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談幾點感想
首先，對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去世表示哀悼。
作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成長是一個傳奇。在生活中，她是一個好朋友，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不可否認，在數十年的法律工作中，金斯伯格曾經為維護自己和其它女性的權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有些評價特別高，任命她為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卡特稱讚她是“正義的燈塔”，提名她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林頓，稱讚她是“最高法院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大法官之一”，但這樣話，是否名副其實？
當然有不同看法，詳見下點
其次，為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激進化感到悲哀。
1993年金斯伯格被任命為聯邦大法官時，是以溫和左派的面目出現。她也多次表示，追求“性別平等，讓女性在法律上獲得和男性一樣的權利和機會”，不是要為女性爭取特權。
但左派的觀念源頭有問題，對平等的理解是抽象的、物化的。為了消除人類頭腦中的偏見，他們渴望統一思想，於是政治正確氾濫。從溫和派到激進派，從平權到特權，成為左派思維的必由之路。
金斯伯格在成為大法官後，脫離普通法的觀念源頭，把自己當成指導女性和人類幸福的神，試圖強行消除男女差異、製造一個男女平權的理想社會，走到了“為反對而反對”的狀態。
最明顯的例子，金斯伯格作為一名資深法律工作者，和很多女權鬥士一樣，表現出來明顯的雙標。她對川普多年前在娛樂界的一句低俗句子揪住不放，卻無視拜登同志從政時一貫到處揩油的鹹豬手，只能用虛偽來解釋了。
在2016年大選時刻，金斯伯格更是不顧大法官的基本職業操守，公開表態反對川普當選，揚言要搬離美國。結果出來後，金斯伯格和那些裝清純的好萊塢明星一樣，啞口無言。
如此激進的金斯伯格，在大法官這個職位越努力，對社會危害越大。
第三，川普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名新任大法官。
看到很多文章，口口聲聲說現在川普不宜匆忙提名，理由是2016年參議院“阻撓”奧巴馬任命大法官，說還是把任命的機會留給下一任總統更合適。這種雙標的說法，是專門忽悠不動腦子的人。
美國的權力架構追求制衡，制衡的目標，是抑制人性之惡、防止特權。所以，大家都要遵守共同的規則。聯邦大法官的任命流程，是總統提名，參議院確認。
2016年共和黨主導參議院，反對奧巴馬提名是參議院正常的職權。現在依然是共和黨主導參議院，支援川普提名依然是參議院正常的職權。
總統、參議院正常行使自己的提名、批准職權，正大光明，理直氣壯。
第四，聯邦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越多越好。
金斯伯格去世，這給了現在的聯邦最高法院迴歸正途的機會。近些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結果通常是5：4。這個數字體現了社會觀念的撕裂，也深層次反應了人口比例的變化。
美國特有的政治架構，無論是規定聯邦大法官永久任職，還是選舉人票制度、參眾二院分選分立，都為了隔離歐洲大陸式民粹的衝擊和動盪，體現了美國與歐洲大陸的明顯差異。
從理論上說，聯邦最高法院的九長老最好都是保守的右派，這既是先賢立憲的初衷，也是MAGA的基石。希望在下一個四年，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比例能夠變成6：3，甚至7：2。
在華人圈，以鐘錶思維看社會很氾濫，意思是選舉就象鐘錶，一會兒象黨上臺，一會兒驢黨上臺，制度完美。換個另外的表達，就是認為自己不左不右，既反極左又反極右。此類假想自己是中庸的完美狀態，體現了對公共政治的無知。
社會建設的根本問題，就是群體的觀念問題。人們觀念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社會認知能力。左右的差異，本質就是思維深度的問題。
舉個例子，我們每個人生下來，就是餓了哭著要奶吃的幼稚態，需要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依靠父母生存。這種無行為能力、無法對自己言行負責的狀態，就是極左。
隨著年齡增長，透過學習反思，思維不斷深化。有的人能夠慢慢成長，脫離對外界的依賴成為自立自律的人。也有的人始終停留在幼稚態，把希望寄託於他人，把責任歸結於他人。
右是RIGHT是成長是智慧。放心吧，人的思維有限，到不了極右。
後記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永久職位，他們透過重大案件的判決，對全人類都產生影響。其位高權重，甚至超過總統。
大法官能否守住自己的邊界，不要把自己當作指導人類幸福的上帝，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艱難的挑戰。
正如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所說“最高法院的職能，就是公正、忠實地解釋憲法、法律的含義，使之符合立憲者或國會立法者的意圖。最高法院的職能就這麼簡單，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我並不認為我們是社會變革的引領者，我們也不是歷史車輪的推動者，我們的工作只是為前人的立法提供解釋。”
在多元平均主義氾濫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夠理解斯卡利亞的意思，明確職責的邊界，不去僭越自己的角色呢？讓我們重溫那句振聾發聵的話：The road to hell is always paved by good intentions。
通向地獄的路，總是由善意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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