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2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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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地鐵上，一位老人正在試著求解微積分。在筆記本上費力地算了好一會兒後，他還是沒做出來。坐在他旁邊的陌生人安慰說，自己懂一點微積分，可以幫忙。就這樣，這個好心人接過本子，耐心地跟老人講解了一遍解題思路，幫他順利完成了這個問題。
這是一件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頗為有名的趣事，後來被物理學家裡昂·萊德曼（Leon Lederman）記錄在自己的書裡，他這樣打趣故事裡主角的運氣——在紐約坐地鐵，並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好心人教你學微積分，尤其是那個人也並不天天都是諾貝爾獎得主、理論物理學家李政道。
這是李政道活著時的一個瞬間。所有人都知道的李政道是一個學術明星。1957年，他與楊振寧因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31歲的李政道成為二戰後諾貝爾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他和楊振寧也成為最早的兩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很多人因為他而開始學習物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課的時候，臺下總是座無虛席。李政道是一位勤奮的老師，他會早早起床開始工作，細心準備講座內容，但不管講多少次，他的研究依然晦澀、複雜，離大部分人很遙遠，連繫裡同事去聽他的講座，回來的第一反應也常常是，「我聽不大明白」。
真實生活裡的李政道並不遙遠。熟悉他的人常常說，他很親切，習慣於照顧周圍的人。李政道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的時候，物理系有「一起吃中餐」的傳統，每到星期五中午，同事們都聚在李政道的辦公室外，等他帶著大家去附近的上海餐館吃飯，全程他負責點餐、記住所有人的口味偏好，還會時不時幫身邊的人夾菜。
直到現在，許多中國物理學家都能拿出來李政道寄給他們的新年祝福，那是他每年春節期間親手製作的賀歲明信片。人們能講出許多李政道的工作瞬間，他如何幫助國內科學家建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如何促成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少年班」，設立CUSPEA（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專案），還有更多影響深遠的科學大事——博士後制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設立等等——都與李政道直接相關。他們在講述李政道的時候，一半時間在講他的科學貢獻，另一半則是與他相處時的種種溫暖回憶。
在孩子們的回憶裡，下班後的李政道是個有愛的爸爸，他每天晚上陪兩個兒子玩上半個小時，臨睡前給他們講故事，最喜歡講《水滸傳》和《三國志》。他的妻子秦惠䇹病重的時候，李政道開始隨身帶著畫筆，每次外出見到好看的景色，就把它們畫下來，回家後拿給妻子看，讓臥病的妻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秦惠䇹在1996年因肺癌去世，李政道將兩個人的積蓄拿了一大部分出來，成立了䇹政基金，支援更多年輕人求學，去看更大的世界。
2011年，85歲的李政道從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退休，三年後，他從紐約搬去舊金山，和兒孫們生活。一開始他還會繼續做物理，兒子去看望他時，發現他還會用過去講課用的習題鍛鍊腦力，只是後來物理在他的生活裡漸漸變淡了。晚年的李政道沒有辦法坐車超過兩個小時，所以人生剩下的大部分時間只能在家的附近。天氣好的日子，他會在金門大橋一邊曬著太陽一邊散步，也會和孫女一起在公園裡臨摹。留在家裡的時候，他在書房寫字、畫畫。他晚年喜歡畫竹，以悼念病逝的妻子。
在自己熱愛的事情上，這個人有一種瀟灑底色。李政道喜歡中國文化，喜歡大潑墨的中國畫，也喜歡古詩詞，最愛的一句詩來自杜甫，「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人生最後的日子裡，他提出不希望住在醫院，於是家人接他回家。那時候的他已經很虛弱了，但還是會在家人的幫助下，在家裡試著走一小段路。後來實在站不起來了，只能躺在床上的時候，他就跟孩子們說說話。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沒有物理，李政道是在親人愛的圍繞中告別世界的。孩子們陪在他身邊，和他聊天，彼此訴說著愛，說到後來，他越來越多講到的是思念，他想念自己的妻子，想念故去的親人，他想回家。
