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當前，中國企業正處於兩個時代的切換期。
中國經濟正從高增長時代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即從過去高增速、工業化、城市化、房地產化、人口增長、出口高增長和全球化時代，轉向中低增速、後工業化、後城市化、後房地產化、老齡化、謀求產業出海和技術創新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時代。
近幾年，這兩個時代切換遭遇艱難的挑戰，內部處於新舊動能轉換陣痛期，外部處於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的關鍵期。
在10月30日的中國企業高質量出海論壇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也從宏觀的視角分析中國企業出海。白院長認為，當前中國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國內卷得非常厲害，同時出口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需要“走出去”。
中國企業為什麼要出海？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出海是中國經濟的出路嗎？
本文從宏觀角度分析從出口到出海的經濟邏輯，從微觀角度分享企業出海的經驗。
本文邏輯
一、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
二、從單翼模式到雙翼模式
三、從中國製造到全球經營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
為什麼要出海？
這是近些年中國很多企業，不管是出口企業、製造企業還是網際網路企業、服務型企業，都在思考的問題。
僅僅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嗎？當然，這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其實，中國企業從出口走向出海，是受深層次的經濟規律所驅使的。
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與當年日韓相似，中國在經濟轉型的中早期採用“強出口、強投資”的發展模式，即透過廉價的勞動力、土地以及優厚的產業政策，吸引外資和技術，大力發展出口製造業。
假定外需強勁的前提下，政府發展經濟最簡單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動員社會資本，大規模地投資製造業以及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
為了集中社會資本，過去中國採取了以國有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核心的金融市場（弱化資本市場），以及對利率、匯率和跨境資本有管制的金融制度。這種金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外流、貨幣窖藏、儲蓄被消費，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會的儲蓄率，然後透過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工具將儲蓄率最大限度地轉化為投資率。
根據凱恩斯主義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高投資率帶來高增長率，持續有效的投資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在過去20多年，中國的投資率始終維持在40%以上，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在固定資產投資中，製造業、基建、土地及房地產的佔比達到70%，政府財政、國有銀行信貸、以及居民的資本，高度集中在這三大領域。
而持續大規模的投資，不斷地吸引海外轉移的技術，幫助中國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中國製造的優勢不是領先的技術，而是具有規模效應的產業鏈，產業鏈規模效應極大地壓低了製造成本，推動了中國出口以及外匯的高增長。
這就是出口經濟時代，及其內在邏輯。
不過，這種好日子被2018年中美貿易戰打破。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同時實施產業鏈轉移政策，一些產業不得不考慮轉移至海外。
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大爆發，全球供應鏈受阻，在宏觀政策刺激下美國需求全面反彈，中國出口迎來一輪“潑天富貴”，單月出口額飆升至3000億美元。
2022年，中國進出口總金額達到6.31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其中出口商品金額3.6萬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8776億美元。
2023年世界進入後疫時代，歐美需求逐漸降溫，全球供應鏈逐漸恢復，中國出口增速下降，同時企業出海的焦慮再度上升。這一年，也被稱為中國企業出海的“元年”。
與出口相比，出海是另一個維度。
出口，主要指商品出口，即企業使用國內的供應鏈生產，除了進口部分關鍵技術、裝置和礦產資源外，其它都取自國內的資源，僱傭國內的工人，租賃廠房，採購原材料，向銀行貸款，享受國內的政策，然後加工出製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到全球市場。
