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書學 李勇慧 輯注
張書學，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山東財經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史學史、教育史等教學與科研工作，長期從事王獻唐學術及其遺著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出版專著《王獻唐年譜長編》（與李勇慧合著）等多部，其中《中國現代史學思潮研究》獲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發表《傅斯年與王獻唐的學術交往和貢獻》《王獻唐與翁氏<古泉匯考>之流傳》《王獻唐與海源閣圖書之搶救》《傅斯年在中國現代史學上的貢獻》《王獻唐先生藏書印鑑輯考》等論文數十篇。
李勇慧，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二級研究館員，現任山東省古籍保護中心主任、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古籍版本目錄鑑定、古籍保護、歷史文獻學研究、文化史研究、王獻唐研究。出版專著《一代傳人王獻唐》《王獻唐著述考》，主編《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1—3批)、《山東省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目》等，整理《寒金冷石文字》《海嶽樓金石叢拓》等，發表《王獻唐日記稿本述略》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前言
王獻唐（1896—1960），原名鳳琯，改名琯，字獻唐，號鳳笙，以字行,室名雙行精舍、顧黃書寮等，山東日照人。早年畢業於青島禮賢書院、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校，後歷任《山東日報》《山東商務日報》編輯，山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國文教員，膠澳商埠督辦公署幫辦秘書，京漢鐵路局文書科辦事員，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總務科總幹事，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儲存所）館長，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副總幹事，兼任山東省名勝古蹟古物儲存委員會委員、山東古蹟研究會委員兼秘書、山東圖書館協會常務委員、上海市立博物館特約研究員、私立齊魯大學教授、國立山東大學教授、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國民黨中央黨史部文化事業委員會語言文字研究會專門委員、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等。1950年後，歷任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副主任等，兼任政協第一、二屆山東省委員會常委，山東省第一屆人大代表，山東省地方誌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山東省文史館館員，故宮博物院銅器專門委員會委員等。
王獻唐是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著名學者，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一代傳人”。40年代在重慶歌樂山曾向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講解華夏文明起源與炎黃二族的關係，董贊之為“前所未聞，茅塞頓開”。傅斯年、李濟在致友人書札中均譽其為“考古及史學之長才”。50年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他見面時，稱年齡小其6歲的王獻唐為“獻老”。1960年11月王獻唐逝世，著名考古學家夏鼐立即撰寫《山東王獻唐先生傳略（1896—1960）》，表示深切悼念。80年代，著名學者張政烺、夏鼐致函文化部，請求對王獻唐先生的遺著及其所蒐集的山東先哲遺書稿本及時採取保護措施，以免散失，函中稱王獻唐為“山東省近幾百年來罕見的學者”。近年來臺灣著名史學家王爾敏在學術著作中多次稱王獻唐為“國學大師”，並選其為中國近代以來具有開拓性的50位史家之一。
王獻唐在學界之所以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和崇高的學術聲譽，可歸結為三方面原因：一是學識淵博，著述豐富，文物鑑藏造詣極高。其一生學術，遠紹乾嘉諸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現代科學觀念，輔之以實地勘查，集目錄、版本、校讎、訓詁於一身，熔文字、音韻、器物、古史之學為一爐，從而將傳統學術推進到更高的層次，成果豐碩，論著有《炎黃氏族文化考》《五鐙精舍印話》《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國史金石志稿》《山東古國考》等60餘種，單篇論文及題跋等1300餘篇，詩詞歌賦500餘首，令人驚歎。
二是在搶救、蒐集、整理、典藏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遺產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前，他主掌山東省立圖書館和山東金石儲存所近二十載（1929—1948），以“民族文化命脈守望人”自勵，不遺餘力地搶救聊城楊氏海源閣、陳介祺藏品，銳意蒐羅整理鄉邦文獻和金石文物，編纂刊佈《山左先哲遺書》，鄉賢未刊之遺著多賴以流傳，使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儲存所成為學界一致公認的“北方圖書文物之重鎮”。
