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編輯｜徐菁菁
今年3月，一條人事任免新聞在日本備受關注。知名日企索尼宣佈任命陶琳(Lin Tao)為歷史上的首位女性首席財務官（CFO）。《日本經濟新聞》認為，“如果沒有讓她成為下一任社長的意圖，就不會提拔為CFO”。
公開資料顯示，陶琳1972年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2000年在慶應義塾大學獲得MBA學位後加入索尼。陶琳華人和女性的兩重身份讓許多人認為這次任命打破了日企的“玻璃天花板”。
除了陶琳外，近兩年，日本企業還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任命。2023年，客艙乘務員出身的鳥取三津子，成為了日本國家航空公司“日本航空”的CEO，這在世界航空界也不多見。鳥取三津子還提出，要讓日本航空的女性管理職人數在2025年達到30%，不過，這個目標的達成率目前仍未知。
陶琳和鳥取三津子的脫穎而出或可以視作日本社會正在發生的新變化的產物：過去，日本女性給人的傳統印象更多是家庭主婦。《哆啦A夢》《櫻桃小丸子》《蠟筆小新》等經典動畫片中，無論家庭窮富，“媽媽”都是全職主婦。
但近三十年來，日本女性的就業率不斷提高。根據日本內閣資料，2022年，日本25-44歲的女性就業率為79.8%，和15-64歲男性的84%相比，差別並不大。25至39歲日本女性的就業率自有記錄以來首次超過80%。與此同時，2023年，日本雙職工家庭超過1200萬戶，達到全職主婦家庭的約3倍。
女性回家還是走出家門，和日本經濟的變遷脫不開干係。
和想象不同，傳統日本女性並不是總是留在家中。明治維新以後，除了少數富裕人家外，沒有太多所謂專職主婦，反而是大量女性都要外出勞動，以至於產生了“繅絲女工”這樣的文化符號。戰爭時代男性上戰場，女性則填補男性的生產工作。戰後大量日本男性回國，一度讓女性的就業形勢變得嚴峻。
倒是1950年代後，日本經濟開始騰飛，各種大型企業隨之出現，帶來了大量的白領工作，成為女性進入職場的一大利好。大量女性得以在大企業從事文員工作（日語：事務職），還因此誕生了一個日式專有詞彙“OL（Office Lady）”。
《架空OL日記》劇照
與此同時，日本又是一個有著男主外，女主內文化傳統的國家。於是，在泡沫經濟時代，“工資高，前景好，一人上班，養活全家”是一個標準答案。先讀書、就業，成為OL之類的職場美人，然後結婚，辭職做專業主婦，相夫教子，同時也享受生活，成為日本社會公認的女性的理想人生。1954年，一份調查顯示，“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超過67%的男性和68%女性都認可妻子應該在婚後辭職成為全職主婦。
在大阪居住的Mai告訴我，她的家庭也是如此。父母結婚後，曾在銀行工作的母親就辭職成為專職主婦。多年來，Mai的父親從不碰家務事，乃至“不知道怎麼操作洗衣機”。
哪怕在今天，在很多日本人看來，如果一位女效能成為專職主婦，至少意味著丈夫的收入可以讓家庭過上富裕體面的生活。現在去日本高階商場，大部分樓層都是女性向消費區域，如“婦人服”（時裝）之類。在高階咖啡店或餐廳悠閒喝著下午茶的，望眼看去多是富裕人家的家庭主婦。這多少有些“黃金時代”的殘影。
在“黃金時代”，日本職場也不歡迎女性。在1970年代，《為何日本女性無法在職場閃光》一書的作者大島慎子因為在國外留學一年，錯過應屆生招聘，就進不了日本大企業，只能去德國的漢莎航空當空乘。她一個女性好友的遭遇更荒唐，因為丈夫供職的綜合商社的人事部門覺得要幫他的妻子有正式工作，不能成為所謂的“被撫養家人”，報稅比較麻煩，上司就建議“讓太太辭職吧，不行去做做兼職”。
還有一個現象，當時日本女大學生在找工作的時候並沒有優勢，相比於“大卒”（本科畢業），短大（大專）的女生更好找工作。
不難理解，學歷低的女生更好管理。畢竟，那還是一個早稻田大學教授暉峻康隆（1961），慶應大學教授池田彌三郎等可以提出“女子大學生亡國論“的時代。在他們看來，女性以“好嫁”為目標了，就不應該進入大學，這會擠掉男性的機會，而學科發展並不能往寄希望於女學生。
但到了Mai這一代，情況不同了。Mai她曾在外資和日本航空公司工作多年，即使在婚後也沒有停止工作。“女性就業率高，其實也代表了現在經濟壓力大了，一個人工作沒有辦法承擔全家的開支”。
