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道格拉斯·威爾森（Douglas Wilson）出版了《重尋失落的學藝》（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一書。這本書的主旨很簡單：有一些重要的東西在學校中失落了。曾幾何時，公立學校落入無神論的境地，基督教學校成了庇護所。然而，這兩種學校似乎都沒有教導學生如何精於思考，也沒有教導學生以基督徒的眼光看待世界。
威爾森是一位牧師，同時也是一位父親，他這本書基於1948年的一篇文章《失落的學藝》（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該文作者是牛津大學畢業生、懸疑小說家、C.S.路易斯的朋友多蘿西·塞耶絲（Dorothy Sayers）。威爾森的書和塞耶絲的文章掀起了一場運動：基督教古典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 [CCE]）。
在文章中，塞耶絲將問題點破——現代偽教育家們使“學校”與基督產生疏離：“神學是科學的女王，若離開神學，整個教育結構必然會缺少最後的綜合性。對此，不同意的人會滿足於讓他們學生的教育停留在一堆鬆散的目標中。”[1] 威爾森認為，由於受到進步主義思想的影響，這種疏離在世俗學校和基督教學校中都明視訊記憶體在。路易斯的《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與塞耶絲的觀點彼此呼應，在當代基督教古典教育復興運動中，該書是另一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
塞耶絲還談到了教育不能教會學生如何思考的危險：
透過教會他們[兒童]閱讀，實際上我們就將他們置於印刷品的任意擺佈之下。因為我們發明了電影和收音機[現在是網路]，實際上我們就確保，即使孩子不喜歡看書，詞語還會像炮彈一樣不斷炮擊他們。他們不知道詞語的含義，也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或者躲避、回擊。他們在他們的情緒中變作詞語的獵物，而不是在理智中成為詞語的主人。……我們已經失去了學習的技藝，在沒有這些技藝的情況下，只能向學生提供糟糕又零碎的教育。[2]
威爾森對這篇文章的解讀不僅促成了他的著作，還於1981年在愛達荷州的莫斯科（Moscow）創辦了“邏各斯學校”（Logos School）。
1980年，另一本影響基督教古典教育復興運動的重要著作出版。大衛·希克斯（David Hicks）的《規範與高貴》（Norms and Nobility）一書在復興運動中越來越受到歡迎。他所開具的教育處方主要基於“派德亞”（paideia）這一希臘語詞，由此，這本書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恢復做出了貢獻。
同樣在1980年，就在邏各斯學校創辦的前一年，堪薩斯州託皮卡（Topeka）的一小群基督徒創辦了“凱爾帕拉維爾學校”（Cair Paravel School）。“凱爾帕拉維爾”取自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Chronicles of Narnia），他們旨在建立一所更多以路易斯的著作而非塞耶絲的文章為基礎的學校。
1981年，印第安納州南本德（South Bend）的另一群跨宗派基督徒在格林勞恩（Greenlawn）創辦了“三一學校”（Trinity School）。
這三所學校都是獨立創辦的，而且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每所學校都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復興提供了早期的推動，這一復興現在可以追溯至40年前。
大約在1992至2000年間，有超過100所第一代古典基督教學校出現了，其中大多數學校是以邏各斯學校為模型的。1994年，基督教古典學校聯盟（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 [ACCS]）成立，旨在領導這場蓬勃發展的運動。
第一代ACCS學校：塞耶絲與“三藝”，約1982-2000年
第一代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復興是基於塞耶絲對中世紀前三項自由技藝（被稱為“三藝”［Trivium］）的獨特詮釋。塞耶絲是一位善於洞察模式、發現隱蔽而深刻之真理的大師。這一不凡本領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人認為她是20世紀最優秀的推理小說作家。塞耶絲運用她的技巧觀察到了三藝的一些新穎之處。
“三藝”——文法、邏輯和修辭——作為七項自由技藝中的其中三項，在西方教育的歷史中隨處可見。在整個歐洲，中世紀三藝（Trivium）和四藝（Quadrivium）的彩繪玻璃作品至今仍閃耀著光芒。這七項自由技藝被鐫刻在學院和大教堂的石碑上。但正是塞耶絲注意到，三藝同時與學生的年齡相吻合。對幼兒來說，“文法階段”是自然而然的——他們可以輕鬆地記憶和背誦事實。少年人好爭辯，所以應該教他們邏輯。而青年人（約高中時期）希望很好地展示自己，所以要教他們修辭。
