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將“處女膜完整”和“精斑缺失”視為可解釋的技術細節，而非必須排除的合理懷疑時，刑事證明的嚴謹性便被消解為“政治正確”的工具。
2001年1月8日晚，陝西省涇陽縣一家美容店裡，19歲的麻旦旦被警方以“賣淫”為名帶走，拘留15天。麻旦旦後來做了兩次處女膜檢查，證明其完整性，這成為案件反轉的關鍵證據。
若將2001年麻旦旦案，置於2025年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的司法語境中，按照今日輿論普遍贊同的邏輯，處女膜完整更多用於“不能證明未發生過性關係”（而非“必須排除的合理懷疑”），那麻旦旦其實並不能靠此證明自己沒有賣淫行為。那她為什麼還能依此贏得清白呢？
大同訂婚強姦案的判決邏輯背後，是司法實踐中的一種轉向——生物證據邊緣化，間接證據優先化。這種轉向，在法理層面與“疑罪從無”原則存在深刻矛盾。
“疑罪從無”根基的被撼動，很大程度上是女性意識優先的結果。麻旦旦幸運的是，“無罪推定”原則與“女性意識”在她那裡形成了和諧共振，而在大同席某某那裡，則存在著一個何者優先的問題。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在姜萍假天才事件中，從“歧視女性”角度強烈批判質疑者的意見領袖，到最後會發現自己形同被某種政治正確洗腦，成為了（捍衛合理質疑權的）自己的敵人——如勞東燕甚至指控正常質疑者“誹謗”，是什麼讓一個法學教授像一個沒受過基本法律培訓的法盲？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和姜萍事件比起來，訂親強姦案有著更理所當然的性別指向。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案件中，“無罪推定”原則是如何在性別視角的敘事下，變得無足輕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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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案的判決（二審維持強姦罪成立）中，法院雖面臨“處女膜完整”“未檢出精斑及STR分型”等醫學證據矛盾，仍以“被害人陳述+拖拽監控+肢體淤青”構建證據鏈，強調“性同意”的核心地位。
這一判決被輿論視為“里程碑”，因其明確否定了“訂婚即預設性權利”的傳統觀念。然而，從無罪推定原則看，醫學證據的缺失與被告“嗯”的模糊回應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存在爭議。
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往往因“保護女性權益”的社會訴求而降低證據門檻，形成“女性意識優先於程序正義”的傾向。
在大同案中，輿論歡呼的是法院維持原判，明示了“親密關係不默示同意”的訊號，而“疑罪從無”的原則在價值排序上，則變得沒有那麼重要。
性別議題中，很容易產生“政治正確壓倒事實審查”的風險，姜萍事件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大同訂婚強姦案有沒有這方面的更嚴重的傾向呢？
假設將席某某置換為性質更為惡劣的殺人兇嫌，在缺乏直接物理證據、間接證據也可作其他解讀，當事人又翻供的情況下，並未排除合理懷疑（參見：大同訂婚強姦案，審判長沒排除合理懷疑）現在支援有罪判決的那些人，還能堅持自己的邏輯一致嗎？
各地頻繁出現的強姦誣告現象，或許能成為某種註腳。僅澳門媒體近一年內就報道過多起索要財產不成誣告強姦的事件。如《澳門日報》報道：
2024年6月21日，內地女大學生張蘭（化名）與男友李俊（化名）相約到澳門遊玩，6月24日張蘭報警稱被李俊強姦。澳門警方經調查後發現兩人交往一切正常，張蘭誣告的真實理由令人哭笑不得：李俊未兌現送禮承諾也未支付購物款項，遂怒而誣告其“強姦”。涉事內地女子因涉嫌誣告罪，被移送澳門檢察院偵辦。