三是全面抗戰時期，不避危難，載書南下，流離十餘載，歷盡艱辛，輾轉儲存守護山左圖籍文物精品於曲阜奉祀官府、四川樂山大佛寺、南京中央博物院等地，終使其免罹戰火，以獨特的方式進行另一種抗戰，功侔魯壁，成為20世紀文化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話，有學者對其守護之功盛讚曰：“雖百世而下，必將與日月同光、山河並壽。”綜觀王獻唐一生，可謂是學術事功俱隆、文章道德並富的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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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唐一生交遊頗廣，從名流政要、知名學者，到青年才俊、書商販賈，時常鴻雁往來，或溝通思想，或交流情感，或互通訊息，或切磋學術，或商借購藏秘籍，留下大量的往來信札。王獻唐對友朋的“來函”，非常重視和珍惜，閱畢後往往重新裝入信封內，集中珍藏，其中許多書信跟隨他輾轉大半個中國。王獻唐去世後，這些“來函”一直由其後人精心珍藏，秘不示人，有幸較為完整地儲存下來。
2009年，由其後人安可荇、王書林等整理，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編校的《王獻唐師友書札》上下兩大冊，由青島出版社影印出版，共收錄書札700餘通。除附錄外，均為“來函”。杜澤遜教授不無遺憾地說：“將來獻唐先生的書信蒐集起來，當另輯《王獻唐書札》，與《師友書札》相互配合，其史料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出來。”（《王獻唐師友書札整理說明》）
多年以來，我們致力於王獻唐往來書信的蒐集和整理，尤其是注重“往函”的搜求和徵集。王獻唐一生非常忙碌，寫信時很少有留存底稿或另行謄錄的習慣，因此“往函”分散於眾多個人和機構之手，蒐集匪易。
我們歷時多年，透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分別從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博物院、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山東省檔案館、青島市檔案館、山東大學檔案館、武漢大學檔案館、南京大學圖書館、重慶市檔案館等公藏單位，王獻唐後人以及丁惟汾、王崇五、王仲裕、屈萬里、路大荒、劉敦願、張知寒等王獻唐友朋的後人處和其他收藏家等個人私藏，乃至報紙、雜誌、文集、拍賣會、網際網路中，廣泛蒐集，日積月累，集腋成裘，蒐集到的“往函”多達300餘通。“往函”數量雖遠不止此，但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將其與“來函”互相連線，王獻唐的人際網路與互動過程得以較為完整地呈現，他的學行與精神面目因此更為清晰。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目前所能見到的王獻唐往來書信，統一編排整理、考證註釋，匯為一書，以饗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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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收錄王獻唐往來書信1208通，其中“來函”923通、“往函”263通、附函22通。
時間跨度從1926年到1961年，涉及的著名學者有羅振玉、張元濟、傅增湘、丁福保、丁惟汾、顧實、黃炎培、柳詒徵、馬衡、黃侃、容庚、商承祚、徐旭生、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曾昭燏、黃雲眉、劉國鈞、許維遹、欒調甫、俞劍華、張默生、吳金鼎、呂振羽、高亨、王欣夫、陳直、謝國楨、沈從文、王重民、趙萬里、傅振倫、屈萬里、潘承弼、孫海波、陳夢家、胡道靜、顧廷龍、孔德成、福開森、高田忠周、常盤大定、橋川時雄、葉蒂斯等297人。
涉及的機構和團體有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山東古蹟研究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中國考古學會、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國博物館協會、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故宮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館、北平圖書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私立齊魯大學圖書館、華西協和大學圖書館、國立武漢大學、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北京歷史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等31家，可以說是一部較為完備的王獻唐往來書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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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往來書信，最早的一通是1926年的“往函”，最晚的一通是在王獻唐去世一年後的“來函”，大多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時間跨度大，涉及人物多，且許多為首次整理公開，不僅是研究王獻唐一生事功與學行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研究這一時期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學術史及相關人物彌足珍貴的參考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
首先，這些往來書信對研究王獻唐生平和思想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信札作為第一手材料，多述作者親身經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比較可靠，一般也較為坦誠，對於作者研究是珍貴的文獻資料。
王獻唐的往來書信大多是學者之間的魚雁往返，學術趣味較為突出，能夠充分體現出他們的學術旨趣、學術觀點以及學術活動等。如王獻唐1930年10月3日覆傅斯年函雲：“獻唐竊不自揆，去秋到館以來，曾與友人欒調甫先生相約，擬就鄉賢已往之破碎工作整理之，補苴之。其整理步驟：先求鄉賢遺著，無論已刻未刻，使俾藏館中。俟大集之後，即與調甫仿提要式合輯一《山東藝文志》。再擇其未刻而確有價值者，庚續印行之，擬名為《齊魯先正遺書》（尚未確定）。”自己的學術研究興趣和方向主要是研治古代文字，“擬將《毛詩》翻成現代之白話”“研求每一字音之起源”等，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自己的學術志向和工作計劃。蒐集、整理和刻行《山左先哲遺書》正是王獻唐主掌山東省立圖書館期間重要成績之一，而從古文字音韻訓詁入手也正是王獻唐一生治學最重要的途徑和方法。
