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國家治理》週刊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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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資料結果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2.6億人，佔比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比重達到13.5%，全國有6省老年人口超1000萬。
有專家表示，上世紀60年代由於採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育高峰期，因此“60後”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這批人將在今後幾年紛紛步入老齡群體。人口老齡化問題已不容忽視，“十四五”將是我們應對老齡化不能錯過的視窗期。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立足公眾視角，圍繞公眾養老預期進行了一系列調查。
重要發現：
01
公眾的養老預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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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公眾養老預期總體偏向樂觀，社會生活預期較為積極，比2016年有所增高，而個人狀態預期相對謹慎。
養老預期，即公眾對進入老年生活後各方面狀況的預期判斷。本次調查在2013年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編制的養老預期量表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新，增設了“價值貢獻”這一維度（見表1），並使用里克特五級量表測量了公眾對晚年生活的預期，得分越高則表示其對晚年生活的預期越為樂觀。結果顯示，公眾的晚年生活預期平均得分為3.21分（5分制），說明公眾目前對晚年生活的預期整體偏向樂觀。從“社會生活預期”及“個人狀態預期”兩個維度來看，公眾對晚年社會生活預期較個人狀態預期更為樂觀。
在社會生活預期方面，均有近七成的受訪者認同，到了晚年“我還能享受愛情或婚姻帶來的快樂”（68.3%），“我能夠與朋友、鄰里融洽相處，有良好的人際關係”（69.0%），以及“我會有充分條件去滿足我的興趣愛好”（68.0%）。對於排列最後的物質水平一項，也有64.1%的受訪者認同，到了晚年“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會下降”。
與2016年的調查結果相比，社會生活預期增幅最高的指標為生活形態，2021年認同“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的人數佔比較2016年上升14.7%。增幅排在第二位的是人際關係，認同人數佔比增長了12.56%。其後依次是愛情婚姻、照料護理與物質水平，這三項分別增長10.4%、8.5%、7.9%。
從調查結果不難看出，公眾對晚年社會生活方面充滿信心，這種信心既來源於個人能力（包括財富積累、人際交往），也與公眾對未來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信心密切相關。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回應了公眾的養老需求，從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和互助性養老等方面給予公眾更好的晚年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到2025年，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到95%，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民生紅包”的持續發放將極大增強老年人口的獲得感與幸福感，不斷強化公眾對未來晚年社會生活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調查發現，公眾對個人晚年狀態預期較為謹慎，整體低於社會生活預期情況。其中，健康狀態、身體機能及相貌外觀在個人晚年狀態預期維度中排列最後三位，揭示出公眾對這三方面的焦慮情緒最為突出。近六成受訪者認為到了老年，“我會因為疾病纏身而倍感痛苦”（59.9%），“我的生活會因身體各方面能力下降而變得不快樂”（59.5%），“相貌會變得難看，我對此感到擔憂”（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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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學歷者、體制內群體、城市居民，擁有更為樂觀的養老預期。
結合人口統計學變數分析可知，女性的養老預期（3.31分）明顯高於男性（3.15分）（5分制）。受教育水平較高者的養老預期相對也更高。
受訪者的養老預期在職業間的差異較為顯著。其中，體制內群體養老預期（3.34分）最高，農林牧漁生產者（3.08分）與失業或無業人士（3.10分）的養老預期得分最低。可見，職業的穩定性對養老預期具有較強的影響。
結合當下新就業形態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18—35歲區間內，新興職業從業者（3.15分）較非新興職業從業者（3.23分）養老預期略低，但新興職業從業者在社會生活維度的預期（3.99分）顯著高於非新興職業青年（3.71分）。
