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2床下個病危吧，通知一下家屬，今天她可能過不去了。” 徐主任看了電腦上化驗結果，轉身和床位醫生董醫生講。

這已經是近三個月內，2床第五次下的病危醫囑，此刻她的化驗結果一片紅色剪頭（非正常數值），下肢也出現了浮腫，董醫生下完醫囑轉身走到溝通室，準備和家屬打電話，護士臺的搶救車已經被推到了2床的病房。

護士站上的監護儀，每隔幾秒鐘就閃著紅色的燈光，警報聲此起彼伏，病區的走道上，好幾個穿著橙色工作服的護工，倚在各自的病房門口，探出了身子，觀望護士站的動靜。有幾個剛好有事需要去病區的另一個方向，若是路過2床門口，都會忍不住往病房裡看幾眼，緊接著立馬加快腳步，低下頭快速地走過。

2床是一位86歲的老太太，在2023年2月來的我們醫院。當時，她剛從上海閔行中心醫院出院，為了腦梗後的進一步康復治療，就直接轉到了這裡。

 我們醫院在上海閔行醫學園區，是新開的一家綜合性康復醫院，對接上海各大綜合性醫院，對需要繼續康復以及治療的患者進行後續安排。2床當時住進來的時候，醫院營業剛滿一年多，我們平時都戲稱，2床是我們科的“元老級患者”。

 2床來院的時候還帶了一名護工。和病區裡經過公司統一培訓的年輕護工不同，2床的護工是一位六十多歲的阿婆，老太太還沒來住院前，就已經被她照顧了5年多。如今，2床已經住院1年多，住院期間的起居吃穿，也全程都由她一人照料。

只可惜半年前，老太太的右下肢，因為意外，不慎骨折，綜合評估後，無法進行手術治療。此後半年，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除了維持基礎的治療，可以介入的康復專案逐漸減少，都由護工在床邊替她活動肢體，身體狀態出現明顯衰退，出現多器官衰竭，如今需要佩戴呼吸機輔助呼吸。

 “別說她兒子趕到了，2床又挺過去了吧……”董醫生放下手中的電話，坐到了我對邊的電腦桌前，開始自言自語。

 “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我探出身子，拍了拍董醫生的電腦，“你數數她都下過幾次病危通知了。”我們翻閱了醫囑，近3個月，基本每個月都有1、2次的病危醫囑。

2床只有一個兒子，他常年在國內外各地出差。老太太住院一年多，我只在入院的時候見過一次，聽護工阿姨說，他平時每隔一個多月，才會出現一次，每次也只逗留一個多小時。

老太太來我們病區住院的時候，我剛入職綜合內科的住院部，每天的任務就是儘快熟悉住院醫生的工作。那天，剛好董醫生值班，老太太就成了董醫生的床位病人，我便跟著董醫生一起去病房詢問病史。

那天，病房裡除了老太太和護工，還有兩個戴著口罩的中年男人，其中一個戴墨鏡的，主動自我介紹，是老太太的兒子。我們詢問完病史後，有個流程需要家屬籤住院和康復相關的知情同意書，需要登記家屬資訊，董醫生把單子遞給了他兒子。

“讓我秘書籤吧。”他接過單子，轉手遞給了身邊的另一個男人。

“建議您自己籤，以後老太太有什麼情況，您也能及時瞭解。”董醫生阻止了秘書籤字。

秘書笑著擺了擺手，“沒事，醫生您有什麼事就和我說，我會及時轉告，我們老闆的資訊不方便登記。”

好幾個月後，我們從護工阿姨那大概得知，2床的兒子是一位在上海商政兩界都很有知名度的人物。但更具體的身份資訊，護工在老太太身邊照顧這麼多年，也沒再聽說過更多，只知道他兒子很忙，總是滿世界奔波，每到假節日才能難得看到一次，老太太平時有什麼需求，都是秘書來家裡幫忙。所以，她兒子每次臨時接到醫院通知，總是需要隔一兩天才能趕回上海。

