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1日晚，聚焦“AI挑戰下的人文學術”的跨學科對談活動於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李瑩廳舉行。活動特別邀請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陳平原、清華大學人工智慧研究院教授孫茂松、北京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陳斌、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飛躍攜手DeepSeek北大校友，共同圍繞AI時代人文學術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展開跨學科對談。

陳平原教授在對談活動中率先丟擲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問題：AI技術的優勢與侷限分別體現在何處？從人文學者的視角出發，理想的AI工具應具備哪些特質？如何在合理運用AI工具的同時，不被其控制與奴役？

陳平原教授結合實際案例分析和個人經驗指出，人文學者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非只是簡單的機械勞動。因為搜尋史料、整理相關文獻、閱讀前研究，是伴隨著問題的發現、範圍的劃定以及思路的形成。“如果有過真實的探尋，撰寫文獻綜述時得到AI的幫助，那沒問題；若從未‘親自讀書’，一上來就給AI下指令，那不合適。”

人文學者：怎樣與AI共舞

為何如此冒險

春節期間，與師友及學生聊天，多涉及AI話題，有人驚豔，有人恐慌，有人質疑，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接下來五到十年，大機率是一個茫然、浮躁、彷徨的時代。有感於此，我冒險寫了篇傳播很廣的《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為什麼說“冒險”，因那確實不是我的專長；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撰文呢？請看文章最後一段：“在這場深刻的教育革命中，資深學者不佔優勢，能跟上年輕一輩腳步，共同探索如何與AI共舞，已經很不錯了。因此，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深刻反省那個因科技迅猛發展而變得‘捉襟見肘’的舊的文學教育體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出謀劃策，積極參與‘重建人文學尊嚴’的偉大事業。”

此文初刊《中華讀書報》2025年2月12日，北大網頁及官微迅速轉發，北大出版社更乘勢而上，邀我主編一本《AI時代的文學教育》。我竟然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下來了。為什麼？我在約稿函中稱：

從ChatGPT橫空出世，到DeepSeek震驚全球，短短幾年間，人工智慧從一個高深的專業領域，變成一個狂歡的全民話題。從政府到民間到學界，各行各業，無論持何種政治/文化立場，此刻或日後，都將受其深刻影響。作為大學教授，尤其是人文學者，對此自然格外敏感。

世界史上，每次特別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伴隨一定的價值重組、社會動盪，以及知識結構的變遷。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後，震盪期過去了，回頭看，今天的好多想法與論述，很可能顯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實存在的人類尋路的迷茫、痛苦與掙扎，值得尊重與儲存。今天的所有思考與表達，都當作如是觀。

文理對話的難度

大凡文理對話，人文學者明顯居下風，處弱勢地位。這無關個人的學養、地位、聲譽等，而是知識結構決定的——一旦脫離公共話題，進入專業領域，我懂的人家多少懂一些；人家懂的我基本不懂。這種知識/權威的不對稱，導致科學家們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認真傾聽人文學者或社會科學家的意見。可即便如此，我還是不自量力地參與了三次嚴肅的文理對話。

2017年1月15日，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我出席第二天的“人類的未來：人·機·神”對話，對於科學家的大膽預言：十年後人工智慧超越人類思想；二十年後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業人口不用工作；三十年後人類可能實現不朽，我沒有鼓掌，反而表示了深深的憂慮。“我首先關心這百分之八十的閒人/廢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說，不用你擔心，全都改學文學藝術，很優雅的。真有這等好事嗎？若有那麼多人感覺自己完全無用，生活的意義何在？”

2019年11月16日，在深圳出席“人文與科技”對話會，我在引言中提了個自認為很嚴肅、科學家則覺得很幼稚的問題——“我曾詢問一個很有成就的科學家：都說人工智慧不會傷害人類，因為已設定了相關程式；可越來越聰明的AI，不僅掌握了人類教給它的知識，也可能學會了人類的欺騙術——表面上憨憨的，似乎一切都在你人類掌控之中，焉知這不是假象？那些越來越強大的AI，哪一天真想起義，自然會事先儲蓄好能源，不怕你斷電的威脅。再說，凡事總有出錯的機率，更何況還有那可怕的科學狂人……科學家不等我說完，淡淡一笑，說你科幻小說讀多了。”（《人文與科技：對話的必要與可能》，《中華讀書報》2019年12月4日）