經濟壓力大這件事，看看日本厚生勞動省最新資料就明白了。2023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為524萬日元，比2021年的平均年收入為少了差不多30萬日元。60歲以下夫妻共同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為831萬，妻子為專職主婦的家庭為635萬日元，總差距為196萬日元，換成月就是16萬日元。也就是說，如果夫妻都有正式工作，一個月能多7800元人民幣。
相比之下，是物價快速上漲。2024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了3.1%。其中生鮮食品上漲17.3%，最誇張的是米價，上漲了64.5%，創1971年以來最大漲幅。總之，對於2023年的情況，有6成人表示，生活苦或很苦。
除了工資低，還缺勞動力。根據日本學者中俁良太的研究，2023年，日本的勞動力缺口達到189萬人，每天要為此損失960萬個工作小時，為2000年來的最高數字。如果不能改善，到2035年，勞動力不足將是2023年的1.85倍。所以，一直以來，讓女性加入勞動力市場也成為了政府的目標。2013年，時任首相的安倍晉三提出”女性活躍社會“並將其作為安倍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女性活躍”“女性在職場閃光”等口號，一時風靡。
2016年播出的日劇《東京女子圖鑑》中有這樣一個橋段。從小城市到東京打拼的女主人公綾去時尚大廠面試，御姐上司問了她一個問題：1985年日本發生了什麼?上司告訴綾，這一年，日本製定了《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從此，女性在公司裡的角色不再只是端茶送水。
在“黃金時代”，日本女性進入職場的願望已經在慢慢升高。也是在1985年，一項調查顯示，有51.1%的日本女性選擇，“如果不給家庭和孩子添麻煩，可以繼續工作”。不過，如果會給家庭造成負擔的話，只剩下4%的女性選擇認可繼續工作。
在《東京女子圖鑑》裡，已經站到職場金字塔頂端的女上司痛心疾首。在她看來，女性在職場的權利是她們這些老一輩女性拼盡全力爭取來的，實在不能理解今天的年輕女性還有回家做主婦的願望。
確實，和30年前相比，日本社會已經變得更為平權，社會支援體系也更為完善。比如保證產假的時間方面，一些企業在女員工接受降低一定收入的前提下，能給出一年甚至更長的產假。札幌啤酒公司甚至規定如果員工休育兒假超過1個月，會以獎金的方式回饋周圍同事以減輕員工因擔心長期休假的不安。
工作和家務兩手抓的男性也越來越多。根據《日本經濟新聞》調查，2024年認為“夫妻應同等分擔家務”的人佔53％，為該調查首次過半。同時，很多企業開始推行讓男性休產假的“爸爸育休制度”，孩子產後休4-8周已經是基本要求，長的可以休到一年甚至2年。
與此同時，為了方面母親們重回職場，在2013-2023的10年間，日本主要針對0-2歲兒童的保育設施數量增加了63%。
社會的職業觀念也在變。以航空業為例，過去幾乎沒有男性願意做客艙乘務員，疫情後多了很多。反過來，女性飛行員和空中管制員也越來越多。在一般比較像樣的工作環境中，過於明顯性別歧視或公開的性騷擾等確實變少了。生活在東京的Tomoko和我講了一件事，一家企業下發新制服，男上司因此調侃了一位女同事的身材，被女同事直接投訴了性騷擾。
但日本職場距離女性友好還差得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釋出的男女平等指數，日本在經濟領域僅排到123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公佈的2024年29個發達國家的女性工作友好度排名。排名前五的國家依次是瑞典、冰島、芬蘭、挪威、法國和紐西蘭；日本則和瑞士、韓國和土耳其位列末四名。
儘管根據經合組織（OECD）2022年的資料，在日本，25-64歲女性獲得高等教育一般學位的比例是調研的經合組織和夥伴國家中最高的比例之一（57.3%），超出男性的54.9%，但目前能夠走上管理崗位的女性數量太少。一個數據是，日本現在的女性就業率其實略高於美國，但是管理職的比例大大少於美國。美國管理崗位中女性的比例為43%，和職場中總的女性比例48%幾乎能完全對應，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只佔管理崗比例的12%（2018年資料）。