這種三藝觀是新穎的，它為第一代古典學校提供了一個框架，使得拉丁語、歷史、文學、寫作等科目能夠構成一種卓越的教育體系。這種三階段的模式塑造了整個1990年代的古典基督教運動。
在這一早期階段，約有100所學校成立。
第二代ACCS學校：“整合”與“偉大著作”，約2000-2008年
第二代古典基督教運動於2000年左右興起，並一直持續到大約2008年。格林勞恩“三一學校”的帶領者以及此次運動的其他思想家，包括韋斯·卡拉漢（Wes Callahan）、安德魯·科恩（Andrew Kern）、泰·費舍爾（Ty Fischer）以及唯理達出版社（Veritas Press），推廣了基於西方正典且囊括歷史、文學、哲學、神學和藝術的綜合性學習。在課堂上圍繞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Great Books）[3]進行圓桌討論成為古典教育更為普遍的一個標誌。哲學在第二代學校中佔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藝術、文學和神學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拉丁語和希臘語也獲得了新的重要意義，它們不再作為邏輯或科學語言的媒介，而是作為“回到源頭”（ad fontes）的路徑。儘可能接近以原文進行的原著學習提供了最純粹、最有效的教育形式。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以及較低程度的法語和盎格魯撒克遜語，成為人們更加充分欣賞文字的途徑，而不僅僅提供一些實用性的成果。許多第二代學校開始在精通古典語言方面進行更為嚴格的嘗試，採用漢斯·奧爾博格（Hans Orberg）的《拉丁語綜合教程》（Lingua Latina）[4]等類別的語言課程。
在這一階段末期，一群來自運動內部的學者，由古典學術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的克里斯托弗·佩林（Christopher Perrin）博士所引領，開始深化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復興。這個被稱為“阿爾昆夥伴”（The Alcuin Fellows）[5]的團體為第三代和第四代CCE復興運動的形成做出了貢獻。“阿爾昆夥伴”強調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諸多歷史形態進行持續的研究，指出培育情感的“具身實踐”（embodied practices）的重要性、閒暇（scholé）的作用，以及在整個校園生活中對美（beauty）和審美（aesthetics）的恢復。
到第二階段結束時，ACCS已擁有約200所會員學校。
第三代ACCS學校：“美德”與“情感培育”，約2008-2018年
對歷史的再發現持續定義著什麼是古典教育，這種追問現在使用的是更加古老的資源。這為大約從2008至2018年的運動帶來了一個新的階段。古典學校轉向了四世紀的主教聖奧古斯丁。奧古斯丁在他關於基督教教育的著作《論基督教教導》（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談到了教育的目標：
一個過著公義聖潔生活的人，對事物的評價公正無私，他的情感也始終嚴加控制。他不會去愛那不該愛的，也不會不愛那應該愛的；應該少愛的，他不會愛得太多，應該多愛的，他也不會愛得太少。[6]
奧古斯丁“正確而有序的情感”（rightly ordered affections）成為此次運動對美德（virtue）的定義。安德魯·科恩的“CiRCE研究所”[7]在本世紀初推廣了大衛·希克斯於1980年出版的《規範與高貴》一書，從而進一步強調了“派德亞”。“派德亞”（paideia）是古希臘的教育理念，這種教育理念旨在培養學生的德性（arete）——或者說是關於一個男人或女人正確地為自己的情感（美德）排序的教育。大衛·諾格爾（David Naugle）博士早在1990年代就闡明瞭這一觀點，[8]但2009年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渴望國度》（Desiring the Kingdom）一書中再次將其點燃。
這些影響促使ACCS學校關注古典教育的pathos（情感）和ethos（風氣）。ACCS學校重新注重美觀的校園裝飾和學生共同體的建造。傳統音樂，尤其是用作敬拜的音樂，也日益受到重視。這兩者都曾是第一代運動的一部分，但現在，隨著對學校風氣（ethos）的新強調，它們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以前作為校內體育專案的“內訓專案”（House programs），現在轉變為以“愛慕良善”（loving the good）為目標的學生領導力訓練。換句話說，服從不是出於義務，而是出於對良善的熱愛。這些“內訓專案”通常將禮儀晚宴、舞會、旅行、集會和服務計劃等活動納入一個單一的使命——吸引學生熱愛共同體中的真、善、美。