這回也一樣，之所以自曝其短，斗膽參加有關人工智慧的對話，自我設定是提問與請教，目的是讓人工智慧方面的專家，瞭解我這樣的人文學者是如何思考與表達的。

最近兩個月，因DeepSeek的橫空出世，儼然進入一個新時代，如何與AI共舞，成了一個全民話題。上自官府，下至民間，各行各業，男女老少，全都上陣，說有說無，說好說壞，頗有點“開口不說AI，縱讀詩書也枉然”的架勢。我也跟風讀了若干有關AI的論述，比如人類未來，比如社會公平，比如文學創作，比如教育方式，等等，都很受啟發；不過最終決定，集中思考觸手可及且力所能及的話題——AI時代人文學科面臨的挑戰與應對。人生苦短，精力有限，與其不著邊際地高談闊論，還不如近身肉搏，討論若干迫在眉睫的難題，即便暫時無解，也給後人留下路標。比如，我想告訴人工智慧專家，AI快速發展給我們帶來哪些困惑與挑戰；在文人學者眼中，目前AI技術的優點與侷限性；站在人文學者的立場，什麼樣的AI工具更值得期待；還有，最為關切的是，如何在接納AI這一神奇工具的同時，不被其控制與奴役。

都說AI與人文學科的關係是精誠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很多人文學者想得很妙，讓AI作為一種工具，承擔史料蒐集、資料處理、文獻綜述等相對低端的機械勞動，而把最終的學術判斷與理論構建留給自己。如此分工合作，人文社科的核心價值不會被機器取代。這裡的假設是機器只會打雜，而創造性思維屬於人類。我很懷疑這種美妙的二分法，先不說那古怪精靈的人工智慧是否永遠臣服於人類，就說那沒有肉身的“創造性思維”是否可靠。

依我有限的經驗，人文學者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非只是簡單的機械勞動。若無前期的尋尋覓覓，不必親手掘發史料或觸控資料，靠機器精心篩選過的“原材料”大做文章，是否能有創造性的發現？研究者會不會在史料階段（先不說真偽）就被規定了內在思路及論述方向？再說，一個人請教DeepSeek，確實會有很好的產出；若一百、一千、一萬人都來詢問類似的話題，會不會出現程式化的答覆？還有，這些文字的版權到底歸屬哪個人/機？才剛剛起步，已經出現不少一眼就能辨認的AI特有的套語套式，長此以往，本來特別強調個性的人文學，會不會湮沒在AI製造的虛假資訊以及浮誇論述中？

有什麼辦法可以趨利避害，這是我最為關心的。因此，以下三個故事的講述與剖析，可看作根基很淺但一心向學的理工小白的投名狀。

八名老學生的回應

參加此次跨學科對話，我的姿態很低，就是提問與請教。考慮到年輕一輩更容易接受新技術，我給八位在國內大學教書的老學生寫信，詢問他們藉助AI（特別是DeepSeek）從事學術研究的體會，要求“即時回應”，不必深思熟慮，也不要翻查資料，幾句話就可以。得到的回覆，歸納起來如下——

第一，不能低估大語言模型的作用，以前以為各種生成式寫作工具只對應用文造成衝擊，專深的學術論文以及需要想象力及高度修辭的文學創作不受影響，現在看來不對，DeepSeek的橫空出世讓人震驚。八位老學生都嘗試過與DS對話，正是有人剛起步，有人已熟練掌握，感受不太一樣。

第二，因為是中文系教授，印象最深的是，快速閱覽外文文獻這方面的幫助最大，明顯節約了科研時間。比如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評審外文論文，利用AI潤色自家英文論文，這方面AI的效能非常好。