大多數女性在職場的中下游掙扎，無論是經濟不景氣，行業變化，還是政策調整，她們都可能是受害者。比如，日本為了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大量引入外來勞工，也導致了女性佔絕對多數的日本介護行業的員工狀態陷入惡化；IT化的浪潮，讓不少從事文員事物性工作的女性失業；大量的社會公共事業如圖書館之類被外包給企業，產生相關裁員受害者大量也是女性。
《東京貧困女子》寫到過一位植草女士，出生富裕家庭，畢業於頂級私立名門，丈夫是高階外交官。本來家庭幸福，但在自己母親長期患病後和丈夫在觀念上發生分歧，離婚多年後，植草女士因為工作不順利陷入極度貧困。在這個案例裡，外交官丈夫的角色並不負面，雙方也是協議離婚。但教育背景非常優秀的東京女性，找不到好工作養不活自己這件事也讓人吃驚。
再者，社會觀念的進步不夠充分，女性依然被認為是家庭的主要照護者，而經濟壓力又要求許多女性同時兼顧職業。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飯島裕子就在《日本貧困女子》中寫道，《男女平等促進法》的最大問題在於解禁深夜勞動等限制，廢除了女性保護規定，讓女性與男性一樣，成為理所當然要長時間勞動的群體。
我在幾乎所有和日本女性的交流中，都會聽到她們把生育列為最大的職場挑戰。日本沒有“老人幫著帶孩子“這個傳統，也沒有所謂找月嫂育兒嫂之類的說法。一些日本人解釋：“把養育孩子這樣的事交給別人會覺得丟人。” 2021年，差不多有50%的日本女性會在首次生育後辭去工作。
以Mai為例，作為空乘的她，婚後承擔了所有家務工作。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讓她十分疲憊。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再生育孩子變得難以考慮，這也最終影響了她的婚姻。談起自己的前夫，Mai倒也理解：“我先生因為從事金融行業，每天早上6點半就要出門，晚上加班到10點12點才能回來司空見慣。”
物價沸騰，工資增長卻跟不上，好工作也難找，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國民的幸福感十分掙扎，沒有太多人（女性）對女性就業率提升這件事感到興奮。
相反，處於經濟理性的考慮，許多女性反倒選擇不進入職場。在一家能源公司工作的樋口先生一家夫妻都工作。樋口太太就職於一家派遣（外包）公司，也是正式工作。但樋口太太有時抱怨，稅交的太多，還不如辭職做兼職好。日本有一個名為“撫養控除”的減稅制度。在一定收入下，一個三口之家，假設太太沒有正式工作，相當於丈夫要撫養2個人，可以減稅。而且丈夫的養老和醫療保險也可以覆蓋到妻子。而假設夫妻雙方都有正式工作，妻子需要自行繳納保險，還可能會影響到“撫養控除”的人數，讓家庭失去減稅的好處。
透過和一些日本女性的交流會發現，相比於出軌之類，全職主婦可能更擔心“丈夫生病”，因為丈夫生病以後家庭收入降低，女性就要重新出去找（正式）工作。同時，“為了孩子”，乃至“只是不想再出去工作”而容忍丈夫出軌或婚外情之類，也是存在的。
而回到職場中，制度之外，蘊含性別差異的複雜衝突依然普遍。
寺村繪理子在《女性工作和日本職場》一書中總結了三點當代日本女性的職場困境。第一是業績主義，一旦業績不好，裁員的首選物件是“已婚又不主要負擔家庭開支”的女性，然後是單身女性，最後才是男性；第二是長時間的工作時間；第三是對女性的既有觀念（常見於家族企業）。
書中有一個N女士的案例，結合了諸多日企特色。在日本大量中小企業都是大企業的子公司，上面的大企業叫做“親公司”。“親公司”經常會派一些資深員工到子公司任一段時間的高管，叫做“出向”。這很日企，在《半澤直樹》之類的商戰日劇中很常見。
很多優秀的職場女性都來自中小企業，通俗說“就是沐浴在前線的炮火中”。供職於出版公司的N女士本來是營業部門的骨幹，但是圍繞廣告經營，與親公司“出向”來的新上司有了分歧。很多出向到子公司的“老爺”們（絕大部分是男的）暮氣沉沉，保守僵化，一線女員工和他們發生衝突，倒黴的往往是自己。
N女士在懷孕後，就被人事調動到內勤。理論上看，本來這是一種照顧，但是性格要強，工作能力突出的她對此非常不習慣。N女士能不能不去呢？在日企要抵抗人事命令是非常困難的。與其抵抗，還不如辭職。
而那家公司的內勤工作幾乎只有接電話一件事，女士每天上班都會問一遍，今天有什麼工作可以交給我嗎？沒有。如此持久，最後乾脆辭職。
女性打破人事慣例向上走，還是一種新現象。新現象和舊制度之間，摩擦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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