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歷史學家和他的白日夢


七月上旬,小暑時節,歷史學家羅新要開始新的徒步了。
羅新喜歡徒步,他說,這種時候,身體和思緒都在路上,充滿想象力,有點像白日夢。他甚至能察覺到自己的思緒如何運轉,也會看到,當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廣袤的天地裡,會看到在歷史中,前人有過的、很不一樣的人生。
人生中最豐盛的時節,永遠在夏天。
文|金鐘
編輯|桑柳
蜀葵和小麥,成熟在夏天
正是小暑季節,烈日灼人。學生們放假了,北京大學靜下來了。穿過寬闊的主幹道,路過未名湖邊的小徑,從牌坊下經過,再上一座橋,就到了被水環抱的小島,看見硃紅色的院落。這裡,是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
院落安靜,幾乎沒有聲音,但也熱鬧——花開了。院子外頭,一溜兒蜀葵,長得高大,開得搶眼。後院的花園有一片繡球,有月季,太陽花沿地趴著,一片虞美人,纖細的莖,風裡晃著。這些花不是機械排布,反而有一種自然、野生的美。
離這片花園最近的房間,是北大歷史學院教授羅新的辦公室。這片花園,他是園丁。他的房間裡掛著草帽,走廊角落,放著園藝工具和肥料。
這個花園誕生於2020年。當時因為疫情,人被困在原地,無法出行,學生們也很難進出,只有幾位老師還在院裡工作。有一天,羅新走進校園,覺得很吃驚,「學校那麼安靜那麼漂亮……植物很美,各種動物也很漂亮,草長得很好,比人還高」。
他花了很長時間收拾自己的辦公室,不過癮,又開始改造院子。剷掉了草坪,開始種花。改造完院子還不過癮,又改造了院子外面的甬道,甬道現在種的,就是蜀葵。
蜀葵的由來,也跟羅新的歷史學家身份有關。過去幾年,他斷斷續續在做跟長城有關的研究,幾乎每年都要找時間沿著長城沿線徒步。2021年夏天,他在山西,有天走在路上,看到曠野里長著一棵蜀葵。他馬上想到,蜀葵就適合種在北大的院子裡。它長在鄉野之地,而北大這個院子也有一種野氣。回北京,他就買了蜀葵的種子,它生命力強,過了冬,第二年就開花了。
也因為照管這個花園,羅新對節氣有了更多的感受——植物的生長,往往不是勻速的,有時是突然長大。像蜀葵,它是真正屬於夏天的花,對陽光、溫度的要求很高。小暑前後,它長得特別快,「本來很低的,還在地上,天一熱,呼地就起來了」,「你會注意到,它突然變成一個很大的傢伙」。
羅新是湖北人,在林場長大,有鄉村生活的經驗。他知道對農民來說,暑天看似炎熱倦怠,實則是收成的季節,是一年裡農民最忙碌的、最歡樂的季節。
中原地帶,麥子最先成熟,新麥子烤出最香的餅和大白饃。接著在南方,第一批早稻收割。這之後,還有小米、玉米、花生、土豆、紅薯……還有什麼,能比品嚐到勞動果實的滋味更為甘美?
羅新人生記憶中最美好的一頓涼麵,也在這個季節——當時他才十幾歲,在小姨家,她家的麥子剛成熟,早上送去脫粒,脫完粒,當下就把一部分面壓成了麵條,中午就帶回了家。小姨把面煮熟,打了井水過一遍放涼,把雞蛋烙成餅,再切成絲兒,再拌上菜瓜絲兒和黃瓜絲兒,他想起那味道,「當時我才十幾歲,農村那種碗,吃了三碗。我一生都不能忘記,再也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涼麵。」
長大之後,對歷史學家來說,這也是特殊的時節——是出發的日子。他一直在研究北方民族,重視田野、重視實地考察,但平常必須留在學校,暑假是他一年中最重要的出行時間。幾乎每年,他都要往北或者往東,去草原,夏天在他的記憶裡,「從來沒有熱著,都是覺得冷」。
他熟悉草原的夏天。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累的時候。夏牧場水草豐美,是動物生育的季節,牛羊要生仔,要下奶。牧民也要為漫長的冬天準備食物,女人們擠奶、煮奶,把奶酸化做成酸奶,再把它曬乾。人們也在此刻歡聚,舉辦各種體育比賽,但更重要的是男女相會,「在草原,只有婚姻是不能在家裡實現的,必須在遠方。」
往往在這種時候,羅新就走在曠野裡,是一個觀察者。他說,這種時候,身體和思緒都在路上,充滿想象力,有點像白日夢。他甚至能察覺到自己的思緒如何運轉,也會看到,當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廣袤的天地裡,會看到在歷史中,前人有過的、很不一樣的人生。