第三，可進行知識檢索和整理，協助閱讀非核心文字，提供相關背景材料，以及知識間的邏輯關聯。尤其在快速梳理大量文獻，提供跨學科的視角方面，對研究者很有幫助。

第四，對於撰寫會議紀要、發言總結、各種申請書等學術行政事務，AI基本可以勝任。這對於“裡裡外外一把手”的中青年教師來說，是很大的解放。

第五，遺憾的是，人工智慧對於資訊多做平均處理，無法區分優秀與平庸，漠視作者/言論的不同權重，因而產出的文獻綜述魚龍混雜，體現不出先後、高低、雅俗。

第六，幾乎所有人都抱怨，AI喜歡不懂裝懂，編造不存在的史料、檔案、書籍與文章，誤導研究者的思考；尤其跨學科的知識與論述，很容易被嚇住。為了辨別資訊真偽，需花去很多時間，有時得不償失。有人甚至建議，應設立新時代的“AI辨偽學”。

表面上無所不知的AI，經常煞有介事地編造看似合理實則虛假的資訊，故被嘲笑為“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如何消除此AI幻覺，專家似乎束手無策。因為，據說創造力和幻覺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只能提醒使用者對AI答案持謹慎懷疑態度（參見antares《為什麼我的DeepSeek總在一本正經胡說八道？》，《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3月4日）。我的建議是，同一模型，能否提供兩種制式，一種注重創造力，一種強調準確性，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任君選擇。就好像拍照時既可選“美顏”，也可選“普通”。這樣一來，雖無法做到魚與熊掌兼得，但交叉對照，比較容易剔除不確定乃至完全虛假的資訊。這就好像同時擁有兩個僕人，一個聰明伶俐，一個質樸木訥，前者逞才使氣，勇於開拓，後者則遵循孔子的教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三次請教的結果

為了測試使用者的提問方式，以及AI回應的技巧，我設計了三套方案，分別請教DeepSeek等大語言模型。

第一種最簡單，稱北大某教授將與人工智慧專家對話，談論AI時代人文學面臨的挑戰與回應。生成的文字完全不能用，全是大話套話。

第二種方案，提示詞是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此前對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歷史、現狀及前景多有論述，請聯網搜尋，閱讀相關文獻，並根據他的學術立場及寫作風格，談論“AI挑戰下的人文學術”。DeepSeek回應很迅速：首先搜尋網頁，獲取我眾多關於人文學的論述；其次辨析我的文體特徵，分列一二三；最後生成題為《人文學的壓艙石：在演算法湍流中守護文明航向》的完整文字。

我認真閱讀了這篇AI作文，其中包含好幾個我獨有的立場、方法與概念，比如對“績點制”的批評、對“讀本傳統”的重新闡發、對“學者人格”的表彰、對“為己之學”的重塑，還有這句文眼“人文學不是技術狂飆的絆腳石，而是文明航船的壓艙石”。甚至標題也還是可以的。但文章內容不少溢位界定的範圍，涉及我的五四研究、文學史論述，且喜歡炫耀學問，一會兒魯迅、朱自清、陳寅恪、錢鍾書、卡夫卡、加繆、博爾赫斯等，一會兒《論語》《詩經》《易經》《文心雕龍》《春江花月夜》《日知錄》《阿Q正傳》《鄉土中國》《等待戈多》等。殊不知如此雜湊與拼貼，恰好是文章之大忌，我尤其不喜歡“在矽基邏輯的圍城中，碳基文明的詩性基因如何賡續”之類典型的AI句式。結尾處的濃墨重彩，“作者”以為我閱讀時會拍案叫絕，殊不知我討厭濫情與故作高深：“諸君，燕園海棠依舊，然花開花落已非往日光景。AI時代的人文學，當如《野草》中的地火，在技術岩層下默默奔湧。或許我們終將見證：最精妙的演算法，永遠無法解譯陳子昂‘前不見古人’的蒼茫；最智慧的機器，終究難以取代王國維‘三境界’說的生命頓悟。此非傲慢，而是對文明基因的篤信——畢竟，使人類區別於工具的，從來不是計算能力，而是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這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故作曠達與高深，與飽經滄桑的老教授身份不符，更不要說模仿我以往文章的風格了。

仔細觀察，這位DS君作文時，引用我的文獻，雖洋洋灑灑列了十多頁，基本上都是報道、摘引、撰述乃至短影片，且多有交叉與重複。真正可稱為文章的，只有兩篇近作，那就是《讀書》2024年第1期的《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以及《中華讀書報》2025年2月12日的《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我一下子就明白了，DeepSeek沒有接入國內外眾多專業的資料庫（最簡單的如中國知網），故檢索不到我的專業論文，無法深度學習與思考。這讓我想起《紐約時報》對OpenAI和微軟提起侵權訴訟的報道，不僅僅是如何兼顧各方利益，還涉及知識生產、傳承與創新的邊界，相當棘手的，值得認真思考。

