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當教師
作者｜葉聖陶
我現在不當教師。如果我當教師的話，在“教師節”的今日，我想把以下的話告訴自己，策勵自己，這無非“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意思。以前種種是過去了，追趕不回來了；慚愧是徒然，悔恨也無補於事；讓它過去吧，像一個不愉快的惡夢一個樣。
我如果當小學教師，決不將投到學校裡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傢伙，惹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乾淨的，骯髒的，我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僅僅浮在嘴唇邊，油腔滑調的喊一聲；而是出於衷誠，真心認他們作朋友，真心要他們作朋友的親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長和進步是我的歡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鈍是我的憂慮。有了歡快，我將永遠保持它；有了憂慮，我將設法消除它。對朋友的忠誠，本該如此；不然，我就夠不上作他們的朋友，我只好辭職。
我將特別注意，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想“教育”這個詞兒，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淺方面說，“養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它的含義。無論怎樣好的行為，如果只表演一兩回，而不能終身以之，那是扮戲；無論怎樣有價值的知識，如果只掛在口頭說說，而不能徹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遊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養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將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養成，決不馬虎了事。譬如門窗的開關，我要教他們輕輕的，“砰”的一聲固然要不得，足以擾動人家的心思的“咿呀”聲也不宜發出；直到他們隨時隨地開關門窗總是輕輕的，才認為一種好習慣養成了。又如菜蔬的種植，我要教他們經心著意的做，根入土要多少深，兩本之間的距離要多少寬，灌溉該怎樣調節，害蟲該怎樣防治，這些都得由知識化為實踐；直到他們隨時隨地種植植物，總是這樣經心著意，才認為又養成了一種好習慣。這樣的好習慣不僅對於某事物本身是好習慣，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對於開門關窗那樣細微的事， 尚且不願意擾動人家的心思，還肯作奸犯科，幹那些擾動社會安寧的事嗎？對於種植蔬菜那樣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對於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認識，具體的如社會現象的剖析，還肯節省工夫，貪圖省事，讓它馬虎過去嗎？
我當然要教小朋友識字讀書，可是我不把教識字教書認作終極的目的。我要從這方面養成小朋友語言的好習慣。有一派心理學者說，思想是不出聲的語言；所以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一個詞兒，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念，怎麼寫，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含義和限度，該怎樣使用它才的當。一句句子，不但使他們知道怎麼說，怎麼講，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語氣和情調，該用在什麼場合才合式。一篇故事，不但使他們明白說的什麼，更要藉此發展他們的意識。一首詩歌，不但使他們明白詠的什麼，更要藉此培養他們的情緒。教識字教讀書只是手段，養成他們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才是終極的目的。
我決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唸經一樣，把各科課文齊聲合唱。這樣唱的時候，完全失掉語言之自然，只成為發聲部分的機械運動，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既然與理解和感受很少關係，那末，隨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麼意義 ？
現當抗戰時期，課本的供給很成問題，也許臨到開學買不到一本課本，可是我決不說“沒有課本，怎麼能開學呢！”我相信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藉，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藉。許多功課都是不一定要利用課本的，也可以說，文學的課本以外還有非文字的課本，非文字的課本羅列在我們周圍，隨時可以取來利用，利用得適當，比較利用文字的課本更為有效，因為其間省略了一條文字的橋樑。公民，社會，自然，勞作，這些功課的非文字的課本，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書鋪子裡沒有課本讀，又有什麼要緊？只有國語，是非有課本不可的；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筆，小朋友還買得到紙和筆，也就沒有什麼關係。
