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媽媽的人生所知不多，總以為來日方長聽她慢慢講，可我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配圖 | 《少女小漁》劇照
媽媽離世已將近十年，如今的我聽到電話“叮鈴鈴”的聲音，依舊會回憶起那些年的越洋電話：
“新加坡好熱呀。”
“臺北今天出太陽了。”
“麵館打烊了。”
我五六歲時，媽媽就出國謀生，隨後又在幾個國家輾轉，我們一兩年才能見一次，每日的電話成了我唯一的依靠，電話裡她追著我的成長軌跡噓寒問暖，我攥著聽筒說個不停。我十六歲那年，她終於在中國臺灣安定下來，可探親政策將我們隔在海峽兩端。
媽媽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福建省的小縣城，外公是林業局的幹部，但窮得連房子都蓋不起。
外公是個本分人，堅守廉潔奉公，甚至有些固執。外婆為他生了五個孩子，媽媽是第三個，上面有兩個哥哥，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媽媽兩歲那年，姨媽出生了。小小的家，容不下四個孩子。
嗷嗷待哺的嬰兒離不開母親的懷抱，姨媽自然要留在家裡，媽媽的兩個哥哥都是男孩，是家族的骨血，捨不得，也送不走。只有媽媽這個“不起眼”的女孩，可以被匆匆收拾幾件衣物，送到鄉下，寄養在遠房親戚家裡。
這一送，就是七年。媽媽很少提起那段“寄人籬下”的時光，偶爾提起也是輕描淡寫地說：“那時候，我總是一個人。”
九歲那年，媽媽被接回了縣城的家。舅舅們理所當然地受寵，姨媽是外公外婆的“貼心小棉襖”，媽媽則像塊誤入棋盤的石頭，默默承擔著家務，洗衣、做飯、生火、打掃。
媽媽喜歡讀書，但也只能在清晨生火做飯時，藉著灶臺的微弱火光，悄悄翻開書頁。
媽媽也喜歡唱歌，可家裡從沒有屬於她的聲音，每次她一開口，外婆就會皺起眉頭，冷冷地說：“整天哼哼唧唧，唱什麼唱！”
後來，媽媽就對著山谷唱歌，石頭和樹不會責備她。成年後，媽媽聲音依然清亮，她大專畢業後加入過文工團，被分配到合唱團的高音部，並在合作排練中認識了爸爸，戀愛5年後，他們結了婚。
1988年的春天，我出生了。
彼時，媽媽在供銷社工作，穩定又體面。爸爸經營一家水泥店，他喜歡穿皮衣皮鞋，頭髮抹著摩絲，油亮油亮的。他白天去店裡，蹺著腿，當個“老闆”，晚上換上專門的“行頭”去舞廳跳舞。
我大約四五歲的時候，爺爺的工廠經營不善倒閉了，欠了好幾萬塊的債，我對債務數字沒什麼概念，只知道那是個“萬元戶”都很稀缺的時代。
媽媽拼命在供銷社裡“搶”業務賺錢，想方設法節省家用。她不止一次和爸爸溝通，希望他用心經營水泥店，撐起家裡的一角。但爸爸好像遊離在這個家庭之外，不聞不問，利息在增長，賬單在堆積，日子越過越緊巴巴。
媽媽聽同事提起，有個親戚放棄了國內的工作，去了新加坡半工半讀，工資是國內好幾倍。
那時1新元能兌5塊人民幣，新加坡也揮舞著“亞洲四小龍”的旗幟招攬人力，中介傳單上跳躍著“新加坡招工，月薪抵國內半年”的大字，越來越多的國人飛到南洋，成了餐館、建築工地、工廠的工人。
媽媽獨自踏上這條路。外婆依舊冷眼旁觀，毫無支援，父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無暇顧及她的去向。
直到今天，也沒人知道她是怎樣一點點湊齊中介費，又是在哪所夜校悄悄完成語言培訓。她沒有聲張，也不曾訴苦，始終是“家族”中不起眼的那個。
臨走那天，媽媽只帶了一箇舊行李箱，她蹲下來抱了抱我，聲音有些顫抖地說：“要聽話。”然後站起身來，輕飄飄地離開。
她離開家後，一兩年才回來一次，我習慣了在電話裡聽她的聲音，卻依舊學不會面對她的離開，每次她帶著行李箱轉身，我就哭個不停。
