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既然你認可民主理想並特別強調選舉民主對政府的剛性約束作用，那為何不在選舉民主的大框架下改進選舉民主？通常來說，政治制度都會包括優點和缺點，選舉民主有缺點是正常現象，各種批評早已不勝列舉，但選舉民主可以不斷查缺補漏。

答：這是因為選舉民主的致命缺點是內在困境所致，在既有框架修修補補的意義不大。選舉民主最致命的邏輯謬誤是隻強調民眾的民主參與權利，卻忽略民眾民主參與的質量和理性水平，過於依賴民眾的理性，卻忽略民眾理性的分化與適用範圍。

選舉民主的高質量執行須以多數選民的理性為前提，因為只有多數選民理性，對現實政治知情懂行，才不至於被忽悠和欺騙，才有希望選出無愧於此的賢能政治家，才能讓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之間的矛盾，推行致力於化解深層次危機的結構性改革。然而這經常是一場夢。寄希望於多數選民具有公民精神、對現實政治知情懂行，與寄希望於清官、明主來拯救蒼生，並無本質區別，都是對複雜人性和社會現實視而不見的政治幻想，區別在於寄希望多數選民或多或少包含民主精神，而幻想清官、明主來拯救蒼生容易滑向威權主義。

除了少數個例之外，在基於正常人性的自利理性支配下，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和職業、興趣、資源的高度分化，一個選民除非他的職業、興趣、切身利益與複雜政治問題有關並且能夠承擔他成為理性政治人而耗費的成本，不然的話，他在多數時候對除常識理性範圍之外的複雜政治問題將缺乏切中要害的認識，讓少數強者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有漏洞可鑽。這就使得多數普通選民對複雜政治的認知侷限於一知半解或道聽途說的水平，缺乏慧眼識人的眼光和知識。多數普通選民在選舉政府領導人時主要看他們的黨派立場、被包裝出來的形象、宣傳營銷、資金實力和後臺背景，而難以分辨他們真實的道德、品性、智慧和能力，其結果是選舉民主難以持續產生賢能的政府領導人，民眾慢慢只能被動挑選自己所認為的最不壞的候選人，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未經深思的、易被挑撥與操控的感覺、情緒。少數強者要麼有足夠條件去成為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要麼能夠聘請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作為遊說代表，進而能對現實政治施加遠超多數普通人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多數普通人數量眾多，哪怕他們有成為理性政治人的動機並能承擔成為理性政治人的成本，他們的收益都會被眾多的人所稀釋；少數強者人數少，他們成為理性政治人或介入政治的收益遠超多數普通人在同等情況下被稀釋的收益。

在不天真幻想誰更高尚或更卑劣的情況下，少數強者和多數普通人因社會分工、知識、資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產生的不對稱博弈，勢必會讓選舉民主的日常治理在多數民眾不知真相的情況下向少數強者傾斜，從而讓社會緩慢朝不公方向邁進。當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的實際運作過於向少數強者傾斜，難以保證中下階層的利益不受損，因為不能假設那些能施加過多影響的少數強者都是仁慈的、無私的。時而久之，那些受損的中下階層民眾自然會心生怨念，可未必清楚真實原因。但因為他們人數眾多，他們的怨氣有很大可能會被民粹政客、野心家、僭主所利用、扭曲和放大，埋下社會不穩的風險。一言以蔽之，選舉民主的內在邏輯決定一個奉行選舉民主的社會將經常籠罩在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和民粹主義的陰影之中。

問：如果選民第一次投票選錯了人，那他第二次可以吸取教訓，不會再給同一個人投票。比如，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贏得選舉，2020年他便被選下臺。選民會不斷成長，正所謂“即便總統選錯了，民眾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

答：選舉民主的週期性投票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糾錯作用，這是本書提出的以賢能民主為支柱的混合民主體系所繼承和擴大的優點。但問題是，選舉民主的糾錯作用與許多人的想象有較大差距。在選舉民主的框架下，因為利益集團、政黨的運作與多數選民缺乏慧眼識人的眼光、知識，使得選民所看到的候選人經常不是真正無愧於此的賢能政治人物。