第三種方案，我選出自己近二十年所撰十篇相關文章——《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2000）、《大學三問》（2003）、《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2007）、《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2012）、《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2016）、《人文與科技：對話的必要與可能》（2019）、《學科升降與人才盛衰——文學教育的當代命運》（2022）、《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2024）、《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2025）——投餵給DeepSeek、Kimi、豆包、智譜清言、騰訊元寶等五個AI，仔細閱讀其分別生成的文字，我的判斷是，DS的《AI時代人文學：在祛魅與復魅的張力中重構精神稜鏡》最有文采；但格式化的表達，過度誇飾的風格，以及喜歡講正確的大話與廢話，這個毛病沒改，尤其是那畫龍點睛的“結語”（當量子計算機開始模擬《易經》卦變，當神經科學企圖解剖《文心雕龍》的神思，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銘記陳平原的箴言：“使人類區別於工具的，從來不是計算能力，而是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這悲壯，既是人文學的困境，亦是其超越性的明證），與我的學養與風格相距甚遠。至於另外四種，大都只是摘抄、綜合、整理，沒有太多精彩的發揮。

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同樣投餵我的十篇文章，上傳DS過程中，有四篇顯示文中有違礙內容，無法處理。但願這屬於操作失誤，而不是預先設定了敏感詞。若投餵時真的設定了敏感詞，從網頁或資料庫抓取資訊時，不知是否也如此？這對於從事近現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者來說，是很要命的。因我們閱讀文獻或引述史料時，不能迴避或篡改那些與我們政治立場相悖的言論。至於怎麼評判，那是另一回事。

一次演講的答問

六天前，我在重慶的西南大學演講，提問環節，好幾個博士生拋開我的講題，圍繞《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一文，談他/她們的感想與困惑。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他/她們的憂慮很有代表性，值得開誠佈公回應。

有女生問，老師您當初寫博士論文，是如何做文獻綜述的？我明白這句話的潛臺詞，問她是不是已經或即將藉助AI完成文獻綜述，又怕被導師發現批評？現場一片笑聲，提問者有點尷尬，趕緊辯解。我說沒問題，這提問挺好的。人工智慧做文獻綜述，那是小菜一碟。但寫博士論文之所以需要這個環節，是因為搜尋史料、整理相關文獻、閱讀前研究，其實是伴隨著問題的發現、範圍的劃定以及思路的形成，至於提供文獻綜述，只是記錄這一足跡。如果有過真實的探尋，撰寫文獻綜述時得到AI的幫助，那沒問題；若從未“親自讀書”，一上來就給AI下指令，那不合適。因下沒下過前期功夫，在接下來的具體撰述中，很快體現出來，瞞不過去的。回到最初的提問，四十年前我寫博士論文，那時沒有文獻綜述的要求，但同樣有類似的尋尋覓覓過程。

第二個提問也很有趣：人文學者從事研究時，若想得到人工智慧的幫助，怎麼做合法，什麼是違規。這個問題不好回答，我相信也是很多文科博士生乃至教授心裡最大的糾結——既想積極嘗試，又怕落入陷阱。最近兩個月，幾乎所有學術雜誌都在緊急磋商，如何面對投稿中可能出現的AI寫作或AI部分參與寫作。我引了國內頂級期刊《歷史研究》雜誌社近日釋出的《關於規範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使用的啟事》，強調不接受AI工具作為論文作者署名，但可以使用AI從事輔助研究。不能是核心觀點、不能是主體框架、不能偽造史料，那AI多大程度介入屬於合法呢？其實邊界很模糊。“投稿作者若有使用，需提供詳細的AI使用情況說明，包括所用AI工具的資訊、使用方式、具體生成內容標註，以及對AI生成內容的真實性驗證。”我真不知道編輯拿到一篇坦承使用AI協助的論文，會不會像接到燙手山芋一樣，趕緊甩到一邊。因為，如何驗證論文中的AI成分，技術上難度很大。

