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修好了巴黎聖母院？

就在巴黎聖母院重開儀式的前一週，所有重建工作的參與者聚在他們自己一磚一瓦重新搭出的穹頂之下，一起拍了一張大合照——沒有名流，沒有政要，只有2000個開心的普通人。

文｜李雨凝王青

編輯｜金石

圖｜（除特殊標註外）視覺中國

鐘聲

2024年12月7日，巴黎晴了一整個白天，卻在傍晚下起了雨。市中心的西岱島上豎起巨大的螢幕，零零散散的巴黎人圍在附近，正在寒風中等著觀看巴黎聖母院重開儀式的直播。

在夏季奧運會舉辦半年之後，法國用同等的高規格準備了巴黎聖母院重開儀式——在巴黎，巴黎聖母院不只是城市的主教堂，也是整座城市的象徵，是每個巴黎人「放在戶外的傢俱」，是巴黎人口中「我們的女士」。

巴黎聖母院的門口，有一塊標誌牌，上面寫著：POINT ZERO DES ROUTES DE FRANCE——距離法國0公里的地方——巴黎整座城市都以聖母院所在的西岱島擴充開來，法國所有的道路也以聖母院為起點。聖母院就是丈量一切距離的開端。

歷史上，巴黎聖母院曾遭到過多次損毀。宗教改革時期，大教堂多處文物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法國大革命之後，大教堂一度被徵用為倉庫；二戰期間，德軍攻來時，巴黎市民不得不用一層層的沙袋把聖母院掩蓋起來，希望這樣可以阻擋大教堂被炮彈碎片擊中。

好在每一次，巴黎聖母院都能奇蹟般存活下來。大革命後不久，維克多·雨果寫出了不朽的《巴黎聖母院》，人們的目光重新回到了這座快被遺忘的教堂之上；二戰中，巴黎聖母院成功躲過了流彈，並在巴黎解放的第二天再一次敲響鐘聲，讓全法國重新振奮了起來。歷史學家阿德里安·戈茲習慣用「她」代指聖母院，「我們以為她是不朽的，我們以為她是由不朽的物質構成的，我們以為她會埋葬巴黎，她會看到時代的終結，直到我們都化為灰燼。」

但是，2019年4月15日晚，全世界都看到了那場整整燃燒了13個小時的大火，在一段記錄巴黎聖母院大火的短影片中，尖塔倒塌那一刻，最大的背景音是人群中集體用法語發出的「Non」——不。

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

也是那一天的深夜，法國總統馬克龍站在大教堂對面臨時建起的指揮部前宣佈，法國將會毫無餘力地重建這座地標建築。一天後，完工的時間期限定在了5年。

法國人並不買賬。大火之後巴黎的街頭巷尾，人們大聲交談著，「他瘋了」。在歐洲，教堂的修建動輒上百年，西班牙的聖家族大教堂從19世紀一直修到了今天，二戰中被空襲損毀嚴重的德國科隆大教堂，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才重建起來。法國本土的電視直播中，主持人預告，巴黎聖母院的修復至少要8到10年；歷史學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重建將要耗費40年，「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更有建築師、學者指出，即使重建大教堂，也不可能完全恢復原樣。

在原本的5年計劃中，巴黎聖母院能趕在巴黎夏季奧運會前完工，但在實際的開幕式中，人們只看到了扮作工人的舞者們在未完工的大教堂內穿梭和跳躍，真正的聖母院在巴黎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剛剛完成封頂，開幕式直播時，聖母院的主體仍被腳手架包圍著。

4個多月後，「僅僅稍有推遲」的巴黎聖母院終於重建完成。來自中國的留學生Jenna在現場見證了重開儀式。她告訴《人物》，當天在現場，當巴黎聖母院的鐘聲再度響起時，人群中爆發出了「真的歡呼」。

「怎麼描述那個聲音呢？」Jenna說，在巴黎生活，每天都能聽到教堂的鐘聲，每個週日睡懶覺，她都是被鐘聲吵醒的。但當聽到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時，她才意識到那個聲音跟自己平時聽到的鐘聲不太一樣，「會有鐘聲把整個空間填滿的感覺」，隨後，她突然反應過來，「這座城市已經很久沒有響起主教堂的鐘聲了，就會有種這座城市的主心骨回來了的感覺。」