於是，基於2床目前的情況，她兒子早在1個月前，就已經提前做好了料理後事的準備。為了避免他再次“白跑一趟”，溝通完，我們都陷入了某種奇妙的不安。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2床心電監護儀上的生命體徵又再次恢復了正常，身體的浮腫也消退了大半，她的兒子再次經歷了“虛驚一場”。

“這2床的命是真硬，還沒見過幾個情況像她這樣的，還能一次次熬過來。”和2床兒子溝通完，徐主任在辦公室感慨，當了30多年的臨床醫生，她很少有誤判的時候。

2床的兒子從半年前就表示，拒絕轉院，也拒絕有創搶救，維持無創治療直到老太太的器官全滅衰竭。我們不知道這位每天躺在床上的老太太是從何而來的生命力，憑藉著微弱的燭火維持著喘息。

“晚上值班記得多去2床巡視幾次，她現在還沒有完全平穩，有事給我打電話。”那天是我的夜班，徐主任特意發來資訊交代。

回覆完主任資訊後，我就去巡視病房了，自從正式入職為住院醫生後，每當病區有危重病人，值班那晚總是壓力倍增。

已經是晚上10點多，病房的患者和護工都幾乎都已經洗漱完休息了，走道里變得很安靜。 巡視到一半的時候，我聽到2床那傳來監護儀報警的聲音，格外刺耳，我快步趕過去看。

到了那才發現，原來是護工阿姨取下了綁在2床身上的監護儀器以及呼吸機面罩，準備給她拍背。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護工阿姨翻過老太太的身體，一手扶著她，一手越過她的身體伸到身後拍背，非常有節律的從下往上拍。拍了大約10分鐘後，護工又小心地翻過老太太的身體，讓她再次平躺在床上，並搖高床頭，然後取過大棉籤在生理鹽水中浸溼，小心的擦拭著被呼吸機面罩壓的滿臉壓痕的面部。擦完兩遍後，把柔軟的紗布裁成小塊，放在老太太面部被壓出紅色壓痕的部位，再取過呼吸機面罩，輕輕的沿著紗布的位置覆蓋住，接著把呼吸機固定好，最後再連線上心電監護儀，顯示屏上又再次恢復了整齊的心跳節律。

以上一套流程下來，已過去半個多小時，我問護工阿姨，是不是已經忙好了，要準備休息了。

 “是打算躺一會，再過一個小時，還要起來給她胃管裡打水，再打點米糊，到了兩三點，還得再起來拍背呢……”護工阿姨說著一口帶著明顯江蘇口音的普通話，好些字說快了我都聽不明白。

 “那你豈不是一晚上都睡不了幾小時？”我看著護工阿姨，大約只有150釐米的個頭，每天都穿著質樸的棉麻襯衣和黑色長褲，小腹便便的身軀，走起路來有些左右搖擺，滿臉的雀斑和褶子，笑起來很和藹。

“差不多每天睡4個小時嘞，我要睡著了，她就沒得吃，也沒得尿嘞……”她一邊說著，一邊接了一碗熱水放在床頭，準備過1小時起來給她打胃管。

病區的患者中，病情較輕並且基本可以自理的，一般不需要護工，或者只需要“一對多”的護工照料。若患者需要“一對一”的護工，那基本是病情相對較重的，而通常這種患者，家屬一般都會每天安排人過來輪崗，接替護工的部分工作，保證護工也可以有一定的休息時間。像2床的護工阿姨這樣，每天持續夜間高密度工作，白天也仍然一個人處理所有事情，還一直都沒有輪崗的人手，實屬少見。