城市居民（3.21分）較鄉鎮村居民（3.14分）養老預期更高。與2016年的調查結果相反，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城市行政級別與居民養老預期成正相關。調查結果的變化，可能源於近幾年城鄉融合發展，養老焦慮從城市逐漸向鄉村傳導。同時，隨著城市的養老保障不斷完善、養老服務明顯最佳化，過去城市居民的養老憂慮情緒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撫慰。
02
養老預期背後的影響因素
公眾對未來經濟社會的展望及對養老保障、養老政策、輿論環境等多方面的信心程度深刻影響著自身養老預期。
公眾對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的樂觀程度與養老預期成正相關，尤其是與社會生活預期成強正相關。可見，在公眾心中，評判未來老年生活是否幸福的標準直接掛鉤於國家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個人的幸福離不開國家的強盛，個人發展也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
公眾對未來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及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的樂觀程度與養老預期成正相關。醫療、保險及服務是公眾認為養老保障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調查顯示，相對比於保險和服務，公眾對未來醫療制度的信心程度與養老預期呈現更強的相關性。不難看出，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公眾對健康問題的重視程度也日益提高，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下醫療制度存在明顯短板，醫療衛生領域尚有較大發展空間。
公眾對未來適老產業發展及老年人社會參與渠道逐漸通暢的樂觀程度與養老預期成正相關。發展適老產業及完善老年人社會參與渠道，是滿足老年群體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的應有之義。一方面，大力發展適老產業將有效填補銀髮市場的空白，使老年群體的需求得到充分尊重與滿足。另一方面，暢通老年人社會參與渠道，將極大保障老年群體實現個人價值，從生理、心理等多層面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公眾對新型養老概念及養老模式的瞭解程度與養老預期成正相關。養兒防老一直是我國較為傳統的養老理念，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型養老理念及養老模式因勢而生。當問及“您更傾向哪種養老方式”時，以上門服務和社群日託為主要形式的社群養老領先其他模式，佔比高達56.0%。49.6%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去提供多元服務的營利式機構養老，47.7%的受訪者選擇了以集中服務為主的社會福利性養老模式，而以子女贍養為主的家庭式養老模式位居末位，佔比46.6%。
公眾對友愛老人的輿論信心與養老預期成正相關。尊老、愛老、敬老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最近幾年，有關老人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跌倒老人扶不扶”甚至一度成為道德和法理的爭議熱點。從本次調查中不難看出，公眾對於營造更加友愛老人的輿論氛圍存在美好期待。而實現這一目標願景，需要不斷提高社會各界對老齡問題的認識，增強全體公眾的老齡意識與社會責任感。
03
公眾行為選擇中的養老考慮
本次調查使用里克特五級量表測量了養老因素在公眾重要行為中的參考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某項行為中考慮養老因素的程度越深。調查結果顯示，公眾的主要行為選擇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養老因素的影響，且考慮程度均超過3分（5分制）。其中，看病就醫得分為3.80分，位居首位。擇業就業（3.78分）、重大支出（3.72分）、生育養育（3.68分）、理財投資（3.67分）、戀愛結婚（3.64分）、日常消費（3.62分）依次位列其後。公眾出國移民行為考慮的養老因素相對最少，得分為3.36分，較日常消費低約7個百分點。
不同行為中養老因素的考慮程度不同，其背後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具體來看，個人狀態預期與公眾行為中的養老因素考慮程度成負相關。當公眾的個人狀態預期越消極，他們在各項重要行為選擇中將越多地考慮養老因素。其中，公眾的老齡觀也深刻地影響著公眾在諸多行為中考慮養老問題的程度。調查結果顯示，當公眾越是認為“衰老本身很可怕”時，他們在擇業就業、重大支出、看病就醫以及戀愛結婚中將更多地考慮到養老因素。可見，積極色彩偏低的老齡認知及養老預期會促使公眾提前做好養老準備，以防患於未然，而職業、不動產、健康以及婚姻則成為了人們抵禦老齡風險的四大安全砝碼。
公眾對未來老年護理及服務體系的信心，及對養老政策的滿意度與他們在擇業就業中考慮養老問題的程度成正比。調查顯示，當公眾對未來老年護理及服務體系的發展越有信心，對國家出臺的養老政策的滿意度越高時，他們在擇業就業時考慮養老因素的程度就越深。這不難理解，職業的選擇雖然能與養老福利掛鉤，但在通貨膨脹、利率變化、以及其他風險因素的影響下，未來福利最終的數量、質量均具有較大不確定性，而不斷成熟的養老服務模式、日益完善的養老政策，在強化公眾對未來養老環境的信心的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於養老服務體系的認知，促使他們在眾多不確定性中更多地考慮到養老因素。