彌留之際，他留給兒子的最後一句話是安慰，也是祝福：「我永遠會是你的一部分；你永遠會是我的一部分（I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you. You all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這些都是他的兒子李中清在父親去世後回憶的細節。三個月後，他帶著父親的遺骨回到蘇州，按照父親的遺願，將李政道與秦惠䇹合葬。在國內的告別儀式上，他見到了更多認識李政道的人，包括父親的學生、同事、同行，從他們那裡聽說許多關於父親的細節——父親每年寄給他們親手製作的賀年卡、留學困難時期父親請他們吃過的晚餐、無助的時候父親給予他們的支援……歷史記住的李政道是一個物理學天才，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記得的李政道，是一個具體的人的善意。
在北京的追思會上，李中清重述了父親臨終前的故事，把他活著的最後瞬間分享給了更多他所關心過的人：「儘管這個時候只有家人在身邊，但我想，父親這句話既是說給我們的，更是說給他多年來的各位老師、同道、朋友，永遠的科學和祖國。」
2024年8月4日，李政道逝世於美國舊金山家中，享年97週歲。
宗慶後（194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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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慶後是一個不招人恨的老闆。他是娃哈哈集團的創始人，在集團董事長的位置上一直幹到最後。他去世的訊息公佈後，娃哈哈老總部門口就開始陸陸續續有人來悼念，當地人都知道，這裡是宗慶後工作的地方。周邊的花店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訂單，從花束卡片資訊上推測，有些是親朋好友，更多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宗慶後是一個足以寫進教科書的商業人物。他是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企業家，42歲才開始創業，但是他有異常準確的商業嗅覺。他在給小學送貨的時候注意到小學生面黃肌瘦，調查發現這是因為家裡長輩寵愛孩子，導致很多孩子偏食，營養不良，他請了專家幫忙開發兒童營養液，改善兒童營養結構，這就是他開發的第一個產品，娃哈哈兒童營養液，這個產品精準抓住市場需求，在幾年間將娃哈哈打造成中國最大的食品飲料生產企業。
他是來自上個時代的實幹家，有一種把事幹成的決心，願意蹬上三輪車上街拉冰棒，一分錢一分錢地掙。他又是講情義的人，重視人情，能留住很多人才。但另一方面，這樣的風格和現代管理理念大相徑庭。宗慶後一直堅持經營管理「四不原則」——「不上市、不貸款、不設副總裁、不做房地產」。僅僅是「不上市、不貸款」這兩項，就和現在絕大部分的公司運作模式和經營目標截然相反。
宗慶後不上網，不用微信，不用微博，直到去世之前，他還在堅持紙質辦公。他的秘書要把每天的彙報檔案打印出來給他看，等他簽字處理完後，再掃描上傳。這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是非常少見的情況，但這就是宗慶後。
這樣的特點讓他在晚年很受爭議，有時候人們說他落伍了，有時候又有人說這樣才好。對那些生活在他身邊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宗慶後是一個能讓人看到奔頭的人。他讓員工勤奮工作，與此同時，他也會為他們著想，為他們謀福利。他曾在採訪中說，「我本身是從社會最底層起來的，過過窮日子，理解窮人的生活，我也還在接觸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很多人，特別是留在城市工作的人社會壓力大，房子買不起，甚至租都租不起，教育、醫療成本也都很高，政府也要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提高他們的收入。」
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他作為人大代表提出了一系列關乎民生的議案。宗慶後從2004年就建議提高個稅起徵點，修改徵稅稅率。在2008年建議將個稅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富人對2000元還是5000元起徵個稅根本無所謂，而廣大工薪階層會算得很清楚，稅後的收入，才算是拿到手的真正的收入，是實實在在可以消費的」。新稅法將個稅起徵點提高至5000元后，他還呼籲工薪階層免繳個稅，建議國家建立階梯式的供房制度，給剛參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工薪階層，提供一室一廳的廉租房；給有一定工作年限、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工薪階層，提供一套經濟適用房。多年來他還在人大和許多其他公開場合呼籲透過稅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
從自發來悼念他的人那裡，能看到一個更日常的宗慶後：
——一個退休員工專門來跟宗慶後告別，他說宗慶後是一個好人，幫員工解決房子問題，蓋起了員工公寓，像他這樣在娃哈哈工作的老員工都分過房子；
——一個曾經給他做過廚師的人帶了三盒小菜，一盒炒青菜，一盒四季豆，還有一盒西芹豆腐乾。他一邊開啟盒蓋，一邊感慨，「三個菜，再加上米飯，這就是老闆的三餐」；
——一個老員工說，宗慶後會為老員工著想，從不辭退45歲以上的員工；
——還有一位年輕母親帶著孩子來，她並沒有見過宗慶後，只是小時候喝著娃哈哈長大，「聽到宗慶後去世的訊息，感覺突然失去了什麼，特別難過」……
