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聖母院歷史上第一次需要全面修復。
聖母院建於 13 世紀，在路易十四時期就需要進行修復，路易十四於 1699 年開始對其進行修繕。
幾十年後，聖母院原有的尖塔已經破損不堪，在 17 世紀末被拆除。當時，年久失修的不僅僅是尖塔。在第一次法國大革命期間，暴亂者對大教堂進行了洗劫和破壞。一群暴徒推倒並斬首了西立面創作於 1230 年的 28 位舊約人物雕像，因為他們以為這些雕像描繪的是法國國王。
到 1830 年第二次法國大革命時，革命者對聖母院的破壞更加嚴重，以至於巴黎當局考慮拆除這座建築。
直到一位作家介入。
雨果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強大的運動家，他希望保護這座聖母院。雨果在一本名為《向拆除者宣戰》的小冊子中寫道：“一座建築有兩樣東西：它的用途和它的美。它的用途屬於它的主人，它的美屬於每一個人；破壞它就是侵犯自己的權利”。
發表小冊子後，雨果於 1831 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這部小說立即獲得了成功。它不僅讓卡西莫多聞名全法，因為小說中心人物的插圖被大量印刷，還讓巴黎聖母院成為國家的象徵。
1842 年，法國政府決定修復這座大教堂，兩年後，他們挑選了一位名叫 Eugène Viollet-le-Duc 的年輕建築師來完成這項工作。
在接受建築教育期間，Viollet-le-Duc 曾遊歷法國各地，對他所看到的中世紀古蹟和大教堂進行了詳細繪製。這一背景意味著，當 1859 年 Viollet-le-Duc 為巴黎聖母院新增新的尖頂時，它看起來就像是聖母院原有的尖頂。
除尖頂之外，他修復了西面的舊約雕像，重修了飛扶壁，修復了正在坍塌的南中庭，還將其壯觀的玫瑰窗巧妙地旋轉了 15 度。他重新設計了前廳的窗戶，屋頂上還增加了十二使徒的銅雕。
Viollet-le-Duc 對聖母院的改造耗時二十多年，而目前的修復工作僅用了五年時間。
2000工匠參與的修復
聖母院的重建從未有過疑問。但重建的形式會是什麼呢？火災發生後，馬克龍總統下令修復聖母院，“讓它比以往更美”。他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在 2024 年完成這項工作，並由災難發生後捐贈的 8.46 億歐元提供資金。
馬克龍建議，最好能有新的結構，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尖頂。建築師們積極響應，提出了玻璃屋頂或水晶尖頂等牽強附會的想法。
保護主義者對此感到震驚，其中包括歷史古蹟首席建築師 Philippe Villeneuve。在 Villeneuve 看來，加建一座現代化的尖塔就像是給 “蒙娜麗莎” 隆鼻。而建築歷史學家 Jean-Michel Leniaud 認為，用石灰石、橡木和鉛修復聖母院的原貌將是一種宣洩行為——一種滌盪那一夜的灰暗記憶和哀悼失去原有建築的方式。
最終，保護主義者贏得了勝利：聖母院重建後與火災前幾乎一模一樣，也是十九世紀修復先驅 Viollet-le-Duc 留下的原貌。這也是大多數民眾想要看到的。
聖母院的內部似乎完全煥然一新，比任何活著的人所見過的都要明亮。牆壁、彩色玻璃、繪畫和雕塑都得到了清理和修復，這是自 19 世紀以來的第一次。
原樣修復需要技術嫻熟的木匠、石匠和工匠，他們都接受過祖傳技藝的培訓，這些技藝源於法國和歐洲的歷史。巴黎聖母院可以幫助這些脆弱而珍貴的手工藝煥發青春。
馬克龍宣佈原樣重建後，法國工匠組織 “Compagnons du Devoir” 開始收到數以千計的申請。這個工匠組織可追溯到 12 世紀，他們 15 歲開始當學徒，長年累月地遊歷法國，在一個又一個城鎮中協助年長的工匠大師學習技藝。他們學到的不僅是一門手藝，更是一種職業道德，其座右銘是：“既不自私，也不順從，只為服務”。
而另一邊，早在巴黎聖母院被大火燒燬之前，一些建築愛好者就已經為其最終的重建工作做好了準備。
2015 年，比利時瓦薩學院藝術教授和中世紀建築專家 Andrew Tallon 完成了對巴黎聖母院的數字掃描，將雷射掃描器安裝在大教堂周圍數十個不同位置的三腳架上，收集了超過 10 億個點的資料。這項工作為修復人員提供了一張精確到鉛筆橡皮寬度的建築圖紙。
2012 年，還是建築系學生的 Rémi Fromont 在自己的畢業設計中仔細測繪了巴黎聖母院的屋頂結構，他戴著手電筒和頭燈，記下了每一根橫樑。
