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躺平”是要被嘲笑的！｜戴建業混沌文理院開講

“我最討厭全民熱捧的人生格言——“難得糊塗”，它的潛臺詞是要告誡人們：遇事別分是非，見人別說真話，逢上只陪笑臉，受辱絕無怨言，總之，活得像豬那樣平靜，活得像狗那樣開心，無知無慾無是無非無愛無恨……

這全是弱者的人生觀。為什麼要叫喊“知足常樂”？因為他沒有能力取得功名富貴，用“知足常樂”得獲得心理平衡。為什麼嚮往“平安是福”？因為他比老鼠還膽怯懦弱，不敢像雄鷹一樣搏擊人生的狂風暴雨。

在盛唐，這一切都是被嘲笑的物件。”

中國古典詩歌在盛唐達到了它的頂峰，它之前任何朝代詩歌的整體成就都不能望其項背，它之後的所有詩人無一不對它驚歎、模仿和繼承。

為什麼唐代詩人是如此狂妄且浪漫？為什麼唐代文化竟能散發出如此磅礴的生命能量？盛世唐朝究竟如何撫育、滋養了這群狂人？

2025年1月2日-1月4日，混沌文理院六期第六模組在西安舉辦。本篇文章摘錄自戴建業老師在混沌文理院的演講內容，主題為《盛唐詩歌與盛世精神》。我們將以具體詩歌為例，闡述盛唐之音的情調、風骨、意境和語言，並探究盛唐之音與盛唐文化的關係。

混沌文理院七期課表

‍什麼叫“盛世精神”？

所謂盛世精神，特指盛唐所具有的一種精神氣概：

隨著國家的繁榮和軍事強大，國家實行擴張主義，人們推崇尚武精神，精英積極開拓進取，既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又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社會給人們提供了大致公平的機會，社會中下層有機會大顯身手，激發了人們高度的自信心，全社會爆發出許多耀眼的天才，如詩歌、書法、舞蹈、藝術，盛唐是軍事強國，也是文化大國。

由於自身的強盛，盛唐真正地做到了“兼收幷包”、“有容乃大”，各種宗教、文化、思想在大唐的土地上都能開花結果，長安和洛陽長年住著外國商人、使者和留學生，日本、韓國許多青年來大唐學習文化，參加考試。

人們具有健康的審美觀念，普遍喜歡豐滿大氣、雍容富麗的審美風格，喜歡健美的女性，喜歡豪俠的男人。

接著我們再來看“盛唐詩歌”涵蓋哪個歷史階段。

明代高棅在《唐詩品彙·總序》中明確將唐詩的發展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

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初年（618—713），為初唐詩壇；

自玄宗開元初至代宗大曆初（713—766），為盛唐詩壇；

自代宗大曆初至文宗開成初（766—836），為中唐詩壇；

自文宗開成初至唐代滅亡（836—907）為晚唐詩壇。

我們所講的盛唐之音即開元年間至大曆初年這五十多年間的詩歌創作。在這五十多年的短暫歷史時期，產生了像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出現了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派這樣著名的詩歌流派，還湧現出了不少風格鮮明成就卓越的詩人。

並不是歷史有什麼偏愛，讓天才都生長在這一時期，是各種機緣際遇的結合使此時的詩人爆發出耀眼的天才。

中國古典詩歌在盛唐達到了它的頂峰，它所取得的成就空前絕後，它之前任何朝代詩歌的整體成就都不能望其項背，它之後的所有詩人無一不對它驚歎、模仿和繼承。

宋朝的詩論家和詩人就以斬絕的口氣說：“以盛唐為師”（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明朝人對它更是高山仰止，口口聲聲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無論任何時代的任何人，必定兼有主客體的雙重身份：首先他是那個時代文化創造的主體，同時他又是被那個文化塑造出來的客體。

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也不例外。他們既是創造唐代文化的豪傑，又是被唐代文化塑造出來的偉人。關於他們創造唐代文化的業績我們留待以後討論，我們先看看唐代文化是如何撫育他們的。唐代文化是從哪些方面對他們的精神面貌、氣質個性和詩歌創作產生影響的呢？

‍科舉制：向上晉升的希望

自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確立以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政治便以門閥為中心，貴族憑門蔭便“平流進取，坐致公卿”。貴族不僅壟斷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利，也壟斷了當時的文化創造和文化教育。如東晉南朝王、謝二家，便出了一大批詩人、學者和書法家。

