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截止2020年6月,已經有三名“銀杏夥伴”被指控性騷擾及性侵,他們分別是:劉猛(“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劉國強(平安星減防災教育中心)及於劉韜(新南社會發展中心)。
值得關注的是,劉韜被控訴性侵是在銀杏基金會建立反性騷擾機制之後,這使得銀杏基金會、銀杏夥伴的公信力被質疑。
“銀杏夥伴”意味著什麼
“銀杏夥伴”專案是北京市銀杏公益基金會的明星專案,想要加入並不簡單,需要透過繁雜的流程,而成為“銀杏夥伴”後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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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支援 : 連獲3年、每年10萬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個人生活及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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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提升 : 至少1次海外交流學習、以及參與相關培訓或會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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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支援 : 每年2次的夥伴集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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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傳播 : 有針對性的資源推介及媒體宣傳。
自2010年起,銀杏夥伴專案資助了137名公益人士。對公益事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網翻閱名單,不難在裡面發現幾張自己熟悉的面孔。這137名公益人士都是國內有名有姓有公信力的公益人,其中也包括致力於推動“性和性別”公益事業的。
總而言之,“銀杏夥伴”不僅是公益行業含金量頗高的稱號,還能得到實實在在的資金、人脈和媒體支援。
137位經過重重甄選、得到銀杏基金會背書且有名有姓的公益人,應當是公益行業內最有公信力的一群人。然而,這裡面竟有多達3人被公開指控性騷擾及性侵。

三名被公開指控性侵/性騷擾的“銀杏夥伴”,其中劉猛案一審已被法庭認定性騷擾。左:劉猛,中:劉韜,右:劉國強
這裡無法查證三劉彼此是否認識,也不瞭解其在銀杏夥伴社群內部有無交流,然而三劉在性騷擾/性侵物件的選擇上表現出十足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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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猛選擇的性騷擾物件為“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他是“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創辦人,當時的身份是“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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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強選擇的性騷擾物件為工作夥伴,他是平安星減防災教育中心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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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韜選擇的性騷擾/性侵物件,其中之一是新南夜校的學員,而他本人是新南夜校的創始人及講師。
他們都藉助公益機構“創始人”的光環,利用工作場所創造的便利,選擇了在工作上處於權力下游的受害人——簡直是教科書般詮釋了職權騷擾和性騷擾。
想要了解詳情的朋友,可以自行搜尋一下資料:新聞《女子訴明星社工劉猛性騷擾案一審:認定性騷擾》、公眾號“自絕於江湖”所釋出的《劉國強性騷擾事件當事人自述》、網易雲電臺“不合時宜weirdo”頻道的第18期節目《過了6年,我終於說出這個秘密》(內容為劉韜一案受害人的自述)。
希望閱讀到這裡的朋友能去看看這些資料。受害人本來都懷抱著理想和熱情,想要為社會貢獻力量,才進入公益行業,誰知道這些公益機構的所謂“靈魂”和“領軍人物”會如此齷齪,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上的權力去騷擾和侵害她們,毫無公義可言。
資深公益人士為何選出了性侵者/性騷擾者?
“銀杏夥伴”是關係密切的半公開社群,是因為ta並不是由本人自主申請,而是必須由有一定影響力且深入瞭解本人的社會人士推薦。
要成為“銀杏夥伴”,至少經過三個主體的背書:推薦人、對其進行面談的專家、銀杏基金會。透過這三關後,銀杏夥伴在三年資助期結束後,依然可以“銀杏夥伴”自稱,也能持續參與銀杏社群活動。
這意味著,從推薦人推薦開始,到每年 2 次的夥伴集體活動,都在打造一個關係密切的社群。而在一個關係密切的社群裡,每一個人的工作和言行無疑都在彼此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群的內在文化和氛圍。
這三個被公開指控性騷擾/性侵的“銀杏夥伴”接連被曝光出來後,不禁令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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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劉的推薦人是否瞭解他們平日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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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們以什麼樣的標準去衡量被推薦人的“道德品質”?(注:官網上對推薦人的要求包括:對被推薦人的道德品質、能力和潛力有較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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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杏基金會的兩次考察和一次專家面談有否聽取其機構員工、學員及合作伙伴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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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銀杏夥伴後,銀杏夥伴社群內部有這麼多集體活動和交流,銀杏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及其他銀杏夥伴對其所作所為到底是一無所知,還是知情包庇?
至今,許多關鍵資訊我們依然一無所知。
銀杏基金會的消極回應
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在三劉事件接連爆發後,銀杏基金會對三劉的消極處理。
在《銀杏基金會、銀杏夥伴委員會關於2011屆銀杏夥伴劉猛被控性侵/性騷擾一事的宣告》中,銀杏基金會對劉猛的處理是:
在司法機關審理期間,暫停劉猛使用“銀杏夥伴”稱號和參加銀杏夥伴社群活動的權利。此後,劉猛被法院判決存在性騷擾行為,須向當事人道歉。銀杏基金會也沒有進一步的處理和資訊公開。
其後一天,在《銀杏基金會、銀杏夥伴委員會關於劉國強被指性騷擾事件的說明》中,對劉國強的處理是:
接受並執行劉國強退出社群、不再使用銀杏夥伴稱號的決定……撤下劉國強在銀杏基金會網站的個人資訊。
(注:劉國強拒絕承認性騷擾,其後宣佈決定退出銀杏夥伴社群,而銀杏基金會及銀杏夥伴委員會所做的處理是“接受”其行為。)
而在最近的劉韜一案中,銀杏基金會給出的解決方案不僅依然是熟悉的調調,還達到了新的不作為巔峰:
2020年6月8日,銀杏基金會宣告:
對此事進行調查,在此期間,暫停劉韜使用銀杏夥伴稱號和參加銀杏夥伴社群活動的權利。
6月19日,銀杏基金會再次釋出宣告,稱:
劉韜不再使用銀杏夥伴稱號,不再參加銀杏夥伴社群活動,也不再使用銀杏基金會的資助款項。針對劉韜的投訴案件,銀杏基金會已無繼續處理的法律基礎。據此,銀杏基金會就針對劉韜的全部投訴案件作結案處理。
知情人士近日公開的“內幕”也讓人震驚。
銀杏基金會收到的針對劉韜性騷擾及性侵的實名投訴並不是1個人,而是多至4人。這裡所說的實名投訴,是交身份證這種程度的實名。4名受害人向銀杏基金會提出一個明確的訴求:請銀杏向社會公佈收到投訴的情況,考慮是讓更多受害人看到知道自己不孤獨,也令社會大眾知道這場指控來自複數受害人。
然而,這個訴求被銀杏基金會拒絕,當時的理由是“為了不影響調查過程”。
時間到了6月19日,銀杏基金會單方面宣佈結案,依然沒有回應這個訴求,既沒有公佈對劉韜的性騷擾/性侵投訴有多至4人的實名投訴,也沒有公佈當時所承諾的“調查結果”。
引用知情人的原話:
4個實名投訴人,苦苦哀求了一週釋出一個事實性資訊,無法做到。而劉韜11點提出(退出銀杏夥伴並退還資助款),晚上10點就發出了公告,還不到12個小時。
銀杏基金會的消極回應令人心寒,也忽視了自身作為公益機構應承擔的責任。在此,請銀杏基金會重新回應受害人,積極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單方面宣佈所謂“結案”來逃避。
編輯| 婦女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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