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蒲公英的合唱團來自北京一所專為流動人口子女開辦的中學。合唱團的發起人和指導老師袁小燕，2010年起每年都從學生中招收合唱團團員，帶他們走出學校去表演。

她沒有致力於將合唱團打造成“名團”，也不熱衷於比賽、拿獎。袁小燕的很多學生小學時從未上過系統學習過音樂，初三畢業離開蒲公英中學後也很可能不會再有學習音樂的機會。

她希望，能讓學生在初中三年裡，儘可能體驗音樂、合作與站在舞臺上的快樂。至於音樂會對他們的未來產生何種影響，她並不想做出預設。她對我說：“我們的孩子和其他學校的孩子，都是中國上億孩子裡的一員，他們應當享有同樣的教育機會”。

以下是袁小燕的講述：

口述｜袁小燕

記者｜程靖

編輯｜徐菁菁

零基礎的音樂課

最近學校在開展夏令營，上午半天是合唱團排練，下午是樂器課。蒲公英合唱團最近要參加一場演出，我選了三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客家童謠《阿鵲鵲》，講一隻小喜鵲來到一個客家人的家，講述客家人的風土人情，節奏歡快，有童趣。要用客家方言來唱，把“阿鵲鵲”念成“阿夏夏”。我們以前也唱過新疆的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侗族、蒙古族等等的作品，希望讓孩子們接觸中國不同民族的文化。除此之外，平時合唱團也會唱不同國家的作品，英文的、非洲的、匈牙利的等等，讓孩子們接觸世界不同國家地區的音樂。

蒲公英學校夏令營的合唱團排練（受訪者供圖）

我是學音樂教育出身的。畢業後，我教過高中的藝術特長生，也在音樂培訓機構裡帶過學生。我來到蒲公英教書是2009年，當時我休產假一年多，特別想重新出來上班、融入這個社會。蒲公英中學是當時我面試的學校裡離家最近的一所，從我家坐車過來車程40分鐘。在北京，通勤時間一小時以內就算是幸福的了。

第一次來蒲公英時，我發現它雖然是一所初中，但校門花花綠綠的，校園裡的每一個角落雖然看著挺破舊，但也裝飾得像幼兒園一樣。面試蒲公英的那段時間，我還去過另一所小學面試，那裡的學生上課可“有規矩”，我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讓說話就說話，不讓說話就特別安靜。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但在蒲公英，我發現可能是學校理念的關係，孩子們更能釋放天性。我來試講了一節音樂課，感覺孩子們挺認真，也很可愛，會主動和我溝通，說“以前我們的音樂老師是個男老師，現在來了一個女老師”，還會和我說學校的一些事情，感覺挺親切。

於是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就來了。以前我帶的都是學音樂專業，或專門來參加音樂培訓的學生。來到蒲公英時，我要做的是藝術普及教育，對此我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過，當我開始給蒲公英的孩子上音樂課時，我發現如果按照教材，這課是沒法往下進行的。

學校音樂課用的是人民音樂出版社北京版的教材。現在的音樂教育，已經不是讓大家在一節課上把歌曲唱會而已，而是“透過唱歌學本領”。唱會只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讓同學們瞭解，一首歌曲的結構由幾個樂句、幾個樂段組成？樂句與樂句之間是什麼關係？一首歌曲的調式和調性是什麼？拿到一首西方作品，能分析出來是大調還是小調；拿到中國作品，你得知道它是宮、商、角（ jué ）、徵（ zhǐ ）、羽裡的哪一種調式？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但我們的學生連“哆來咪”都不認識。這些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小學上的是為外來務工子女開設的學校，那裡基本沒有專業的音樂老師。孩子們曾告訴我，“我們小學的音樂課是語文老師教的！”“我們音樂課是校長教的！”我問，那怎麼教？他們說，就拿個錄音機，或者手機電腦放一放歌曲，上課就是聽歌。他們沒見過音樂老師，更不用說系統性學到東西，小學六年的音樂教育完全是個空白。