這種情況在唐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魏晉以來壓抑人才的門閥制度的衰亡，科舉制的確立，使一大批出身於庶族乃至下層人民的子弟有可能在政治舞臺大顯身手，於是一些沒有顯貴門弟計程車人紛紛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激起了他們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對自己才能高度的自信心。

唐朝開國時，盛極一時的南朝大族如王、謝已趨於沒落，劉禹錫的名詩《烏衣巷》便反映了這種政治勢力的消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科舉制的確立使一大批有才能計程車子衝破世族門閥的籠斷踏上了仕途。起宰相於寒門，拔將軍於卒伍，現實為大多數有志之士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美好的未來有待遇他們去開拓。

每一個人眼前都展現出希望，誰都想在政壇上大出風頭。

就是那位自稱隱士、逸人的孟浩然並不像象李白說的那樣“紅顏棄軒冕”，他自己更不甘心“白首臥松雲”，一直說自己“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

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李白當然不會甘拜下風，你看他的自我感覺多麼好：“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為宋中丞自薦表》）。這樣的文武全才還有什麼事幹不成呢？難怪他的志向和他的才能一樣大得驚人：“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內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廣文》）。

杜甫對自己才能的自負一點也不比李白遜色，大有捨我其誰的氣慨，我們來看看他早年的作品：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與此同時，盛唐社會也洋溢著樂觀昂揚的情調，比如張九齡的《送韋城李又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

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送客時值暮春，人事是別離友人，時令是花殘春盡，此情此景最易勾起感傷悽苦的情緒，但此詩卻無半點感傷之意，無絲毫悽苦之情，反而充滿了樂觀的鼓勵和曠達的安慰。花雖殘謝而鳥語尚清新，處處還是春意盎然，別酒既盡，君向青門路，我歸白馬津，彼此雖各在天一涯，但相知並不在乎路途的遠近，只要心心相印，萬里還象鄰居一樣。

再如高適《送李侍御赴安西》：

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

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

虜降燕支北，秦城太白東。

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

由於別者送者都以功名為念，全無離別時常見的黯然銷魂，反而看取寶刀的壯行，讀來令人血氣奔湧。

又如岑參《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

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

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

夫子且歸去，明時方愛才。

還須及秋賦，莫即隱蒿萊。

送下第人歸鄉而無半點失意沮喪，“春色正東來”，“明時方愛才”，“莫即隱蒿萊”不只是泛泛勸慰，也見出送者和別者對人生對未來的達觀豪邁之情。

‍生命的激昂與民族的活力

近百年的安定、經濟的繁榮、政治的清明、軍事的強大，使整個大唐帝國處處洋溢著浪漫的激情和青春的情調。風平浪靜的日子過得太久了，人們耐不住按部就班的單調，更受不了安然無事的寂寞，與成天在血雨腥風中度日的南北朝人民希望安定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的青年喜歡尋求精神與物質上的刺激。

這不是一個注重思辨的時代，如魏晉南北朝；也不是一個注重感官感受的時代，如宋元；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澎湃著青春的激流，誰還有心坐下來死啃經書和子書呢？

人們把眼光投向了沙漠邊疆：

“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高適）到大沙漠中去吧，那景象是多麼開闊！

“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

邊塞是多麼吸引人，那裡的風光多麼使人感到新奇、刺激！連楊炯、王維這樣的書呆子也高喊“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豈學書生輩，空前老一經”。因而當聽到李白叫“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時，我們就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了。

與此同時，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繁榮，機會的公平，文化的多元，思想的活躍，激發了一代民族精英昂揚激情，他們生命力的強悍旺盛，養育了一代敢於“與狼共舞”的強者，湧現出一大批為後代仰望的“爺們”。

“爺們”的本質是笑飲生命的苦酒，笑對人生的成敗，生命因其“彪悍”而深廣，也因為“爺們”而陽光。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最為“爺們”者非李白莫屬。李白是唐代詩壇上橫刀立馬的李廣，單槍匹馬在心靈的王國中縱橫馳騁。這位精力彌滿才情奔湧的天才，不樂也不屑於“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鬚”，“興酣筆落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才是他的創作方式。

清人說“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文字就是他筆下的千軍萬馬，強烈的激情就是他驅動的滾滾洪流。李白詩中常常一些宏大的意象，衝撞著另一些同樣宏大的意象；一種猛烈的激情，衝擊著另一種同樣猛烈的激情；一種強烈的意念，排斥著另一種同樣強烈的意念；他像脫韁的烈馬從情感的一極，突然跳躍到情感的另一極。他時而淹沒有在憤怒的大海，時而又被逼上絕望的懸崖，時而又登上風光旖旎的巔峰，只有生命力極端旺盛的詩人，才會在心靈深處形成這種兇暴的情感海嘯。