小朋友頑皮的時候，或者做功課顯得很愚笨的時候，我決不舉起手來，在他們的身體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覺至多幾分鐘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們身體上起了紅腫，隔一兩天也就沒有痕跡；這似乎沒有多大關係。然而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們的身體，同時也打了他們的自尊心；身體上的痛或紅腫，固然不久就會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損傷，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有什麼權利損傷他們的自尊心呢？並且，當我打他們的時候，我的面目一定顯得很難看，我的舉動一定顯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鏡子在前面，也許自己看了也會嫌得可厭。我是一個好好的人，又怎麼能對著他們有這種可厭的表現呢？一有這種可厭的表現，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費了嗎？以後的努力不將不產生效果嗎？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手再也舉不起來了。他們的頑皮和愚笨，總有一個或多個的原由；我根據我的經驗，從觀察和剖析找出原由，加以對症的治療，哪還會有一個頑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圍嗎？這樣想的時候，我即使感情衝動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轉到心平氣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來出氣了。
我還是作小朋友家屬的朋友，對他們的親切和忠誠和對小朋友一般無二。小朋友在家庭裡的時間，比在學校裡來得多；我要養成他們的好習慣，必須與他們的家屬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們往東，家屬卻要他們往西，我教他們這樣，家屬卻教他們不要這樣，他們便將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費。做家屬的親切忠誠的朋友，我想並不難；拿出真心來，從行為、語言、態度上表現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們的子女弟妹好。誰不愛自己的子女弟妹？還肯故意與我不一致。
我如果當中學教師，決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猶如我決不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一個樣。書中積蓄著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學生方面說，重要的在於消化那些經驗成為自身的經驗，說成“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功夫。因此，說成“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我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並沒有什麼分別。我與從前書房裡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試，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而我呢，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這裡我不敢用一個“教”字。因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這麼一套本領，雙手授與學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領，能夠說已經完整無缺了嗎？我能夠肯定的說我就是一個標準的健全的公民嗎？我比學生，不過年紀長一點兒，經驗多一點兒罷了。他們要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經驗，我就憑年紀長一點兒、經驗多一點兒的份兒，指示給他們一些方法，提供給他們一些例項，以免他們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許多冤枉道路才達到目的——不過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問我幹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我決不說“教書”。
我不想把“忠”“孝”“仁”“愛”等等抽象德目向學生的頭腦裡死灌。我認為這種辦法毫無用處，與教授“蛋白質”“脂肪”等名詞不會使身體得到營養一個樣。忠於國家忠於朋友忠於自己的人，他只是順著習慣之自然，存於內心，發於外面，無不恰如分寸；他決不想到德目中有個“忠”字，才這樣存心，這樣表現。進一步說，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因為那是“有所為”，並不是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為了使學生存心和表現切合著某種德目，而且切合得純任自然，毫不勉強，我的辦法是在一件一件事情上，使學生養成好習慣。譬如舉行掃除或籌備什麼會之類，我自己奮力參加，同時使學生也要奮力參加；當社會上發生了什麼問題的時候，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竭知盡力的圖謀最好的解決；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養成學生的好習慣，綜合起來，他們便實做了“忠”字。為什麼我要和他們一樣的做呢？第一，我聽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本應當“忠”；第二，這樣做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例項，對於學生盡了幫助他們的責任。
