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昏悶潮溼的梅雨季，我再次來到一年一度的上海睡覺電影節。
睡著 3 次，捉鄰座閉眼癱躺 5 次，被小紅書推送“又睡著了” 7、8 次，刷到朋友圈控訴鼾聲 2 次，還領取睡覺無料 1 個。
和往年不一樣的是，今年上影節自己也打造了更多適睡場景，擺出了一副“你隨便睡”的姿勢。最著名的就是三個通宵馬拉松專案 —— 568 分鐘的《浩劫》、464 分鐘《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四部連映和“走進大衛·林奇的夢境”372 分鐘的三片連映，分別尊享價值 280 元、280 元和 260 元的神仙般睡眠。
看著高精力友人興致勃勃買票進場，無動於衷的我不由感嘆：比起觀影能力，我還是更清楚自己的睡眠實力！
為什麼一沾電影院的椅子我們就想睡？我在一條叫《對不起，我真的很擅長在劇院睡覺》的小紅書帖子下面找到了答案——
“有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部劇有多麼難看又無聊（個別除外），而是因為劇場成了我能甘心入睡的環境。理所應當不開啟手機。理所應當不回覆訊息，理所應當不附和他人，理所應當保持安靜。沒有人在乎我應該說什麼，應該做什麼，應該想什麼。”
當對號入座、燈光熄滅、世界只剩一軌聲音時，大家才知道自己有多缺覺——尤其是看電影節大悶片的時候。
伍迪·艾倫《開羅紫玫瑰》
但和很多虔誠的影迷一樣，我每次看電影睡著之後都特別愧疚。更準確地說，是特別難堪 —— 竟然有我無法征服的藝術！雖然內心也會嘀咕，這些大師好像都有喜歡搞服從性測試的毛病，但如果不跟他們死磕幾十分鐘好像也是一種褻瀆和浪費。
直到退出文藝杯爭霸賽後，我和睡電影這件事之間的張力才逐漸緩解，並發現了在電影院睡著的美妙之處。
去年暑假在老家，連熬幾個大夜後陪我媽去商場，實在困得寸步難行。我四處張望，好像只有電影院能收容這具支離破碎的疲憊之軀。於是我開啟購票軟體，翻到時間最近、評分最低的一部片子 —— 陳凱歌導演、朱一龍主演的《志願軍2》。買之，然後心滿意足地在電影院獲得了 140 分鐘的深度睡眠。
片子裡哐哐打，我呼呼睡，朱一龍英勇奮戰頭破血流，我夢見陳凱歌好像在耳邊輕輕說：“阿嚇，請睡。”一種新型 ASMR，改造了我的快感機制。
走出影廳一看海報，我才發現這電影裡還有子楓妹妹。怪不得這麼催眠，都是含女量太低的鍋……
自此，我和睡電影和解了。再也不睜眼強撐，經常困了就睡，甚至在豆瓣搞了一個“看睡片單”，妄想著某天精神抖擻時再翻出來仔細觀賞一番（當然這個片單裡沒有《志願軍2》）。
小紅書博主起號也在用“打破睡電影羞恥”這一套，列一堆“好睡電影”“睡眠片單”“睡前必看”。伯格曼、塔可夫斯基、阿彼察邦、蔡明亮和阿巴斯從未如此受流量眷顧。
當然，也有人像我這樣，不只是看晦澀的藝術片會睡，連通俗的工業大片也能睡得香。《哪吒》《流浪地球》《奧本海默》《唐探》上映時，都有一批人在電影院裡睡得又深又穩。大片越拍越長的原因終於被我找到了，就是在暗暗勸人多休息一會兒。
睡了一覺還沒結束，不正是電影延長三倍生命的魅力嘛？
而且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自己並沒有錯過什麼，反而在夢裡延續著電影。
我去年在上影節看杜拉斯的《恆河女》時，就在中途溜進了夢裡的熱帶叢林。耳邊響著潮溼的雨夜蟲鳴，遠處廢墟邊交錯走著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男人，影子在樹葉和霧氣裡散開。等我睜開眼，就看到銀幕上的男人正帶著他的影子，緩緩穿過大宅漫長的迴廊，盡頭那面老舊的鏡子映著他背對觀眾的背影。和我夢中的場景，構成了有趣的映照。
瑪格麗特·杜拉斯《恆河女》
說實話，這種模糊不清的觀看方式，很像潛入了這部電影的深層氣息，別有一番樂趣。
那時我就在想：如果電影院本來就是一個造夢機器，那睡著的觀眾，不正好是和它最契合的人嗎？
人當然可以用眼睛看電影的畫面、用耳朵聽見它的聲音，那為什麼不能用呼吸去感知它的節奏，用半闔的眼皮去接觸光影的微弱變化呢？
後來，我看到一本叫做《睡眠的邊緣：動態影像與昏睡的觀眾》（《At the Edges of Sleep：Moving Images and Somnolent Spectators》，Jean Ma）的書。（我會建議所有還會因為睡電影而難受羞恥的人，去看這本書對它的命名和解釋。）書裡提到，睡眠其實一直是電影的重要資源：從電影誕生之初，許多敘事就把“躺下入睡的人物”當作情節的錨點，片名裡也常常帶著“夢”或“噩夢”。
比如在 1943 年的先鋒派電影《午後的迷惘》中，瑪雅·德倫就扮演了一個不斷陷入“虛假覺醒”的女性——她從一個夢裡醒來，卻發現自己還在另一個夢裡，反覆遊走在半夢半醒之間。
這種迴圈式的睡眠與覺醒，正是“睡眠影像”的雛形。睡眠影像，就是說觀眾可以在銀幕裡看到睡眠，也可以在銀幕外帶著自己的睡眠重新編輯這部電影。