宗慶後曾在2010、2012和2013年三度登頂《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被問到成為中國首富的心情時，他的回答是，「我並沒有做那些暴利行業，比如房地產，我白手起家來做飲料，利潤是一瓶一瓶賣出來的，賣飲料也能賣出首富，這是福布斯對我們企業價值的肯定。上榜對於我個人生活沒有什麼改變，我照樣一天抽兩包12元的香菸，兩杯茶，三餐食堂飯。該怎麼生活還怎麼生活，娃哈哈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宗慶後每年都會跟員工吃年夜飯，到現場給每個人發紅包，這是他從創立娃哈哈就有的傳統。除了疫情期間，只在今年他缺席了這場團圓宴。那時候他已經進入ICU治療，而就在那之前的幾天，他仍在堅持工作，早上7點開始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就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樣。
2024年2月25日，宗慶後逝世於浙江杭州，享年79歲。
西田敏行（194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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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視臺在街上錄節目，請路人講出一個讓當地人感到自豪的名人，有人講起自己見過的一位老演員——她去福島的一家拉麵店，剛進門就發現，這位演員正坐在店裡吃飯。他經常出現在電影電視裡，最出名的作品是長壽劇集《釣魚迷日記》，在裡面他飾演一個成天遲到早退、只喜歡釣魚的大叔，而現實中的他就像在電視劇裡一樣，熱心、爽朗、和誰都自來熟，明明是第一次見面，他卻一抬頭就朝她揮揮手，「喲！好久不見啦！」
這位大叔擁有天生的凝聚力，自然而然地把素不相識的人聚在了一起。那天店裡的客人們一邊吃著拉麵，一邊坐在一塊兒聊天，就像一場老友聚會，開開心心熱鬧了一番。發生在拉麵店裡的一切讓這位路人難忘，也讓她堅定地宣佈：「要說讓我們最自豪的人，一定是西田敏行先生。」
西田敏行是個喜歡和人在一起的人。他的父親是個電影迷，老帶他去電影院。父親喜歡看電影，而他更喜歡看電影內外的人。有次在老家福島看電影，大銀幕上演到壞蛋想要非禮公主，主人公騎馬飛奔去營救，觀眾席上的大嬸本來正在吃橘子，看到電影裡的主人公快要趕不上了，急得把橘子扔向銀幕上的壞蛋，厲聲呵斥道，「混犢子，還不住手！」他一直記著這一幕，那天電影院的幕布被大嬸的橘子打得一抖一抖的，以至於電影畫面都跟著變形，壞蛋的臉一會兒長一會兒短，公主的眉毛一會兒高一會兒矮，就連策馬飛奔的主人公也跟著幕布呼扇呼扇，頂著不斷變形的臉，趕來營救公主。
他著迷於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共鳴感。長大之後，他更加看重人與人的交流。他是最早到中國拍戲的日本演員之一，也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他到雲南大理旅遊，在當地電影院看電影，當時銀幕上的壞人從好人背後逼近，準備暗箭傷人，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他身邊的中國大叔「砰」的一聲站起來，扯著嗓門兒大聲嚷嚷著危險，要給電影裡的好人提醒。後來他在訪談節目中感嘆，「那個年代人們身上的那種熱情，我真的發自內心地喜歡。」
西田敏行把他對人的喜歡融入了自己的表演，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人與人的情感連線。他說電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共同語言」，無關時代，無關國別，它能把人與人的心緊緊凝聚在一起。為了這樣的理想，他在光與影的作品裡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他演過將軍，演過武士，演過《西遊記》裡的豬八戒，也演過街坊鄰里的小老百姓。他塑造的人物有時候是好人，有時候是惡霸，還有很多說不清善與惡的人物形象。他在醫療劇《白色巨塔》中扮演財前五郎的岳父，這個人有狡黠市儈的一面，帶著女婿攀關係、走後門，渴望透過女婿讓自己家飛黃騰達，但當他知道女婿罹患癌症，時日無多，苦心經營的爭權奪利計劃要破產時，他只是坐在病床邊，摸著女婿的頭髮，嘴裡說的是俏皮話，眼睛裡卻是父親般的憐愛和悲傷。《家族的形式》裡的他是一個催兒子結婚的父親，自顧自跑到兒子家裡住，拉著老朋友在兒子家裡聚會唱歌。這是一個光看角色簡介就會讓人生氣的人物，但西田敏行演出來的形象卻讓人多了一份理解，他一個人坐在公寓大堂，小心翼翼詢問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言語之間是一個生長在不同時代的父親的困惑：「我這個人啊，不怎麼跟兒子交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兒子的想法。孤單到底是什麼呢？你看，住在這麼豪華的樓裡，這裡也不是他的家，就算回到家，也沒有人跟你說一句『你回來啦』，一定會很孤單吧。」
他的表演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西田敏行把自己融化在了一個個角色裡，演繹出人的複雜與多樣，讓你沒有辦法徹底恨一個人，關上電視的時候，只想感慨一句，這就是人啊。