2024年11月7日，巴黎聖母院前的敲鐘儀式。

那個夜晚

巴黎聖母院的重開儀式持續了兩個半小時，相比於政客和名人們的接連亮相，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更廣的，反而是一段致敬消防員和所有參與重建巴黎聖母院人員的短片。5年前，有400位消防員參與了聖母院的救火，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爬到了兩座鐘樓的連線處滅火，才阻止了大火向整個聖母院蔓延。在重開儀式上，他們和家人都被邀請到了現場，再一次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謝意。

伴隨著他們的亮相，人們的記憶又回到了5年前的那個夜晚，無數巴黎人在那晚為他們的女士拼盡全力。

像雨果筆下的卡西莫多一樣，現實中，也有人細心保管著教堂的所有鑰匙，他是巴黎聖母院的經理勞倫特·普拉茲，已經在聖母院工作了近20個年頭。當天下午，普拉茲正在凡爾賽參加活動，看到大火和附近交通管制的訊息後，他先乘坐地鐵，又換騎共享單車直奔現場。

另一位巴黎聖母院的守護者，是首席建築師菲利普·維倫紐夫。在大火發生前，一項針對巴黎聖母院的10年修繕計劃已經啟動，維倫紐夫主導著整個計劃的實施。收到大火的訊息時，他還在法國西南部的的夏朗德大區，隨後，他把車開出了每小時180公里的驚人速度，又以最快的方式跳上了回巴黎的火車。

那一晚，還有很多學者從巴黎乃至法國各處來到了燃燒的大教堂前支援。與消防員一起，學者們組成了一條用來從火海中運出文物的人鏈，打頭的人負責從火場中找到文物，其餘人負責將其快速、安全地運輸出來。有人蹚過與大腿齊平的水，從水火之中搶救出了聖路易斯的束腰外衣，普拉茲則成功取回了裝有荊棘王冠的紅色皮箱、聖十字架上的一根釘子，和十字架本身的一塊碎片。

大火當晚，巴黎一夜未眠。長夜之中，人們焦心等待著最後的結果：聖母院的受損情況到底如何？尖塔已經倒塌，那舉世聞名的玫瑰花窗、荊棘王冠和滴水嘴獸，又有沒有被燒燬？

更多的好訊息在第二天傳來：大教堂更深處的教堂管風琴沒遭到實質性的破壞；受到拱頂的保護，大教堂最古老的三扇玫瑰花窗也沒有損毀，只是被煙塵掩蓋；很快，人們又在外面的廢墟中找到了象徵著法蘭西民族的銅公雞風向標，它原本是尖塔的一部分，在尖塔倒塌後，銅公雞被摔破了相，但也依舊存在。

在大火之前，巴黎聖母院的修繕計劃中，資金一直都是難題。這是一項預計總工程款6000萬歐元的專案，但2018年一整年，為修繕成立的基金會一共只募集到了200萬歐元，這筆錢只夠用於翻新建築外圍。

大火改變了一切。當晚，先是掌管法國開雲集團的皮諾家族出資了一億歐元，緊隨其後，法國首富、路威酩軒集團（LVMH）的阿諾特家族又承諾將捐款兩億歐元。迪士尼在1996年推出過《鐘樓怪人》動畫電影，捐款500萬美元，法國遊戲公司育碧曾在大教堂取景製作《刺客信條：大革命》，因此也捐贈了50萬歐元用於修繕。歐萊雅集團、道達爾石油公司、蘋果……全球的大亨與龍頭企業都紛紛帶頭為修繕計劃捐款，一天時間內，就為巴黎聖母院籌到了超過7億歐元。

與此同時，匈牙利的塞格德市也捐贈了一萬歐元。在1879年3月，塞格德遭受了一次大洪水，整個城市幾乎都淪為廢墟，當時，巴黎人援助了他們。140年後，他們選擇回報了這份恩情。

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加入了捐款的佇列。數以千計的捐款信寄到了聖母院，孩子用稚嫩的筆跡寫，他們放棄了今年的生日禮物，而是想要把這筆錢用在更有意義的地方。有一位中國遊客連名字也不說，留下了200歐元；另一家基金會還當面收到了一筆總值大概為20歐元的緬幣，因為近些年緬甸國內的戰亂和動盪，這筆捐款經過幾個人的手，完全人肉接力帶至法國。