公眾對新型養老概念及養老模式的瞭解越多，他們在投資理財中越會考慮養老問題，而公眾在投資理財中越多考慮養老因素，其對新型養老概念及養老模式的瞭解就會越清晰，從而形成良性迴圈。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諸如“旅遊養老”“抱團養老”等新型養老模式的出現，吸引著更多公眾透過投資理財的方式為自己積累養老財富；另一方面，隨著公眾養老儲蓄投資意識的不斷增強，他們主動關注、瞭解新型養老概念及養老模式的積極性也會越高，為養老積累財富的動力也會越大。
04
公眾對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期待
面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這是黨的文獻首次將應對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也是國家直麵人口老齡化、養老焦慮等問題所作出的全面部署。
當被問及“哪些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內容，您認為最為重要”時（見圖1），選擇“健全養老服務綜合監管制度”（62.0%）和“健全基本養老服務體系”（60.5%）的受訪者最多。選擇“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最佳化生育政策”與“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的受訪者佔比均為52.1%，排在最後。不難看出，公眾更多地將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聚焦於提高養老服務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上。
實際上，人口老齡化是整體人口結構出現失衡發展的問題，解決該問題需要利用人口週期治理的整體思維。《“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最佳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也就是說，在老齡化問題上，除了建立更完善的養老服務體系外，強化人口均衡發展的全域性性應對意識也非常重要。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自覺行動。
從公眾個體角度出發，當被問及“為擁有更好的老年生活，您現在及未來將會做好哪些準備”時，財富儲備和健康維繫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兩個方面。如圖2所示，受訪者普遍認為要“增強儲蓄、投保意識，為老年生活做好財富儲備”（62.3%），“加強鍛鍊，調整生活作息，促進個人身心健康”（60.7%）。除此之外，制定養老計劃（58.3%）、暢通人際關係（56.5%）與樹立積極老齡心態（55.6%）也被認為是重要的備老計劃。另外，有51.7%的受訪者選擇了“向有關部門積極發聲建言，推進改善養老環境”。
在如何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更好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上，公眾也表達了諸多期待。
第一，要加強各項制度建設，進一步織密老年人社會保障安全網。要儘快“建立健全老年社會保障制度及健康促進機制，保障老人權益”（58.8%）。同時，也要著眼於最佳化老齡社會各環節協調配合機制，不斷“完善生育、戶籍等配套政策法規”（55.8%）。
第二，要著力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一方面，要“健全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最佳化為老服務供給”（57.8%），不斷最佳化各類養老服務和產品品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銀髮經濟，“深化老齡產業發展，推動老年產品市場提質擴容”（55.5%）。
第三，要築牢社會財富保障基礎，發揮科技支撐優勢。56.5%的受訪者表示，要 “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基礎，增加社會財富儲備”。同時，還要加快為老產品和服務的科技研發程序，“強化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推廣智慧養老”（57.2%）。
第四，要增強前瞻性治理意識，實現人口均衡發展。應對人口老齡化既要“強化全人口全生命週期理念，超前規劃整體性治理”（55.8%），讓辦法走在問題前。此外，還需及時應對當下勞動力結構性矛盾，“全面提高人力資源素質，推進老齡人力資源開發利用”（51.1%）。
第五，強化全社會老齡共識，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政府要進一步“加強輿論引導，營造愛老敬老助老的社會氛圍”（51.6%），倡導全社會自覺參與到愛老行動中，形成全民共建的新態勢。
調查時間：2021年2月23日—2021年2月28日
樣本構成：本次調查共回收問卷2149份。其中，男性受訪者佔64.5%，女性受訪者佔35.5%。樣本覆蓋各年齡段，18歲以下佔2.0%，18—35歲佔56.0%，36—44歲佔27.9%，45—60歲佔11.0%， 60歲以上佔3.0%。受訪者的學歷情況為，博士研究生及以上佔2.4%，碩士研究生佔8.0%，本科佔37.9%，大專佔21.6%，高中及以下佔30.1%。城市居民佔92.5%，鄉鎮村居民佔7.5%。受訪者所從事的行業為，公務員、國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18.0%，外企/民企/私企管理者、職員佔22.9%，個體經營者、自由職業者佔28.1%，農林牧漁生產者及務工人員佔17.9%，學生佔7.4%，失業或無業及其他情況人員佔5.7%。
來源 | 《國家治理》週刊2021年5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