“阿姨，要不我們和家屬溝通下，再找一個護工和你輪班吧？這樣你也可以多點時間休息。”我俯下身對阿姨說。

阿姨擺了擺手，說不需要別人幫忙，自己可以應付，而且這麼多年，老太太都是由她一個人照顧，再來一個人，她不放心，也擔心相處不好。

我看到床頭放著一張褶皺的紙，上面歪歪扭扭的記錄著一串數字，是給2床每天從胃管裡打的液體量和尿袋裡的尿量。

她抬起頭看看我，右眼的眼角止不住的抽動，結膜也有明顯泛紅，她說眼睛這樣已經好幾年了，每天抹點藥膏就好了。

我看著阿姨在病房來回忙碌的身影，忽然想起她說過自己已經66歲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催促她趕緊躺下可以睡了，別因為照顧老太太拖垮了自己的身體。

“我沒事，每天胃口好得很，吃得很多嘞。”她一邊說著，一邊躺在了2床床邊的小沙發上，蓋上了一層薄薄的毯子，“她可憐，每天就靠這麼點鹽水掛著，可憐的嘞……”

那晚，我在2床病房待到了凌晨1點多，聽了很多關於護工阿姨的故事，逐漸明白2床是為何能一次次轉危為安的。

 2床的護工阿姨姓朱，來自江蘇揚州的一個郊區縣城，出生在50年代末，從小沒念過書，到現在也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早年間，透過親友的介紹，透過包辦婚姻嫁給了同樣大字不識的丈夫，生下了一兒一女。本以為沒有學識的男人會老實本分，然而在婚後發現，他喝酒抽菸賭博的惡習一個不落，不僅如此，更是好吃懶做，家中幾乎所有事情，都丟給了朱阿姨打理。

朱阿姨說，在老家的日子，每天一睜眼，就像上了發條的機器，從早到晚忙不停。

每天早上三四點就得起來，先收拾屋子，給一家老小生火做飯，再送幾個小孩上學。送完孩子回家後，需要照顧生病在床的公婆，帶他們洗漱、吃藥和餵飯，接著還要給後院的家禽喂飼料。

忙完家中的事，緊接著再趕到田地裡幹農活，家裡的六畝地，春播夏種秋收冬藏，一年四季的田地勞作，全都由她自己一個人打理，幹農活間隙到了飯點，還要繼續趕回家裡做飯，準備一家老小的吃喝。

 “我就是肯幹，什麼活我都願意幹，我們那一片人看到我幹活都嚇死了。”

朱阿姨說自己是村裡出了名的“幹活狠人”，她家的六畝地，播種和收割都是第一個完成的，邊上的鄰居都需要幾個人一起幹，她獨自一人就能完成幾個人的工作量，在她手裡的活，她基本看一遍就都會了。

在老家的最後幾年，隔壁鄰居辦了個十幾個人的小廠，組裝汽車零件，她沒上過學看不懂說明，就在廠裡看著別人組裝了一遍，第二天就學會了所有零件的組裝，只可惜當時廠裡的工資每個月只給40元，朱阿姨幹了幾年也就離開了。

然而結婚三十餘年，朱阿姨的丈夫卻未對她的付出心存珍惜。他瞞著朱阿姨，偷偷拿了家裡的積蓄去賭博，欠下了一屁股賭債，最後還是朱阿姨拿了廠裡打工的錢幫他還上。

“我很少和他講話，他罵起人來兇的哦，吵多了都被別的鄰居看笑話，他說什麼我都隨他去，要幹什麼我都不管。”朱阿姨說，這麼多年，兩夫妻已經沒什麼情分，她只期盼著孩子長大成人。

後來，朱阿姨來了上海打工，她丈夫在老家的生活徹底沒有了依傍，最後只能去邊上的汽車零件廠工作來自食其力，直到朱阿姨在上海工作了近10年，她丈夫也仍然待在廠裡。

“在家的日子是真苦哦，真的苦死了……”朱阿姨每當向我回憶起在老家的生活，都是重複的說著這句話。

我問朱阿姨，這樣的日子為何忍受那麼多年而不選擇離婚。

“那時候哪有人離婚，以前的人都不會往這方面想，都覺得離婚丟人嘞，大家都這麼稀裡糊塗的過……”朱阿姨擺擺手，憨笑著，似乎早已釋懷了婚姻給她帶來的痛苦。

直到朱阿姨的一雙兒女結婚生子，並且照顧兒女的孩子直到上了小學，年近60的她，終於功成身退，在親戚的介紹下，離開了老家，來到上海打工。

 剛來上海的時候，她不識字，也不會說普通話，憑藉為人憨厚，幹活細心麻利，在親戚的的介紹下，去了南京路的保姆介紹所，第一份工作就是給別人抱孩子。

當那戶人家得知，朱阿姨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會寫字，甚至不知道當時是几几年，卻敢一個人來上海謀生，實屬匪夷所思。