媽媽會把外面的世界帶給我。她第一次從新加坡回國時，給我一個新的隨身聽，一按下按鈕，它的艙門就會彈開。她還帶回不少兒童英語磁帶，裡面的女聲念著 “Apple”“Banana”…… 那是我第一次聽英語，我對這些單詞開始有了記憶。
新加坡的日子並不好過。媽媽在中餐館打工，老闆是福建移民，嚴謹又精明。她穿梭在後廚和餐桌之間，端盤子、擦桌子、送菜，腳步不停，臉上掛著溫柔的微笑，心裡惦記著今天的小費。她還抽時間做別的兼職，時薪也就幾新幣。
她像被上緊的發條，不敢停歇，每個月攢下幾百新元，一分不少地匯回家裡。前兩年，那筆債務像個無底洞，無論她往裡填多少，都見不到盡頭。但漸漸地，家裡不再著急催促她匯款了，債務在一點點減少。三年後，她終於攢夠了最後一筆錢，把債務徹底還清了。
與此同時，那些關於爸爸的流言，傳進她的耳朵——麻將、賭桌、舞廳，還有一個不屬於這個家的女人。她不願意相信，也不敢深想。
她請了假，買了回國的機票，在秋天的夜晚降落在“已經不屬於她”的土地上。
她在外婆家歇腳，想等爸爸來接她。然而，電話一遍遍撥出，外婆和姨媽們輪流勸著電話那頭的男人，爸爸只是冷淡地回絕：“我不過去。”
媽媽妥協了，對電話那頭說：“那至少，讓我回家的時候，有個人在門口等我。” 可連這一點，爸爸都不願意。
他只是輕輕搖醒了熟睡的我。
“去門口等你媽。”
我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迷迷糊糊地披著睡衣，光著小腿走到門口。夜風有點涼，我抱著胳膊站在黑暗裡，努力睜大眼睛，看著遠處的巷口。過了很久，我才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慢慢走近，拖著行李。月光映在媽媽臉上，將她的失望與倦意勾勒得格外清晰。家門終究是打開了，可有些東西，已經關上了。
當她見到爸爸，爸爸的眼神淡漠，話語中帶著疏離和敷衍，他們的婚姻已經流不出愛的水花。
千禧年前夕，所有人都在憧憬新世紀的繁華，她拿到的卻是一張離婚證。
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媽媽定期給外婆轉我的生活費，後來爸爸再婚組建了新的家庭，我們幾乎沒有往來。
外婆對媽媽尚且疏離，對我更是不在意，我不曾感受過真正的呵護。在我青春期最愛美的年紀，外婆一口氣給我批發好幾件深紅墨綠的格子襯衫，所以我從來不懂什麼是“好看”。
直到有一年，媽媽從國外回來。她開啟行李箱，全是給我買的衣服，她細心地把一件件鋪在床上，明亮的顏色，柔軟的布料。那一刻，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也有“好看”的權利。
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套牛仔套裝——短褲配馬甲，再搭一件白色真絲襯衫。我第一次穿上這套去上學，班主任誇我：“今天很漂亮啊”，同學們圍著我，摸著那件真絲襯衫，小聲驚歎。
我好像踩在雲上面了，也感受到了“漂亮”帶來的力量——被看見。
但回到家，大舅舅站在門口，看了我一眼。然後，他說：“穿成這樣，是去勾引別人吧。”
我和媽媽依然是這個家族裡的外人，媽媽還是像只候鳥，有時候在馬來西亞，有時候在泰國，後來姨媽去了臺灣，告訴媽媽這邊打工工資比較高，生活節奏慢，環境也舒適，所以媽媽選擇去試試看，在2000年後，她去了臺灣，定居在那，一直待了十幾年。
臺灣的街頭巷尾很溫暖，早餐店的老闆、水果店的阿婆、公交司機，所有人都是笑盈盈的，媽媽想在臺灣停下腳步了。