人生中最豐盛的時節,永遠在夏天。
想象1000多年前的普通人
眼下這個時刻,對羅新來說,也意味著某種收穫。他主編的一本新書剛剛出版,叫《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個體生命史》。這本書,寫的是11位北朝女性的故事。
20年多前,羅新開始帶著自己的學生上墓誌課。這些墓誌出土於100多年前,很久無人問津。他帶著學生們一起讀,也要求他們寫文章,一代代的學生,就這麼接力寫下來。
作為歷史學人,需要具備的品質是什麼?羅新在他的書《有所不為的反叛者》裡寫,「歷史學家的美德,就是批判、懷疑與想象力。」何謂想象力?他認為,歷史,是在給擁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經驗」,我們在想象中經歷前人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我們自己。
書寫這些北朝女性,同樣需要「人同此心」的想象力。羅新的偏好是反傳統的——墓誌有男有女,但他決定挑出11位女性的故事。為什麼?他說「因為女性最難得。在傳統史書裡,男性多得是,但這本書裡的女性,在北魏歷史裡都找不著」。單獨為她們出本書,值得。
序言裡他寫道,「你在正史上讀不到她們,至多在人群中偶然瞥見她們的衣裾或不那麼清晰的背影……當然,女性隱身在歷史舞臺的後面,並不是她們主動的選擇……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歷史編纂之外的。」「我們今天整理遙遠時代那些女性的資料,努力寫出她們的人生故事,也許可以說是為那些被隱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點點公道吧。」
一篇篇短短的墓誌,最後變成文章,是歷史學家將她們的命運與時代相勾連,在經緯交錯的時空中,找到她們的來處。
其中一篇,是羅新寫的陳留公主。陳留公主是孝文帝的妹妹,經歷過三次婚姻,盛年喪偶後,為爭取再婚的自主權,她被迫介入了複雜的權力鬥爭。羅新在這篇文章結尾寫道,「婦女的人生歷程,不僅取決於她的意志和性格,無法預計的因素會改寫她的人生,奪取她的夢想。」
還有一些故事聽來更為悲慘。16歲的茹茹公主,從柔然嫁到東魏和親,19歲就去世了,歷史學家推測,她死於難產或疾病。她不是孤例,在她的家族,公主們多為政治婚姻的工具,甚至有人5歲就出嫁,13歲就逝於異鄉。茹茹公主的墓誌銘寫,「彼美淑令,時惟妙年」,「生之不弔,忽若吹煙」。彼美淑令,最後成了這本書的書名。
想象那些遙遠的普通人,讓看不見的人被看見,這就是羅新這些年的工作。
他還有一本更知名的書,叫《漫長的餘生》,出版於2022年。這本書的主角同樣是一位女性——北魏王宮裡的一位宮女,王鍾兒。她的故事,同樣來自於墓誌。
多年前,第一次讀到王鍾兒的墓誌時,羅新嚇了一跳:「她怎麼和這麼多重要的事都扯到一起?」她的身份是一位宮女,但本來來自另一個國家,是因為戰爭,被虜到北魏,進了宮。在宮廷裡,她卻成為了兩代皇帝的撫養人,見證了重大的歷史事件。
王鍾兒的故事,羅新在北大的課堂上講了很多年,一直沒下定決心寫。但在2020年春天,某些情感推動了他。一邊在花園裡種花,他就在自己的辦公室,一邊落筆。
故事以王鍾兒的視角展開。他試圖想象,在王鍾兒被抓的那個秋天,她在自己的故鄉懸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產的板栗,但頃刻間,命運傾覆。在懸瓠城裡,那些被捲入戰爭的普通人,因為敵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邊打水,他們必須揹著門板。羅新還寫到了王鍾兒的同事們,那些命運顛沛的宮女。他想象她們的生存之道,怎麼通過出色的廚藝得到擢升,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還有那個時代的女性,怎麼透過宗教,獲得一絲喘息的空間。
他試圖跟這個遙遠而陌生的女性共情——戰敗被抓,她的丈夫(或許還有孩子)被殺了,她怎麼度過了黑暗的時刻,是怎麼活下來的;進了宮,她要伺候的人,其實是她的仇人,她為什麼選擇合作,和這些人建立了私人感情;到她生命的暮年,認識的人一個個死去,對她到底又意味著什麼?