“他們不知道，只要不在老家，在哪都是享福咧。”朱阿姨笑著說，眼角的褶子堆成了一朵花。

朱阿姨在陪護2床之前，照顧過六個老太太，分別在上海的人民路、方浜路、東安路、西藏南路、淡水路附近，之前的六位老太太，加起來照顧的時間不超五年，中間都因為各種原因而中斷了陪護。

當和第六個老太太結束合約後，朱阿姨本計劃去南京找女兒休息一段時間，卻臨時接到了當時在保姆介紹所認識的老鄉的電話。

2018年的春天，老鄉的兒媳婦剛生了個孫子，接到喜訊的老鄉，著急趕回家照顧孩子，於是便把當時照顧的老太太推薦給了朱阿姨。就這樣，朱阿姨接手了她需要照顧的第七個老太太，也就是現在的2床。

當時朱阿姨剛滿60歲，而這一接手，一晃如今，已過去了六年。

朱阿姨剛接手2床的時候，她當時獨自住在閔行區的一戶住宅樓裡，是在一室一廳的房子。因為老伴在3年前離世，為了緩解她的悲痛情緒，她的兒子特意給她買了這套房子，讓她自己單獨住，還請了一個一對一的阿姨，照顧她的日常起居。

當時2床曾有過一次輕微腦梗，好在症狀不嚴重，除了右上肢做精細動作時有些障礙，不影響日常生活。

朱阿姨每天住在她家裡，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平日裡帶她遛彎散步、鍛鍊身體，幫她洗衣做飯、清掃衛生。

那會，2床在家幾乎從不和她說話，朱阿姨本以為是她性格導致的寡言少語。朱阿姨後來才得知，是因為她一開始並不滿意她，認為她從農村來，沒念過書沒文化。

 “她話很少，也很少笑，每天都板著臉，我想讓她高興嘞，想了很多辦法……”朱阿姨說，每次只要叫她下樓，她都不搭理，一言不發的坐在房間。

朱阿姨從不勉強她回答，也不會再多問，只是幫她拉開房間窗簾，拖乾淨房間的地面，讓陽光灑在地板上，然後自己便下樓買菜，每次回來都會給她帶些愛吃的點心，但每次下樓前，她都會堅持問一遍，“要不要下樓”。

來回幾次後，突然有一天，朱阿姨下樓前照例到她房間問她，“想不想下樓走走”。2床看向她，輕輕點了點頭，朱阿姨很詫異，但也沒多說什麼，像往常一樣給她穿好衣服和鞋子，取過她的柺杖，扶著她下了樓。

從那以後，朱阿姨被2床逐漸接納了，慢慢開始對朱阿姨的話有了回應，也願意偶爾出門散步，去接觸周邊的街坊四鄰，去感受周圍的市井氣息，而不是一直沉默的待在房間。

一年前的冬天，朱阿姨請假回了一趟老家，他兒子請了另一個人代為照看。

大約過了10余天，再次見到2床時，朱阿姨發現她的狀態有些異常，她重新變得不願意下樓遛彎，只願意待在房間裡，時不時還緊縮著眉頭，一副痛苦面容。

朱阿姨趕忙聯絡了2床的兒子，認為應該帶她去醫院檢查下，但她兒子卻不以為然，因為前幾天剛見過面，並未察覺什麼異樣，就這樣繼續拖了兩三天。

那天晚上，2床入夜後感到明顯的疲憊，打算早些休息。朱阿姨幫她擦洗好身體，就扶著她上了床，關上房門後，朱阿姨獨自睡到了客廳的沙發上。

然而，到了後半夜，2床突然感到腹部出現一陣一陣的絞痛，她本以為是一過性的疼痛，卻不料疼痛感持續的加重，本就肢體活動不靈敏的她，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只能艱難地呻吟著，反覆叫“阿姨，阿姨……”。