NHK在給西田敏行準備的紀念節目裡，收錄了一小段他曾經的影片：節目組讓他宣傳自己當時正在熱播的電視劇，鏡頭前的西田敏行只提了一句劇中主角的名字，剩下的所有時間就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樣，跟電視另一端的人一邊比劃一邊講解，「覺得辛苦的時候，把嘴角這樣推上去吧！」他先做了一個鬼臉，假裝苦哈哈的樣子，然後用手推著嘴角，把耷拉下來的嘴推成了笑，「早起想到新的一天，覺得熬不下去的時候，試著推推看怎麼樣？就算日子不好笑，也請這樣試一試。」那是來自西田敏行——一個素不相識也會熱情跟你打招呼的朋友——的囑咐，「把苦反過來，偏偏笑一笑」。
2024年10月17日，西田敏行逝世於日本東京家中，享年76歲。
希格斯（192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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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喜歡一個人待著。按照他的說法，人生最美好的狀態就是一個人待在房間裡，面前要是還能有一張白紙、一支筆，那就更好了。
基於這樣的生活理念，他成了全世界最不愛跟人打交道的理論物理學家。他的孤僻幾乎無人能敵，所幸他的職業也允許他一個人待著。人生大部分的時間裡，他一個人住在愛丁堡的家裡，不看電視，沒有電腦，從沒發過電子郵件，甚至不怎麼喜歡接電話。他和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是每週翻看訂閱的物理學期刊。
只要一個人坐著，新想法就會在腦海中一個接一個冒出來。最經典的例子發生在1964年的夏天，一個新奇而深刻的想法纏繞在他的大腦裡，以至於他去蘇格蘭山地野營的時候，忘記了怎麼搭帳篷。他先寫了一篇只有一頁半的論文說明自己的想法，過了一個週末，他又寫了第二篇文章，在仍然只有一頁半的篇幅裡，他描述了一種有質量卻沒有任何自旋的粒子，這是一類全新的粒子，也正是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雛形。
他的文章很快被退了回來，後來他才知道，英國的物理學期刊編輯覺得這位35歲的研究者想法飄得太遠，「跟物理學沒什麼明顯的關係」。最後，這個理論在美國物理學刊物《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發表，與此同時，該雜誌也發表了比利時物理學家弗朗索瓦·恩格勒特（Francois Englert）和羅伯特·布羅特（Robert Brout）聯合撰寫的文章，他們發現了與希格斯相同的結論。
這個想法在近半個世紀裡一直只是猜測，直到2012年，同事打來電話，他們有新訊息告訴他。他買了打折機票去了一趟日內瓦，坐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報告廳裡，看到了LHC的兩個實驗組公佈的結果，一個質量在125GeV左右的新粒子，所有測量出的性質都與希格斯玻色子吻合。實驗證明了他年輕時的想法是成立的。他從口袋裡掏出來手帕，低著頭擦了眼淚。那一年的希格斯已經83歲了。
後來他告訴同為物理學家的朋友弗蘭克·克洛斯（Frank Close），那一瞬間他閃過了三個念頭，「第一反應是鬆了一口氣，實驗證實了新粒子真的存在，這讓我安心了一點；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動，大自然原來真是這個樣子啊，瞭解到這一點讓我有種深切的觸動；最後一種感受是恐慌，我預感我的生活會發生改變，這可完了。」
201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宣佈授予希格斯與恩格勒特（注：當時布羅特已去世），工作人員需要在公佈名單之前通知獲獎者，但那天誰也找不到希格斯。他早早出了門，躲在沒有人懂物理的海邊小酒吧，喝了一中午啤酒。回家半路上，他還跑去看了一場藝術展。最後諾獎組委會只能在未告知他的情況下公佈了獲獎名單，而他的獲獎通知人是在家門口遇到的熱情鄰居，「我女兒跟我打電話說，你得獎啦！」
後面的日子並不快樂，至少在他看來是這樣。路上總有人找他合影，作為一個英國人，他不會主動說「不可以」，但他真的不願意。社交媒體的照片上留下了他越來越多的尷尬微笑。他有一次在採訪中抗議，為什麼學校裡面要到處張貼諾獎得主的照片？本來很多人是不認識物理學家的，這下可好了，人們像是警察尋找通緝犯一樣，憑藉照片一眼就能認出他來。
一開始，沒有人把他的抗拒放在心上，因為很多諾貝爾獲獎者的最初發言都是，「我沒想過要拿獎」、「我只想要平靜」，但他們後來都會漸漸陷入自己的聲名，變得健談、熱絡，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聚光燈下。後來，人們才發現，希格斯說的是真話，他是真的想要平靜，只想一個人待著。
活著的日子裡，希格斯真正地接近過平靜。他一輩子只寫過8篇純學術論文，全部都是獨自完成，他沒有和別人合寫過文章，沒有申請過科研經費，也不帶研究生，只專心教書，直到退休。籠統地說，他的一生只幹過3件事——教書，寫文章，一個人思考物理。
人們不理解希格斯的平靜，希格斯也不理解人們的熱鬧。等待希格斯粒子的50年裡，外面的世界發生了許多熱鬧事。人們轟轟烈烈地討論要建造SSC（超導超級對撞機）去尋找希格斯粒子，又轟轟烈烈地爭吵、抗議、互相指責，最終否決了它，把做了一半的裝置扔在半路上。美國物理學家萊德曼寫過一本書，講到了這個尋找歷程困難重重的希格斯粒子，他原本打算叫它「該死的粒子」（Goddamned Particle），但出版社不同意書名有粗話，順手刪掉了「該死的」（damned）這個詞，就這樣變成了「上帝粒子」（God Particle）。