她在臺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館當幫廚，節奏卻比之前在新加坡時候鬆弛多了，每週會有固定的店休日。鄰里朋友相處間少了幾分算計，多了一些真誠，大家會相約著自駕遊，到墾丁、到阿里山、到臺南、到花蓮……一路上歡聲笑語。
志趣相投的朋友們在旅行途中，聊著聊著就有人輕聲哼起歌，這一次，媽媽終於能放聲歌唱。原來生活可以不只是責任、債務、操勞和計較，它可以是音樂、是風景、是自由自在。
臺灣，用溫柔的方式，慢慢療愈了她一路走來的疲憊與辛酸。
媽媽還在這裡遇見了生命的陽光——我的繼父，2004年，媽媽再次步入婚姻。
繼父是個溫厚的人，他們清晨會一起吃早餐，午後攜手去市場挑選最新鮮的蔬果，晚飯後並肩散步，偶爾停下來聽街角老藝人的歌聲。
他們一起做生意，承包過大學食堂，經營過旅遊大巴公司，生活雖忙碌，卻不再像從前那樣沉重。閒暇時，她練習瑜伽，甚至組織村民們參加合唱團和健康舞比賽，每次都能拿下頭名。她眼裡終於有了光。
但是我和媽媽依然隔在不同的世界。政策規定，只有未滿14歲的孩子才能隨母親移居臺灣，她結婚時我已經16歲了。她在那裡建立起新的生活，而我只能隔著海峽，遙望她的世界。
幾乎每天，她都會給我打電話，我們分享彼此的生活。她鼓勵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對我說：“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媽媽只希望你快樂。”
媽媽與繼父安穩的好時光僅僅持續了兩年，就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無情打破。
那一天，繼父像往常一樣去旅遊大巴公司巡視，媽媽正在辦公室整理賬目，電話忽然響起，是車隊排程員打來的——一位司機因突發疾病無法上崗，有乘客需要接送，臨時找不到替補駕駛員。繼父擁有大巴車駕駛證，只能親自頂上。
車輛行駛在公路上，原本一切如常，直到一個女人突然出現，直直地砸在了大巴車的前方。繼父猛踩剎車，輪胎在地面上劃出刺耳的聲音，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女人被撞倒，當場身亡。
後來經相關部門調查得知，那個女人在過馬路時，被一輛飛馳的小轎車撞了，整個人騰空翻起，正好墜落在繼父的大巴車前。繼父來不及反應，再次撞上了她，奪走了她的生命。
儘管繼父並非事故的主要責任方，但法院還是判了沉重的賠償。對方提出了三百萬臺幣的賠償要求，這個數字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當時繼父的月收入大約是二十萬臺幣。經過長達幾年的漫長協商，雙方最終以八十萬臺幣達成了和解。
旅遊大巴公司的生意逐漸走下坡路，業績一落千丈，媽媽和繼父只能勉強支撐。那幾年，媽媽的電話依舊準時響起，只是她的聲音不再歡樂，透著一絲疲憊。
繼父沉浸在打擊中，整日沉默寡言，靜靜地坐在院子裡，望著遠方，不知在思考什麼，他的世界好像都被那場事故吞噬了。
媽媽又一次站了起來，對繼父說：“沒關係，生活的困難，再難也就這樣了，我們一起想想接下來做些什麼。”
也許是媽媽的樂觀與韌勁感染了繼父，他們先關閉了旅遊大巴公司，決定重新開始，儘管已經沒有能力再做什麼大的投資。
2014年，兩人開了一家牛肉麵館，想用最平凡的“一碗麵”去治癒自己和客人。
麵館的生意意外地好，門口的小路被一輛輛機車堵得水洩不通。忙碌的身影、熱騰騰的湯麵、絡繹不絕的客人——生活的陰霾似乎正在慢慢散去。
媽媽開面店一年後，她回大陸來看我，那年我在上海工作，在機場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被一隻無形的手緊緊揪住——她的臉色蒼白，身形更瘦削，眼神里是掩不住的疲憊，她看起來比實際年紀老了許多。