朱阿姨睡意朦朧中，隱隱約約的聽到房內傳來了聲響，她立馬跳下沙發，跑到她床邊檢視，問她哪裡不舒服。

她也不回答，只是緊縮眉頭，在床上蜷縮著身體，雙手緊緊抓著被褥一角，頭上的汗水淌滿了枕巾，反覆的喊著“阿姨，阿姨……”

朱阿姨再次聯絡了她兒子，要求必須馬上去醫院，為了強調嚴重性，朱阿姨說2床當時已經沒有了什麼意識，她兒子才撥打了急救電話。

就在那晚，她被連夜送完了醫院急診，等到了醫院檢查後才發現，她是腦梗再發，合併急性膽囊炎，當時情況很棘手，她只要清醒一些，嘴裡就不停的喊“阿姨，阿姨……”，朱阿姨在她身邊幾乎3天沒有閤眼，一直守在邊上照顧。

在閔行中心醫院治療了5天后，她的生命體徵逐漸穩定，然而右側肢體活動能力從1度到了3度，已經無法正常下床活動，只能藉助輪椅行動，同時人也逐漸變得糊塗，愈發沉默寡言，為了後續的康復，她兒子便把她轉至我們醫院，進行後續的觀察和治療。

 “這麼多年，我哪隻救她那一次哦……”每當和朱阿姨提及她照顧2床的這些年，她總是忍不住和我們感概。

自從朱阿姨來了我們病區，立馬就成了病區主任眼中的“麻煩”，她和病區裡其他聽從醫生指揮的護工，形成了鮮明對比，總是要求醫生中斷或者進行某方面的治療。

當時2床剛轉入病區沒幾天，一躺在床上，就又開始不停地喊“阿姨，阿姨……”

朱阿姨便按了呼叫鈴，護士和醫生都跑去她床旁，各種詢問她哪裡不舒服，她也不回應，微閉著眼睛，只是反覆喊“阿姨”。但檢查了她的生命體徵，體溫、血氧、血壓和心率都正常，檢查了身體也沒有發現哪裡異常，值班醫生認為2床應該是腦梗後，出現了意識和認知上的障礙，需要繼續觀察。

但朱阿姨卻認為值班醫生的判斷不對，強烈要求再做一下檢查，迫於朱阿姨的態度，當時的值班醫生只能開了一些基礎的血液檢驗，但等檢驗的結果出來時，卻並沒有發現明顯異常。當值班醫生把結果告知朱阿姨時，朱阿姨卻再次和醫生建議，再做個彩超複查一下膽囊，但當醫生請示主任後，拒絕了朱阿姨的要求，因為2床當時一直在吃治療膽囊炎的藥，認為阿姨總是在干涉治療。

當時，隔壁3床的房間，住著腫瘤晚期的患者，請的護工也是一對一的。但每天都會有家屬過來輪班，到休息的時候，3床的護工會時不時到2床串門，看到朱阿姨不停地跑到辦公室和醫生爭執，也不止一次的勸阻她。

“咱們就是個護工，聽醫生的安排就行，他們知道的還比咱們少嗎？這樣太冒險了，要是弄錯了就是你的責任……”那天朱阿姨回來後，3床的護工拉住她，在病房門口說。

 “我跟了她這麼多年嘞，我瞭解她，她肯定是哪裡不舒服才這樣，醫生不是天天在病房，很多情況不一定都清楚嘞。”朱阿姨擺了擺手，轉身走進了病房，打開了榨汁機，製作2床晚上的流食。

