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說個有點反常識的事——人命不但有價格，可能還分高低貴賤。
同樣死於交通事故，60歲以上的老人比年輕人拿錢少；農村人比城裡人拿錢少。
因為按照現行法律，年齡和當地平均收入，決定了賠償金的價格。
我再先給你講個民國時期發生的真事。
當時有夥山東土匪綁架一個鹽商，要價高達 6 萬元。後來土匪隨處掠人，要價降為300 元到10元不等，沒錢的人家用100個小雞也能贖人。
今天康不醫帶來的案子裡，一個老太太在醫院突然死亡，家屬質疑醫院出了醫療事故，醫院卻提出給1萬元私了。
這事發生在最近大半年，1條命只值1萬元。20多位將醫院團團圍住的家屬，當時就崩潰了。
當派出所所長帶著五六個警察趕到現場，醫院的副院長終於出現了。他向死者家屬提出了兩條解決方案：家屬自己去法院起訴醫院；或者雙方私了，醫院出1萬塊錢做為賠償。
聽到1萬塊錢買一條命的選擇，現場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封閉的醫院走廊上，20來個含著淚的家屬沉默地站在護士站門口，神情悲憤交加，似乎隨時會和醫生護士爆發衝突。
就在日出前，這些家屬們剛剛經歷了一個混亂的夜晚。
初夏的凌晨三點，空無一人的醫院走廊裡白熾燈徹夜亮著。醫生已經進入值班室休息，護士站的電子屏閃爍著數字，消化內科病房裡隱約傳出鼾聲。
突然，一個慌亂的身影從病房跑了出來。那是一個頭發稀疏發白的女人，光看頭頂像七八十歲實際也就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她一邊大口喘息一邊大喊：“救救我媽！”
聽到呼救的護士小跑進了病房，沒多久又跑回護士站推急救車。
從休息室走出的女醫生以為沒什麼大事，還去翻了翻體溫計，慢悠悠地晃到病房。此時病床上的老太太四肢抽搐，已經意識不清。
注射地塞米松和腎上腺素也沒有好起來，瞳孔反而開始散大了。
女兒知道老太太不好了，在搶救期間給家裡人打電話，一個一個親戚往醫院聚集，走廊上漸漸站滿了十五六個人。
醫生在做胸外按壓，並呼叫麻醉科進行氣管插管，但老太太的胸廓一直沒有起伏。醫生沒有放棄，繼續按壓了半個多小時，最終回天乏術，正式宣告患者死亡。
老太太的家屬都覺得，醫院一定有問題。
老太太來的時候只是感覺腸胃不舒服，到醫院不過5個小時人就沒了，家屬紛紛指責醫院“不是你們治死了是什麼”？兒子希望醫院趕緊封存病歷，儲存證據。
可醫生和院領導都不出面，只有一個小護士跑來讓他們出院。這一家人在原地等了三四個小時，要醫院給個說法。
按照平常的經驗，到了這種時候家屬們不鬧一下恐怕都說不過去了。然而老太太的兒子還保持著冷靜，沒有去當醫鬧，而是當場報警。
兩名警察按程式做了登記，但能做的事情並不多。這一家子人只能繼續等，又是3個小時。收到訊息的親戚越聚越多，最終有20來個人含著淚，沉默地站在在護士站門口。
女兒已經哭得站不住了，女婿終於沉不住氣拍了桌子，嚷嚷著讓醫院把病歷交出來。可能是醫院怕他們鬧事，也報了警。
這次來了五六個警察，連派出所所長都趕到現場問這家人有什麼訴求。
兒子的要求就兩條：封存病歷、看監控。
他想知道，老太太到底是怎麼死的。
直到太陽從地平線升起，再緩緩爬上半空，醫院都沒有爆發醫鬧。這一家人忍住了，他們帶著一本薄薄的搶救病歷離開醫院，決定靠自己找出真相。
這家人來自本省一個盛產蔬果的農村，老爺子年滿70仍在務農，女兒待業在家以養病為主。
到處走動，研究如何狀告醫院的事情，主要是兒子和女婿在處理。兒子約莫40歲，身高不到一米七，頭髮已經稀疏、灰白，穿的黑T恤被洗得發白。
女婿身量也不算特別高，很壯實，平時做暖氣維修這些賣力氣的工作，仔細一看衣領已經抽線。兩人的衣袖上都用曲別針彆著黑布，正在為去世的老太太戴孝。
