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與女，從來不是天生的同盟

本文轉自：Wellness好

你和媽媽的關係怎麼樣？

近年，母女關係的議題在女性敘事的作品中頻頻出現，成為討論代際創傷與傳承的重要切口。其中，「託舉型母親」無疑是最受歡迎的一類。

今年 3 月的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講述的濟州島三代母女故事就賺足了觀眾的眼淚 —— 第一代，母親光禮堅持不讓女兒愛純重蹈海女的艱辛生活，拼命潛水撈鮑魚換學費，以支援女兒的文學夢想，得知小叔家吃黃魚沒有女兒愛純的份時，扔出一串黃魚並憤怒地掀翻飯桌；第二代，愛純在母親光禮去世後，失去了去首爾上大學的機會，高中肄業後不得不放棄文學夢想，嫁給自小陪伴在她身邊的男人梁寬植，兩人在海島過著清貧、努力又溫馨的家庭生活；第三代，愛純的女兒金明在父母的支援下自小打破舊有的性別限制，騎車、登船，最後去到首爾上大學。而後，愛純賣掉房子，供金明出國留學，她坐在飛機上淌眼淚：「外婆在海里遊，媽媽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飛」—— 三代女性的命運在此交響，構建了一個女性命運共同體。

除去「託舉型母親」，在社交媒體或影視作品中，也時常出現「控制型母親」。電影《瞬息全宇宙》中，母親伊芙琳習慣於「為女兒好」，對喬伊的性取向、身材、言行舉止提出各種批評。在這部以科幻手法表現「精神弒母」的影片中，喬伊創造了一個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Bagel），以此反抗母親的愛與控制，並對母親尖叫：「你能不能停下來？」2024 年的國產電視劇《煙火人家》中，李衣錦的媽媽喬海雲未經允許翻女兒的包、安排女兒相親、自作主張幫女兒辭職……不少人驚呼自己的媽媽也做過這種事，甚至每天檢視自己的行車軌跡、微信步數，以求事無鉅細地瞭解女兒的行程。

朋友阿藍和我分享，她媽媽就是沒有遇見梁寬植的愛純。媽媽愛好文藝，抽屜裡一直藏有唸書時抄寫的汪國真詩句本。當年因家裡還有弟弟，阿藍的外公外婆沒有支援媽媽復讀，媽媽初中畢業後沒再上學，和愛純一樣走上結婚生子、家庭主婦的道路，但現實故事卻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因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只有阿藍與媽媽的家中，她對房屋細節有極強的控制慾，每天要拖兩遍地、擦拭所有檯面，直到家裡一塵不染，「掉一根頭髮在地上，都要數落很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從日常穿衣到交友往來，只要阿藍的行為不符合媽媽的要求，她就會勃然大怒。

不論是大家對「託舉型母親」的歌頌與憐惜，還是對「控制型母親」的抱怨與憤怒，都反映出母女關係是一種過於複雜的親密關係，母親既是女兒的起點，也是女兒需要掙脫的邊界。日本精神病學家齋藤環 * 在《危險關係：母親與女兒的相處之謎》（以下簡稱《危險關係》）中談到：「母親與兒子的關係相對單純，但母親和女兒的關係很容易就錯綜複雜。」

精神分析的客體關係理論強調早期母嬰關係和養育環境對人格形成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對女兒而言，母女關係是其早期自我認知的原始映象，與此同時，母親也容易將女兒作為自己的映象投射。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以母女關係為核心的作品中，母女被建構為彼此的「對應物」，生成雙方互為映象的矛盾關係。

有關「託舉型母親」與「託舉型母親」的兩極分化，我們與作家、心理諮詢師張春展開了一場對談。張春提到，當文學和影視作品著力強調某一型別的母女關係時，它就會成為一個可敘述、可交流的「事實」，不過，張春並不支援這種貼標籤式的討論：「媽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弱勢群體，受到女性和母親身份的雙重束縛，這就決定了圍繞她的一切討論結果和標籤，都是剝削。不論是讚美託舉型母親，還是批評控制型母親，都是對母親群體的傷害，或是對她們提出更高的要求。」

長期以來，在流行文化中，母親的形象和「依戀」「溫柔」「為母則剛」等敘事繫結，而女兒則被稱作媽媽的「小棉襖」。但現實生活中的母女關係，往往比這些被不斷強化的敘事更多元複雜。張春指出，媽媽的確常常是孩子的第一位照顧者，人們常認為，母親和孩子之間存在天然的生理上的依戀關係；但也有一些心理學家並不贊同這一說法，比如齋藤環就在《母女關係的精神分析：被支配的女兒們》（中文版即將由「野望」出版，張春撰寫序言）指出，一開始孩子並沒有父母的概念，都是後天才建立了對母親的認識，譬如有些留守兒童，生病的時候想念的物件可能是祖母。

