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初夏，友人賜下韋力著《著硯樓清人書札題記箋釋》一冊。長夏得暇，開卷拜觀。首篇為“勒方錡致邵友濂”，學習中檢索了一些資料，發現這封信札的作者並非勒方錡，而是另有其人。
一
此札圖版（圖①）和釋文如下。
圖①
小村三哥大人左右：
前奉到寄卷一冊，適因嬰寒，臥病旬餘，頃已閱畢，先行寄呈。不知前課卷已發出否，此卷頗博贍，惜少裁製，然齋中亦高才生也。弟伏臘故園極所繫念。彭芍丈以局事羈縻，尚不得歸，為之心惄。仲葊家兄到滬否？抑反越詣葬否？久不得其寄字，甚念之。寒夜呵凍。不恭。敬請
勳安，無任依溯。
世弟制方錡叩首
“仲葊家兄到滬否？抑反越詣葬否？久不得其寄字，甚念之”，其“葊”與“葬”字似都不確，“詣葬”似乎也不詞。鄙見此二字實即同一字而書寫有異，看字形疑即“蒯”字之異寫。姑就以“蒯”字為說，“仲蒯家兄”應即這位“小村”的二兄……以我這種理解，此箋的“小村”就不太可能是邵友濂了。因為看到一條材料，說餘姚人邵燦有三子，長子邵曰濂，官至太堂寺正卿，次子早殤，三子即邵友濂。
按照書儀“家兄”是自稱，而不是對人稱。此札“家兄”是寫信者自己的親戚。且提及家兄“反（返）越詣葬”事，與寫信者署款中“制”字正相呼應，與受信人邵友濂毫無關係。
我細讀了書中提供的一些資料，又生另外的疑竇。一是勒方錡（1816—1880）比邵友濂（1841—1901）大整整25歲，稱邵為“三哥”不合常理；二是札中提及彭芍丈即彭祖賢（1819—1885），與勒屬同輩且還小三歲，被勒稱為“丈”，也不合常理。第三，我查詢到勒方錡的字跡【如下】，與本札比較，差別太大。
勒方錡的字跡根本沒有喜用“篆化”之古寫的習慣。我猜想，這封信札的書者，應另有其人。
二
這封信札的署款非常個性化（圖②），絕大多數人會認為署款是“方行”或“等行”甚至“方乃”。我頗為懷疑，此札裱件外某處或有“方錡致小村”之類的附識，潘景鄭也是看到後才聯想到勒方錡。我把此札和一些疑問發給了王家葵教授。他給出了一個可謂“燈下黑”的線索——此札花箋上有木板水印的字跡——“守如上言”和“麓雲仙館主人自制箋”！
圖②
我先檢索“守如”。只查到清代有一位不太出名的畫家金鴻保（1818—1883），原名鴻佑，字保之，又字守如，號蘭生。嘉興人。曾歷官江寧府通判、丹陽縣知縣，後長期僑居滬上賣畫為生。在這些資訊中，其年歲，浙江嘉興人，居滬上賣畫，等等，都大致對得上。但我查詢到金鴻保的書畫字跡閱看後，又大失所望，金氏書法與本札的書法，顯然也不是一路。
再查“麓雲仙館主人”，發現有一位湖南郴縣人陳守愚，曾於清光緒八年（1882）在寧鄉刻過《麓雲仙館圖題詠集》一卷。湖南話中，“守愚”和“守如”是完全相同的讀音。因此，這件“守如上書”花箋的製作者為陳守愚無疑。
檢索《麓雲仙館圖題詠集》中作者諸人，赫然發現其中有一位“陶方琦”者。陶方琦（1845—1884），字子縝，一作子珍，號湘湄，浙江會稽（今屬紹興市）人，師事李慈銘，與樊增祥齊名，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督湖南學政，時間是光緒五年（1879）四月到六年（1880）六月。
再檢索陶方琦的家族資訊，發現陶氏兄弟有陶方琯伯英、陶在銘仲彝、陶祖培少貫、陶方琦子珍、陶在儀公威，陶在寬七彪、陶在恆南常等，均名噪一時。
《潘景鄭也寫錯的“苔岑”》一文中談及的疑字，並非“蒯”字之異寫，而是與“彝”字筆畫和書寫大體相同（圖③）。先前未能被認出的那位“仲？家兄”，定是陶在銘（仲彝）無疑。
圖③
陶方琦研究許慎和“說文”，撰有《許君年表考》。我在去年7月長沙舉辦的“舜水湘波——晚清湖南學政與書院文獻展”中，查到陶方琦致朱逌然信札一件【如下】，與致“小村三哥”札喜用“篆化”之古寫的字例非常類似。
至此，致“小村三哥”札的書寫者真相大白：乃是會稽陶方琦。
