reis）全權負責各項行政和日常工作，卻對這些當地人的貢獻隻字不提，他們是不被看見的勞動力（Stephen Quirke 2010）。這些問題在最近幾十年才開始有所改觀。
攝影師Harry Burton拍攝的埃及本地人參與考古發掘等活動 （Deir el-Bahri: Progress of the Work, January, 1929）
非洲中心主義：把古埃及建構為黑色文明
伯納爾（Martin Bernal）的三卷本《黑色雅典娜》因為所引用的材料和解讀過程中的一些錯誤，發表後在學界引起巨大爭議，但是學界至少對該著作有一個共識：他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是沒有問題的。他第一卷（英文原版出現在展覽中）的論點是古希臘文明在早期受到埃及和腓尼基人等閃米特人的深刻影響，他本人並不是非洲中心主義者，只是批判歐洲中心主義。但這不妨礙他的書在黑人聚居的紐約東哈勒姆很暢銷，成為非洲中心主義的“指南”之一。迪奧普（Diop）的《文明的非洲起源》（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1974）也是非洲中心主義者特別看重的一本書。該書的主要論點是法老時期的埃及是黑人文明，所有的人種/種族都起源於黑色人種。
非洲中心主義者認為非洲是文明的發源地，用非洲中心取代歐洲中心論。他們的做法是把古埃及當作整個非洲大陸，借用古埃及的元素來證明黑人比白人高階。這些主張有一些支持者，但也不乏批評者。非洲中心主義者最大的問題在於繼續製造黑白二分和對立，沒能超脫之前啟蒙運動思想家所犯的錯誤，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下延續種族主義的窠臼，只不過以黑人優越論、高階論來取代白人至上主義（Kwame Anthony Appiah 2010 [1997]; Paul Gilroy 1993）。他們忽略撒哈拉以南廣袤的非洲大地上的人們和文化。非洲流散時期的黑人借用古埃及元素表達自己的訴求，卻無法共情同時代埃及人的需求、處境和情感，無法超脫種族主義構建新的身份認同。他們所參考的古埃及種族議題，並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Clarence Walker 2001），因為古埃及沒有膚色黑白問題。非洲中心主義者還混淆了一個概念：人類起源於非洲（有科學依據，得到生物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科學家的支援，已是共識，且膚色的不同只是適應不同環境過程中演化的結果），在之後的幾十萬年遷移、定居到其他洲，但這不等於西方文明或人類文明起源於非洲，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當然，考古學等領域對文明的定義至今依然存在爭議，筆者不再展開。
特別指出，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強呼叫古埃及的文明和歷史來證明非洲不是沒有文明的蠻荒之地，這沒問題。他領導的泛非洲運動（Pan-Africanism）強調所有非洲人的整體性和聯合。他最為人熟知的作品《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裡面有兩個經典說法。第一，20世紀是膚色黑白對立的時代（the color line）；第二，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指黑人無法真正認識自己：只能透過他者（白人）的眼光看到自己，只能在外界輕視和同情的心態下去測量自己的心靈，造成內心的割裂和衝突，無法自信地認識自己的價值和潛能。展覽空間裡一個小的雜誌陳列室，擺放著杜波依斯主編的期刊《危機》（The Crisis）。
《危機》雜誌若干期的封面陳列，其中一些封面選擇了具有古埃及特色的元素。
法老主義：現當代埃及使用古埃及歷史和文化進行民族身份建構
法老主義是指現當代埃及人對古埃及文明文化的學習和利用，把法老時期的文明元素充分融入到埃及的民族主義敘事中去。具體做法表現在：中小學的教育包含古埃及的歷史文化教材和課程；政府發行法定貨幣，紙幣的一面圖案為法老時期的建築、雕像等，另一面為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宣禮塔等，硬幣也類似；埃及政府開始注重培養本國的埃及學人才，一改過去由西方埃及學家主導的局面；埃及的電視節目也出品了以古埃及為題材的電視劇；主導重建新的埃及國族認同的埃及人對古埃及的文化遺產充滿自豪感，倡導埃及人主持考古發掘，構建一個兼有法老埃及文明（世俗主義）和伊斯蘭文明的民族身份（Reid 2002）。雖如此，這一做法無法調和與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保守主義的矛盾（Elliot Collα 2007）。近幾十年裡極端分子在埃及策劃了數起針對遊客的殺戮事件（Meskell 2000）。
埃及紙幣：20埃及磅正面
埃及紙幣：20埃及磅反面
種族是由膚色決定的嗎