「關於母親角色的神化依然存在：母親等於愛、保護與關懷。」蘇珊 · 福沃德 *（Dr. Susan Forward）也在《母女關係：如何撫平來自母親的創傷》一書中捅破了這一迷思，並開門見山地指出：不愛女兒或者說「愛無能」的媽媽同樣存在。作為臨床經驗超過 40 年的心理諮詢師，蘇珊 · 福沃德見過太多女性自知或不自知地在與不愛她們的母親抗爭，並承受母愛缺失帶來的深遠傷痛和影響 —— 焦慮、抑鬱、人際關係障礙、自信匱乏……這本書的英文名更為直白《Mothers Who Can’t Love》。書中將「愛無能」母親分為不同型別：嚴重自戀型母親、過度糾纏型母親、控制型母親、需要照顧型母親、對孩子疏於照顧，乃至背棄並毆打孩子的母親，「她們由於自身心理上或生理上的障礙，不願意也沒有能力為孩子提供持續不斷的愛，而她們的行為將會損害女兒生活的根基。」

而相較兒子，似乎女兒更容易受到母親的傷害。作為心理諮詢師，張春在諮詢室中也見到過許多懷疑媽媽不愛自己的來訪者，她們可能在成長過程中遭受過很多母親的責罵、羞辱乃至身體暴力，但仍舊困惑於追問「她到底愛不愛我？」

齋藤環在《危險關係》中指出，母女關係特有一種「具身性 *」（Embodiment），即母親和女兒同為女性，享有月經和生育等共同的身體經驗。由於社會性別規訓的指令碼，這種「具身性」往往會演變為母親對女兒身體的控制或支配，即齋藤環說的，「母親用各式各樣的話語去引導女兒，希望她擁有女性的身體，從而走上幸福的道路。這種支配從身體延伸到精神層面。」

母親對女兒身體的支配，也會成為一種無意識的厭女 * 思想的傳遞。張春提到，對很多女孩而言，從母親那裡得到的關於身體、性別的資訊，都讓自己感到不安，甚至羞辱。比如母親們常說「怎麼弄得這麼髒？」「你這個樣子多丟人吶」；從相貌身材到生理特徵，很多對女性身體的羞辱性言論，女兒們最早通常是從母親那接收到的。電影《好東西》中，小葉便提起自己曾因月經弄髒沙發挨母親的打，又因為和母親相似的大眼睛被母親罵「像牛一樣」。或許，不少母親一定程度上內化了周邊環境的厭女思想，並將對自己作為女性的隱秘厭惡投射到女兒身上。

日本作家鈴木涼美的母親是兒童文學研究者，作為精英女性，她給予了女兒精神上充足的關注，「母親全力以赴地愛著我。與此同時，我也一直是她研究的物件，本來母親研究的就是繪本能向孩子展示怎樣的世界，以及如何與孩子產生關係，而我就是她唯一的真實樣本」，但母親的觀察成為她難以擺脫的壓力，鈴木涼美以實際行動打破了自己與母親之間的「邊界」，她在母親最不恥、最拒斥的情色行業工作數年。

鈴木涼美的外婆及祖上曾從事服務行業。在鈴木涼美與上野千鶴子 *的書信集《始於極限》中，上野千鶴子敏銳地指出，鈴木涼美的母親具有精英女性常見的厭女症，她全身心地拒絕孃家的母親和兩位祖母做過的事 ——「你的母親也受制於自己的成長經歷。而作為孫輩，你一定想用母親最討厭的選擇來考驗她的極限，而且還是以雙方都會流血的最殘忍的方式。」上野千鶴子揭露了母女關係中厭女與創傷的代際糾纏，她指出，最能犀利看穿母親「看似合理實則矛盾」的是女兒，被這些矛盾捉弄的也是女兒。

相較天然同盟，母女更是一種混雜著母親的控制、不安，甚至嫉妒，以及女兒的委屈、愧疚乃至憤怒的複雜關係。齋藤環在《母女關係的精神分析》中指出，母女看似是天然親密的組織，但未必成為同盟。張春進一步解釋，「每個女人都是少數群體，人數少到可能這個群體就是她一個人，孤立無援的。而每個少數群體都有自己獨特的要求，所以即便是母女，也經常不能互相支援，甚至互相憎恨。」

「如果兩個人在一列向前疾馳的火車上，卻問你們兩個人怎麼一直在向前跑是沒有意義的」。張春強調，當我們討論母女關係、控制與支配、厭女思想的傳遞時，必須將其放在家庭結構和社會脈絡下討論。