這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物理學趣事，也是希格斯厭煩了一輩子的事。他討厭譁眾取寵的高聲演講，討厭一群人轟隆隆來了，又轟隆隆去了，尤其討厭人們以一知半解的方式理解世界，不想聽複雜的理論，只想聽一個簡單的結論。他很害怕人們看到希格斯粒子的研究拿了諾貝爾獎，就以為世界不再需要大科學實驗了。這讓他想起中學時代，他聽到了物理學家們講述原子彈原理，也看到了新聞裡的廣島和長崎，這讓他有一種複雜的感受，為科學的可能性感到興奮，也為物理的後果擔憂。他恐懼人類的狂熱和愚蠢。
晚年的希格斯一直害怕他的聲名會阻礙真正的科學進步。他清楚地知道很多人並不是真的理解他，也不是真的關心希格斯粒子，只是想要一陣熱鬧，而真正的物理不是熱鬧，也不需要熱鬧。活著的最珍貴之處在於跟自己的對話，一個人走向自己的深處，讓不同想法自由交戰，扎進一個問題的核心，一層一層撥開，直到盡頭。
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希格斯還是一個人住在愛丁堡，不上網，沒有手機，他拒絕了絕大多數的公開露面，也沒有利用自己的成就換取更大的聲名。他過得和往年差不多，只偶爾接聽老朋友的電話，抱怨一下那個毀了他的平靜生活的諾貝爾獎。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十多年，他和他的思考相處到了最後，直到再也沒有人能打擾他的安寧。
2024年4月8日，彼得·希格斯逝世於英國愛丁堡家中，享年94歲。
小澤征爾（193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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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家小澤征爾是一個天真的人，總是相信奇蹟。他在75歲那年發現罹患食道癌，出院後還是堅持彩排，準備新的音樂會。不止一個人告訴他，他已經不可能完成全場演出了，但他還是照常公佈了滿滿當當的節目表。宣佈確診癌症後的那年生日，他是在彩排中度過的，樂團成員為他拉起「祝你生日快樂」的旋律，他像個小孩子一樣坐在指揮台的椅子上，搖晃著身體打拍子應和，「祝我生日快樂」。
他的天真來自於一種信念，小澤征爾相信音樂，相信音樂能夠帶來改變，哪怕是再大的悲哀與創傷，也能在音樂中得到拯救。他覺得自己的老師卡拉揚像個魔術師，帶領柏林愛樂樂團在二戰後走向巔峰，所有的聲音在他的指揮下都「變得」如此和諧；後來他成為伯恩斯坦的助手，看著伯恩斯坦在電視上為普通人講解貝多芬，到劇場給小孩子做講座，讓美國掀起了古典樂的熱潮，在柏林牆倒塌後在現場演奏改編後的《歡樂頌》，讓曾經隔閡的「兩德」響起同一種音樂。
小澤征爾也是這種信念的一個例證，他38歲的時候就成為了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一的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此後連任長達30年，同時他長期和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合作，連續8年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擔任音樂總監，他也是第一個擔當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指揮的日本人。作為一個亞洲人在歐洲的古典樂壇得到認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他也被稱為「世界的小澤征爾」。
在他的職業鼎盛時期，這份音樂信念支撐著他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1979年，他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演出，時逢中美建交、中國逐步改革開放，他的演出一時間成為北京城裡最轟動的事。最後一場演出的下半場成為佳話——小澤征爾在首都體育館的一萬八千名觀眾面前，讓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美國樂手和中央樂團的中國樂手坐在一起，共用同一個譜架，一起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217名樂手語言不通，但他們在音樂裡實現了共鳴。小澤征爾後來描述這段回憶時說，「由我這位日本人做中間人，中美樂師們一起演出，我為此感到十分高興，簡直像做夢一樣」。
小澤征爾出生在瀋陽，後來又在北京生活了五年，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他第一次以指揮家身份回到北京是在1976年，還和中央樂團合作過演出。見到中國樂手，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說起自己對戰爭的反思，他在指揮台上捂著臉哭了起來，說這是自己的贖罪和道歉之旅。他的真誠為他換來了許多珍貴的情誼，他在這裡結交了許多可以跟他一起聊天到天亮的朋友。他們一起喝茅臺，吃烤鴨，在小區裡找人借了腳踏車，一路騎著就去了小時候生活的四合院，跟住在那裡的人講自己小時候如何在院子裡爬樹。他更加確信自己對音樂的信念。
直到人生的落幕時刻，他才一點點意識到，生命裡也有音樂無法彌合的縫隙。疾病一點點偷走了他的力量，他越來越瘦，手臂能抬起來的幅度越來越小，站在指揮台上的時間越來越短，直到最後必須依靠輪椅走路。年輕時他以張揚的表現力出名，指揮強音的時候總是使勁揮舞胳膊，有次不小心撞上講壇，生生折斷了一根手指。最後一次演出的時候，他坐在輪椅上，只有手指能動一動。