出海，指的是全球化經營，即企業使用全球產業鏈生產，僱傭當地的工人，租賃當地的廠房，採購當地及全球原材料，然後加工產品向本地、全球市場銷售，還可能需要在境外融資、併購、協作研發。
出口是過去中國企業駕輕就熟的操作，而出海對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擔憂的。出口企業主要在業務領域與海外客戶打交道，出口商對海外的市場風險、營商環境、政府政策、勞資關係等不瞭解。
從出口轉向出海，是偶然的、被迫的，還是規律使然？
在很多企業主觀念中，如果不是美國發動貿易戰，我們是不會離開中國的。換言之，貿易衝突成為了中國企業出海的直接因素。近兩年，隨著歐美需求的回落和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中國企業出海的敘事伴隨著一種悲觀情緒、被迫情結——“不出海，就出局”。
實際上，一個經濟體從出口到出海存在內在的經濟規律。
很多人誤以為，商品出口等於全球化。其實，商品出口只是全球化的第一步，即商品全球化（1.0）；出海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也就是價值鏈融入國際市場，資源要素全球化（2.0）；第三步是人的全球化（3.0）。
通常，轉軌國家中早期發展出口經濟。在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期間，中國出口經濟達到了歷史峰值，為全球提供了接近40%的產能，對全球100多個國家貿易順差。這是中國商品全球化（1.0）的巔峰。
但是，這種數量型增長將隨著資源紅利的消失而逐步下降。在強出口支撐下，強投資不斷地消耗國內的勞動力、城市土地、礦產資源、歐美轉移的技術紅利，經濟資源趨於稀缺、昂貴，國內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成本上升，技術進步（引入技術或自主創新）的成本上升，國內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出口競爭力逐步減弱。
另外，轉軌國家中早期“強投資、強出口”的增長方式容易催生兩個問題：一是大量資本集中在投資領域，導致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當經濟增速下降時，缺乏足夠的內需以支撐龐大的產能；二是過度干預的成本控制政策和有管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長期鉅額貿易順差，進而容易引發貿易摩擦，最終反噬出口經濟。
從國家層面來看，面對國內需求不足、國際貿易條件緊縮，政府正在尋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淘汰落後產能，淘汰那些高耗能、喪失成本優勢的產業，另一方面將資源集中在新技術、新產業、新制造等新動能上。
從企業層面來看，服裝、鞋帽、傢俱等廉價製造企業不得不將產業轉移到海外的成本窪地，而掌握技術的大型製造企業也在謀求出海，試圖整合全球產業鏈，成為全球化企業。
所以，從高增長、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到中低增長、後工業化、後城市化時代，與之應對的全球化模式，就是從出口經濟走向出海經濟。
其實，出海不完全是悲情敘事，是在國內外壓力環境下、受經濟規律支配的一種理性選擇、理性敘事。
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標誌著一個經濟體、一家企業真正融入了全球化。
02
從單翼模式到雙翼模式
何為出海經濟？
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根據經濟體工業化程度的不同（辜朝民，2023），將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在劉易斯拐點前的城鎮化、工業化階段；第二，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第三，被追趕的階段，即產業向海外轉移，被新興經濟體追趕。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如今成為了“被追趕”的全球化經濟體（2.0）。除了勞動力外，這些國家的資訊、資本、技術都已經融入到全球產業鏈中，他們的大型企業基本上是全球化企業。
根據辜朝明的觀點，日本在90年代開始進入“被追趕經濟體”。在1997年到2005年，日本企業經歷了艱難的債務出清。之後，日本企業開始擴張資產負債表，藉助序列制優勢，在海外大規模投資，不僅製造業出海，銀行等配套服務業也跟著出海。
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日本當時的背景跟中國當下有兩個相似之處：一是日本與美國之間曠日持久的貿易摩擦；二是日本在90年代泡沫危機後進入低增長、後工業化、後城市化和老齡化時代，國內有效需求長期不足。
如今，日本經濟完成了從出口到出海的艱難轉型。日本企業真正做到了全球化經營，不僅在中國、泰國等新興國家投資，還大量投資美國、歐洲，三大經濟體各佔三分之一左右。他們在歐美市場融資、投資金融產品，在新興國家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投資實體，使用全球人才經營全球市場，同時國內研發並掌握核心技術。
我們可以用兩個指標來衡量出口到出海的經濟轉型：對外貿易順差代表出口經濟，第一次對外投資所得淨額代表出海經濟。