在基本釐清上述歐洲中心主義和非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後，我們不禁要問：種族（race）是什麼？是由膚色決定的嗎？學者Sarah Derbew (著有Untangling Blackness in Greek Antiquity，2022) 和學者Denise McCoskey (著有Race: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2012）都堅持使用race這一概念，而未使用身份（identity）或族群（ethnicity）等術語，主要是為了梳理學術史、糾正之前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白人學者在20世紀的學術著作中的問題。美國白人學者身處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大背景中，切入古代世界的研究問題和視角都打上了自身所處時代的侷限性而不自知——認為古代地中海世界也是以膚色作為衡量種族的唯一且重要的標準。Derbew和McCoskey等人的著作是對種族相關的學術研究的“撥亂反正”。McCoskey的觀點是，在古代，無論埃及、希臘還是羅馬，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以膚色為標準尺度的種族劃分，甚至，他們也不自稱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所以，古代人是以什麼作為種族認同的標準呢？Derbew的論點是，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種族一詞和膚色沒關係。種族是流動的，不斷變化的，而非固定不變的、僵化的認知和建構。劃分種族的標準也很多，膚色甚至不是其中一個標準，其中的“表演性”很重要（performance，performativity，不是舞蹈、影視劇等表演，而是指跟行動相關的任何活動）。這也是Gilroy （1993）強調的，個人作為主體，根據當時的情境和局勢所做出的選擇和行動本身，尤其是被壓迫者面對壓迫者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所進行的積極互動，改變壓迫者對被壓迫者的看法，而非一味忍受壓迫，構成了種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觀點都深化發展了之前的有關族群研究的理論：身份認同是流動的，建立在自我認同和外界接受的基礎之上，受多方因素影響，是變化的，反對任何僵化地對待這一問題的主張和觀點 （Fredrick Barth 1969）。
Derbew現為斯坦福大學助理教授，這是她的著作封面
大都會博物館的展覽完全未提及上述學術爭議和問題，也未從學術史角度進行相關的簡介和梳理。與這個展覽同時推出的圖錄中有幾篇論文，雖然引用了諸如Derbew和Gilroy等人的著作，但展覽本身傳遞的資訊是黑人藝術家認為膚色是種族的最重要標準，古埃及元素是建構黑人身份的重要途徑和切入點。雖然展覽也包括幾個特製的影片，和配套的表演節目，但完全未去化解和反思非洲中心主義的弊病，沒有傳遞有關種族更有效、更有說服力的定義和概念，繼續在膚色上大做文章。此次展覽專門創作了一個有關克里奧帕特拉的短影片：由黑人女性穿著當代職業西裝進行詮釋（Hunt-Ehrlich 2024 Cleopatra at the Mall），可謂進一步強化了非洲中心主義。
該展覽的政治目的顯然是為非洲中心主義張目。展覽試圖糾正美國曆史上的種族主義和歧視，為遭受巨大磨難的黑人同胞賦能，可以理解。作為政治正確的一部分，對黑人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中積極的部分加以闡釋宣揚，這無可厚非。但同時，該展覽無法真正推動學術進步及真正的種族平等，無法整合不同人群的訴求和利益，可能會造成不同膚色人群的割裂，不利於各族群的團結。民權運動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他的經典演講“我有一個夢想”裡強調不同膚色人群的聯合、理解、支援，而非對立和割裂。
Loïs Mailou Jones, Egyptian Heritage, 1953, 畫家的自畫像以古埃及人物和符號為背景，表明和古埃及的關係
Gilroy在1993年出版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一書中的結論部分寫道：他希望21世紀不再是杜波依斯所說的嚴格劃分膚色（the color line）的世紀，而是一個真正解決地區和全球性經濟不平等的世紀。筆者深以為然。非洲中心主義者如果想要解決種族歧視問題，答案顯然不在延續“種族鬥爭”這一未見成效的思維和運動口號，而應該跳出這些，看到結構性的困境和經濟劣勢所導致的黑人、有色人種在美國的困境，並從此層面著眼解決問題（2024年大選中哈里斯無法動員足夠的有色人種同胞本身也說明以膚色種族作為身份標誌，並不必然具有團結族群成員的凝聚力和作用）。如果可能，盡力爭取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援，比如聯邦政府允許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在自留地保護區建賭場，發展經濟，一些人因此變得富有，成為所謂的富裕的印第安人（Alexandra Harmon 2010 Rich Indians)。如果政策、結構等難以根本改變，那麼，個人如何努力發揮主觀能動性，有個例子可提供思路：一部分亞裔尤其是華裔、印度裔在美國透過高等教育進入了金融、科技等領域，顯著提高了經濟地位，過上了體面生活，躋身於中產階級，扭轉了歷史上的消極形象。