長大後，阿藍曾追問過媽媽，如果自己的降臨給她帶來了那麼多麻煩，彷彿累贅，讓她只能被「囚禁」在家中日復一日地勞作，為什麼當時要選擇生下自己？媽媽說，她並不覺得自己當時有選擇。

在張春看來，許多女性都是被迫生育的，她將這種「強迫」形容為社會的「威逼利誘」，「多少人連加班都拒絕不了，怎麼能拒絕成為母親？」如果一個女性被迫成為母親，她很可能就不會那麼喜歡這個被迫生下的小孩。然而，這個被迫生育的母親，仍舊可能逼迫自己的女兒繼續生育，張春指出這一荒謬現象背後的簡單邏輯：「她被迫生育，難道就不會被迫做一個合格的、讓子嗣繁衍的媽媽嗎？」

不論是否自願，當女人成為母親，隨之而來的便是繁重的母職。與齋藤環在《危險關係》中展開對談的日本社會學家水無田氣流分析了日本社會母職的變遷，指出「日本的母親在育兒方面承受著『負擔、責任、愛三位一體』的壓力」。實際上，在整個東亞社會中，母職都相當繁重，「『理想的生產與育兒』是以母親全面掏空自己的身體和時間為代價的，付出疼痛、苦悶、精力，還要愛孩子、承擔責任。如果母親沒有足夠的時間、金錢，以及耐心，做到這些太難了，要是有工作就更不可能了。」

在當今的家庭結構中，父母雙方的養育責任仍然長期失衡。不少人指出，現實生活中或許存在寵愛女兒的父親，但極少有長期支援、陪伴在妻子身邊的丈夫。現實生活中更多是缺乏伴侶及社會支援的母親，她極有可能囿於各種家庭瑣事，長期處於疲憊與情感壓抑的狀態。更多母親，透過強調自己在家庭中的付出與貢獻對女兒「情緒勒索」，要求女兒的服從和討好。這有些類似齋藤環提到的「內疚感控制」，一種柔性、示弱的控制手段，可以把自己放在道德高點上「綁架」別人。在東亞文化中，因受傳統的孝道文化與性別角色期待等觀念影響，女兒即使感受到母親以「為你好」為名的控制，也常常因內疚難以反抗。

《女人所生：作為體驗與成規的母性》一書中，西方女性主義詩人艾德里安娜 · 裡奇 *（Adrienne Rich）以歷史和權力的視角看待母親對孩子的控制慾，她認為重要原因在於，從有記載的歷史以來，男性施展權力的疆域是無限的；而女性在漫長時間裡，被困在家庭空間裡，施展權力的物件只有她的孩子。艾德里安娜 · 裡奇冷酷地指出「母親是父權制的囚徒與幫兇」。

在部分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地區，母親成為加害者的例子並不少見。脫口秀演員冉榕（Echo）在舞臺上講述過自己的二姐因家庭暴力與輕視，14 歲離家出走的故事。她介紹自己的家庭結構，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 「一看這樣的排列組合，就知道我們家是非常『喜歡女兒的』」，以笑中帶淚的方式還原了女兒在農村多孩家庭的失權困境。

而在女兒的生命中，被母親傷害、批判控訴母親、對抗和內疚等複雜感受長期交織。以離家自駕的蘇敏阿姨為原型的電影《出走的決心》中描繪的便是同處父權制社會下母女的困境：在家庭中，李紅一直遭受來自丈夫孫大勇的言語暴力，青春期的女兒孫曉雪既心疼母親，又憤怒於母親不敢離開的軟弱。但當孫曉雪結婚生子後，她自己也困於家庭與職場的拉扯，不得不讓母親幫自己照顧小孩，成為對母親結構性「壓迫」的一環。

在義大利電影《還有明天》中，女主角迪莉亞每日在丈夫的暴虐和生活瑣碎中艱難生存，目睹這一切的女兒瑪塞拉也曾對母親吼道：「我絕對不要過你這樣的生活」。

女兒最瞭解母親的處境，卻也可能成為母親最激烈的批判者。在疾馳的社會火車上，母女作為「失權」處境中脆弱而互為映象的共同體，往往以極為錯綜複雜的狀態，相互纏繞、相互依靠、相互傷害。

和《苦盡柑來遇見你》的第三代女兒金明相似，筆者是在家庭的託舉下考入大城市的「小鎮做題家」，而我的媽媽是閩南漁村不識字的農村婦女。我既在媽媽的照料中感受過她確鑿的愛意，也隨著成長的程序經歷著與媽媽代際與文化的鴻溝，恰如劇中臺詞，「每當我讓媽媽傷心，我就更加心碎」，掌握了新世界的語言與規則，與媽媽的世界漸行漸遠的我，常常感受到對媽媽的愧疚。