於是我就從最簡單的識譜、打節奏開始教。初一第一學期的音樂課要學習義大利作曲家維瓦爾弟的小提琴協奏曲《春》，課程要求把主旋律唱會。但如果我讓孩子們反反覆覆把《春》唱10遍，他們也會覺得很沒意思、很枯燥，對吧？我有一個遊戲，給同學們每人一個球，“噹噹噹噠噠當，噠噠噹噹噹噠噠當……”每個小節的強拍上，每個人要同時把球傳給下一個人。孩子們就在這樣的身體律動中反反覆覆感受和記憶這首曲子的節奏和旋律。

學節奏時，一條節奏唱會了還沒完。我會把孩子們分成二聲部、三聲部、四聲部來打一個卡農（注：Canon，一種復調音樂的寫作技法，特點是多個聲部按照一定的間隔和規律，模仿同一個旋律，產生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的效果），把這條節奏正著打、倒著打，或雙向同時打，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讓孩子們深刻地感知節奏的變化。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我能看到，音樂讓孩子們快樂。有些外向的孩子，捨不得離開我的課堂，或者早早就來了，來和我聊天。一些內向的孩子，上音樂課也很認真，積極地參與課堂的活動。即使那些特別調皮搗蛋的孩子，上音樂課時也很開心。

雖然孩子的基礎差，但我們不算讓他們只學最簡單的東西。為學校還有學習樂器的興趣班，也有樂團。為了讓孩子們進入樂團後快速適應，我們就教他們讀五線譜。這個過程比較困難，但我們還是堅持了下來。

我的課堂裡還有一個歌曲創編課程。從初一開始，我就會教歌曲的結構、韻律關係、調式等等。到了初三時，我就慢慢要求學生編一個兩小節的樂句，再到四小節的上下相似句，再逐漸擴大成編三樂句、四樂句。程度好一些的孩子能編更長的樂句，從旋律到歌詞都能自己寫；程度弱的就從兩個樂句開始，或是套用一下別人的旋律，自己寫一點歌詞。

不會寫歌詞的孩子，也可以自己找素材來創作，比如用語文課上的古詩詞，以中國五聲調式編一個小曲子。歷史課上學到的中國朝代表、化學課上學的化學公式，都可以編成歌曲。這種情況下，孩子們很快就創作出來了。雖然歷史朝代歌在網上有很多版本，但孩子們自己創作的歌曲，會讓他們記得更快、更牢。有時我也會給孩子們定一個創作方向。比如畢業季的時候，我問他們，要離開蒲公英、要畢業了，你想對同學老師和學校表達些什麼？

我們學校給孩子們開設了各式各樣的興趣小組。2009年，一家音樂公益基金會來到蒲公英中學開設了管絃樂器興趣班，同時創辦了學校歷史上第一個管弦樂團。那時候我剛來學校沒多久，因為學校就我一個音樂老師，就把興趣班的“攤子”接下來了。我除了要上課，帶合唱團，還要每天中午組織練琴，帶同學們去演出，可以說是“顧此失彼、焦頭爛額”。但是我們覺得這些事必須得做。我們學校孩子的家長，通常沒有意識，也沒有多餘的錢去給孩子報興趣班。孩子們需要有機會接觸一些沒接觸過的領域，在參與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愛好和特長。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2015年，另一家藝術基金會又在學校開設了管樂團。公益機構先後在學校開設了各種樂器課程。機構的專業老師每週日下午都會來到蒲公英給同學們上課。有一位教打鼓的老師也在公立學校教課。他和我說，在公立學校，常常出現“今天要訓練了，家長就給孩子請假，說要上這個補習班、那個課外班而就不來了”。但在蒲公英中學，這種情況很少。他說蒲公英的孩子“非常好”，上樂器課時很認真，很珍惜這樣一個學習機會。當孩子們第一次拿到原來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樂器、還能學習時，他們那麼興奮，覺得自己居然可以接觸一個在他人生字典裡邊根本不敢想的事兒。