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經濟，對外貿易順差巨大，巔峰時期達到1200億美元；進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後，轉向出海經濟，對外貿易順差逐步縮小，甚至一度出現鉅額逆差，2023年貿易逆差達660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迅速擴大，2023年達到2493億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日本大型銀行也轉型為全球化金融機構。三菱日聯、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貸淨利息收入佔比分別為90.6%、85.0%和67.2%。
日本財務省釋出的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底，日本的對外淨資產高達471.3萬億日元，比上一年大漲了12.75%。按當下匯率核算，日本的對外淨資產約為3.15萬億美元，而去年日本GDP4.21萬億美元。所以，有人說，日本在海外還藏著一個“日本”（資產是存量概念，GDP是增量概念，不可直接對比）。
不過，日本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的歷程，也讓很多人包括政策部門感到擔憂。產業出海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引發失業率上升、創匯能力下降、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等問題。
其實，不同國家的全球化形態存在差異，我們看看德國模式。
德國是出口經濟和出海經濟都很強的國家。2023年，德國貿易順差達到2423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也達到1554億美元。德國既是一個出口經濟體，也是一個出海經濟體。這說明德國的產業資源配置非常好，該出海的出海，該留在國內的留在國內，而且各自都具有競爭力。
日本與德國最大的差別在於，日本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遭遇了持續的大衰退，國內有效需求崩潰導致中小企業破產、大型企業集體出海，重創國內產業鏈和出口經濟。而德國經濟長期保持穩定，歐洲一體化中穩定的需求支撐起國內產業鏈，同時又在新興市場大規模投資。這說明德國的產業資源全球化配置很有效。像德國大眾、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業。
日本經濟從出口轉向出海，屬於“單翼切換”，德國則保持“雙翼飛行”。
儘管德國經濟當下面臨挑戰，其國內外產業鏈也被迫重組，但德國的案例告訴我們，出口經濟與出海經濟並不矛盾，關鍵是我們該如何在國內以及全球化中有效地配置產業資源。
很多人讀完辜朝明的《被追趕的經濟體》一書，認為中國正處於被追趕的階段，正如當年的日本、美國。但是，辜朝明將當前的中國定位為第二階段。所謂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就是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基本完成，勞動力人口下降，工資收入增加，推動國內需求增加，刺激企業擴大產能、提高利潤。
這兩種定位似乎都不準確。中國能否進入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過去，中國長期“強投資、強出口”，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當人口下降時，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下降，如何保障就業和推升工資？
在一些產業上，中國的成本優勢下降，新興國家對我們夠構成一定的追趕。不過，辜朝明定義的“被追趕”，是跨越了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企業的競爭力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具備投資全球市場的能力。日本經濟先經歷了跨越劉易斯拐點的黃金時代，然後遭遇泡沫危機，再進入被追趕的階段。所以，中國企業所面臨的環境更為複雜。
從資料上來看，當前，中國還是一個出口經濟體，貿易順差巨大，但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收入長期為逆差。美國與中國相反，貿易逆差巨大，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規模不小。
2023年，中國貿易差額為8221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為-1482億美元；同期，美國貿易差額為-10632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淨額為1366億美元。
下一個時代，中國像日本從出口經濟走向出海經濟、完成“單翼切換”，還是類似於德國出口經濟與出海經濟並舉、實現“雙翼飛行”？
國家層面，這取決於政府能否透過宏觀政策、制度改革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企業層面，則取決於企業能否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和全球化經營能力。
03
從中國製造到全球經營
該如何出海？
出海的難度、風險都要比出口大得多，企業在不熟悉的外海市場環境中跟對手貼身肉搏，可能需要面對和解決非常複雜、具體和不確定性的問題，例如政策不穩定導致投資打水漂，隱性成本沒法控制，法律不熟悉吃大虧，價值觀衝突導致生產停滯，等等。
面對這些重要的問題，企業需要多到實地考察，多聽聽前人的經驗。