Rémi Fromont 後來成為負責大教堂修復的建築師之一，那些由他記錄下來的的圖紙被轉換成了 CAD檔案，為 “森林” 的重建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法國各地，特別是東部和北部的私人和公共森林捐贈了兩千多棵橡樹。國家森林辦公室和法國木材貿易集團（France Bois Forêt）利用 19 世紀的原始建築圖紙以及大量考古和數字資料，協調了選擇過程。
每棵橡樹都是按照它所要替代的古老橫樑的輪廓來挑選的。然後，對其進行了切割，以複製原作手工雕刻輪廓的奇特之處，甚至還在上面刻上了中世紀木匠的標記。“忠實”僅僅是對這項工作的描述，它並不是為了炫耀。公眾無法看到修復後的天花板拱頂後面的椽子。
屋頂結構和尖塔由幾家法國木工公司按照原建築的尺寸和特點重新建造，其中一些專業木工是由 “無國界木匠”（Charpentiers sans Frontières）組織的成員完成的，這是一個由經驗豐富、痴迷於歷史工藝的木匠組成的非營利組織。
修復工作組負責人 Philippe Jost 說：“每天我們都會遇到 20 個困難。但當你在一座有靈魂的建築上工作時，情況就不一樣了。美讓一切都變得簡單”。
對細節的關注是深刻的。
比如為了複製原始的中世紀屋頂，木匠們採用了古老的技術。他們用傳統的手斧手工鑿出巨大的木材，而這些手斧本身也是手工鍛造的。然後用榫卯結構將橫樑固定在複雜的格子中。
負責修復工作的首席建築師之一 Pascal Prunet 說：“在聖母院，一切都已經很困難了，因為這座大教堂看起來非常規則，但其實很不規則。我們所做的一切的主要困難是幾何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
據 Prunet 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地的轟炸摧毀了數十座大教堂，像巴黎聖母院這樣深度的修復工作就再也沒有嘗試過。Prunet 說，按比例重現古代建築技術固然具有挑戰性，但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使聖母院的外形恰到好處。聖母院由複雜的曲線、高聳的石雕和工匠設計組成，歷經幾個世紀的磨損，建築中的許多拱門和牆壁並不整齊劃一。這不是一座有直角的建築，因此大教堂的數字記錄對其翻新至關重要。
石雕方面，科學家和工程師研究了從大教堂回收的石塊，並確定了合適的石灰石採石場，以提供替代品。從巴黎北部的瓦茲（Oise）和艾斯（Aisne）地區的採石場採購了 45,000 多立方英尺的石材，用於重建坍塌的拱頂、堵塞牆壁並用新的雕塑裝飾屋簷。
法國各地技能的集合
參與修復工作的所有人
修復工程動用了法國各地的作坊、工匠和公司，他們將祖傳技術與現代工程相結合。
Philippe Jost 說：“如果我們能夠取得成功並向前邁進，那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技能。僅憑感覺是無法重建一座大教堂的”。
工作小組沒有將全部工作委託給一家公司及其分包商，而是將該專案分成 140 多個標段，並對每個標段進行公開招標。在參與競標的 250 家企業中，有些是全國知名企業，有些則是擁有特殊專長的小作坊。
例如，在諾曼底農村地區，Fer Art Forge（一家位於老農場的小型金屬加工作坊）與UTB（一家擁有 1000 多名員工的建築和翻新公司）合作修復了尖頂十字架。十字架是由鋼鐵、鉛、黃銅和銅組成的華麗組合，在火災中倒下。
今年 5 月，UTB 運營經理 Julien Soccard 在研討會上說：“無論公司規模大小，人的技能才是最重要的。”當時，奶牛正在 40 英尺高的十字架附近的蘋果園裡吃草。
而木匠們使用的 60 多把長柄斧頭和寬斧都是在阿爾薩斯Alsace東部地區手工鍛造的，規格細緻到斧刃上必須留下什麼樣的痕跡。
與丈夫一起經營鍛造廠的 Soumia Luquet 說：“我們被木匠與他們的斧頭結合在一起的情感所打動。這就是鐵匠的縮影。”
她的工作室和其他四個工作室聚集在一起，迎接 “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展示他們技藝的難得機會。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這一職業在 20 世紀幾乎完全消失了。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十來個斧頭製造者吃住在她家，在鍛爐前辛勤工作，在大約華氏 2400 度的高溫下將鋼和鐵水焊接在一起。
無法避免的爭議