可即便如此，她仍然對我露出了溫柔的笑容。
但那次回來，媽媽似乎變了。她頻繁地提起我的婚事，甚至主動安排相親，希望我能嫁到臺灣，留在她身邊陪伴她。
她的態度讓我感到陌生，我之前一直跟朋友自豪地說，我的媽媽不是 “虎媽”，她讓我感到自由和溫暖，自己是被“愛和寬容”澆灌長大的。我試圖理解她的“催婚”，可她的每次催促都像一根刺，劃破了我們之間最溫柔的親密關係。我越來越不想跟她溝通。
她說：“你一個人在大陸，媽媽怎麼能不擔心？”
我說：“我過得很好，不需要靠結婚來獲得幸福。”
她嘆了口氣，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失望，我只能扭頭不去看她。
第二年，我去臺灣探親，她提出帶我逛花圃，“花圃的老闆對花特有研究，種的花品種特別多。”她語氣輕描淡寫，彷彿只是一次普通的遊玩。
剛到了沒多久，媽媽就藉口說店裡還有事，讓我們逛。
花圃很大，老闆很熱情，一路邊走邊介紹，一開始聊花卉，後來話題慢慢偏了。他問我的年齡，工作，問我未來想定在哪裡生活，覺得臺灣怎麼樣。
我忽然明白了，我被推入了一場沒有預告的相親，媽媽正是安排者。
我沒有責怪她，只是無奈、憤怒、失落交織在一起。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們在媽媽的店裡忙完午市，她說想和我聊聊，我們聊了外婆聊了最近的趣事，彷彿一切都回到了從前。
忽然，她微笑地看著我，溫和地問：“你知道媽媽為什麼最近一直催你結婚嗎？”
我愣了一下，隨口笑道：“不知道呢？”
她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抬起左手，輕輕搭在小腹上：“因為媽媽有病。”
我當場笑出了聲，就和她開起玩笑來：“什麼病？神經病嗎？哈哈哈哈……”
媽媽也被我逗笑了，輕輕搖了搖頭：“不是啦，是這裡有病。”她用手又摸了摸小腹。
我的心裡湧起一陣不安。“什麼意思？”我收起玩笑，認真地看著她。
媽媽依然是那副平靜的神情，語氣柔和得像在說一件小事：“去年不是做了子宮肌瘤切除手術嗎？後來化驗結果出來，確診是子宮內膜癌了。”
一記重錘砸在我的腦子裡。
“你開什麼玩笑？”我提高了聲音，盯著她，企圖從她的臉上找出一絲撒謊的痕跡。可她仍舊安靜地看著我，微笑著，依然那麼溫柔。
我深吸一口氣，問：“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她輕輕嘆了口氣，說：“去年就知道了。醫生說是癌症初期，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治癒的機會很大，不想讓你擔心，所以沒告訴你。”
她頓了頓， “但這次復發了，現在已經確認是發展到晚期了。醫生還說這個癌細胞是很兇猛的一種，發展迅速，而我的腫瘤又是在一個夾角位置，目前的醫療技術沒有辦法清除乾淨，我可能好不了了。你繼父勸我說，還是應該要早點告訴你，因為你也有知道的權利，萬一……萬一哪一天真的堅持不下去了，你也能有個接受的過程。”
每個字都像一把利刃刺進了我的心裡。我的眼眶控制不住地泛紅了。
“ 那時候一直跟你說肌瘤導致大出血，讓你早點手術切除，你就是不聽，現在好了，惡化了吧。”我以為自己是在責怪她，可聲音裡的顫抖卻出賣了我的慌亂。
但如果我現在哭出來，媽媽一定會更難過。於是，我猛地別開頭，語無倫次地說：“總是不聽話，好氣喔，好啦，不想跟你說話了，我要回家睡午覺了。”
話一齣口，我就站起來轉身，落荒而逃。
騎上機車時，我的腦子還是一片空白，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呼吸也變得急促，回到家，一進房間，我就關上門，整個人跌坐在地上。