有的書信透露出的資訊，可補王獻唐生平資料之不足。如1943年12月21日復陳直函，告知自己近況：“弟於廿七年春，載一部分圖籍金石入川，展轉各地，艱難萬狀。辦事處設樂山，弟服務則在重慶，辦公又在南溪，至可笑也。現為史館撰《國史金石志》，又為庚款會撰《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史志》殺青尚早，《通考》大體完成，約五十萬言，五年心力，盡於是矣。”王獻唐在抗戰全面爆發後，載書南下，歷盡艱辛，將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儲存所）的典籍文物精品藏於四川樂山大佛寺，並設辦事處負責看管，又應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之邀，赴重慶歌樂山出任副總幹事，並承擔《國史金石志》的編纂，同時接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撰寫《中國古代貨幣通考》。為完成上述兩部著作，1943年初王獻唐又寓居於四川南溪李莊板栗坳的史語所，長達兩年多時間。王獻唐信中不足百字的記述把過去五六年間鮮為人知的複雜行蹤和主要工作與研究情況交待得極為清晰。
再如王獻唐為刻印《山左先哲遺書》經費不足事，曾北上北平拜訪宋哲元將軍，以尋求幫助和支援，具體時間沒有文獻記載，但在欒調甫的“來函”中可以推知。1937年5月1日，欒調甫一日連發兩函，函一雲：“日前在濟，聞兄赴平三五日歸來，想刻書之舉定可如願矣。弟二十六日來青。”函二雲：“晨發一函，午刻得讀手教，敬悉此番北上得凱歌而歸。所謂有志事竟成，真大樂也。”由此可推定，此次北上商請宋哲元將軍助資出版《山左先哲遺書》的時間當在 1937年 4月，並且得到了宋將軍支援，後因抗戰全面爆發、宋將軍病逝而中斷。
有的書信則為弄清王獻唐親朋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如1937年3月29日復顧廷龍函雲：“鹹白先生為弟舅氏，臥病數月，須俟愈檢出各札再錄，伊藏清末各家手札最夥也。至伯弢兄（即少山長孫），為弟中表，且為外兄，孩提相交，最稱莫逆，其抄寄各項材料與兄，曾與弟言之，似由頡剛兄為介，惜於前年逝世，不得見尊著出版，為可悕也。”王獻唐此信較為清楚地介紹了他與丁獻白（昌熙）、丁逋（伯弢）的關係，並透露了丁逋的去世時間。總之，透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過去因文獻匱乏而不清楚的有關王獻唐生平事蹟和學術思想的重要資訊和證據。
丁福保（來函）
丁惟汾（往函）
丁錫田（來函）
王欣夫（來函）
衛聚賢（來函）
其次，這些往來書信對於民國以來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學術史等研究，乃至相關人物研究均具有極珍貴的文獻價值。書信是私人間文字往來，短柬片札，親手書寫，或言國政，或言交情，或言學術，或言家常，不假修飾，不尚詞藻，無公開宣示之虞，多能暢所欲言，具有唯一性、隱秘性和真實性，因此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在這些書信的字裡行間，往往會透露出許多當時社會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重要資訊。即使一般應酬性書信，亦有關乎史事者，如從記述家庭瑣事的書信中，也可知人情之淳樸和社會之風尚。往來書信的最大價值，還在於從中可以看出其人際交往的若干“朋友圈”，以及其與友朋交往之過程和事實，也為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事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
王獻唐一生交往面極廣，有多個“朋友圈”，每個圈內涉及的重要人物也極多。如“圖書館圈”有張元濟、王重民、袁同禮、趙萬里、趙錄綽、陳訓慈、柳詒徵、井俊起、屈萬里等；“文博圈”有易培基、馬衡、曾昭燏、王振木、張靜齋、王景宋、宋伯胤等；“考古圈”有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吳金鼎、夏鼐等；“金石圈”有羅振玉、商承祚、容庚、柯昌泗、易忠籙、孫文瀾等；“古文字圈”有丁惟汾、黃侃、欒調甫、孔德成等；“文獻圈”有傅增湘、陶湘、顧實、顧廷龍、路大荒、丁錫田等。
另外，還有同學、朋友、親屬等各種圈子，如尹莘農、劉銓法、孫方錫、李林等“同學圈”，黃炎培、邢藍田、馮復光、向迪琮、李炳南、朱鏡宙等“友朋圈”，以及王崇五、王祥五、丁逋、丁獻白等“親戚圈”。
閱讀這些書信，不僅可以窺見王獻唐各個“朋友圈”的真實狀況，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各個圈內一些歷史人物的性格、心態以及所處的環境，進而使我們的研究更加充實、更加生動、更加具體。
最後，這批書信還具有一定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其藝術價值在於這些手札大部分由著名學者親手書寫，書法特色各異，有的當時就是有名的書法家或藝術家，他們大多具有很高的書法造詣，除了個別有較多的墨跡傳世之外，大多數學者的手跡並不常見。我們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手札中，不僅可以一睹前賢之手澤，也可以欣賞他們在書法上的藝術成就。手札中的墨跡，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書寫常態，最真實、最原生態地體現了其書法的藝術面貌。
如孔子第 77代嫡裔孫、末代“衍聖公”孔德成之書法，學有所宗，端正儒雅。著名學者黃侃的書信，則行楷字型，體勢縱長，筆力勁健，正而不拘，有魏碑的剛強雄健，亦有唐人寫經體的端莊虔誠。而王獻唐的書法，篆隸兼善，蕭散靈動，古樸典雅，線條凝重厚實。這些書信多為獻唐先生與友朋後人家中秘藏，流傳有序，來源可靠，具有獨有性、唯一性、真實性特點和文物價值。另外，信箋的形制、色彩、圖案等方面的資訊，也從不同的角度突出了書札文獻的文物價值，為我們從物質文化角度研究書札文獻提供了新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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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augus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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