順便說一句，這一群體也難免遭遇結構性的種族問題。美國的種族現狀依然非黑即白，那亞裔在這個光譜在哪兒呢？顯然是被無視的，成為新的“隱形人”（更多可參閱艾里森的The Invisible Man）[5]。因此，還是上面的觀點：膚色之爭不具備生產力，反而造成割裂。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次展覽展出的藝術家Fred Wilson創作的灰色區域（Grey Αrea）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該作品一組五件雕像呈現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對立，而是白色、淺沙丘色、小麥色、深咖啡色、黑色五種膚色。雖然依然是現當代的膚色決定種族的思維，但探索了奈芙蒂蒂膚色光譜的可能性，開啟了對話、包容、整合、團結的可能性。
Fred Wilson, Grey Area (Brown Version),1993。藏於布魯克林博物館
古埃及文化元素屬於誰
縱觀古埃及漫長的歷史，最為展覽中的黑人藝術家或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人只有三位：奈芙蒂蒂（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阿肯那頓的妻子，他們進行了宗教改革，只信一神太陽神阿吞）；圖坦卡蒙（他的黃金面具現藏於埃及開羅博物館；1922年考古學家卡特發現圖坦卡蒙墓室）；托勒密埃及的克里奧帕特拉女王，文物遺存幾乎沒有，除了個別鑄幣側臉圖案。因為自莎士比亞以來的文學作品、影視劇作品呈現克里奧帕特拉和羅馬共和國的凱撒和安東尼的愛情故事、為避免成為羅馬的俘虜而自殺等事件，使得她的知名度及在文藝作品中出現的頻率不亞於她的這兩位老前輩。因為她的真實的相貌外形特徵不可考，因此更容易被“隨心所欲” 地解讀。這次展覽的作品主題和元素大都在這三人基礎上進行的再創作。
除著名人物外，古埃及物質遺存最為人所知的即為金字塔。這次展覽也在一個展覽室中心位置放置了一個現當代抽象派藝術金字塔。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盧浮宮主庭院裡的玻璃建築，是對金字塔的經典借用。所以，這些文化元素不只屬於一個族群，可以在藝術上給所有願意去了解它們的人以靈感和啟迪 。藝術家Sarah Sze（施肇基後人）也在她的作品裡使用過金字塔等元素，空中白雲的流動、人在屹立數千年的金字塔附近奔跑，透過數個影片同時播放的形式啟發觀者去思考短暫與永恆、變與不變等問題[6]。
金字塔，藝術家Sam Gilliam作品，大都會博物館展覽室
古根海姆博物館2023年展出的Sarah Sze作品，上面的小影片呈現流動的白雲，下面的小影片聚焦金字塔和附近的女子
從藝術性上來說，有些借用古埃及元素而創作的當代藝術作品，頗有創意，和蒙德里安等人的抽象藝術類似。以拍攝古埃及和古努比亞遺蹟而著稱的攝影師Chester Higgins，出版了數本受歡迎和好評的攝影作品，在這次展覽中也有體現。但展覽裡的有些作品，直接照搬古埃及元素，過於強調埃及為“黑人和黑色”文明，作品本身的政治性大於藝術本身——這是當代藝術的一個特色，也可以說是通病。
薩卡拉墓葬區的Irukaptah之墓，攝影師Chester Higgins拍攝。
寫在最後
筆者近期也參觀了位於曼哈頓的FIT博物館（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非洲流散服裝展（The Africa Diaspora Fashion）。該展覽的理論基礎為“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藝術史家Robert Thompson於1983年用此術語強調流散藝術的關聯（connection）；1993年上文提到的社會學家Gilroy的《黑色大西洋》從文化生產的角度呈現黑人藝術家在黑色大西洋這一空間裡生產創作對抗啟蒙運動現代性的文化藝術形式。展覽還引用了一些著名學者頗有影響力的著作來深入探討一些話題，比如，人類學家Michel-Rolph Trouillot的著作Silencing the Past，來說明啟蒙運動以降的西方現代文明建立在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元對立之上，譬如宣稱非洲沒有歷史來為殖民主義正名。FIT展覽的服裝作品的靈感來源於整個非洲大陸的歷史文化、地域特色和日常服飾。策展人Elizabeth Way透過紮實的學術理論和服裝設計師的具體作品向參觀者傳遞了如下資訊：非洲流散藝術家只是非洲所有群體中一部分人的經歷，並不能代表所有非洲人；相關運動在實踐過程中存在爭議；非洲人和非洲大陸有文化和深層歷史（deep history，體現在製作衣物複雜工藝的代際傳承、圖案的象徵性內涵和社會文化功能等方面），不是西方殖民者眼裡的沒有歷史的土地（ a land without history）。這些視角也基本驗證了筆者上文對大都會展覽的評論。
FIT博物館展覽海報
行文至此，筆者的反思是，種族、性別和階級階層三個流行的分析視角（美國的“歷史考古學”擅長以此切入、提問，又稱“三巨頭triumvir”）未必是分析一個人、一群人身份的最佳視角。當然，在歷史遺留的種族主義問題未解決之前，相關探討依然有意義。如果未來社會能注重公平、正義，經濟分配更加合理，歷史問題慢慢淡化，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得更合理（吉登斯關於結構和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屆時可能沒必要繼續討論這些，也沒必要繼續使用諸如黑人、白人等詞彙，但目前可能沒有更好的替代詞彙，於是本文也難以避免此問題。