陶氏於光緒五年（1879）四月任湖南學政，其使用的“守如上言”花箋，應是當地文友陳守愚所贈。光緒六年（1880）六月，他因母喪守制卸任返鄉。札中有“弟伏臘故園極所繫念。彭芍丈以局事羈縻，尚不得歸，為之心惄。”云云，意思是他很想回鄉，但湖南巡撫彭祖賢以“局事”（修通志局之事）相“羈縻，尚不得歸”。因此，這封信札是陶方琦在光緒六年六月卸任之前所寫，據札中“適因嬰寒，臥病旬餘”“寒夜呵凍”等語，知此札系年當為光緒五年末到六年初之間。
更進一步。陶方琦打聽“仲彝家兄到滬否？抑反越詣葬否？”，則這位“仲彝家兄”陶在銘可能不是其親兄而是叔伯兄弟，是否“反越詣葬”，參與陶方琦之母的葬事，尚不能確定。從陶氏兄弟名字看，有陶方琯（伯英）、陶在銘（仲彝）、陶祖培（少貫）、陶方琦（子珍）、陶在儀（公威），陶在寬（七彪）、陶在恆（南常）等，雖是同宗同輩，但並不同支，分屬“方”、“在”、“祖”等不同字派。
三
繼續查探陶方琦資訊。在《清史稿》中有關於陶方琦的記錄，附於李慈銘之後，“（李）弟子著錄數百人，同邑陶方琦為最。方琦，字子珍。光緒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督學湖南。年四十，卒於京邸。方琦學有本末，汲汲於古，述造無間歲時。治易鄭注，詩魯故，爾雅漢注，又習大戴禮記。其治淮南王書，力以推究經訓，搜採許注，拾補高誘。再三屬草，矻矻十年，實事求是。有淮南許注異同詁、許君年表、漢孳室文鈔、駢文、詩詞。”
陶方琦於光緒六年六月回鄉守制，光緒八年秋受湖北巡撫彭祖賢聘請，任《湖北省通志》總編修，繼續從事“局事”。陶方琦在服母喪丁憂期滿後，於光緒九年（1883）秋入京復職，不料同年十二月間（1884年1月），突然染病，於北京寓所辭世。
韋力認為“此小村為邵友濂”，未給出論據。遍檢此札的各種資訊和參考材料，暫未找到陶、邵二人直接交往的證據，但可補充旁證如下：一是彼時號“小村”者，除邵外尚未見到其他人。據《餘姚邵氏宗譜》，“友濂”下寫明：“元熙繼子，行三”。與“三哥”相符。二是陶方琦詢問“仲彝家兄到滬否”，查邵友濂行跡，此年為蘇松太道道臺駐守上海。第三，陶、邵二人有共同的友人樊增祥。陶方琦去世後，樊增祥曾作《挽陶子珍六兄》（見《樊山集》卷十。順便提及，樊山《陶仲彝七十壽序》中雲，“餘二十三歲，與仲彝四兄締交”。可見陶仲彝行四，陶方琦行六）。樊山也有《與邵小村觀察書》（見《樊山集》卷二十四）等。第四，札中言及“課卷”事，邵友濂曾參與上海格致書院（創建於1874）的教學和正課命題，“課卷”事可能指此。總之，除非有其他過硬的材料證實“小村三哥”另有其人，我同意韋力的看法，“小村”為邵友濂。
更進一步，還可談談魯迅與邵洵美的關係。同治六年（1867），浙江鄉試中式的山會籍27人中，有陶方琯、陶方琦，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以及周福清的妻弟孫琥銘。而陶方琯、陶方琦的小妹又是孫琥銘的長媳。陶方琦與邵友濂是世交平輩關係，與周福清是同年、姻親關係。因此，周福清的長孫周樹人（魯迅）和邵友濂的長孫邵洵美其實也是同輩關係。
編輯：摳圖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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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13 | 一件被誤判為勒方錡所書的陶方琦信札
賀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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