作者Jean Ma 用睡片大師阿彼察邦的電影舉例，提到他的《睡眠電影酒店》（SLEEPCINEMAHOTEL）就是一種極致的睡眠影像實踐。
2018年，鹿特丹世貿中心 Postillion 會展中心的 SLEEPCINEMAHOTEL 裝置圖
這個作品由一塊巨大的圓形螢幕和八張雙層床組成，播放的內容是一些影像檔案片段。觀眾作為住客被邀請在夜間的黑暗空間進行觀看，可以在放映中自由睡去、醒來、再進入影像，用感官參與延續的影像共振。在阿彼察邦這裡，睡眠創造而非阻礙了觀看的意義。
直接的啟發是，它改變了“好觀眾”的定義，打破了傳統的注意力倫理，解放了被壓制的身體狀態，放下了對理性價值的控制，而讓難以預測的裂痕、睏倦和觀看一起流動。
我今年就在上影節 23:30 開場的《望向太陽》放映現場，和導演瑪莎·施林斯基共同締造了 149 分鐘的昏睡美學。在這部被譽為“女性版《百年孤獨》”的暈眩敘事中，我拋棄了一切對劇情的理解，心甘情願地進入迷霧中的歷史迴圈。並從人物的面部表情、背景音樂和影調等直覺性的元素裡，提煉出了暴力與痛苦的影像潛在“感覺”。達到了一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看這部電影的境界。
這也讓我找到了最初觀看電影的樂趣 ——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導演阿巴斯也說過，他喜歡那些能讓他小憩一會兒的電影。或許“昏昏欲睡”正是某些電影刻意在觀眾心裡營造的一種氛圍：它像是一種短暫的喘息，讓人得以從資本主義全天候的生產模式中解脫出來，重新找到對影像的節奏與意義的微小主權。
提到資本邏輯，睡電影也不僅僅是感官或美學的另類體驗，它背後還包含了階級性和空間政治。
在美國，從早期階級混雜的五美分影院，到後來越來越豪華和標準化的現代影院，電影院就經歷了一箇中產階級化的過程。而隨著電影作為藝術作品的合法地位不斷提高，觀眾的昏睡也逐漸失去了合法性。
在當下，在我們這裡，以上兩個“正當性”之間的拉扯變得更微妙了——部分電影觀眾既渴望在尚未被完全規範的觀影環境裡堅持電影觀看的神聖感（比如對觀影禮儀的強調），又希望在認知和效率至上的時代裡，為“在電影裡睡著”這件身體自洽的事去羞恥化。
比如說這些話總是雜在一起出現，是許多影迷“出爾反爾”的口頭禪：
“我竟然又在看安哲的時候睡著了！（懊悔中）”
“沒有什麼電影是必須要看的。（自我安慰中）”
“睡著了，是因為電影太難看。（推卸責任中）”
“但下次等到大銀幕放又要好久！（糾結中）”
“沒有在電影院裡睡過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終極答案）”
其實說到底，這還是一種注意力博弈。當電影生產不再能追趕上大眾注意力時，電影院的公共價值也在發生轉向。
比如說，在“終電文化”下的日本，一些錯過末班車的人，會選擇去深夜影院補覺或熬到首班車。白天是勞動者，夜晚是消費主體，而午夜到凌晨這段時間，則是一種半合法的睡眠者。
再比如說，疫情期間國內就有個別影院開放了午休套餐服務，開闢收入渠道的同時也緩解空閒資源浪費。雖然這個自救舉動被很多人玩梗，但其實何嘗不是一種保衛電影院。
我還想到了有的印度人過去很喜歡在電影院睡覺。大量存在於孟買、德里、加爾各答等大城市邊緣的單屏影院，像一塊“未竟的文明化地帶”：票價低、管理鬆散、座位空曠，觀眾可以為了黑暗和空調反覆買最便宜的那種票、在座椅上躺下小睡，尤其在夏季高溫季節。
這和印度的“睡眠影院社群”形成了互文。那是一種存在於河橋下，只需繳納微薄費用就可以租到的簡易床位。在那裡，無家可歸的人們可選擇看電影或入睡。
圖片來源：《Cities of Sleep》
這提醒了我們電影院的非觀看功能 —— 比如休息 —— 本來就是它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一部分。 它可以是流浪者、上班族的棲息之地，也是TA們對自己消費者和審美接受者身份的某種特殊調配。
其實，當睡眠作為最後一塊非生產性時間，會被一些人安放在影院時，我竟也讀出了一種電影之愛 —— 人們幫助電影院完成了它造夢空間的宿命。
尤其是電影節觀眾們，通勤狀態比上班族還誇張，睡著了不也挺好的嗎。沒有比這更高質量的睡眠了，也沒有比這更舒適的電影了。
其實，睡眠作為一種偏離規範觀影形式的酷兒感官狀態，本身也還在拓寬有關電影的更多想象：比如，嗅覺、味覺、觸覺或者聯覺可以如何在未來電影中被調動？電影作品如何達成更為沉浸的催眠體驗？身體與影像共處的“模糊地帶”還可以如何被開發？
即便拋開這些創造性的解釋，睡電影也從來不是觀眾的失職。“知道可能會睡但還是買票”，是一種重要的在場，也是與電影院親密關係的證言。是的，影迷和電影院的觀眾就是在婚姻責任感和戀愛熱情中橫跳。
畢竟願意看電影，才會睡電影。愛電影，才會在電影節睡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