火災之後，小額捐贈的總數達到了 8000 萬歐元。對於巴黎聖母院來說，這是一筆珍貴的啟動金——因為審批、核對、撥款等眾多流程，大筆捐贈需要經過漫長時間才能到賬，個人的捐贈卻是直接到賬，也可以立即啟用，是一個個普通人保證了聖母院災後第一時間就能得到支援。

法國基金會在網站發起國際捐助，為重建巴黎聖母院籌集資金。

重修之前

儘管直到5年後今天，火災源頭仍在調查當中，但起火點很快就被證實是大教堂中庭的橡木屋頂，最外層還包裹著鉛皮。這是一種始於12世紀的建造工藝，法國人稱之為「森林」，經過上百年的風化，「森林」連線緊密、乾燥易燃，且沒有做任何防火隔斷措施，正因為如此，大火才能在短時間內燒成一片。

等大火被徹底撲滅，「森林」也被燒了個乾淨。倒塌的尖塔、燒焦的原木一起，把石制的穹頂砸穿了三個大洞，天光從上方灑了下來，但地面焦黑一片，到處是灰燼和前一晚搶救時留下的水，巴黎聖母院的主教帕特里克·肖維在災後第一次進入教堂時說，「就像一副末日後的景象。」

但重建並不能立刻開始——當首席建築師維倫紐夫第一次在火災後進到聖母院內部時，他意識到，當下，他的第一要務是要保住聖母院，她剛剛經歷過大火，又被幾千升的水澆過一遍，隨時可能四分五裂，必須立刻搶修和加固。

大火燒光了橡木屋頂「森林」，拱頂也被砸出三個大洞，支撐起大教堂主體的框架消失了。還有那些石材，即使沒有燒燬，石頭的內部也全是裂紋和孔隙，每一塊都像海綿一樣吸足了兩公斤的水，要整整6個月才能完全乾燥。

更要命的是，大火燃燒時，巴黎聖母院頂上本來就架著很高的腳手架，這是原先修繕計劃的工程一部分。現在，200噸的焦木、碎石，還有另外200噸舊的腳手架廢墟，散落在拱頂和教堂內部，讓受力變得更加不均。最開始的一段時間，聖母院裡每天都在經歷大大小小的「餘震」，人們不得不在每個角落都擺上了雷射測距儀，一旦發現某處偏移過大，尖銳的警報都會拉響，所有人必須立馬放下手中的活，儘快撤出。

火災發生後的巴黎聖母院。

有兩項工作需要同步進行，一項是加固，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裡，一個快速行動小組迅速成立。建築師和學者們拿出了加固方案：在每一個可能會不穩的結構下都安裝木質框架。這項安裝工作一直持續到了2019年年底。

另一項，則是為整個建築減負，聖母院外部的石像每個都有大約一噸重，必須儘快把它們和大教堂的外壁切割分離。一時間，聖母院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施工現場，名為「松鼠」的高空作業小隊要爬過已經不存在的「森林」屋頂，再繞開舊的腳手架廢墟，才能從建築原本的最高點開始施工。

同時，為了之後的重建工作，教堂內外也要全部清理，並分類回收一切有回收價值的建築材料或是文物。這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必須有專人先在現場一一分類，然後再由機器人和挖掘機配合一起轉移。在兩側牆壁，火災的菸灰也厚厚蒙了一層，要先用大功率吸塵器吸一遍，再用特殊的海綿一個個清潔。

隨著夏季的到來，很快，公眾開始注意到了聖母院大火造成的嚴重鉛汙染。原先覆蓋在「森林」上的鉛頂全被大火燒化了，400噸的鉛氣化成了有毒的鉛塵，導致聖母院附近的鉛汙染嚴重超標。巴黎政府開始在聖母院附近的小學進行鉛含量檢測，並呼籲兒童和孕婦進行血液檢測。

根據法國媒體Mediapart的調查，聖母院內外的鉛含量比官方許可的範圍高出400到700倍。加固工程被迫停止了一段時間，再次重啟時，每天進進出出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仍然要全副武裝，還要戴上面罩和呼吸機。包括吃飯時間在內，每個人每次進出都要徹底脫光，接受全面清潔。