因此，當一個現任政府領導人競選連任時，多數選民往往只能在缺乏更好選擇的無奈情況下對現任政府領導人作出是否喜歡或厭惡的有限選擇。他們如果支援現任政府領導人連任，未必是真心認可，而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他們如果反對現任政府領導人連任，未必會有更好選擇，而可能只是厭惡，若是如此，一個遭多數選民厭惡的領導人恐怕已經給社會造成損害。選舉民主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一錘子買賣，選對選錯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選錯，經常只能在下次選舉時糾正，可新選上去的人未必是無愧於此的政治家。

以2020年美國大選為例，拜登（Joe Biden）的勝選不是因為他眾望所歸，而主要是因為那些厭惡特朗普的人為了阻止特朗普而不得已選擇相對最不壞的拜登。這是無奈，而不全是真心認同。選舉民主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拜登難以成為賢能政治家，他雖努力讓美國迴歸常態，卻無法解決造成特朗普現象的深層次問題，所以特朗普現象仍在困擾和撕裂美國。2024年美國大選像2020年那樣淪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爭，是對美國選舉民主的諷刺與警示，美國真的已無人才了嗎？

不滿於現狀的特朗普支持者只會愈發狂熱，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鬆散同盟，在經過拜登政府眾口難調的施政後勢必產生分化，其結果是被壓抑4年、滿腔怨氣的特朗普支持者，將與本就鬆散、分化而又對時局夾雜失望情緒的反特朗普力量狹路相逢。照此趨勢下去，如果美國不能改革民主體系，不能真正去解決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民眾的不滿將不斷累積，假若突破臨界點，量變引起質變，積重難返的美國發生重大危機或內亂的機率將越來越大。一旦這樣，共同體和民眾之間的契約將毀於一旦，本有重大歷史進步意義的民主政治恐被無辜牽連。

北宋時期的中國大文豪蘇軾在《晁錯論》中寫道：“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將近一千年後的當下，美國選舉民主正面臨類似困境。民主只有擺脫選舉民主的桎梏，在民主框架下變得更合理，才能更好應對各種詰問和非難，才能讓民主在應對民主對手時更具有現實說服力。

擅長選舉的人絕不等同於擅長公共治理，正如人氣最高的演員、歌手未必是最具有專業水平的演員、歌手。營銷、宣傳和實實在在的品行和能力，從來都是兩回事，不宜混為一談。讓現實中對複雜政治缺乏瞭解的選民來選擇政治精英，在相當程度上便是選秀，難以防止劣幣驅逐良幣。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論述過選民群體存在的政治理性不足問題。他認為候選人若想取得成功，“他必須用最離譜的哄騙手段才能征服選民，要毫不猶豫地向他們作出最令人異想天開的許諾。如果選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傷僱主，再多也不過分。對於競選對手，必須利用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竭力讓人確信他是個十足的無賴，他惡行不斷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為任何表面證據而費心是沒有用處的。對手如果不瞭解群體心理，他會用各種論證為自己辯護，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斷言來對付斷言，如此一來，他也就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了。候選人寫成文字的綱領不可過於絕對，不然他的對手將來會用它來對付他。但是在口頭綱領，再誇誇其談也不過分。可以毫無懼色地承諾最重要的改革。作出這些誇張能夠產生巨大的效果，但它們對未來並沒有約束力。”當然，勒龐的觀察有些絕對，他在分析選舉政治時過於放大選舉政治的負面效應，不能完整概括選舉政治的全貌，但他指出的非理性問題無疑是選舉民主經常難以擺脫的困境。

許倬雲曾以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競爭總統為例，談及選舉民主難以看出候選人的真實能力：“這種塑造出來的形象就如同賣香菸或是賣汽車一樣，並不一定是真實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銷員……肯尼迪則有廣告商替他設計，面貌、衣著、神情等都是著意打扮和訓練出來的結果。於是一個化過妝的肯尼迪，和一個完全沒有化過妝的尼克松，在熒幕上立見高下。選民們只看見形象，而沒有看見能力。”

美國媒介文化研究者波茲曼（Neil Postman）認為：“在當今所有的總統競選中，兩個競選人都會在電視上進行所謂的‘辯論’……複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和邏輯都派不上用場，有時候連句法也被丟到一邊。但這並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是給觀眾留下印象，而不是給觀眾留下觀點……這樣的辯論就像是拳擊比賽，關鍵的問題是‘誰打倒了誰’，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取決於競選人的‘風格’——他們的外表如何，他們的眼神如何，他們怎樣微笑，怎樣說俏皮話。”