筆者身處美國學術界，面對大行其道的身份政治和性別性向及種族研究（忽略階級），已覺疲倦，雖不從事直接相關的研究，但必須熟悉這些。人那麼多元，為什麼要卡在“三巨頭”之內進行區分和認同呢？性別和膚色的認同流於表面，解釋力有限，且會造成不同群體間的割裂和矛盾。如何跳出這一分析框架？可能性之一為採用個人屬性（personhood）這個概念（Chris Fowler,The Archaeology of Personhood, 2004 ），即分析個體一生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包括重要年齡節點所對應的儀式）、所有社會關係（家庭背景、教育、婚育，和周圍事物的互動等）對其產生的影響、在動態過程中個體身份和社會身份不斷被形塑。這些要素能更全面、立體地去了解一個人。社會身份最重要的判斷標準之一是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而日常生活中很多場合都可以體現、強化、“主動營造”社會地位，服飾風格（最近幾年流行的老錢風、靜奢風、性冷淡風等）、談吐舉止（是否優雅、鬆弛，和家庭背景深度相關，參考布迪厄作品）、生活方式（消費、飲食選擇和習慣、旅行——一位教授自我介紹時說她去過100多個國家，後來知道，她父親是已故億萬富翁）。另一個例子是杜波依斯，雖為黑人，但他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其品味、學識、思想都超過了絕大多數白人，20世紀初成為黑人群體的精神領袖、活動家，其著裝風格屬於典型的dandy（注重外表、穿著得體入時的男士）[7]。使用這些要素進行分析時也要考慮一個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且不斷更新認知，而非侷限於種族和性別這些標籤。
杜波依斯
未來的世界如何多中心共同發展，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視角來看待歷史和藝術？這是留給每一個人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註釋：
[2] 詳情參閱：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flight-into-egypt-black-artists-and-ancient-egypt-1876-now
[3] Tommasino在一個演講裡提到以往的西方藝術只為富人服務，普通人進到博物館，有一種不適感。他提倡要以主人翁的心態去欣賞和“擁有”這些以往為上層階級所定義所服務的藝術。更多可參考影片：Get High [Culture] | Akili Tommasino | TEDxBinghamtonUniversity
[4] 這是“埃及熱”最顯著的特徵。埃及熱和愛埃及（Egyptophilia）的區別在於：前者在建築等藝術上使用古埃及元素，不管是否真正瞭解和理解古埃及文明；而後者，表現在西方貴族大遊學專案（The Grand Tour）把赴埃及的參觀考察遊歷納入其旅程中，強調的是對古埃及文化的喜愛而學習和了解古埃及文明的行為和做法 （更多可參考Jean-Marcel Humbert and Clifford Price 2003; Humbert 2010）。
[5] 也可以參考澎湃思想市場、澎湃新聞之前文章：疫情下的在美中國留學生：位置、身份認同與共同體的再想象；最孤獨的群體：精英視角下美國亞裔群體的階級分裂與團結。
[6] https://www.guggenheim.org/exhibition/sarah-sze-timelapse
[7]對於這個“標籤”，詳情可參考大都會博物館服裝部2019年年度大秀和圖錄：https://www.metmuseum.org/press/exhibitions/2019/camp ，裡面有一節主題專門講dandy和dandyism。在搜尋2019年服裝展時，發現該部門2025年年度大秀主題為“大西洋流散中穿衣風格對黑人男性身份的形塑” （The Costume Institute’s Spring 2025 Exhibition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artorial Style to the Formation of Black Identities in the Atlantic Diaspora），詳情可見：https://www.metmuseum.org/press/exhibitions/2025/superfine ——由此可知，博物館不同部門從各自專長出發、從不同角度探索身份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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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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