斷斷續續寫了兩年,2022年春天,終於完成。變成了一本新書《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在後記裡他寫:「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不正是當下歷史學人的重要責任嗎?」
這樣一本書,閱讀門檻並不低,卻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迴響。它出現在了眾多媒體和知識分子的年度推薦榜單上,被多家平臺評為2022年年度圖書。有讀者寫道,「被遺忘的螻蟻獲得了應有的名字」。
不僅如此,把時間拉得更長,在過去這些年裡,羅新是一個從未停筆的公共表達者。2016年初夏,羅新決定從北京徒步到內蒙,從歷史上的大都走到上都,他想透過行走去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想象那些生活在長城附近的流民,那些在主流之外卻真實存在的人。3年後,他出版了旅行文學作品《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
想象孫悟空、桃花源與古羅馬
2024年6月,《人物》和羅新見面時,我們多次談到想象力,但談話的開始,我們離開了眼前的書,把回憶拉到了50多年前,湖北隨州,這是羅新的來處。
羅新在隨州的國營林場長大,從小學五年級開始,他需要從林場到附近的農村去上學,路途遙遠,每天來回四趟,他喜歡一個人走——這樣他就可以在路上胡思亂想,和自己說話,「做白日夢」。
當時小說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好不容易,他讀到了《水滸傳》《說岳全傳》《西遊記》。每天中午廣播會播小說,講李自成的故事,因此他每天回家都勁頭十足。「看(聽)了之後當然很激動,所以做白日夢,就把自己做進去了。」
充滿想象力的世界在他大腦裡衝撞。以至於他老覺得,自己也是故事裡的人,會功夫,目睹了一些事情,甚至改變了一些事情。他幻想自己是《西遊記》世界裡的一員,他和孫悟空、豬八戒當朋友,和他們一起去取經,到處去玩兒,孫悟空會的,他都會。在《說岳全傳》裡,他又搖身一變,「我跟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就成了朋友,跟他們一起服侍嶽王爺,也目睹了嶽王爺之死。」他常喃喃自語,有一次被媽媽發現,他覺得難為情。
他一生喜歡徒步,或許也因為,徒步時候「正好可以東想西想」,「走路時的那種想象,多少有點像白日夢,有時非常有邏輯,有時是跳躍的,因而是一種更自由的思想」。
在羅新的經驗裡,這種想象力,並不會隨著長大成人而消逝,相反,對陌生世界的幻想貫穿了他的一生——他是歷史學家,也是美劇愛好者,是一個資深的星戰迷。
這種想象力,在歷史學中裡同樣重要。因為歷史學家們研究的人,距離今天如此遙遠,如天邊孤懸的月亮。但是隻要「人同此心」,人就可以理解人。
羅新做了30多年曆史研究,幾乎花了半生的時間理解北方民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寫過一篇文章,研究古代樓蘭到吐魯番之間的交通,兩個區域之間,曾有過一條小路,叫「墨山國之路」。這條路在一千多年前已經消失。他在《漢書》上找到了關於它的記錄。
這樣的研究是困難的。但羅新會想象,這樣一個小國,可能就幾十上百戶人家,分散在綠洲邊,「就像桃花源,人們在裡面過日子」。但當漢朝的力量進入樓蘭,一定要使用這條「墨山國之路」,墨山國要為此提供食宿、水與安全保障,這個區域就會變得不可支撐,直至毀滅——這是一個猜想,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曾多次發生。
羅新可以共情那個小小國家的人,直到30年之後的今天,他北大辦公室的WiFi名還叫「墨山王」。
歷史學最警惕假設,「如果劉邦多活幾年會怎樣?如果拿破崙有原子彈會怎樣?」這是歷史學堅決反對的。但假設又是人類的天性。有些假設,會幫我們看清很多事實。
前段時間,羅新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國一位研究羅馬史的古典學家,和臺灣一位研究秦漢史的學者邢義田合寫的。他們提出了一個假設:在漢元帝時期,如果漢朝和羅馬共和國分別有一位使者去到了對方的國家,他們會看到什麼?
假設漢元帝派出的使者,是當時重要的學者韋玄成,而離開羅馬的,是著名學者、哲學家西塞羅,他跑過了米索不達米亞平原,跑過波斯帝國,進入玉門關,到了長安。
邢義田說,西塞羅會發現,漢朝也修了道路,但修法與羅馬不同;也會看到房屋,但東方的建築不一樣;他一路會看見農田,但看不到羅馬隨處可見的橄欖樹。更驚人的是,到了長安,他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高牆的世界,牆外是牆,牆內也是牆。
韋玄成到了羅馬,他會發現,進羅馬城,居然沒人管,也沒人盤問,想去什麼建築隨便進。他會驚訝地看到,那些鬥獸場裡,奴隸也在看熱鬧。
當然,歷史上,韋玄成並沒有到羅馬,西塞羅也沒有到長安,但透過這種想象,這些對比,經由他們的雙眼,我們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長安和羅馬。這兩個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城市,它們有什麼不一樣?它們怎麼善待貧窮的人、卑賤的人?