在這次中國企業高質量出海論壇上，我在現場聽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分享聯想出海20年的經驗，包括各種奇怪的遭遇、碰到的檻、吃過的虧和最終的解決辦法，細節滿滿，感慨良多。同時，在論壇上，我的朋友秦朔老師贈送了我一本其與劉利平共同撰寫的新書《出海》。這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出海商業史，其中不乏值得參考的經驗。
實際上，中國有一批先知先覺的大型製造企業，如聯想、美的等，他們早在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就已經率先出海。這些企業在海外走過不少彎路，但他們都已經成為全球化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像聯想這樣的大型製造企業，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都很強，屬於“雙翼企業”。在下一個時代，中國想要學習德國模式，成為出口和出海並舉的國家，就需要一批實力強勁的“雙翼企業”。
他們是如何出海的？如何打造“雙翼飛行”能力？
下面以聯想為例分享一些現場聽到的經驗與自己的體會。
聯想，可能是中國最早出海的大型製造企業。據楊元慶介紹，早在2000年，他率領團隊前往美國，拜訪了微軟、英特爾、IBM後，在加州圓石灘下定決心將聯想打造成為一家全球化企業。
2004年，聯想以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的方式出海。這一收購案在當時震驚商業界，三十億美元的公司併購一百億美元的業務，被認為是“蛇吞象”。而且，在那個年代，還沒有中國企業成功併購海外品牌的先例。楊元慶說，當時是懷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摸著石頭過河”。
當然，現在的聯想已經是中國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按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跨國化指數（TNI，也稱跨國指數），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3 年非金融類公司 100 強（按國際資產排名）的名單裡，中國有 11 家公司上榜，前三家中國公司分別是長江實業、鴻海精密、聯想。
聯想在全球擁有18個研發基地和30多家制造工廠，在全球180個市場開展業務，75%以上營收來自於海外。同時，聯想80%的生產製造、70%的研發人員、60%的員工佈局在國內，每年保持強勁的出口能力。這說明資源在國內和海外市場的配置合理高效，實現“雙翼飛行”。
楊元慶將聯想出海的經驗總結為“三大關鍵支柱和兩大基座”，其中有相當的共性和參考價值：
一是全球化供應鏈。
從中國供應鏈到全球化供應鏈，是中國企業出海的價值鏈變革。聯想使用的是混合製造供應鏈，形成了以中國-日本-美國為支點的研發三角，全球統一配置和管理的採購、製造、物流網路；實現“全球資源、本地交付”，墨西哥供應整個北美，匈牙利供應歐洲，巴西、阿根廷、日本、印度由本土供應，還在沙特建設生產基地面向中東-非洲供應。
具體來說，一臺筆記型電腦，在美國設計，在日本工程化，在中國生產與組裝，在全球180個市場銷售與服務。其中，電池、鍵盤和介面等部件產自中國，記憶體產自韓國，處理器產自馬來西亞，主機板上的關鍵元器件來自法國和越南，作業系統來自美國。
二是全球化研發體系。
蘋果、巴斯夫、豐田等全球化企業，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國內掌握核心技術，但是他們的研發體系是全球化的。
掌握全球核心技術是“雙翼企業”實現出口和出海並舉的關鍵。
聯想在深圳有一個智慧化工廠叫南方基地，我曾經去這個基地考察過。這個工廠，定位為聯想的全球“母本工廠”，承擔著三項任務：率先應用最先進技術，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方案，孵化創新理念和創新產品。南方基地代表著聯想最先進生產力的一切技術、流程、方案，最先從這裡投入使用，形成被驗證、標準化、可複製的運作流程和解決方案後，再向全球輸出，而且輸出的物件不限於聯想內部工廠，還有外部合作工廠，以及外部客戶。
三是本地化經營管理。
現在的全球化產業鏈存在脆弱多變、複雜交織的新問題。日本、印度、阿根廷、巴西這幾個市場都是出海困難市場，企業需要足夠接地氣，還要有智慧。
楊元慶舉了一個例子，日本消費者偏愛Made in Japan的產品，聯想就透過與NEC和富士通的合資，利用他們在米澤和島根的工廠生產電腦提供給日本使用者，又學習他們精良的工藝標準，以及嚴苛的質量把控，反哺我們國內製造能力的提升。這叫貼近本地市場構建韌性供應鏈。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價值觀融合，尊重當地習俗和文化，透過合作在當地市場塑造企業公民形象。
當下，全球化浪潮在國際地緣政治震盪和人工智慧革命中洶湧澎湃，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下一個時代：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經濟政策、制度改革和開放程度決定著其“單翼切換”還是“雙翼飛行”，經濟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水平決定了中國全球化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下一個時代，有多少“雙翼飛行”的企業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全球化格局與競爭力。
中國企業正站在時代的“風陵渡口”，“一水分南北”，入中原，還是入秦川，微觀上或許各有思量，但宏觀上別無選擇地被推入全球化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