在此之前，這個家裡沒有一個人打過官司。他們只是想不通老太太為什麼會突然死亡，對自己遭遇不公平、不透明的對待，感到心有不甘。
當兒子和女婿找到我，把病歷攤在我面前時，我感覺到了他們灼灼的目光。他們在觀察我，觀察我翻閱病歷時的反應。
我是有醫學背景的律師，一看病歷就知道這是一次救治得當，堪稱教科書式的搶救。而且老太太入院時間實在太短了，走的卻很突然，病歷加起來才20頁，我無法從中看出醫院有什麼明顯的錯誤。
我們醫療律師其實不怕病歷幾斤重的那種患者，因為病歷越多越詳細，越能還原患者的病情變化，哪怕患者死亡沒做屍檢，從病歷裡也能把死因推斷個七七八八。
而我正在面對的，正是醫療律師最怕的情況之一：無從判斷死因，從而無法還原醫院的責任。相當於赤手空拳和醫院打官司，輸的機率很大。
老太太的兒子、女婿先後向我描述，老太太在晚上10點開始上吐下瀉，還一直犯惡心。
他們趕緊把她送到了中心醫院，急診醫生懷疑是感染或者腸易激綜合徵，被胃酸燒得難受，安排老太太住進了消化內科。
老太太在消化內科接受了補液，掛了左氧氟沙星的吊瓶。當掛到第二瓶的時候，老太太自己有了不好的感覺，她脖子發硬、牙關緊咬，痛苦地讓女兒通知醫生。最後醫院終於給出了死因——心源性猝死。
“我們不服！”女婿向我描述那晚的情況，越說越想發火。他覺得醫院一定治錯了，因為如果一開始就安排老太太去心內科而不是消化內科，去檢查心臟而不是給打消炎的吊瓶，可能老太太就不會突然死亡了。
我接的醫療糾紛，多數都是這種患者死亡的案子。每當家屬控訴醫院多壞，給患者治死的時候，我來不及細聽醫院過錯，總會向家屬發出靈魂三問：
什麼時候去世的？
屍檢了嗎？
火化了嗎？
這其實挺殘酷的，剖開屍體會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不剖開屍體，就沒有足夠的證據去打醫療糾紛官司。
平心而論，老太太的案子是有些蹊蹺的，可是隻靠眼前薄薄的病歷，我還無法幫家屬接近真相。
我極力勸說他們屍檢。其實一般案子不屍檢也不是不能打，只是這個案子實在是太特別了。
醫院給的死因是老太太“心源性猝死”，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死因。
猝死大家都懂，是患者自己的身體不好，可能是生活習慣問題、遺傳問題，總之不是醫院的問題。按這個死因打官司，肯定對我們很不利。
老太太突然去世，很難說是哪的問題，雖然最有可能是心臟和腦子有情況，但我是律師，不能把模糊的選擇交給法院。
我用最嚴肅的語氣，告訴我的當事人屍檢在這個案子裡的重要性。兒子低下頭，兩手撐著腦袋，不去看我。我直視著女婿的雙眼，一字一頓地說：“不屍檢會有很高的敗訴風險，一定考慮清楚。”
女婿聽懂了，但也皺起了眉，良久沒說話。
我經歷的醫療糾紛中，選擇屍檢的家屬總是極少數。我見過當場表示不屍檢的；也見過已經簽好屍檢委託書了又反悔的。很多人甚至沒有保留證據的意識，在找我打官司之前就把遺體火化了。
去年一整年，我這隻有一個家屬同意剖開父親的屍體。這還是因為家屬的閨女是學醫的，一直在勸他。
他同時也覺得70多歲的老父親被病痛折磨了一年才去世，應該在最後知道死亡的真相討回一個公道，不然活著的人都不會安心。最後真相查明，醫院擔了70%的責任，賠了30多萬。
就算如這家屬那樣堅定，屍檢對活著的人依然是艱難的考驗。
屍檢費用好幾萬倒在其次，主要是殘忍：不光要把屍體剖開，還得開顱取出腦子，最後和心肝脾肺腎一起泡在福爾馬林裡，由法醫帶回實驗室做病理切片。
屍檢報告完成後，如果家屬要求恢復，法醫會把器官一一放回遺體並縫合。
我曾是醫學生，說句有點丟人的話，我都不太敢看屍檢報告的最後幾頁，那是遺體和人體器官各個角度的照片。
之前看了幾份報告，我半夜總會想起那些畫面，衝擊力可比大學的解剖課大多了。
對沒有接受過醫學訓練的老百姓來說，看到自己親人的遺體一步一步被剖開，哪怕只是照片，說是酷刑也不為過。