時間來到2020年春天，歐洲大範圍爆發新冠疫情，自2020年3月16日起，巴黎聖母院的所有工作都因疫情而停止。直到2020年的6月才正式復工。

與此同時，一場關於如何重建巴黎聖母院的討論也在火熱進行著。

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最先提出，要舉辦一場尖塔的重新設計大賽，也歡迎具有當下流行風格的作品報名。一時間，各種現代和後現代風格的圖紙開始在社交網路上流傳，有人建議直接捨棄塔的外形，改建一個閃閃發光的火焰，以表達對悲劇的永久紀念。也有人提議直接在燒穿的穹頂上建造溫室，或者建造一座類似太空風格的建築，像是大教堂上停了一架宇宙飛船。

一些設計師如此解釋他們的設計思路：想要在21世紀原封不動地還原一個200年前的過時工藝，這件事不僅荒謬，也不符合大教堂歷史上就經歷多次翻修、一直與時俱進的理念。

2020年7月9日，首席建築師維倫紐夫提交的重建計劃獲得了法國國家遺產與建築委員會全票透過——巴黎聖母院將「修舊如舊」，重建的目標是完全恢復到最後一次19世紀翻修後的狀態。

之所以最終選擇了這個方案，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根據法國《費加羅報》釋出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民眾仍希望巴黎聖母院保持原貌。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年代尚不久遠，當時的建造過程仍基本留有書面記錄，而在2010年，兩位建築歷史學家安德魯·塔隆和保羅·布萊爾曾用3D掃描過聖母院，他們的資料庫也成了依原貌重建的希望。

2021年8月，重建第一階段的加固工程結束，一共耗費1.65億歐元——直到這一步完成，聖母院也僅僅是做到了可以不塌、能夠進人，留給後續重建拱頂、中殿和尖塔的時間，只有不到3年。

2021年9月，修繕近兩年的巴黎聖母院。

一座新的巴黎聖母院

在巴黎聖母院重修期間，巴黎市政府在聖母院前的廣場上搭了一排很高的觀眾席，方便路人隨時坐下來看施工過程。如果平時在附近玩，Jenna也會去那裡坐一會兒打發時間。

「坐在這裡的時候，我經常能看到起重機把磚塊吊起來，也會看到工作人員在塔樓上走來走去。」她說，「他們好像不是在處理一個過去的傷口，而是在修建一個新的東西。他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遺憾，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我們所有人都要來面對的議題。」

而在這個新議題中，首要任務是找到足夠數量的木頭。

大火之前，1300根平均長度為20米、寬超過40釐米的橡木組成了屋頂的木製框架「森林」，如今想要達到同樣的效果，就要找到上千棵樹齡超過200年的橡樹，樹幹顏色也不能太跳脫。進入21世紀，法國的森林資源一部分歸私人和集體所有，多虧這些人和村鎮願意開啟大門，讓人們進入林場進行挑選。

想要找到一棵符合中世紀建造理念的樹，進入森林也只是開始。很快，重建團隊就發現，圖紙裡全是門道，比如同樣是起支撐作用，用作主體、垂直襬放的樹幹就要筆直一些，但兩側斜撐的樹幹就最好是彎成特定弧度的，這樣插入框架後，木材的紋理和結構天然就能和傾斜的角度配合，從而讓木材更加不易折斷。

在林海中尋找合適粗細和直度的橡樹，無疑是一個碰運氣的過程。有時候一天能遇到20棵，但有時候，一週只能遇到5棵，重建團隊花了幾個月，才把所有符合標準的樹木找齊。

在關於重建工作是否能5年完成的討論中，一個重要的爭議點就在於木材的乾燥時間。有經驗的現代木匠們都知道，如此規模的橡木想要徹底乾燥，得需要超過50年的時間。這在第一步就說明了，5年重建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個名為「無國界木匠」的組織站了出來，主動加入了重建的隊伍。成立30年來，「無國界木匠」一直致力於收集和傳播世界各地的古老木工技術。木匠們也帶來了全新的觀點：也許，在巴黎聖母院建造之初，木匠們用的恰好就是新鮮的木材。乾燥後的木材雖然易於加工，但也失去了樹木活著時獨有的韌性，這種變形和彎曲，恰恰可以用於屋頂排架的組裝和相互適應中。

