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歸來接班的企二代，遠比想象的更不容易

近幾年，我們諮詢和輔導了許多企二代們出國留學。他們的留學專業選擇，比較集中在兩個大類：要麼學商，要麼學藝。

他們的父輩多是家族企業的創立者、經營者和所有者，特別是在90年代下海的大潮中白手起家，是踩著中國入世的紅利的實幹家，為中國製造業崛起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讓我驚訝的是，這些我們接觸到的企二代們，大多數都絲毫不介意回家接班。這和他們“崇尚追求個性化、不願意進入父輩的‘夕陽行業’”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

在家族企業普遍面臨代際傳承缺失今天，這批人是絕對的少數。但是他們並不是無路可走，反而是更有勇氣和魄力的，也是更不容易的。

他們的不容易，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首先，上一代人抓住時代的紅利，很多人是野蠻生長的企業家。抓住機遇放手一博的同時，業務成長得飛快，但人格的成長是滯後和不穩定的，尤其是犧牲了作為父母的對孩子的時間投入。或者本身也在經歷家庭的各種Drama，其實很多二代都是在父母缺乏陪伴、不穩定的情緒狀態、和過度期望中長大的。

其次，二代最大的困境是，時代變了，他們無論自己多麼優秀，都很難重複父輩的成功。父輩的崛起是時代大潮的託舉，到了二代面臨的是非常複雜的外部局面：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市場、客戶、政策、甚至是內部結構，和如何尋找第二增長曲線，如何交接權力和開展改革等難度複雜度成倍提升的問題。

他們在成長被寄予了巨大的期待，教育和培養過程都砸下了重金。父輩會覺得，我當年一窮二白都做到了這個程度，你現在贏在起跑線，那不得做得更好（甚至他們自己也會這麼覺得）？但實際上游戲已經變了，他們面對的困難並不比父輩的時候小。

第三，家族生意很多是偏製造業或者資源型的，不一定是二代的興趣所在。很多二代可能本科在藤校學藝術、但家裡生意是生產和製造某種器械——自己可能從來沒在日常生活中見過實物。這個資產既是巨大的資本，也是巨大的負擔。

接手吧，真的沒有興趣，硬著頭皮做不見得能做好。不接手的話，如果不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比如藝術）有資源，自己也不見得在這個領域有更好的出路。轉做投行諮詢也不一定卷得動、卷得長久，更何況還要從“資本家”降級為“打工人”，基本都是兩難。

即便剛好家族企業的業務是自己並不反感、願意試試看的，進公司就會被無數雙眼睛看著，做什麼都可能是錯的。他們很難判斷別人對自己是不是真誠的，自己得到的資訊是不是真實的。如果還要帶著給公司做變革的使命，觸動很多人的利益。殊不知有多少人盼著你失敗，從中獲利。

最後想引用宗馥莉的一段公開採訪原文：

做二代來講，他們對我們會有更高的期待，會有更高的要求。但其實我們面臨的選擇其實不多，所以我們必須要往這條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希望中國飲料行業，能夠在未來引領世界的飲料行業。中國是現在最大消費量的一個國家，但是我覺得在整個品類上，其實做的還是不是很夠。一個是口味上，一個是技術上，沒有在工藝上有個飛躍的提升。所以我認為就是未來可能還是在技術上加大投入，然後讓科技更加接接地氣。

從個人發展的角度，我們觀察到企二代們的成長路徑，早期多是透過在家族企業或者其它公司的基層歷練，後有越來越多的企二代赴美留學（如：孟晚舟和姚安娜）。

不僅因為這段海外經歷所帶來的見識、學習曲線和人生歷練，其價值都遠遠超過了留在企業基層、甚至是管理層能夠收穫的，而他們也是非常適合商學院管理學專案的一批人：並不依賴於諸如會計、營銷等任何一門具體的技術，管理學非常考驗包括溝通技巧、戰略思維、領導與被領導等軟實力在內的綜合能力，這些可能是他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

同時，西方特別是美國，其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是由無數的企業“自下而上”推動起來的。起源於美國、最早服務於製造業的商學院，則在幾十年就在探討家族企業面臨的問題。早在1982年，哈佛商學院的兩位教授Tagiui和Davis就提出了“家族企業的三環模型”，被廣泛用於理解家族企業的複雜性。

還有許多歐美頂尖商學院，開設了專門研究家族企業的專案和中心，例如西北大學Kellogg商學院的John L. Ward Center for Family Enterprises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商學院的Family Enterprises and Wealth專案和Global Family Enterprise專案，麻省理工Sloan商學院面向家族企業管理者的高管教育Future Family Enterprise: Sustaining Multigenerational Success專案，後者甚至直接把專案名稱命名為“保持代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