晚年病重的時候，他的女兒負責照顧他，接管了他的音樂事務。他不再能自由見到自己往年的老朋友，只能見到女兒同意他見的人。新聞不再熱衷報道他的音樂，更多的是刊登在八卦雜誌上的財產糾紛，女兒希望他繼續演出，妻子希望他解散事務所，兒子想讓他見證自己的新婚。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圍站在他的病床前，互相指責，大聲爭論他的財產分配協議。
小澤征爾是在一個大雪天離開的，與他一同消失的還有這個人身上的純粹、赤誠、熱情和善意，以及一個人一往無前渴望彌合差異的決心。在他離開後，只有報紙的訃聞裡還在講述他的音樂如何創造過奇蹟，「世界的小澤征爾促成了人類的團結」。在真實的生活中，小澤征爾連告別儀式都無法統一，兒子一家舉辦了告別會，女兒也舉辦了告別會，他們互相沒有出現在對方組織的儀式上。音樂裡的共鳴沒有出現，畢竟，世界上再也沒有了小澤征爾。
2024年2月6日，小澤征爾逝世於日本東京家中，享年88歲。
詹姆斯·西蒙斯（193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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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決定改行全職做投資，這把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嚇了一跳。他原本是數學家，在美國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當數學系主任，有一份終身教職。一開始同事們只是私下裡議論，知道他喜歡投資，熱衷於今天賺一點，明天虧一點。可他選擇徹底脫離學術，還是給數學圈帶來了不小的震動。他的父親一直懊悔他放棄了終身教職，而同行說，「我們有點兒看不起他，彷彿他已經墮落了，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明明是一個數學家，卻跑出去說自己特別喜歡錢。
西蒙斯非常喜歡錢，他對這一點毫無避諱。他說過他要發明一種理解市場的數學工具，換個人都會扯上一點高尚的理由，說自己熱愛數學、渴望挑戰、熱衷探索未知，他沒有。他在訪談中和盤托出自己的慾望，目的就是賺錢，「我想要在我睡覺的時候都能幫我賺錢的模型」。
如他所願，西蒙斯賺到了錢，而且是遠比預期還要豐厚的收益。他創立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是歷史上最賺錢的投資公司之一，開創了量化交易的先河，其中規模最大的「大獎章基金」自從1988年成立以來，在30年裡賺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交易利潤，年化收益率為39%，費前收益率高達66%，這一長期業績遠超過巴菲特、索羅斯等知名投資人，迄今無人能敵。
這樣的結果並不讓人意外。西蒙斯改行做投資那年40歲，在此之前，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讀大一的時候就達到了本科畢業生水平，23歲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數學博士學位，當年就被聘為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他的博士生導師是陳省身，他們在1974年發表的論文首次提出了陳-西蒙斯常量，這讓西蒙斯在38歲就獲得了美國數學學會最高獎項。這中間還穿插了兩年跑去國防部下屬機構當破譯密碼的特工的經歷。這份驚人的智商和適應力是他賺錢的第一大要素，而他的第一任妻子道出了他能持續賺錢的另一大動力，「西蒙斯很早就明白金錢就是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讓別人比他更有力量」。
活著的大部分日子，西蒙斯完全忠於自己的感受，某種程度上，他活得非常簡單——賺錢的時候他十分開心，虧錢的時候暴跳如雷，「我在賺錢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個天才，在虧損的時候，又覺得自己是個傻瓜」。
接下來輪到他周圍的人不適應了。每次他出現在公共場合，人們總要給他對錢的追求找個好聽點的理由，把它跟慈善、冒險、好奇心搭上關係。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300多名員工中，有60多位專家，包括人工智慧專家、量子物理學家、計算機語言學家、統計學家和數學理論家。他們因為選擇跟隨西蒙斯改行做投資也開始漸漸變得富有。公司停車場裡保時捷隨處可見，一些高管甚至坐著直升機去紐約吃午餐，他們開始為財富自由感到喜悅，這個曾經的科學圈子也不再談論放棄數學多可惜，改行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了。
但錢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西蒙斯的兒子保羅在剛過完34歲生日後，在一次車禍事故中不幸去世，西蒙斯躲在家裡好幾個星期，活得像是行屍走肉，很長時間不能振作起來。7年後，他的另一個兒子尼古拉斯在自由潛水的時候不幸溺水，西蒙斯在葬禮上幾近虛脫。他甚至去問自己的公司同事，「我的運氣到底是好還是壞？我不理解。」