張春指出，這種東亞女兒常見的愧疚感，其自責的隱含邏輯常常是：我和媽媽是共同體，我是不是不應該過得比媽媽好？我是不是不應該比媽媽更先進？（以指責媽媽的落後）「但身為一個成年人，總是要和其他成年人區別開的。只是和媽媽區別是一件更掙扎的事情。」

《母女關係的精神分析》指出，對女兒而言，「弒母」幾乎不可能發生，這種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源於男性共同體對女性的壓迫。男性共同體構建了所謂的「主流社會」，被壓制的女性彼此依靠，在「主流社會」的縫隙中形成一個可以稱為「次要社會」的共同體，共享著男性理解不了的女性文化，與「主流社會」表面上否認性別差異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故而，「母親的存在深深滲透在作為女性的女兒的內心深處，女兒嘗試『弒母』，無異於傷害自己」。

批判和對抗之外，同為女性，女兒或許又是最能理解母親的弱勢與苦衷的人。恰恰因此，張春遇到過許多困於自我實現與讓媽媽安心的拉扯，並時常擔心自己傷害了媽媽的女兒。張春認為，這正是弱勢群體最常存在的兩個思維誤區，一是覺得「我很弱」，所以誰都可能傷害我；另一方面又覺得「我很強」，所以自己隨便做點什麼就會毀了別人。但實際上，「母親是弱勢群體，但也沒那麼弱」，母女之間的關係是在多年的互動中累積疊加而成的。心理諮詢師信田小夜子在和齋藤環的對談裡提到，「理解」是緩解母女關係的起點，「不是說只去理解社會構造，而是去理解橫亙在自己和媽媽之間的到底是什麼，這些又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

母女之間的矛盾與隔閡之所以在今天聲勢浩大地「浮出水面」，恰與當下社會處於價值觀的變化與撕裂的趨勢中有關。齋藤環指出，「母女問題恰恰是在女性受到的壓迫減輕之後才變得顯而易見的」，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女性處境的改善，「女性即母親」的壓迫性結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鬆動。張春也提到，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每當人感到道德上的兩難時，就說明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正在發生轉變，作為個體，緩解母女矛盾的解法之一正是看到自己身處價值觀鉅變的「夾縫」之中，「我們每一個人身處其中，不可能不受影響。海都在洶湧，你這一層浪是不可能不動的。」

一部分女兒的兩難境地在於，「如果我理解了母親，那我還能承認她對我施加的傷害與暴力嗎？」張春給出的建議是「一碼歸一碼」：一方面理解母親的結構性困境，同情她的處境；另一方面也承認母親對自己的傷害，指責她做錯的部分。「你可以理解她，你也可以怪她。同情你願意同情她的部分，怪她傷害你的部分。兩件事情可以同時存在。」

在《一生裡的某一刻》中，張春曾寫過自己與媽媽的故事，「從小到大，她從來沒有像很多媽媽那樣，說她懷我的時候吃了多大的苦、落下什麼什麼病之類的話。她總說我是她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生下的寶貝孩子。她輕巧地說：『生命是瓜熟蒂落的事。』這給了我很深切的安慰。」與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十年， 2025 年春節後，媽媽搬來和張春一起住，這是母女倆時隔多年的同居生活。

張春認為此刻的她更能站在女人看女人的視角客觀看待母親，而不只像書中的片段一樣將自己包裹在女兒的視角下，全然感激母親的愛。當母親因為她熬夜而大驚小怪時，她會吼回去「你別管」—— 這是她在生活中的微小實踐，當母親用語言對她「控制」時，自己就用語言「反擊」，過去母親的一句詢問可能會引起她激烈的情緒，而今，她們各說各的，一碼歸一碼，交鋒之後歸於平靜。諮詢室中，仍然有許多懷疑自己「不夠愛小孩」的母親和懷疑「媽媽不愛我」的女兒，對於因自己的感受不符合主流的母女敘事而痛苦的來訪者，張春會為她們提供一個從模板中「解綁」的思路：「假設母女不是天然同盟，假設母親不一定愛孩子，你會不會感覺好一點？母親和女兒本來就是兩個人，人和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合不來？而且隨著女兒越長大，兩個成人更有可能合不來。」

從固有的母女關係中解綁，或許是建立母女關係的新指令碼。作為步入新世界，領受時代價值觀變幻的女兒，我們或許可以做到既看到社會環境與家庭結構下母親的被動與弱勢，也在自己與母親或明或暗的情感纏繞中識別出受傷、痛苦的部分。如張春所說，「一碼歸一碼」，同情該同情的，但也指責該指責的，建立與母親的邊界，以成年人看成年人的方式，做母親命運的讀者，而非續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