每當聽到別人的勸阻，朱阿姨總是反覆強調自己對她的瞭解，堅持自己的立場，以至於病區中那些透過護工公司統一培訓護工們，開始議論紛紛，認為朱阿姨不懂規矩和分寸，如果透過培訓，有護工總管監督，就不敢這樣反覆找醫生“麻煩”。

果然，過了一天，2床反覆喊“阿姨”的情況並沒有好轉，甚至叫的愈發頻繁了。

朱阿姨直接衝到了辦公室，要求床位醫生必須給她檢查一下膽囊，因為2床之前犯病也是這樣的狀態，並批評醫生的態度不夠負責嚴謹。

阿姨的反應，讓我們辦公室的醫生都很詫異，因為一般護工和醫生溝通無效，都會直接轉告家屬來溝通，很少會選擇正面起衝突。

而最後經過腹部彩超的檢查，證實了2床當時確實是因為膽囊炎再犯，身體不舒服才反覆喊阿姨，經過用藥調整後，2床又恢復了平靜。然而在那一次衝突後，朱阿姨也讓不少醫生對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開始正視她的意見。

有段時間，因為2床病情變化，需要插胃管進食，當時的營養指標開始出現下降趨勢，為了給她補充營養，醫生給她下了每天早晚各掛一袋營養液的醫囑。但當時2床的家屬，每天會給她購買各種食材到醫院，每天三餐的營養搭配都很豐盛，朱阿姨便要求醫生停止晚上掛營養液的醫囑，她認為繼續這樣的治療，2床的身體就像種田時施了太多肥，會燒根。

但因為當時各項營養指標明顯偏低，董醫生決定再掛一天後再停，結果當天，2床又出現了反覆叫“阿姨”的情況，並直接把當天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好在，當時檢查後，發現是攝入過多導致消化不良而嘔吐，用了一些促進消化的藥就明顯改善了。

經過幾次接觸，大家都對朱阿姨的脾性有了一定得了解，但卻仍然讓醫生和護士“愛恨交加”。

護士扎針抽血的失誤太多，她就會心疼2床被扎的次數太多而各種投訴，醫生對於病情的處理不及時，她更會反覆的來辦公室和醫生溝通，要求醫生多關注。

她似乎總是把2床擋在身後，像一個母親一般守護著自己襁褓中的孩子。我們甚至都很詫異 ，一個沒念過書，甚至不會寫數字的護工，每天在記錄2床攝入量和尿量時，卻都能記得分毫不差。

她用自己獨特的一種書寫模式，每天在窗臺的廢紙上，歪歪扭扭的記著每天的液體量，她甚至對於之前很早2床的檢查結果，都能記得很清楚，這都讓我驚歎於一個護工的專業性和用心程度。

我經常會打趣朱阿姨，這麼多年，她每天和2床生活在一起，簡直比家人都還親了，若是哪天2床離開了，會不會接受不了。

“我希望她早點走，她這樣活著太累了，就是在受罪，我就想讓她少受點罪。”阿姨每次說的時候，都會下意識的幫2床壓實身上的被褥，笑得一臉溫和。

從解除第五次病危通知的兩個月後，2床在一個秋意很濃的早晨去世了。那幾天，上海剛結束夏末的颱風天，夏季的酷熱似乎也隨著那幾場颱風，去了另一個半球。

那天我沒有上班，剛起身洗漱完，套上了一件外套，準備在書桌前繼續著朱阿姨的故事，卻在開啟手機看群訊息時，得知2床已經在半個小時前，因多器官衰竭搶救失敗而離世。

值班醫生在群裡詢問主任，說朱阿姨想在病房多待一天，第二天收拾完東西再走，可惜被院方駁回了，畢竟病人已宣告離世，朱阿姨不方便繼續待在病房。

朱阿姨曾和我說，照顧完2床，她就不打算做護工了，準備離開上海，去南京和女兒生活，如今六年的陪護，在一夜間就走到了終點，而我最終也沒能和朱阿姨有最後的告別。

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