72歲那一年，西蒙斯宣佈退休。他從40歲開始努力賺錢，接下來他打算努力花錢了。他買了很多昂貴的東西——花了1億美元，買了一艘以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命名的豪華遊艇；又承諾資助1億美元，召集科學家研究孤獨症；他在曼哈頓第五大道買了一套公寓，又買了一片可以俯瞰長島海灣的土地。由於他不喜歡在辦公室熄滅香菸，他每年有一筆錢專門用來繳納罰款。還有一大筆錢，他投給了數學教育，協助成立了美國數學協會，希望用金錢獎勵留住更多公立學校裡的數學教師。他還出資7500萬美元，在智利的沙漠上建立一座巨型天文臺，找來天體物理學家，委派他回答「宇宙是如何產生的」，要求他「儘量在幾年之內解決這個問題，趁我還活著的時候」……
那些崇高的、偉大的、為科學奉獻的英雄主義敘事，在西蒙斯身上統統失效了。他的人生故事充滿了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大力支援基礎研究，擔心學校流失好的教師，與此同時，他的對沖基金挖走了大量本可以繼續從事基礎研究的頂尖科學家。他每天關注漲跌，以利潤為生存動力，但當他的兒子不幸去世後，他根本沒辦法從收益率中得到快樂，他從絕望中走出來的方式是解數學難題，他說只有遊弋在數學裡，才能讓他的心暫時得到安寧。
不論如何，西蒙斯的成果將繼續留在世界上。他和導師陳省身提出的陳-西蒙斯規範理論對理論物理學具有重要意義，如今廣泛用在凝聚態、弦論和超重力領域；他所創造的市場策略——量化投資——到2020年已經佔到整個華爾街交易業務的三分之一。
西蒙斯活著時候所創造的賺錢模式，一直在為他積累著財富，直到現在。宣佈退休那一年他的身價達到110億美元，十年後，他的財富翻了一番。去世的時候，西蒙斯以314億美元的身價位列2024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第55位。他是人類歷史上從投資市場裡賺了最多錢的數學家。
2024年5月10日，詹姆斯·西蒙斯逝世於美國紐約家中，享年86歲。
門羅（1931-2024）
圖源視覺中國
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從37歲開始寫作，當時她是一個帶著3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住在小鎮，會趁孩子午睡的時間構思故事。她的很多故事主角也都是小鎮上的普通人，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變革，只是平淡日常生活的細節。
最初人們不相信這樣的環境中能夠誕生好作品，後來，越來越多人開始欣賞到這位女作家筆下的力量。她的寫作綿密、幽深，總是在平淡的敘事中掀起情感的波瀾，以此揭開人性的幽微和生活的陰暗。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她時形容她的寫作風格是，「閱讀她的一段文字，就好像看著一隻貓，走過擺好餐具的晚餐桌面」。
人們開始對坐在家裡寫作的作家產生了好奇。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想知道她的寫作路徑——門羅到底是如何寫作？為什麼你能寫出這樣的故事？你的靈感來自於什麼？如此直指人心的作品，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門羅活著的時候，人們只能從她的採訪中拼湊出答案。她結過兩次婚，她說她的兩任丈夫都非常支援她的寫作，「這是魔法般的禮物」。她說她喜歡觀察、分析他人的生活，她會花至少一個月來寫一個故事，還在一次採訪中說，「書裡所描繪的情感，都是我真實經歷過的。但故事不是」。
門羅去世後，答案揭開了另一面。門羅的小女兒安德莉亞在9歲那年，遭到了門羅第二任丈夫弗萊姆林的性侵犯，一直持續到她的青春期。小女兒一直不敢告訴媽媽，直到她25歲那年讀到門羅為另一位作家的新書寫的宣傳短文，裡面提到了一個女孩遭到父親性虐待後自殺的故事，門羅在文字裡同情了小說裡的女孩。安德莉亞把自己的遭遇寫在信裡，寄給了母親。
讀到這封信之後，門羅短暫地離開了家，但很快和丈夫和好。安德莉亞在38歲那年選擇報警，得知丈夫被指控時，門羅一開始計劃與丈夫分開，搬去另一位作家朋友家裡，但當發現丈夫的判決並未公開審理，沒有媒體報道，她突然取消了搬家計劃。丈夫在80歲那年承認犯下強暴猥褻罪，並被判處兩年緩刑，此後門羅依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他們會花整個上午一起工作，門羅寫她的小說，丈夫寫他的二戰回憶錄。他們還一起挑選了未來合葬的墓地。
對門羅來說，婚姻生活和寫作都在繼續。她有不止一篇小說是基於女兒的經歷創作的，這是她最擅長書寫的女性感受。不同於她在小說裡所展現出的細膩與關切，現實中的她在寫給經紀人的信裡，形容自己聽到女兒遭遇後的感受用了一個簡單的詞——「麻煩」。
門羅去世一週後，安德莉亞將自己的故事發表在網站上，她以為這件事會這樣公開，但事情並非如此。鋪天蓋地的報道都是懷念諾獎作家的紀念文章，沒有人關注安德莉亞的遭遇。直到門羅去世兩個多月後，《多倫多星報》刊發了安德莉亞的故事，這則訊息才得以真正傳播出去。
安德莉亞寫道，「我想要的是某種真相的記錄，某種公開的證據，證明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並不是我應得的……同時我還希望這個故事，我的故事，成為人們談論我母親的故事的一部分」。
生命最後十多年裡，門羅罹患阿爾茲海默症。女兒珍妮希望她能反思自己和安德莉亞的關係，但絕大多數時候她依然逃避，拒絕談起小女兒的經歷，也拒絕承認女兒因此感受到傷害，生病之後她漸漸認不出安德莉亞，偶爾在周圍人的幫助下想起她的事，但幾分鐘後，她又忘記了。
門羅臨終前告訴女兒珍妮，她「不想葬在那個人旁邊」，於是她沒有和丈夫合葬，而是埋葬在女兒們為她選擇的另一個墓地。