一旦選舉淪為選秀，不僅不同候選人難以分出誰才是德才兼備的政治精英，而且勢必容易將那些不擅長營銷、不屑於營銷、缺乏營銷資源卻有真才實學的人排斥在選舉民主的體系之外。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說過：“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一個社會的政治體系若不能吸納儘量多的有從政之心的精英，既容易造成相當數量的人才浪費，許多人懷才不遇，又可能導致統治基礎的不穩定。因為那些不被政治體系吸納卻又有從政之心的人，要麼退隱、改行、出國，要麼會成為反對或顛覆性力量。

波茲曼基於媒介研究認為：“電視無法告訴我們誰是最佳人選。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所謂‘最佳’就是要擅長談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務、洞察各種經濟制度的相互關係，那麼電視根本無法讓我們判斷誰比誰強，因為誰強誰弱主要還是取決於‘形象’。但這並不是因為政治家們要醉心於表現自己的最佳形象，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好一點兒呢？如果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討人喜歡，那他一定有問題。但是電視損壞了‘形象’的名聲，因為在電視上，政治家們給觀眾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形象，而是觀眾想要的形象。這正是電視廣告對政治話語最大的影響。”在他看來，本是嚴肅、專業的政治已經變成娛樂業，總統“都不再關心如何擔起各自領域內的職責，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瞭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

李光耀說過：“如果一個人能夠以巧妙圓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計劃展現出來，向選民承諾創造安全且繁榮的消費社會，再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就很容易鼓動民眾選舉其為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競選已經成為一場形象包裝和宣傳的競賽。”

問：你認為多數普通選民在自利理性的影響下難以或不願成為對複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那你提出的以賢能民主為支柱的混合民主體系怎麼引入民主？

答：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地認識複雜人性。正如戰國時期的中國思想家韓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韓非子·八經》）人性是複雜的，分不同面向，理性在其中扮演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政治體系若想成為亞里士多德所期待的最優良的政體，只能發揚人性的優點，節制人性的弱點，以合理方式順應人性中最難以抗拒的訴求，節制人性中最幽暗、非理性的衝動，為現實政治插上理性的翅膀。

本書認為人性中包含四個十分要害的真相：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後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

選舉民主只看到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卻忽略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後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正如良好的市場機制，可讓人人在自利理性驅使下達至一個利於全社會的良好結果一樣，良好的民主機制同樣應該讓民眾在人性驅使下，將寶貴的理性運用在最合適的場域，讓推動人類進步的理性光芒儘可能照亮現實政治中的每個角落，最終讓一個社會接近良政善治。

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預示著一人一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熟悉領域的理性人意味著在最樸素的利益表達、訴求反饋層面或基層自治範圍的事務，應該賦予民眾適當的選舉權利，主要形式是選舉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層自治範圍的複雜政治事務領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機應對、外交博弈、國家宏觀調控、複雜政策制定實施等問題，多數普通人都是“事後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評價遠比選舉民主更能提升民眾政治參與的質量和理性水平。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意味著應該在民主框架下選賢與能，讓經過重重磨練的政治精英人盡其才。本書提出的方案是公正有效監督下的精英推選和人民評價相結合，精英推選是吸取考試、考察、舉薦的有益經驗，讓對複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的精英透過協商與投票的方式進行最初的選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形成的人心。

因為對人性的認知存在誤區，選舉民主非但不能讓民眾把理性運用在合適的場域，反而幻想民眾在非熟悉領域扮演理性人角色，其結果只能是民粹成為選舉民主揮之不去的陰影，為既得利益集團趁機上下其手埋下隱患。同樣情況，許多人探討賢能政治時忽略了至關重要的民主維度。現實政治中不存在全知全能的聖人，政治的清明離不開群策群力和民主的剛性約束，政治的初衷本就是為人民服務。一個政治人物或政府是否賢能，不在於有多麼大的權勢、多麼耀武揚威，而在於是否有效增進人民的福祉，是否能長時間獲得世道人心的認同。本書希望在保障人人平等和民眾充分政治參與的基礎上提升參與的質量和理性水平，讓順應人性和現實的民主形式和賢能政治互相補充，為人類社會反抗暴政、守護民主、節制既得利益集團與民粹主義創造良好環境，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經得起檢驗的政治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