「無國界木匠」一直都是一個小而美的團隊，大火後，其中的25人聚到一起，從砍伐到組裝，完全使用千年前的技法，僅僅用一週的時間就複製出了一個木製排架模型。隨後，他們又在排架1號的基礎上做了很多版改進，最終，排架7號被選為修復的正式參考圖樣，木匠們先在東北部的森林製作好排架，再沿著塞納河一路運回巴黎。

2020年7月，來自「無國界木匠」組織的成員們展示巴黎聖母院屋頂支撐結構的桁架可以手工精確復建。

學者們也在加緊研究著千年前的工藝。學者們注意到了大火中散落下來的石塊，它們曾是組成拱頂的一部分，現在，人們要像拼樂高一樣把石塊重新拼在一起。奇怪的是，每塊石頭的一面上都刻著一個「十」字，一部分石塊上還有各種形狀的凹槽，這些獨特的記號似乎有其背後的含義。

為此，學者們嘗試過多種擺放組合。試驗後，人們發現，如果把有「十」字標記的那一面全部按同一個方向擺放，最後得到的就是一座完整的拱梁。由此看來，「十」字就是分工的一種標誌，在經濟和文化都處於萌芽階段的中世紀，現代生產製造的流水線已經初具雛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工匠們也為每一塊原材料都標上了記號，一部分沿用古老的「十字」和凹槽，就像850年前第一批修建聖母院的工匠們所做的一樣，另一部分則使用建築學最新的編碼，如果後人再一次面臨重建難題，這一批編碼會讓他們的重建工作輕鬆很多。

在大火中倖存下來的聖母院大管風琴，也是法國現存最大的管風琴之一，有 100 多個音位和大約 8000 根音管。儘管沒有完全損毀，但火場的鉛塵和灰燼都飄進了大管風琴內部，必須重新拆裝和清洗。其中，光是拆除一項，30多名工匠就花了整整5個月才完成。

在清潔和重灌完畢後，調音師們還需要半年的時間完成調音。因為大管風琴的結構過於精細，調音只能靠人耳進行，為此，工匠們分為兩組，一組白天安裝，另一組則在晚上上班調音。

此外，為了杜絕進一步的火災隱患，也防止屋頂再一次產生大規模的鉛汙染，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會配備最新的防火安全系統，這將包括噴霧裝置、防火牆、熱像儀和燃燒速度更慢的加厚屋頂板。距離聖母院最近的消防站也會迎來一輪新的擴建。

隨著大管風琴、玫瑰花窗、石像們陸續完成清理工作，大教堂的重開日程也一天天逼近。2023年年底，象徵法蘭西民族的銅公雞風向標被重新安在了新的尖塔上，2024年2月，新尖塔周圍的腳手架也開始拆除，在歷經5年的缺失後，巴黎聖母院標誌性的尖塔又回來了，並且和之前一樣，完全用復原的工藝建造。

到了秋天，聖母院的大鐘也完成了修繕，陸續回到了鐘樓。巴黎人終於確認——這座巴黎聖母院真的可以用5年時間完成重建。

一隻新的金雞被起重機吊起，安裝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塔尖上。

「舊」與「新」

李昱翰是一位在巴黎生活了11年的中國人，去年，她在巴黎聖母院對面開了一家茶咖。說起巴黎聖母院，她的印象依舊停留在「舊」。大火之前，她曾陪父母進去過兩三次，「我記得黑濛濛一片，只有一些微弱的燈光把那些畫打亮」。這也是無數巴黎人心中的那個巴黎聖母院，而在聖母院重新開啟大門後，這種印象被徹底重塑了。

「都不像是聖母院了，亮堂堂的奶白色，簡直換了一副面孔。外立面也變了。現在是奶黃色，以前是土灰色，內裡透出一點黃。一切都新了，很不習慣。」李昱翰說。

Jenna特意去參觀了重開後的聖母院。「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教堂，一般情況下，大門是不開的，參觀者要從旁邊的小門進去，為了控制溫差，很多時候小門也不是完全敞開的，需要你自己去推。我記得當時我一摸，它那道門是皮質的。」Jenna說，「我從來沒有摸過皮質的教堂的門。」