現在老太太的兒女們就在猶豫要不要屍檢。
按我們這兒的習俗，人去世三天內就要火化。他們把老太太的屍體送入殯儀館冷凍著，沒有舉行任何儀式，我能看出這一家人內心的糾結。
他們必須做出選擇。
當天晚上，老太太的兒子和女婿就召開了家庭會議。
正對著門的窗臺上，家裡用白紙給老太太製作了一個臨時的牌位。筷子插在一個餑餑上，放在牌位前權當供奉。
老太太丈夫姓王，家在王家村，他倆育有一兒一女，其他親戚們不是一個村就是鄰村的，住的都不遠。老太太孃家的親戚坐滿了東屋，加上老爺子一家子，有十多口人到場。
“律師說了，不屍檢這個案子打不下去，最後花了錢也可能輸了。”兒子和女婿聽懂了我告知的案件風險，他倆是主張屍檢的。
一直陪護著老太太的是女兒，她全程看著老太太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流逝，但她選擇棄權。她為人溫和、順從，習慣性地聽父親、丈夫、弟弟的安排。
老爺子呆愣愣地聽著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還沒從妻子離世的情緒中反應過來。他今年70歲了，聽不懂那些專業的法律詞彙，他輕輕地說了一句：“算了吧。”
女婿還想再勸，老太太的妹妹說：“讓人安安生生走吧。”兒子說他也想要母親安心地走，但是不搞清楚怎麼也過不去心裡這個坎。女婿接過話茬：“律師說不屍檢沒法子往下走。”
老太太的姐姐潑辣，豎眉斥道：“你們屍檢就能過去了？你們是存心不讓你爸好受了。”
兒子張張嘴還想再說什麼，老爺子堅定地說：“輸就輸了。”無聲地，兩行老淚在臉上蜿蜒。兒子再也不敢勸了。
他知道老爺子和老太太這些年過得不容易。老爺子種著幾畝花生地，老太太平時去養雞場、石材廠打點零工，農忙時候就回來一起幹農活。
他倆錢不多，尋思老太太身體不太好，就咬咬牙給老太太買了一份社保。沒想到老爺子先得了腦梗，一側肢體癱了，後來恢復了些，只能拖著左腿慢慢走路。
兩個老人就靠著一份2000塊錢的退休金維持日常開銷。
從情感上說，老爺子確實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但從現實的角度考慮，爭取到更多的賠償對這個貧困的家庭非常重要。
他們放棄屍檢，無異於是在放棄可能的賠償。
我能夠理解這一家人做出選擇的原因。對這個脆弱的家庭來說，走上法庭面對龐大的醫院，已經耗費了他們巨大的心力。
這不是一個有底氣，折騰得起的家庭，沒有背景、沒有資源，只有一幫相互扶持著往前走的親人，去爭取一份心安。
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對“心安”的理解，我做為他們的律師，只有在尊重選擇的前提下，全力以赴。
“能不能做好醫院輕微過錯和無過錯的準備？”我提前把可能出現的最壞結果告知了家屬。
看老太太的兒子點點頭，我也不再勸了。
既然他能夠承受官司失敗的風險，那麼我決定硬著頭皮接下這個案子，雖然我心裡一點底兒都沒有。
這家人不富裕，但是非常講理，沒有當醫鬧還尊重我的判斷。我想多少能幫這家人一點忙。
目前我對案子只是有一個不好的念頭：醫院提供的這份病歷，過於完美了。
我說出了自己的擔憂，兒子赤紅著眼睛跟我說要趕回去給老太太辦喪事了，臨走前他說：“拜託了。”他們家一致決定要走法律程式，要堂堂正正地和醫院打官司，讓我盡力就行，唯一一個要求就是不屍檢。
我組了一個群，把老爺子、兒子、女兒、女婿都拉進來，仔細詢問老太太去世之前發生了什麼。
老爺子先給我發來一個抱拳的表情。女兒說老太太開始搶救時，護士讓她去樓上找別的科室拿心電監護儀。等自己抱著機器回來，老太太已經瀕臨死亡了。她也看不懂醫生的搶救到底對不對。
要是有屍檢該多好啊。我對著病歷犯了愁，只能猜死因。我決定抱一下大腿，把病歷發給了我的老師。