我們來看看他如何面對人生的《行路難》：

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一會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苦悶和迷惘，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阻礙與絕望，一會又是“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秀夢日邊”的追求與希冀，剛露出一線前途光明的希望，馬上又墮入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怒吼和彷徨，最後又從迷茫彷徨中掙扎奮起，以“長風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高唱入雲收尾。這種相互對抗的意緒，這種緊張騷動的激情，使詩情詩境酷似大海的驚濤拍岸，給人以頭暈目眩的震撼。

李白極度亢奮的生命激揚，不可一世的傲兀狂放，出人意表的想象誇張，深刻地表現了我們民族處在鼎盛時期偉大的民族活力。

再看看李白身邊那些朋友兄弟，那“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開闊境界，那“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遠大追求，那“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中目空一切的氣概，還有那“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的張狂荒唐，更有那“可憐錦瑟與琵琶，玉臺清酒就倡家”的輕狂放蕩，使我們更深地理解那個時代的“爺們”，更深地感受恢弘、雄強與浪漫的時代精神。

這幫“爺們”逢山開道，遇水築橋，迎敵衝鋒，攜友醉倒……他們孕育於民族血氣方剛的盛年，闖蕩於“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春天。

既不能縱橫商場，又不敢承擔風險，一生與成功、富貴、風光絕緣，於是便琢磨如何苟且偷生，“知足常樂”的意思是說，連吃狗屎也噴噴香，連住狗窩也睡得甜，連揀破爛也很有趣。

我最討厭全民熱捧的人生格言——“難得糊塗”，它的潛臺詞是要告誡人們：遇事別分是非，見人別說真話，逢上只陪笑臉，受辱絕無怨言，總之，活得像豬那樣平靜，活得像狗那樣開心，無知無慾無是無非無愛無恨……

這全是弱者的人生觀，為什麼要叫喊“知足常樂”？因為他沒有能力取得功名富貴，用“知足常樂”得獲得心理平衡。為什麼嚮往“平安是福”？因為他比老鼠還膽怯懦弱，不敢像雄鷹一樣搏擊人生的狂風暴雨。在盛唐這一切都是被嘲笑的物件。

李白就直言不諱地說：“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贈韋秘書子春》）。他一再表白心跡說：“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因而在他詩中的主旋律是對功名的渴求和對富貴的肯定：

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試涉王霸略，情期軒冕榮。——《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高適在《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中說：

公侯皆我輩，動用在謀略。

透過自己的謀略才華致身通顯，在對將相的欽羨中透露出來的是對功業的渴望，“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個人內在的才華挺出就應該在外在的世界佔據“要津”，既然功名可以智取，富貴又豈必他人。

‍文化多元，包容共生

唐代包容各種思想與宗教、吸收各種外來文化營養的宏大氣魄，養育了一代士人博大的胸襟，也培育了他們寬容的氣度。

唐代沒有像漢武帝那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唐三百年始終沒有定於一尊的思想信仰，儒、道、釋相互競爭相互影響。它的典章、制度、文化也兼有南北朝之長，兵制、官制、刑法、田賦繼承前代而又有新的發展。在宗教、音樂、藝術、舞蹈、雜技、繪畫、雕塑、服飾、器皿等方面，受到印度、南亞、中亞、西亞的影響。

當時的宮遷內外都可以聽到胡樂，看到胡舞，還有不少人身著胡服。張開雙臂迎接八面的文明，從來不耽心會被異質文化所奴役，用一種自信的心態來融化和改造異質文化，不像明清統治者那樣神經衰弱，面對西方文化膽戰爭心驚，時時害怕成了別的文化的俘虜。

杜甫六歲時在家鄉附近的郾城看到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老來還忘不了那剛健的舞姿：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

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

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青光。

兼收幷蓄各種文化這種開明的文化政策，不僅刺激了李、杜、韓、柳、元、白等人豐富的想象力，更培育了他們兼收幷蓄的博大胸懷。杜甫能廣泛地吸收前人的藝術成果，“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藝術借鑑，使他成為我國詩歌史上空前絕後的集大成詩人，如果沒有地負海含的胸襟氣魄這是不能想象的。李白也是在廣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才成為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