走進去之後，Jenna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又新又亮」，「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諮詢臺，雖然其他的教堂也會有，但更多是為了接待宗教團體，所以都很小。這個諮詢臺是一個大大的圓桌。可能因為剛剛裝修好，還有裝修後的氣味，和我平時在法國聞到的味道也很不一樣。」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新的。不是說沒有舊的雕塑在裡面，而是能換的基本都換了，是純粹的物質層面的新。地面的磚是新的，桌椅是新的，所有的石頭都經過了擦洗，祭臺也換了。甚至都不能說是一個修好的狀態，純粹就是一個新的作品。」Jenna說。

這也成了巴黎聖母院重開之後面對的最大爭議，很多到訪者也疑惑，對比那個中世紀厚重、灰暗的聖母院，現在的聖母院為什麼會如此明亮、嶄新？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大教堂內部原有的室內裝潢都被大火燒燬。在有限的空間裡，設計師們融入了當代的設計理念，新祭壇的線條簡潔明快，中殿的1500把椅子也經過了重新設計，燈光系統也有所更新。

2025年1月，巴黎聖母院內部。

但這個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當談論起舊的巴黎聖母院時，我們究竟指的是哪個聖母院？如果僅從外觀上看，如今的聖母院已經是一座經過800年風化的建築，人們看到的，其實是漫長的時間痕跡——換句話說，經過21世紀這次的重建，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反而是一個時間膠囊，世人看到的，正是巴黎聖母院百年前最初建立的樣子：華麗、明亮，且輝煌。

在這之前，工人們更早看到了這一幕。在施工的腳手架、輔助木框架都撤去後，工匠們走過中世紀前輩們也走過的路，他們站在同樣的位置，以同樣是建設者的角度，最後一次回望著相同的風景。在這個瞬間，古今的連結從未如此緊密，不同時代的工匠們共享了同一處作品。

巴黎聖母院重開後不久，李昱翰在自己的茶咖辦了一個小小的講座，請了巴黎當地知名的華人建築師來講巴黎聖母院的重修。講座當天，大家也聊到了聖母院的「舊」與「新」，李昱翰說，她對這個話題印象很深，當時，講者說，從建成那天起，巴黎聖母院一直都在變化。比如那個燒燬的尖塔，它也不是聖母院一開始有的，而是上一版設計師加上去的，「所以，當我們說建築遺產，它不是「死」的，而是從誕生那天，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更新，有改變，慢慢才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Jenna說，作為普通的參觀者，她完全接受巴黎聖母院的這種新，「很多人不是說，聖母院重開，我們再次回到了歷史的某個時刻。我會覺得，與其說我們是回到了歷史上的某個時刻，不如說我們正站在下一個百年的開頭。」

而對於下一個百年的巴黎聖母院，仍會堅守一些舊的傳統。在重建過程中，法國政府中曾有人提議，要在重新開放後徵收5歐元的門票，但最後，巴黎聖母院依舊堅持了對所有人都不收取門票。這是聖母院從創立伊始就堅持的傳統，從今往後，她也將繼續歡迎所有人。

2024年12月20日，巴黎聖母院重新開放的景象。

那些名字

關於巴黎聖母院的重修，李昱翰和Jenna都提到了一件令她們深受觸動的事。

聖母院重開前一個多月，巴黎市政府專門做了一個展覽，展出了所有參與重建施工人員的肖像照，每張照片旁都配有個人介紹——過去的5年時間裡，一共有2000人、250家公司參與了聖母院的重建過程。

「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施工團隊，而是像介紹一次演出或者一場演奏會。他們也沒有把施工團隊當作一個集體去宣傳，而是很細緻地介紹裡面每一個人，他們是誰，他們在專案裡的角色，他們承擔了哪些職責。」Jenna說，「他們尊重了每一個付出勞動的人。」

這也是這次重建活動向全世界展示的重要議題：究竟是誰修好了巴黎聖母院？

除了上述提到的學者、研究人員，還有很多年輕的學徒參與了重建。

這些年輕的學徒都身在一種名為「伴習（Compagnonnage）」的學徒體系中。「伴習」是法國有著悠久歷史的職業教育制度，最開始形成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他們活躍在手工藝的各個行當裡，在最鼎盛的市民經濟時期，學徒們的身影遍佈法國。但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伴習制度一度勢微，只有學習成績不好、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年輕人才會選擇做一名學徒，每個月賺取2500歐元。