他是鑑定機構負責醫療糾紛的鑑定人，還是法醫病理學專家，手下解剖過的遺體成百上千。老師沒有屍檢也無法做出更多判斷，但是他也覺得醫院給的“心源性猝死”可能不成立。
我一度懷疑過老太太是不是食物中毒，可是當晚全家人都吃了一樣的食物，都沒有中毒反應。
我還懷疑過是不是吊瓶輸液的速度太快了，讓老太太本就脆弱的心臟不堪重負。
一直陪護的女兒記不清吊瓶滴得快不快，但她把第二個吊瓶拿回了家知道里面還剩很多藥。
女婿提出來警察把走廊的監控拷走了一份，監控能看出第二瓶藥是什麼時候換的。結合這兩個資訊，就能大概算出滴速。
沒想到，正是他們手上僅有的這點證據，讓我發現了醫院的問題。
女婿按照我的要求去看了監控，他邊看邊記錄，時間精確到秒：
女兒是凌晨3點12分45秒跑出去求助的。14分20秒開始，護士、醫生先後趕到病房，期間護士多次進出。27分28秒的時候，醫院ICU一名穿藍衣服的醫護人員進入病房。
越往後看，我越覺得不對勁，心裡警鈴大作。
醫院在搶救記錄裡，明明寫的是凌晨3點10分給老太太上了心電監護儀。而監控裡面能看到，女兒直到3點半都還沒取回心電監護儀。
而搶救記錄裡寫的卻是“3點16分，心電監護心率測不出，心電圖示直線”。
不對，時間都不對。醫院寫給家屬的時間要比實際發生的時間提前了許多。這份“完美”的搶救病歷是經過塗改的。
我必須去趟醫院，親眼確認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醫院的大廳裡，我第一次見到了老爺子和女兒。
老爺子使勁兒扯出一個有點難看的笑向我示好。女兒的樣子著實嚇了我一跳，她留著短髮，但頭髮花白稀疏，比光頭好不到哪去。整個人看著很不健康，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大喘幾口氣。
這一家子除了女婿是個火爆脾氣，其他人倒都是溫溫和和的，一點不像醫療糾紛的當事人。我見過很多親人離世後情緒激動、充滿戾氣的家屬。
有個幹工程的大哥，他的老父親在醫院做完心臟搭橋手術，剛送回病房就不行了。
大哥氣得找了30多個工人把醫院圍起來拉橫幅，還在醫務科和醫生髮生衝突，據說大哥打掉了醫院保安的記錄儀。
警察親自給他拉到衛健委解決問題，衛健委也不能因為你鬧得兇就不走鑑定程式，最後大哥找到了我。
大哥並不想訛醫院，只是要個說法，要醫院承認錯誤。我發現了醫院的問題，最後協商解決，醫院賠付了5萬多。
說實話大哥鬧或不鬧，最終都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對我來說，理想的當事人是又聽話、又講理、還不用安撫情緒的，這家人簡直完美符合。但他們表現得太平靜了，我說不上來是哪不對勁。
我和他們一起找到了醫務科，提出再看一次監控。醫務科不理解我們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地來，但還是聯絡保安隊給我們安排了。
醫院二樓盡頭的小隔間裡，四五臺電腦顯示著醫院不同區域的即時畫面。我和這一家四口人再加上醫務科的老師，把監控室擠得滿滿的。
我調到老太太呼救前的十分鐘開始播放影片，一秒一秒地觀察著走廊上的情況。
女兒拿著心電監護儀出現在走廊時，已經是凌晨3點35分了。顯然醫院寫的凌晨3點10分上心電監護是錯誤的。麻醉醫生進病房的時間，也比搶救記錄上寫的時間晚了整整15分鐘。
這兩點足夠推翻這份被醫院精心粉飾過的病歷。看完監控，我和這家人還特地回了醫院的神經內科，找到了女兒當時拿的心電監護儀並拍了照片。
我覺得這個案子有救了，搶救病歷一定有問題！
篡改病歷是法律明確禁止的，一旦查實甚至可以直接推定醫院有責任。畢竟病歷就在醫院手裡，他們要改上面的內容太容易了。
但實踐中，要認定醫院故意篡改病歷卻很難。因為法律認為的篡改和普通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你得向法庭證明醫生是為了逃避責任或者出於某種目的，故意篡改病歷。