但孩子們剛拿到樂器時的好奇勁兒，學著學著就散去了，後面只有枯燥的練習了。孩子們覺得練琴影響到了他們玩手機、玩遊戲和午休的時間，就會懈怠。在公立學校，通常學什麼、不學什麼的決定權在家長，但在這裡，家長會在心理上把孩子“託付”給學校，老師的決定權有時大於家長。為了督促孩子們練琴，我得“威逼利誘”，紅臉、黑臉、白臉都要唱。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有時候，孩子們難免怨我，但我希望孩子們能夠有始有終，能夠堅持做一件事情，而不是遇到一點點困難就半途而廢。大部分孩子還是能堅持下去，只有少部分放棄的。日後他們回望自己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看法。最近夏令營開營儀式那天，有一位畢業生來當志願者，他問我記不記得他。我說不記得，他說，“老師，我當年是吹小號的。我就是沒學到底兒。你當時為什麼不拽著我讓我學完？”

合唱團

我來蒲公英之後，除了帶音樂課，還要帶一個唱歌興趣班。一開始，我按照原來老師的方式，帶孩子們唱一些他們喜歡的歌。但後來我想，這麼多孩子只唱一個聲部，太簡單、太沒有新意了。能不能讓孩子們唱點更高階的東西？

2010年，我就把合唱團組起來了。我選學生的時候，他/她只要喜歡唱歌，只要水平不是“特別差”、音準上能有一點感覺，就可以進來。一些普通學校的合唱團可能會挑音質比較好的孩子，但我們團就是參差不齊。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在合唱團，我會選一些小體量的專業合唱作品，讓大家理解和接受合唱。孩子們喜歡唱流行歌，那就選一些改編的流行歌，作為調味劑。開始時我是想過，要帶學生參加比賽，打造一個名團，但隨著年齡增長，我自己心態也放平了。我們的學生小學時連音樂課也沒上過，音樂基礎弱，能夠讓我們參加的比賽也很有限。

我們曾經參加過一個全國性合唱比賽，拿了銀獎，但後來它收費變得很高，我們就不再參加了。2023年我們參加了教育部發布的競賽白名單裡唯一的音樂類比賽——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它是免費的，我們初中和小學的合唱團都拿了北京市的獎項。拿了市裡的獎，就能參加全國比賽了，但比賽在張家口舉辦，我們要租車過去，還要吃住，考慮到經濟成本，我和校長一商量，就放棄了。所以現在全國各大合唱賽事只要是收錢的，我們都不參加。但免費的比賽幾乎沒有。

我也不想用能否在“國家級比賽”得獎來評判我們孩子的水平。我覺得孩子們只要今天比昨天唱得好，就是好事。我們的孩子初一加入合唱團的時候，還不能張嘴唱歌，半個學期之後能把音階唱準了，或能唱一首簡單的二聲部歌曲了，在我這兒就是好的。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除了音樂上的進步，唱合唱也會給孩子們帶去很多改變。《風起前的蒲公英》裡的主角之一王路遙同學，她初一時聲音特別小，看人時眼睛都不敢直視他人，但到初二的時候，她敢跟我說話了，說話聲音、唱歌聲音也變大了，這就是因為她音樂素養和能力提升的時候，她變得更自信，更敢唱出聲來。這種自信也體現在其他學科上：當路遙敢在合唱團裡說話，在其他學科上也敢於對話了。

合唱也能培養孩子的團隊合作能力。有時候，我在排練時會和同學講，我們是一個團體，如果一個學生遲到了，我們所有人都要為他的遲到買單。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我常常和孩子們說，合唱團就是你們生活的調味劑。曾經有同學問我，音樂還能高考？他不知道還有藝考這回事。我們的工作就是讓孩子們儘可能知道各種各樣的事情都能有出路，只不過出路是否適合他們，還得等到高中或更大一些時，再結合他們的喜好或家庭情況去做一些選擇。