我認為自己是與學生同樣的人，我所過的是與學生同樣的生活；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公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和同事一定掬誠相示，毫不掩飾；我勸戒學生不要抽菸卷，我一定不抽菸卷，我決不說“你們抽不得，到了我們的年紀才不妨抽”的話；我勸戒學生不要破壞秩序，我一定不破壞秩序，決不做那營私結派磨擦傾軋的勾當。為什麼要如此？無非實做兩句老話，叫做“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須“有諸己 ”“無諸己”，表示出願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大家也易於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赧赧然了，哪裡有什麼真氣？哪裡還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裡會受你的感動？無論學校裡行不行導師制，無論我當不當導師，我都準備如此，因為我的名義是教師，凡負教師的名義的人，誰都有幫助學生的責任。
我不想教學生做有名無實的事情。設立學生自治會了，組織學藝研究社了，通過了章程，推舉了職員，以後就別無下文，與沒有那些會和社的時候一個樣：這便是有名無實。創辦圖書館了，經營種植園了，一陣高興之後，圖書館裡只有七零八落的幾本書，一天功夫沒有一兩個讀者，種植園裡蔓草叢生，蛛網處處，找不到一棵像樣的蔬菜，看不見一朵有勁的花朵；這便是有名無實。做這種有名無實的事比不做還要糟糕；如果學生習慣了，終其一生，無論做什麼事總是這樣有名無實，種種實際事務還有逐漸推進和圓滿成功的希望嗎？我說比不做還要糟糕，並不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張不要成立那些會和社，不要有圖書館種植園之類的裝置。我只是說幹那些事都必須認真去幹，必須名副其實。自治會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專案不妨簡單，作業不妨淺易，但凡是提了出來的，必須樣樣實做，一毫也不放鬆；有了圖書館硬是要去閱讀和參考，有了種植園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規模不妨狹小，門類不妨稀少，但是既然有了這種裝置，必須切實利用，每一個機會都不放過。而且，那決不是一時乘興的事，既然已經幹了起來，便須一直幹下去，與學校同其壽命，如果這學期幹得起勁，下學期卻煙消雲散了，今年名副其實，明年卻徒有其名了，這從整段的過程說起來，還是個有名無實，還是不足以養成學生的好習慣。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維，養成語言文學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類；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一門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的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能成為把國家民族推向前進的整個“輪子”。這個觀念雖然近乎抽象，可是很關重要。有了這個觀念，我才不會貪圖省事，把功課教得太鬆太淺，或者過分要好，把功課教得太緊太深。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譬如，一個學生是世代做莊稼的，他幫同父兄做莊稼，你說該屬於公民科，生物科，還是數學科？又如，一個學生出外旅行，他接觸了許多的人，訪問了許多的古蹟，遊歷了許多的山川城鎮，你說該屬於史地科，體育科，還是藝術科？學校裡分科是由於不得已；要會開方小數，不能不懂得加減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後是什麼朝代；由於這種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學的辦法。可是，學生現在和將來做人做事，還是與前面所舉的幫做莊稼和出外旅行一個樣，是綜合而不可分的；那末，我能只顧分科而不顧綜合，只認清自己那門功課的目標而忘記了造成健全的公民這個總的目標嗎？
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決不專作講解工作，從跑進教室始，直到下課鈴響，只是念一句講一句。我想，就是國文課，也得讓學生自己試讀試講，求知文章的意義，揣摩文章的法則；因為他們一輩子要讀書看報，必須單槍匹馬，無所依傍才行，國文教師決不能一輩子伴著他們，給他們講解書報。國文教師的工作只是待他們自己嘗試之後，領導他們共同討論：他們如有錯誤，給他們糾正；他們如有遺漏，給他們補充；他們不能分析或綜合，替他們分析或綜合。這樣，他們才像學步的幼孩一樣，漸漸的能夠自己走路，不需要人攙扶；國文課尚且如此，其他功課可想而知。教師捧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學生對著理化課本或史地課本，一邊是念一句講一句，一邊是看一句聽一句；這種情景，如果他細想一想的話，多麼滑稽又多麼殘酷啊！怎麼說滑稽？因為這樣之後，任何功課都變為國文課了，而且是教學不得其法的國文課。怎麼說殘酷？因為學生除了聽講以外再沒有別的工作，這樣聽講要連續四五個鐘頭，實在是一種難受的刑罰，我說刑罰決非誇張，試想我們在什麼會場裡聽人演講，演講者的話如果無多意義，很少趣味，如果延長到兩三個鐘頭，我們也要移動椅子，拖擦鞋底，作希望離座的表示；這由於聽講到底是被動的事情，被動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刑罰似的感覺。在聽得厭倦了而還是不能不聽的時候，最自然的傾向是外貌表示在那裡聽，而心裡並不在聽；這當兒也許遊心外騖，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也許什麼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禪定。教學生一味聽講，實際上無異於要他們遊心外騖或者什麼都不想，無異於摧殘他們的心思活動的機能，豈不是殘酷？
我不怕多費學生的心力，我要他們試讀，試講，試作探討，試作實習，做許多的工作，比僅僅聽講多得多，我要教他們處於主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嘗試過的事物，我決不滔滔汩汩的一口氣講給他們聽，他們嘗試過了，我才講，可是我並不逐句逐句的講書，我只給他們糾正，給他們補充，替他們分析和綜合。