說的不嚴謹一些，我得去證明醫院在故意給家屬下套兒。
在醫院大門口，一家人圍著我商量怎麼解決。我告訴他們不用走調解了，調解的前提是雙方認可病歷是真實的。
現在這份病歷更像是套上了一個完美的模板，醫生確實做了上面寫的搶救措施，只是因為我不知道的原因，時間沒和實際情況對上。
即使知道了醫院肯定有過錯，這一家也沒表現出太大的情緒，甚至連哀痛都是淡淡的。
兒子、女兒邊聽我分析邊不斷點頭，老爺子則是靜默地站著，也不發表意見。女婿倒是有些生氣，聽我說到不保證能認定醫院篡改病歷時，他說了幾句重話，但很快被拉住。
要是我的其他當事人知道醫院改病歷，那房頂都能掀翻。他們一家四口卻連話都很少說，沉默得彷彿被壓住了一樣。
我注意到女兒身體不好，聽到最後都站不太住了，蹲在地上表情有點痛苦。
兒子偷偷跟我說，姐姐之前患過乳腺癌，熬了幾個化療療程身體一直不見好。後來我漸漸瞭解到，女兒因為生病到現在都沒有工作，全靠丈夫賺錢。
兒子在工地當保管，月工資大概3000多。我開車駛離了醫院，從反光鏡上看著這麼一個多病多災的家庭，他們在扶著女兒站起來準備回家。
我以醫院篡改病歷為由，要求醫院對患者死亡承擔全部責任，摺合成賠償是60萬多點。
說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法院不太能支援，因為不知道老太太的真實死因，無法真正確定醫院的全部責任。但是我想要逼醫院一下，讓他們能給這家人一個解釋。
我們這裡的醫療糾紛，去醫調委調解解決的比較多，除非醫院不調解，否則很少來法院起訴。
其實這家醫院一直是挺配合的，不管是看監控、封注射液實物、調解，都沒怎麼為難我們，患者的訴求也耐心聽了。
但即使如此，醫院還是覺得自己沒錯。雖然打官司就是盡最大努力維護自己的利益，但醫院這個態度，真讓人生氣。
等待開庭的時間裡，這家人很少在群裡說話，不像其他家屬一樣因為焦慮案件結果追著我問個不停，只有女婿時不時地轉一些醫療事故的案例。
有時候他會發些評論：“我始終相信，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來不會缺席。”
開庭前，兒子整理了一份家人對醫院的意見發給我。他寫了3000字，附了很多病歷的截圖。
他最後說：“醫院的失職和編造病例，讓我們家屬很憤怒。希望律師能將我們的意見一字不落地反映給相關部門，必要時我們將透過其它訴求途徑進行反映，比如退役軍人服務站、新聞媒體、正常程式逐級上訪等。”
“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說理的地方，最終一定會給我這個16年軍齡的退伍軍人，一個正義的說法。
拭目以待吧，正義可能會遲到，但從來不會缺席。我既然能為祖國站崗16年，我就一定能再用16年為我母親討要一個說法。”
現在可以初步判斷，醫院篡改病歷，並且可能存在錯誤治療的問題。即便如此，這一家人也沒想過靠醫鬧來迫使醫院賠錢，而是堅決走法律程式。我愈發想把這個案子辦好，給這家人一個交代。
第一次開庭那天，這家人八點半就整整齊齊地等在法院門口，碰面之後他們不斷跟我說辛苦。女婿還給我加油：“把醫院殺個片甲不留。”我扶額苦笑。
我在法庭上指出搶救記錄與監控影片記錄截然相反，絕大多數搶救措施的記錄時間比實際進行的時間早20分鐘。
我列了表格，詳細對比了病歷和監控的所有矛盾之處。我想爭取主動，就要往篡改病歷的方向舉證。如果屬實，可以不用做司法鑑定，直接推定醫院有過錯。
法官瞅了我好幾眼，面露難色：“篡改病歷和死亡的關係有多大？不鑑定（死因）我也沒法判啊。”
法官一句話就讓問題回到了鑑定上。我理解這是為了明確各方的責任，但也意味著，我和這一家人會陷入被動。
醫院堅持認為病歷上寫錯了時間是正常現象，因為當晚醫生忙於搶救，不能即時記載病歷。