講到這段時,羅新的眼睛很亮,展現出歷史學家獨有的好奇心,他說,「本來是一個想象中的事兒,但很多人就憑藉這種想象,做出各種研究。」
正是這樣的想象,讓歷史學更豐富了。
何為「更好」,關乎想象力
這個夏天,羅新很忙,除了出新書,他還給自己安排了一些講座,參加朋友們的新書釋出會,自己的學生出書了,他也必須支援。更重要的是,他即將啟程,往南去雷州半島,往西去往陝北,享受每年暑假難得的完整的時間,做他的歷史學研究。
羅新覺得,這幾年,歷史學的處境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人們能讀到越來越豐富的歷史類書籍。這種出版的繁榮,也來自人們對歷史的呼喚。
人們希望從歷史中獲得安慰。就像前兩天,羅新讀書讀到宋神宗一句話,「快心事,便做不得一件」,他笑,「他做什麼事都被人勸,讓他別做,他非常生氣。」在某些時刻,奴隸也會感到快樂與幸福,尊貴的人,也會感到憤怒與傷心。這讓人覺得,命運如此平等。
人們也希望通過歷史獲得某種「替代性經驗」。所謂替代性經驗,就是自己無法體驗,但歷史中有,歷史中的人經歷過。比如拷打與酷刑,真正看關於酷刑的歷史,就會發現,很少有人能真正承受它。
歷史中還有某些溫暖。羅新記得,在他很小的時候,他會覺得,戰場上,雙方是敵人,「除了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方,還有什麼呢?」但後來他讀關於一戰的歷史,發現在聖誕節的時候,德軍和英法聯軍在絞肉機般的戰場停下來,不打了,還特地跑出來跟對方打招呼。在那樣冰冷黑暗殘酷的時刻,人的內心,還是有柔軟存在。
更重要的,當我們一次次回顧歷史,我們是想知道,到底怎麼樣做,明天會更好?
歷史學家或許是所有學人中最樂觀的一批人。羅新說,現代智人存在的歷史大概是20萬年,但我們比較熟悉的歷史,就是過去1萬年間。這1萬年裡,地球出現了罕見的氣候穩定期,人類也創造了巨大的成就——
我們不再為飢餓而焦慮,徹底解決了食物的問題(採訪這天,到了中午時分,他開玩笑說,「我們到現在都沒吃午飯,但沒人擔心中午沒飯吃,但古人一定有這個焦慮」)。曾經,人類社會是極不平等的,有貴賤、貧富之分,而且這種差別是政治性的,從一出生就已決定,但在20世紀以後,全球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但總的來說,何為更好?在羅新這裡,它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問題。更好,意味著人們能夠跨越時空與思想的限制,想象一種更好的未來,承認多樣性的存在。
他還舉了一個更符合今天語境的例子——在100年前,如果我們跟一位中國人說,有一天,女性會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或許沒人會相信。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會相信。因為他們沒有見過,不具備這種想象力。但世界在鉅變之中,今天,有許多國家已經有了女性領導人。因此,這種想象不再困難。
更好,是人類永遠不變的追求。更好,是我們對未來的堅信。
在採訪時,羅新也提到,這一次,他和特侖蘇的朋友們接觸,他發現,追求更好,追求包容,追求開放,這也是特侖蘇的價值觀。這也讓他覺得高興。
正因為看過了千萬年的歷史,羅新有一種樂觀,「長遠地看,一定會更好。因為比現在好,這是我們的基本追求。歷史是有意義的,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們可以期待更好的未來。」
七月上旬,小暑過後,歷史學家羅新要開始新的徒步了。
他要繼續上路,去做關於長城的研究。在陝北,他會路過村莊,路過窯洞,路過蜀葵,路過荒草吞噬的荒原。在那裡,有知識淵博的當地人,跟他說起「狼煙」為何會在長城存在。
今年春天,羅新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他和美國作家保羅·薩洛佩克在黃河邊的一次徒步。他給這篇文章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黃河遠上白雲間》,現在,這段旅程將繼續下去。
歷史學家和他的白日夢,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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