我如果當大學教師，還是不將我的行業叫做“教書”。依理說，大學生該比中學生更能夠自己看書了；我或者自己編了講義發給他們，或是採用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或別的書給他們作課本，他們都可以逐章逐節的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進教室去，按照講義上課本上所說的複述一遍，直到下課鈴響又跑出來，那在我是徒費口舌，在他們是徒費時間，太無聊了；我不想幹那樣無聊的勾當。我開一門課程，對於那門課程的整個系統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點兒是我自己的東西，依通常的說法就是所謂“心得”，我才敢於跑進教室去，向學生口講手劃，我不但把我的一點兒給與他們，還要誘導他們幫助他們各自得到他們的一點兒；唯有如此，文化的總和才會越積越多，文化的質地才會今勝於古，明日超過今日。這就不是“教書”了。若有人問這叫什麼，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為學”。
據說以前的拳教師教授徒弟，往往藏過一手，不肯盡其所有的拿出來；其意在保持自己的優勢，徒弟無論如何高明，總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學那種拳教師，決不藏過我的一手。我的探討走的什麼途徑，我的研究用的什麼方法，我將把途徑和方法在學生面前儘量公開。那途徑即使是我自己開闢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獨自發現的，我所以能夠開闢和發現，也由於種種的“勢”，因緣湊合，剛剛給我捉住了；我又有什麼可以矜誇的？我又怎麼能自以為獨得之秘？我如果看見了冷僻的書或是收集了難得的材料，我決不諱莫如深，絕不提起，只是偷偷的寫我的學術論文。別的人，包括學生在內，倘若得到了那些書或材料，寫出學術論文來，不將和我一樣的好，或許比我更好嗎？將書或材料認為私有的東西，僥倖於自己的“有”，欣幸於別人的“沒有”，這實在是一種卑劣心理，我的心理，自問還不至這麼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方法，板起臉來對學生說，什麼思想不許接觸，什麼書籍不許閱讀。不許接觸，偏要接觸，不許閱讀，偏要閱讀，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終於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舉？並且，大學裡的功夫既是“為學”，既是“研究”，作為研究物件的材料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豈不是舍廣博而趨狹小？在化學試驗室裡，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原素；明知它含有毒性，一樣的要教學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認識。什麼思想什麼書籍如果認為要不得的話，豈不也可以與含有毒性的原素一樣看待，還是要加以研究？學生在研究之中鍛鍊他們的辨別力和判斷力，從而得到結論，凡真是要不得的，他們必將會直指為要不得。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來得切實。
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學生，我至少要知道他們的性情和習慣，同時也要使他們知道我的性情和習慣。這與我的課程，假如是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似乎沒有關係，可是誰能斷言確實沒有關係？我不僅在教室內與學生見面，當休閒的時候也要與他們接觸，稱心而談，絕無矜飾，像會見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樣。他們如果到我家裡來，我決不冷然的問：“你們來作什麼？”他們如果有什麼疑問，問得深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搖頭說：“你們要懂得這個還早呢！”問得淺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帶笑說：“這還要問嗎？我正要考你們呢！”他們聽了“你們來作什麼”的問話，自己想想說不出來作什麼，以後就再也不來了。他們見到問得深也不好，問得淺也不好，不知道怎麼樣問才深不淺，剛剛合式，以後就再也不問了。這種拒人千里的語言態度，對於不相識的人也不應該有，何況對於最相親的朋友？
我還是不忘記“教育”那個總目標；無論我教什麼課程，如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決不說除此之外再沒有我的事兒了，我不妨縱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賭博，或作其他不正當的事。我要勉為健全的公民，本來不該作這些事；我要勉為合格的大學教授，尤其不該作這些事。一個教宋詞研究或工程設計的教師，他的行為如果不正當的話，其給與學生的影響雖是無形的，卻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計它的深刻程度。我無法教學生一定要敬重我，因為敬重不敬重在學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總得在課程方面同時在行為方面，盡力取得他們的敬重，因為我是他們的教師。取得他們的敬重，並不為滿足我的虛榮心，只因為如此才證明我對課程同時對那個總的目標負了責。
無論當小學中學或大學的教師，我要時時記著，在我面前的學生都是準備參加健國事業的人。建國事業有大有小，但樣樣都是必需的；在必需這個條件上，大事業小事業彼此平等。而要建國成功，必須參加各種事業的人個個夠格，真個能夠幹他的事業。因此，當一班學生畢業的時候，我要逐個逐個的審量一下：甲夠格嗎？乙夠格嗎？……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對自己感到滿意：因為我幫助學生總算沒有錯兒，我對於建國事業也貢獻了我的心力。
我決不“外慕徙業”，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質的環境能使我安於其業。安排這樣的環境，雖不能說全不是我所能為力，但大部分屬於社會國家方面；因此我就不說了。
(1941年8月23日發表)
文章轉載自 守望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