而且主觀上既沒有拖延治療，也沒虛假記載治療手段。醫院的律師強調，老太太死於心源性猝死是突發意外，與老太太入院時醫院讓她在消化內科接受治療無關。
這話點燃了女婿，法官剛宣佈休庭，女婿就指著醫院律師鼻子罵：“你怎麼能說出醫院沒錯這種話，我丈母孃人都沒了，你還有沒有道德？你還配幹律師嗎！”女婿也沒放過法官：“一開始我就覺得你向著醫院，你分明認識她（醫院律師）。”
開庭前法官確實和醫院律師多說了幾句話，好像是討論另外一個案子。法官惱了，瞪大眼：“我幹多少年法官了，縣城哪個律師我不認識！”
等我反應過來，女兒、兒子都在把女婿往法庭外拉。我雙手合十給法官和醫院律師賠不是，醫院的律師大方地笑了下說：“我也沒往心裡去。”法官則嘟囔著：“這哪行。”
等我找到這家人的時候，還沒等我說，就聽見女兒和兒子指責女婿，他倆都說律師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場，不該朝人家發火，更不應該指責法官。兒子說他聽了醫院的話也氣得不行，但是他壓制住了情緒。
看我出來，一家人特別是老爺子對我千恩萬謝。在這個時候他們甚至還在為別人哪怕是對方律師考慮，我覺得這家人的底色還是非常善良的，愈發感覺不能讓好人寒心。
結果還沒開始對死因進行鑑定，就整出么蛾子了。
法院隨機搖號抽出來的第一家鑑定機構，和我們狀告的醫院是兄弟單位，相當於弟弟出面評判哥哥有沒有做錯事。
我擔心不公平，趕緊給這家鑑定機構打電話。鑑定機構的老師也很理解，甚至還感謝我在一開始就提出異議，不然正式進入程式就難辦了。
那邊當天就退案回來，法院把案子投給了第二家機構。
法律就是這樣，只有結果正義是不夠的，過程同樣重要。而我相信過程。
等待鑑定結果期間，我要來了老太太過去所有的病歷，一遍一遍地看。
我發現老太太2年前就有不穩定型心絞痛的病史，而且那天晚上來到醫院急診時，雖然她的指標正常但是肌鈣蛋白比正常高不少，鉀也偏低。這些可是判斷心臟健康的指標。
當晚急診醫生判斷老太太胸痛是因為胃酸反流，沒有排除急性心梗的可能性，就安排她去了消化內科。消化內科都是慢性病病人，哪能搶救得過來突然發作的急性心梗患者。
帶著這個疑問，我和老爺子以及他女兒一起坐了3個小時高鐵去參加聽證會。
在現場，我們見到了當晚負責搶救老太太的女醫生。這位女醫生圓臉微胖，看起來30歲出頭的樣子，她好像一直非常緊張，全程低著頭，也不說話。
鑑定機構來了兩位鑑定人，一位白頭髮老爺爺和一位四五十歲的女法醫。我向他們列出了醫院的問題：老太太入院檢查時，肌鈣蛋白I提示有急性心梗的可能性，但醫院沒有會診，沒有針對性地排查和治療，這是診斷錯誤。
搶救期間心電圖檢查不僅不及時，而且篡改病歷違反了制度。
我掏出電腦播放監控影片，把有矛盾的地方一一找出來給專家看。播放到女兒從樓上拿回心電監護儀的時候，專家還特地放大了畫面，確認手裡提著的確實是心電監護儀。
專家看向女醫生，想讓她解釋。隔著桌子，我看到她攥緊了手裡的筆。最後她也沒說話，而是由律師代為回答。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爺子不斷說著他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幫過自己的人，女兒則不住地感謝我幫他們說話。
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鑑定報告：“病歷中多處記錄存在矛盾、錯誤，不符合病歷書寫基本規範，存在過錯……”我的意見幾乎全被採納。
考慮到老太太自身有基礎病，症狀也不典型且病情發展快，鑑定機構給了醫院一個次要到同等過錯，負40%的責任。
我把這個結果發到群裡：“結果在預料之中……如果有明確的屍檢結果，比如確定是心梗才有可能再提高過錯比例。”