這一代學校對美德也有了新的關注。與道德行為不同，古人對美德的理解是與靈魂的渴望相關聯，這美德影響人去效法基督。基督教歷史上的七美德，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早期，它們經常處於核心位置，其他美德圍繞在它們周圍。它們分別是：正義、勇氣、節制、審慎、信、望、愛。“故事”因其在塑造美德方面的影響而備受重視。文法學校轉向了更古老的“童話”。到了高年級，“偉大著作”中的敘事被發現具有新的重要意義。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最初對偉大著作的關注點在於哲學觀念的發展。但在第二版更新時，艾德勒發現偉大故事在形塑文化方面的價值，而無論它們在觀念正規化中是否有貢獻。[9]總之，第三代學校有意培育學生的靈魂。
在這一階段結束時，共有約300所古典基督教學校加入了ACCS。
第四代ACCS學校：七藝、三大領域，約2018年至今
古典教育的恢復迄今已歷時四十多年，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基礎框架卻面臨挑戰。第四代基督徒試圖恢復一種已失落的異象——基督教古典教育不應被視為“基督教外衣”下的“古典教育”。相反，基督教古典教育是一個歷經千年、連貫一體的教育方案。在“古典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許多人試圖以過去的片段來除錯當下的模式，只有基督教古典教育才力求恢復全貌。
在聖奧古斯丁（約主後390年）與啟蒙運動（約1750年）之間，基督教修士和學者們將七種自由技藝轉化為基督教教育的基礎。這些技藝最初發源於羅馬帝國和希臘化的社會。但是，這些技藝從前缺乏目標（telos）或中心目的，就像沒有太陽可供環繞的行星一樣。以基督為中心，這七種技藝在中世紀得到了統一。因此，“古典基督教”並不意味著“古典加上基督教”。它指的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中世紀架構：人類與自然在基督的榮耀中且為了基督的榮耀合而為一。
在此次運動之前，古典教育者採用了常見於進步主義學校的通用學科框架——科學、數學、語言、歷史、文學等。只不過增加了一些新的科目，如修辭學和邏輯學。刪除了許多科目，如社會科學或政治學。第四代學校對這種支離破碎、以學科為導向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他們力圖增進對“三藝”的理解，揭示“四藝”的深度，加深我們對這些技藝進行整合的理解。在這裡，對七種自由技藝的整合性學習體現了特定的心智練習，這是一個受過教育之人的構成部分。
幾個世紀以來，古典教育一直都是這種整合性的學習——以聖言和世界中所啟示的真理為根基，從驚奇出發且通往智慧——所有這些都受“科學女王”即神學的支配。在這個時代，我們可以恢復這一傳統——它是我們的遺產——當我們致力於在教育中“將一切都更新”時。
譯者注：
[1] 本文凡引塞耶斯《失落的學藝》處，均採自王怡、蘇炳森等著《基督教古典教育》（2018年第二次校對版）一書中收錄的中譯文。引文這句話出自塞耶斯，《失落的學藝》，載於《基督教古典教育》，第173頁。
[2] 塞耶斯，《失落的學藝》，載於《基督教古典教育》，第168-169頁。
[3] 所謂“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源自艾德勒（Mortimer Adler）和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等人於上個世紀中期開啟的教育改革運動，這一運動最為顯著的成果是由艾德勒主編的《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叢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2）。該書的前兩卷（論題集）曾在國內學者陳嘉映的主持下被翻譯成中文：《西方大觀念》，華夏出版社，2008年。
[4] 這本書的中文版見：李慧主編，《拉丁語綜合教程1課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
[5] “阿爾昆夥伴”的官方網站為：https://alcuinfellowship.com/
[6] 出自奧古斯丁，《論基督教教導》，1.28。中譯文參石敏敏譯，《論靈魂及其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31頁，有修改。
[7] “CiRCE研究所”的官方網站為：https://circeinstitute.org/
[8] 作者未言明出處，或許指的是諾格爾1993年的博士論文，《聖奧古斯丁“失序的愛”之概念及當代應用》（St. Augustine's Concept of Disordered Love and Its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諾格爾於2008年出版了一本與此相關的書籍：《重建秩序的愛，重建秩序的生活》（Reordered Love, Reordered Lives: Learing the Deep Meaning of Happiness）。
[9] 作者未標明是阿德勒的哪一本書，很大可能指的是《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於1990年更新的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