眼淚，終於再也止不住了。我蜷縮在床上，用被子捂住臉，大哭起來。媽媽的微笑、她溫柔的聲音、她輕輕撫摸小腹的動作，一幅幅畫面在我腦海裡閃現。
我終於意識到，她正在悄悄地、無聲地，與我告別。我想起她急切地為我安排相親，她希望在生前看到我有個“家”。
在她病重的那些日子裡，我卻無法長時間陪在她身邊。
因為兩岸的政策關係，哪怕我是她的親生女兒，屬於一等親關係，但依舊每年只能申請兩次探親，每次最多三個月。這是政策的枷鎖，無法改變。
我不得不在電話裡得知母親的近況。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似乎一切還好，從不向我傾訴她的疲憊。
幸好，繼父和媽媽感情深厚，一直守在她身邊。繼父後來告訴我，化療的日子裡，媽媽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一點點掉落，身體一天天消瘦，她因為腫瘤的壓迫，痛得在地上翻滾。
在最痛苦的夜晚，媽媽曾祈求神明保佑。她不害怕死亡，她怕我無人依靠成了“孤零零”的人。她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內心卻依然想著要替我擋風遮雨，為我多撐一程。
上天似乎對媽媽留有一絲憐憫，她最後的日子，恰好落在我能到臺灣探親的時間裡。2017年的春天，媽媽住進了安寧病房。
安寧病房是專門接收那些已被確診無法治癒的癌症患者的。在這裡，病人可以自由使用止痛麻藥，減輕折磨，讓生命的最後時光少一些痛苦。我和繼父也搬進醫院，日夜守護著她。
臺灣的健保體系和媽媽買的保險為她提供了很大的經濟保障，免除了我們的沉重經濟負擔。我時常在想，這也許就是不幸中的萬幸吧。
最後的幾天，或許是病情的惡化，或許是止痛藥的副作用，她的意識越來越模糊，好像把所有親人都遺忘了，也包括我。她兩天滴水未進，食物也無法入喉。大部分時間，她都沉沉地睡著，偶爾睜開眼睛，茫然地掃視周圍，我終於見到了醫學上常說的“藥物引起的認知障礙”。
媽媽的神志似乎被侵蝕得很徹底，我的信念崩塌了，我曾以為能與媽媽依戀一生， 媽媽會一直溫柔地看著我。
她去世的前一天，奇蹟般地清醒了一次。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坐在她的病床旁，電視裡播放著新聞，忽然，媽媽睜開眼睛，緩慢地抬起顫抖的手，輕輕地觸碰我的臉頰。然後，她微微揚起嘴角，朝我露出了一個微笑。
她認出我了！我的心猛地一顫，驚喜又心酸。因為她那時的面部肌肉已經無力，根本支撐不了任何面部表情。
我輕輕握住她的手，覆在自己的臉上，生怕這清醒稍縱即逝。我輕聲對她說：“媽媽，我在。”
她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我，彷彿在記住我最後的樣子。隨後，她又陷入沉睡，睡得很安詳，呼吸平穩。我和繼父守在床邊，不敢閤眼，生怕錯過她的任何一個瞬間。
第二天清晨，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灑進病房，我們默默守在床邊，凝視著心電監護儀上的數字一點一點往下掉。直到螢幕歸於平靜，一切歸零，時間彷彿停止了。她走了，輕輕地，彷彿從未驚擾這個世界。
編輯 | 烏咪 實習 | 思宇
Audrey
愛，永遠是最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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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