兒子和女兒紛紛發信息：“好的，康律師。”他們家接受了這個結果，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收到報告3天后，第二次開庭。這次我千叮嚀萬囑咐讓女婿不要衝動，他不好意思地撓撓頭說他這次全程不發表意見。
女婿的訴求很簡單：多爭取些賠償。他掏出兩本殘疾證來，一本是女兒的精神殘疾貳級，一本是老爺子的肢體殘疾肆級。
女兒的殘疾證是8年前發的，那時她還是黑長頭髮，比現在看起來年輕得多，只是眼睛死死地盯著左下某個位置，沒有看鏡頭。
疾病幾乎摧毀了她的青春，也讓小家庭雪上加霜。女婿提出能不能讓醫院賠撫養費，本來兩位老人靠著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維持生活，偶爾還要補貼一下常年服藥的女兒。
自從老太太去世，唯一的一份退休金也沒了。
我看著那兩本殘疾證，沒能說出拒絕的話，只是說在別的賠償專案上爭取試試。
我希望能勸說法官突破鑑定報告的結論，去判醫院負擔更高比例的賠償。因為鑑定機構是沒辦法評價醫院“病歷書寫不規範”背後的惡意的。
說直白些，無法排除一種情況：醫院為了逃避責任而故意對病例造假。
法官差不多50歲，身量挺高但是一點沒發福，我查過他所有醫療糾紛的判決，基本上都落在鑑定意見給的區間裡，判得中規中矩。而此時，醫院律師提出了醫院責任不應超過30%。
我希望法官能更全面地考慮情況，把兩本殘疾證和女兒這些年的病歷當證據提交。法官仔細地翻了一下殘疾證，還端量了一下女兒和老爺子，最後還是說：“這撫養費判不了，適當照顧患者我覺得是應該的。”
我不願意放棄，在最後補充的時候直視著對方醫生的眼睛說：“被告存在偽造、篡改病歷資料的行為，且至今未做出合理解釋，其行為極大傷害了患者家屬的感情。
若非代理人偶然發現，那被告篡改記錄一事將無人得知，請求法庭對此給被告做出否定評價以作懲罰。”
聽到這番話，那名負責撰寫病例的女醫生低下了頭，嘴唇動了動但什麼都沒說。
開完庭，女兒和女婿扶著老爺子走在後面，兒子說只要我覺得可以，他們就不打算再上訴了，“父親和姐姐的身體都不好，也不想折騰了”。
這段時間，家裡人過得都不太好。他姐夫脾氣爆愛抬槓，雖然心裡都明白但嘴上不服氣；姐姐過於悲傷，也沒有了主見；老爺子自從老太太去世之後愈發沉默了。哪怕最後醫院只負擔30%的責任，也已經比第一次開庭時一點錯都不認好多了。
兒子說他們一家子有三個黨員，他們能夠接受法院公正的判決。
開完庭我給法官去了個電話探口風，法官上來就跟我說50%不可能，45%就是輕微到次要裡最高的了。我說：“您多判1萬塊錢，這錢對醫院和保險公司來說沒多少，但是夠老爺子用1年多的。”
這家人窮但從來沒鬧過，他們尊重法院，信仰法律，沒想過給政府添麻煩，法律應該給遵守規則的人們一個出路。法官答應去做做醫院工作，能照顧的他會照顧。
第二次開庭和下判決中間隔了個春節。過年的時候，我們這兒家家戶戶要做大棗餑餑。老爺子的兒子以前老太太自己就能包圓大棗餑餑、蒸丸、炸魚、炸丸子……
那天他和老爺子做著做著就哭了，女兒說媽做的時候會摻點糯米粉，吃起來有嚼勁，邊說著也哭了。老爺子聽了也難受，找個理由走出了家門。
全家人苦熬了大半年，終於等到了公正的判決。只是那份瀰漫在脆弱的家庭中的悲傷，不曾被外人看見。
他們在法庭、醫院，始終保持克制和理性，即使是脾氣最火爆的女婿，也只是藉著說幾句狠話來發洩情緒。
這一家人從始至終都很清楚，鬧或不鬧，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因為法律沒有變、公理沒有變。
最終法官採納了鑑定機構的判斷，醫院負擔40%的責任，賠償這一家人26萬元。結果沒有偏向醫院，也沒有因為這一家的不容易，而做出突破規則的照顧。
這一家人的案子在我代理過的醫療糾紛中，不算難度大的，也不屬於金額高的。但我很難忘記這個案子，忘記這一家人。