但大火改變了這種狀況。

一位行業協會的負責人說，大火當晚，他的手機就響個不停。數不清的學徒發來詢問的簡訊和郵件：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該怎麼幫助聖母院？

另一位伴習行會的負責人提到，大火之後，新的伴習申請表源源不斷寄到了他的郵箱。比如在大火發生時，菲洛梅娜·蒂維特·馬贊蒂剛剛12歲，那一晚，她像每個普通人一樣，看到了聖母院燃燒的畫面。如今，馬贊蒂已經完成了金屬工的學徒測試，她能夠走進聖母院，親手為其裝上鉛頂。

這是專屬於現在這個時代的「聖母院效應」。受到重建聖母院的感召，一家法國職業學校對比了2018年和2023年法國各行業的學徒數量：瓦工增長了23%、室內裝修木工增長了31%、石像雕塑匠增加了40%，建築木工的人數更是接近翻了一番。

2023年11月，一名工匠正在為聖物匣安裝木板。

還有女性。

很長一段時間來，學者們都認為，中世紀時的建築業中沒有女性。但歷史學家桑德琳·維克托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後得出結論，雖然當時的女性出行多有限制，但她們還是參與了建造和勞動。有時，女性可以作為中介，協助僱主派遣工人，在登記的用工賬簿上，也記錄著女性的名字。這一次，更多的女修復師、建築師和工人參與了巴黎聖母院的重建。

壁畫修復師瑪麗·塞西爾·科福裡懷孕9個月時，還堅持在聖母院現場工作。她負責的是一塊1500平方米大的壁畫，就在起火點不遠處，大火之後，畫作大多都被燻黑，有些地方還有脫色或者殘缺。修復師們要先把加固用的乳膠打入畫中，再對著200年前那次翻修時的手稿，一點點用中世紀工藝的顏料和色彩進行復原。

科福裡已經記不清那段時間的緊張工作節奏，讓她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另一件事：在她挺著肚子穿梭在聖母院當中時，幾乎每一程都會有人主動過來，從她手中幫忙拿走修復工具。在這個小集體中，哪怕再著急，人們也希望對一位未來的新手媽媽展現最大的善意。

還有無數做著最基礎、最普通工作的工人。比如腳手架工人阿澤丁·赫德納。

赫德納出生於1960年，原本，他已經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紀，但聽到要重建巴黎聖母院的訊息，赫德納還是趕來了，「我們會一起工作到最後一刻，直到聖母院重建完成。」

人們都說，赫德納是重建現場的開心果。大多數的年輕人會喊他「tonton」，這是法語裡小孩子對叔叔的叫法。在所有人的印象裡，「tonton」是一個快樂的老頭，能準確記住現場幾乎每一個人。赫德納也有自己的原則，從清潔工到首席建築師，他始終如一，只用名字稱呼對方。

曾經探訪過重建現場的記者也對這個老頭印象深刻，赫德納就站在高處，帶著熒光黃色的施工帽，臉上露出大大的微笑表達歡迎，就像主人歡迎來客一樣。但就在巴黎聖母院重開前的最後一個月，赫德納突發疾病，在家中去世。

多家法國媒體發表了赫德納的訃告，人們在網上寫到：「讓我們別忘記『tonton』，更別忘記參與重建工作的每一位普通人，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讓巴黎聖母院有了重現輝煌的希望。」在紀錄片《重建巴黎聖母院》中，一位工人提到了他回家時推門的瞬間——「晚上，家人們會問我，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今天做了什麼？我就會故作輕鬆地回答，我很好，一天都在和巴黎聖母院打交道。你呢？」

在之前的記載中，最初修建大教堂的200年間，前後有5名建築師主持了建設，但沒有一個人留下姓名。但這一次，從總建築師到焊工，所有參與重建工程的人，都留下了姓名——他們的名字被彙總在了一卷名單裡，這卷名單和巴黎聖母院三大聖物一起，被安置在了新的尖塔最高處，未來的每個日日夜夜，這些重建了巴黎聖母院的名字，將一直留在這裡，俯瞰整個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