歷史學家 Leniaud 說，修復工作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但是，對牆壁的 “野蠻剝落”——在牆壁上噴塗乳膠，然後剝落，部分原因是為了清除鉛顆粒——使得石頭變得如此潔白，以至於有些人會覺得大教堂失去了其神聖的特徵。Leniaud說：“要經過 40 年的汙垢和冷凝，我們才能看到眼睛所欣賞的灰色”。
對教會官員來說，巴黎聖母院的神聖性與其說是來自建築本身，不如說是來自建築內部。Olivier Ribadeau Dumas 主教說：“聖母院首先是一個禮拜場所，它是為上帝的榮耀而建”。他預計，2025 年將有創紀錄的 1500 萬人來到聖母院，他不喜歡稱他們為遊客，“訪客” 一詞更適合他預計的遊客體驗。他希望，一旦進入聖母院，遊客就會成為朝聖者。重新修繕也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除了雕塑家 Bardet 的禮儀傢俱外。由 Ionna Vautrin 設計並由家族企業 Bosc 製造商製作的 1,500 張新椅子，採用淡金色橡木材質，低調而不張揚。它們的低靠背設計具有雙重目的：既能為祈禱者提供支撐，又能與聖母院新清洗的石材在視覺上保持和諧。
另一方面，燈光雕塑家 Patrick Rimoux 說，新的照明裝置將不僅僅是照亮建築。他部署了一個由 1550 盞 LED 聚光燈組成的可程式設計陣列，每盞燈的強度和色調都可以根據季節和聖母院正在舉行的儀式而變化。例如，復活節守夜時朦朧的燭光氛圍，到了復活節早晨就會變成歡樂的燈光。“重要的是要把聖母院當作一個有生命的地方”，Rimoux 說。
就連最實用的元素也經過了重新設計。Vincent Dunpont-Rougier 設計的巧妙的蠟燭架在傳統投幣口的基礎上加入了時尚的數字支付終端，而蠟燭本身則是完全可生物降解的環保產品。
一些公眾人物和文化專家譴責巴黎主教區計劃透過引入現代元素，包括當代藝術品、情調照明以及可能在聖母院牆壁上投影聖經節選等，將這座地標性建築 “迪斯尼化”。
馬克龍曾建議透過競賽來委託現代設計師替換19世紀由 Viollet-le-Duc 設計的原玫瑰窗之後，一份120000人聯名的請願書要求保留該建築原玫瑰窗。請願書中問道：“是誰授權國家元首改建一座不屬於他，而是屬於所有人的聖母院？”馬克龍的提議遭到法國國家遺產和建築委員會的否決，該計劃最終受挫。
而在另一份文書中，42,327人簽名反對砍伐古老橡樹以重建聖母院屋頂內部木結構，他們稱，大規模砍伐相當於 “生態滅絕”。官員們稱，作為例行森林維護的一部分，這些橡樹無論如何都會被砍伐。
美好的事物是永恆的
自 12 世紀以來，巴黎聖母院一直是一項共同的事業。這次耗資近 9 億美元的修復工程，主要由幾位巴黎億萬富翁和大約 34 萬名其他捐助者的捐款支付。這筆費用讓一些法國人瞠目結舌，因為寶貴的資源流向了一個旅遊聖地，而這本可以幫助無數需要修復的鮮為人知的古蹟。
作為回應，法國文化部長最近建議向非歐盟遊客收取聖母院門票，用於修繕其他宗教場所，這引起了批評，尤其是教會領袖的批評，“不存在讓信徒付費的問題”。
巴黎聖母院似乎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者愈富的時代。
儘管如此，很難想象還有哪座建築能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對如此多不同的人，無論貧富、朝拜者還是其他人，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對於那些工匠和保護者們來說，他們都在為一件比他們自己更偉大、更長久的事情而共同努力，當北鐘樓倖免於難的八口大鐘運回Villedieu-les-Poêles進行檢修時，鑄造廠負責人 Paul Bergamo 說：“2013 年它們離開後，我們哭了，看到它們回來，我們也哭了。當你為聖母院工作過，哪怕只有一次，你也會對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依戀。這很難解釋，它是發自內心的”。
如果說它不是最優雅的哥特式大教堂，那也是一座光彩奪目、高聳入雲的建築，其外立面是寧靜與平衡的奇蹟。它啟發了普魯斯特、弗洛伊德和現代主義建築師勒·柯布西耶，後者曾夢想拆除巴黎市中心，用混凝土摩天大樓取而代之，但卻希望保留巴黎聖母院。
對於馬克龍和這個仍然嚴重分裂的國家來說，重新拼湊起這座建築具有不同的象徵意義。對於更廣泛的世界來說，它加強了我們與過去的聯絡，一些美好和真實的事物是永恆的——人類可能還沒有失去最美好的自我。
良倉今日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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