那天，我和我們這兒最大的三甲醫院老師聊案子，他突然問我：知不知道有些患者家屬組了個群，不走正規程式，天天就是跟醫院要賠償，背後可能還有律師在出謀劃策。
“這不就是醫鬧嗎？”我不知道有這種群，還反問法務老師，“也不能患者私下要賠償你們就給吧”？
法務老師苦笑說當然不想給，但是如果患者鬧得兇，鬧得社會不穩定，醫院就會被施加“隱性”的壓力。
我給法務老師打氣：“你們可千萬不能輕易妥協啊，不然對我這邊苦哈哈地一步一步走鑑定、走司法流程的患者可太不公平了。”
作為醫療糾紛律師，我深知患者面對醫療損害時的無助與憤怒，但更痛心於“醫鬧”對醫療秩序與法治底線的踐踏。
每當目睹家屬以哭喊、堵門、拉橫幅甚至暴力威脅逼迫醫院“破財消災”，我不僅為醫院感到悲哀，更為那些真正需要法律救濟的患者感到擔憂。
當“鬧”成為捷徑，誰還會相信正義？
所以我甚至比醫院還討厭醫鬧，輿情裹挾下醫院常被迫“花錢買平安”，反被貼上“理虧”的標籤。
一線醫護在威脅中戰戰兢兢，甚至有好多技術精湛的醫生因為碰上一個難纏的醫療糾紛，直接轉行了。
我知道我們這兒最好的醫院心內科有個老專家，五六十歲還孜孜不倦地外出學習先進的治療方案。老專家被返聘的時候，不知怎的，有個患者手術成功後突然去世。
家屬本可以正常走法律程式維權，卻只知道舉報，不管老專家是學術兼職還是外出講課，都被這家人盯著找把柄。
老專家不勝其擾，直接不幹了，導致我們這兒最大的醫院能做射頻消融手術的醫生還沒二甲醫院多。最後家屬也沒查出來親人去世的真相，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為醫院和醫生悲哀，也為患者悲哀。每一次醫鬧得逞，都在加深醫患群體的互疑與敵意。
每當看到有人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方法讓醫院賠錢，我就想起自己代理的這一家人，他們眼中有對法律、對公平未熄滅的期待。
按照家鄉的傳統，老人去世後通常要在三天內火化，其中包括在老宅停靈的兩晚。
因為這場醫療糾紛，以及隨之而來的全家人糾結要不要屍檢，老太太的火化是在去世後的第四天進行的。
自從那晚去醫院看急診後，老太太再也沒有回到灰瓦石牆的三合老院，也看不到瓦片縫隙裡新生的嫩芽。
家裡沒有舉行告別儀式，這個家裡有太多人承受不起離別的刺激了。兒子和本家兄弟一起把老太太送到火化的臺子上，送了最後一程。
殯儀館裡，取骨灰的叫號聲響起。兒子捧著還有餘溫的袋子，輕輕放進骨灰盒裡。
面對著圍在外面的親戚，他不敢哭得太大聲，接下來的一路上，他還得給老太太叫魂，不然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媽，你可得跟上了，一定得跟上了”。
這個普通的家雖然剛剛經歷了不幸，但接下來這一路，他們會彼此簇擁著走下去。
第一次聽這個故事時，我挺困惑。這家人明明可以更強硬一點，但在這起糾紛中，他們的應對方式，卻平和地近乎軟弱了。
康不醫卻說，這一家人非但不軟弱，還充滿韌性和信念感。他們在用正確的心態面對糾紛，維護權益。
我們平時總面對太多無助，習慣了在維權時大聲喊、墊腳跳，用各種方式給對方施壓。
久而久之，我們開始習慣遇事先吵架、不服就動手，整個世界都在“弱肉強食”，卻忘記去尋找程式、去透過法律解決問題。
如果有一天，我們自己就是那個弱者呢？
而這也是康不醫執意打贏這場官司的原因。
她想為那些仍願意遵守規則的人，創造一個能生存下去的環境。
在她想要的世界裡，這樣弱勢又遵守規則的人，也能生存下去。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老腰花、小旋風
插圖：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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