門羅留下了14部作品，被翻譯成13種語言，在全世界出版。加拿大最大的連鎖書店宣佈，它們會繼續出售門羅的書，只是不再張貼印有她照片的海報。門羅一輩子寫過許多女性故事，在文字中雕琢一個女人的種種幽暗心理，但現實中的她活得遠比她筆下角色更復雜、更幽暗，也更麻木。因為安德莉亞的存在，關於她的討論不再只是「偉大作家」的敘事，她所留下的忽略和傷害，如今也構成了她作為作家的一部分。
2024年5月13日，門羅病逝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霍普港的療養院，享年92歲。
還有他們……
還有一些人在2024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只屬於自己的瞬間，無關事業，也不涉及價值、意義或是成就，它們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可正是這些真實存在過的細節，構成了他們曾存在於這個時代的鮮活的例證：
——樂黛雲，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她從上世紀80年代投身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建立，也培養了許多學生，講起比較文學的時候，樂黛雲是明亮的，但她的生命裡還有很多同樣明亮的瞬間，其中一個發生在1949年，那時候她正在農村義務勞動，幹活的時候正是春末夏初，暖融融的太陽曬著嫩綠的小草，她沉醉在這種生活的美意裡，湯一介摘了幾棵小草放在她的口袋裡，她一下子被這幾棵小草打動了。後來他們從同學成為朋友，結為夫妻，直到晚年還經常一起繞著未名湖散步。2024年7月27日，樂黛雲逝世於北京，享年93歲；
樂黛雲
——鳥山明，日本漫畫家，代表作有《阿拉蕾》和《龍珠》，這些作品在全世界都頗有影響力，以至於在他去世後，義大利足球甲級聯賽的官方社交平臺也發文悼念，「孩提時的憧憬，足球與七龍珠」。鳥山明畫漫畫的時候有個習慣，把反派畫成要他改稿的編輯的樣子，《阿拉蕾》裡的大壞蛋原型是當時的責任編輯鳥島和彥。後來他花了長達十年時間創作《龍珠》，期間與他打交道的三位責任編輯也全都以超級大反派的形象留在了他的作品裡。三位編輯還組織過座談會，一起笑著打趣鳥山明的這個創作習慣。2024年3月1日，鳥山明逝世於東京，享年68歲；
——毛裡齊奧·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義大利鋼琴家，擅長的曲目是肖邦、貝多芬和舒伯特，他彈琴的時候對琴很挑剔，總說「每一件樂器都有自己的脾氣」，而他的鋼琴是與他脾氣磨合得最好的朋友，所以不管去哪兒演出，他都堅持帶上自己的調音師，和自己的鋼琴，一起出發。他和他的鋼琴朋友一起去過許多國家，完成了數十年的巡演。2024年3月23日，波利尼逝世於米蘭，享年82歲；
——葉嘉瑩，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一個一輩子活在詩詞裡的人，人生的苦與樂都有詩詞陪著她，想家的時候讀到杜甫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她幾乎要哭了；生病的時候胸痛氣喘，她就想起王國維的「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感慨自己像不曾開發就零落的楊花；而她也在工作夜歸的路上，把自己的生活寫進了她所愛的詩詞裡，「蓮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痴。千春猶待發華滋。」2024年11月24日，葉嘉瑩逝世於天津，享年100歲；
葉嘉瑩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第39任美國總統，也是美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總統，一生見證了許多重要歷史時刻，他在任期間促成了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也透過簽署歷史性的戴維營協議促成了中東和平，78歲那一年還拿過諾貝爾和平獎。他的生命裡有許多個決定性瞬間，而其中有一個瞬間對一代中國留學生至關重要。那是一通凌晨3點打給他的電話，他接電話的那一刻很緊張，因為深夜打給總統的電話通常意味著十萬火急的危機，電話那端是他的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Frank Press），他說自己正在北京，「鄧小平想問你，能不能接受5000名中國學生去美國大學？」大石瞬間落下的卡特爽快地回答，「告訴他，我們可以接受10萬名中國學生！」說完結束通話電話繼續睡覺。這個電話發生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它開啟了中美留學的大門，推動了中美科技交流。直到卡特晚年，他還會常常提起這通凌晨3點的電話，它昭示著改變與合作。2024年12月29日，卡特逝世於美國佐治亞州的家中，享年100歲。
這些生活的瞬間，證明了人的難以定義。還有很多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可能不會印在新聞版面上，但他們的生命中也有各自的瞬間，或許溫暖，或許苦澀，裡面有著生命的掙扎、人性的幽暗，抑或是命運的無奈。人活於世並不總是隻有一種色彩，或許正是因為人世間有形形色色的人，有迥異的具體人生，正是這些多樣的存在構成了豐富的世界，正是這種複雜與變動，才是真正的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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