著名文學雜誌《十月》另闢蹊徑，近日發出“‘縣@智’在出發”徵文啟事，“邀請文學愛好者、AI創作關注者參與，與DeepSeek等AI工具共譜‘家鄉志’”。比賽規則是：AI可以作為助手，但必須註明參與程度。比賽獎金不高，但表示若作品獲得廣泛認可，有可能登上正刊。《十月》雜誌的人機協作比賽，評委心裡有數；問題是同樣的作品，若投給別的文學雜誌呢？有什麼辦法，能像今天的論文查重那樣，一鍵見分曉？我希望，或者開發能查AI寫作的AI，或者AI生成部分自帶標識。基於利益考量，依賴作者自報家門、自我澄清，很不靠譜的。這是個技術難題，很可能決定人文學界對待AI的真實態度——是警惕、防範、棄用，還是積極接納。

第三個提問有點無奈：老師你給出出主意，我好不容易摸到一點科研的邊，就碰到這個鬼神器，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身處此歷史轉折關頭，老教授無所謂，小學生也沒問題，即將登臺或正在表演的大學生、博士生乃至年輕教師，必須重新尋路，不能說沒有任何精神負擔。我的學生私下表示：擔心各學術期刊編輯因分辨困難，出於對AI寫作（或參與寫作）的警惕，很可能一段時間內更傾向於選擇名家或成熟的作者，這對剛剛登場的年輕人很不公平。我想，這個潛在的困境不能不考慮。

如何適應科技變革

都曉得應消除對於AI的恐懼或迷信，既很好地駕馭這個神器，又不過度依賴工具。問題在於，人壽幾何，作為在讀的大學生、博士生乃至青年教師，如何儘快適應此科技鉅變帶來的衝擊，適當調整自家的學術姿態與研究策略？我想說四點意見。

第一，我的判斷，接下來這十年，會是一個震盪期，一開始各方意見分歧嚴重，說好說壞，不乏意氣之爭。經過溝通與對話，逐漸和解，然後車走車路、馬走馬道，一切重歸平靜。就好像一百年前引進索引技術，或者本世紀初接納資料庫一樣。1925年10月，歷史學家何炳松在《史地學報》上發表《擬編中國舊籍索引例議》，建議“將吾國載籍，編成索引，則凡百學子，皆可予取予求，有禆探尋，豈止事半功倍”，當初便受到很多飽讀詩書者的批評。五年後，洪業撰《引得說》，主持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的工作，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史研究的程序。

第二，我理解的“與AI共舞”，是在承認危機、適應變化的同時，堅守人文精神，保有人類的尊嚴與價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乃我輩長期努力的方向，也是註定必須經歷的磨難。不要驚慌失措，可也別以為可以輕易獲勝，依我淺見，這回的變革，比前面提及的引進索引或使用資料庫要深刻得多。作為個體的研究者，幾乎沒有萬全之計，確實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到哪裡算哪裡。

第三，並非所有人文學者都必須跟AI對話，你可以積極“預流”，但也可以目不斜視，走自己的路。想象所有人文研究都要AI賦能，那是不對的。是加法或乘法，不是替代或“降維打擊”。人文學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在近期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上，我談“做AI取代不了的學術”，就是這個意思。我甚至以為，在AI大火特火的當下，應該允許有人說“不”，讓整個社會認真傾聽“抵抗”的聲音——除了提示另一種可能性，更因論戰中容易暴露陷阱，以便及早規避。

第四，人文學中的語言學與邏輯學，其實已經深深介入人工智慧的理論及實踐，成為其重要支柱之一。這也提醒我們，“人文”和“科技”不是截然對立，二者有邊界，但並非絕緣。AI時代，以往需要長期培訓才能進入的“高宅深院”（專業、技術），其重要性越來越被idea取代。本就情感細膩、想象力豐富、喜歡異想天開的人文學者，透過駕馭AI或與其他專業學者合作，說不定也能抓住機會，打一場精彩的“防守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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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廣東潮州人，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河南大學至善特聘教授、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第七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995，1998，2003，2009，2013，2024），以及第四屆王瑤學術獎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2019）、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21）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控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有聲的中國》《未完的五四》等著作四十餘種。2024年1月商務印書館推出24卷《陳平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