種子

2017年時，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來拍紀錄片。最近紀錄片上映後，呈現了馮小云去中央音樂學院面試的經歷（編者注：蒲公英中學馮小云參加中央音樂學院的“搖籃計劃”考試，在等待考試時，摸了教室的一臺鋼琴，被學院老師記下了名字，說她“未經允許碰了琴”，在考核“禮貌”一欄被打了D，最後取消資格）。很多人為孩子鳴不平。我本來就很看好她，也覺得特別遺憾。

她去考試時我沒在場。後來我安慰云云，我說人生的機會有很多次，這一次沒有得到，我們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現在遇到了一個坎兒，我們就勇敢地跨過這個坎。當時我也問云云，合唱團同學們也很關心你的考試結果，我能不能拿你的例子，在排練的時候跟同學們說一說？徵得她同意後，我就在排練時和大家說，這個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規則，大家平時要懂得遵守規矩。曾經有人問我，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你和他們講規則是不是太殘忍了？但我希望孩子們引以為戒。

蒲公英早些年的學生，他們對很多事情很好奇，但他們對社會接觸得少、瞭解得更少。合唱團剛成立時，我帶孩子們去演出，在酒店，有些孩子說：“這廁所比我的家還大，真好啊。”一些同學連衝馬桶都不會，有一次我還跑到男廁所，幫男同學衝過馬桶。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一些待人接物的小事也是如此。比如接東西時要用雙手去接，說話時要看著對方的眼睛、眼神不要躲閃，如果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就看著對方的第二顆紐，以及要和別人打招呼、要說謝謝，這些簡單的禮儀，我每年都要教給孩子。不光是我，我們學校的音樂、美術、體育，或者其他科目老師帶著孩子們出去參加研學、遊學，都會教大家，去哪裡就要遵守哪裡的規則。我覺得，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這些規則，它不是我們制定的，我們要遵守，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們學校孩子的家長，尤其是早些年的，他們受教育程度稍低一點，加上工作都很忙，陪伴孩子、和孩子交流的時間很少，所以教育孩子方面會薄弱一些。校長鄭洪曾經說過，“不能讓別人說，‘這些是流動的孩子，要包容他們一些不好的行為習慣’。”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因為身份而被區別對待。

在蒲公英學習音樂的經歷對這些孩子意味著什麼呢？就在今天（7月18日，夏令營成果展示日），有位公益基金會的老師問我，“畢業時咱們的學生（樂器）能學到什麼水平？我說我們是一個普通中學，在普及藝術教育，這是一個讓孩子們平等地享受藝術的薰陶和學習藝術的過程。我們不是在培養藝術家，不會用“達到什麼樣的水準”來衡量我們的學生。

其實，教育的結果往往不是老師能預想的。我一般不會去勸孩子們去學音樂專業或其他東西。他們還是個初中生，對於人生目標和規劃還沒有那麼清晰。那我們在多方面去給他們播撒種子。至於哪一顆種子會發芽、開花，就讓時間來證明一切。

圖源：《風起前的蒲公英》片方提供

我帶合唱團的這些年，每年都會招進來一些有天賦、唱得好的孩子。但因為蒲公英的學生是流動兒童，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或參加高考，通常他們在初三時就會轉學回老家。剛來學校那幾年，我剛培養出一個“頂樑柱”，他/她就轉學走了。我那時才30歲出頭，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這一切，總是因為孩子走了而傷心地哭。但校長（鄭洪）就會安慰我，“要慢慢適應，我們（學校學生）是流動兒童，就是會不斷地變化、流失”。所以這不10多年了，我適應了，現在不會哭了，而是會祝福他們。

前幾天，一位畢業生告訴我，他拿到了瀋陽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讀長號演奏專業。2015年學校開設管樂團，他從零開始學習了長號，但只學了兩年，就回老家考高中了。回家之後，我們在這裡播撒的種子開了花、結了果。還有一位畢業生也曾是我們合唱團的“好苗苗”。前幾天她回學校沒找到我，最後加了我的微信。她告訴我，她現在考上了北外德語系的研究生，平時還會彈彈琴唱唱歌，有時回想起初中時出去表演的經歷，覺得特別美好。這就是七月，一個悲喜交加的時節，有畢業季的離別，也有學生帶回來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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