最高檢曾公佈2023年檢察機關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起“三人團伙引誘男方發生性關係，留下抓痕之後報案敲詐錢財”的案例。可悲的是，犯罪團伙是因在“半年之內七次報案被強姦”過於離奇才被繩之以法，這意味著前六次的誣告都大功告成。
為什麼律師普遍認為，強姦案是目前冤假錯案最多的領域？
質疑司法“疑罪從有”的有罪判定，原本是知識界的某種共識，但從大同訂親強姦案看，它顯然在一種更佔優勢的性別話語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要提防的是，政治正確自我營造的“神聖感”會造成某種認知遮蔽性。姜萍事件中，那些有理有據的質疑者，竟會遭遇長達數月碾壓式的輿論抹黑，能夠說明這一點。阿里達摩院初期對姜萍的過度宣傳，本質是利用“女性逆襲”的符號迎合公眾對教育公平的期待，而當造假真相浮現時，輿論的激烈反轉又暴露了“政治正確”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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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同訂婚強姦案，我再結合麻旦旦案多說幾句，避免對案情瞭解不深的讀者有誤讀。
麻旦旦案中，處女膜完整作為直接物證，直接推翻賣淫指控，其邏輯基礎是傳統司法對生理完整性=無性行為的線性推定。而大同案中，法院明確宣告：“處女膜完整性與強姦罪認定無必然聯絡”，將醫學證據的證明力降級為可解釋的例外，而非必須排除的疑點。
這當然是有罪推定的思路。
這是一種“不能絕對證明你無罪的證據都可能證明你有罪”的底層邏輯。
現代醫學雖承認性行為未必導致處女膜破裂，但大同案判決選擇性引用醫學共識，將“插入可能處女膜未破裂”轉化為“破裂與否無關定罪”，卻未同步論證未檢出精斑與STR分型的合理性（大同訂婚強姦，未測出精斑及STR分型意味著什麼？）。至於床單精斑僅能證明體液接觸，無法排除自慰或非插入行為的可能，而法院未對此提出合理解釋。
在證據鏈上，也存在“選擇性閉環”。
法院以淤青、拖拽監控、焚燒窗簾等間接證據構建“違背意志”的推定，卻未回答關鍵質疑：若未發生插入式性行為（精斑未檢出），淤青是否可能源於彩禮糾紛中的肢體衝突？淤青成因的多元性未被納入合理懷疑範疇。
大同案的證據體系，呈現出了明顯的間接證據主導化傾向。
譬如在關鍵錄音中，男方對“強暴”指控的模糊回應（“嗯”）被解讀為自認犯罪。然而，該錄音存在誘導性提問和語境缺失問題，且未透過合法性審查（如是否經授權錄製）。這種將模糊語義等同於直接供述的做法，顯然降低了證明標準。
女方焚燒窗簾、逃離呼救等行為被認定為“違背意志”的延續，但此類行為同樣可能由彩禮糾紛或情緒失控引發——而女方的確存在事後所要房本利益及不退還彩禮行為（男方家屬民事起訴後才退還）。法院未要求證明行為與性侵的因果關聯，僅以時間鄰近性推定因果關係，違背了證據關聯性原則。
法院以“被害人陳述一致性”為核心定罪依據，卻忽視其可能存在的事後建構性。
此外，警方未等待DNA鑑定結果即批捕，而在鑑定對被告有利的情況下，法院在二審中未要求補充鑑定，關鍵物證鏈斷裂的前提下就判決了被告有罪。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批捕需以“證據確實、充分”為前提，判決當然更是如此，此案中生物證據的缺失直接挑戰程式與實體合法性。
但強姦案的普遍以口供定罪，背後則有前文所述及的性別文化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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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開大同訂親強姦案，談一談將“性同意”神聖化的問題。
“神聖化”不是為性祛魅，而是在強化性行為的道德權重，不僅未將兩性還原為平等主體間的互動，反而可能加劇性別對立。
這種陷入“傳統貞操”與“進步政治正確”雙重夾擊下的絕對化強調，難以實現真正的性祛魅，而更多是在製造一種違背生物進化本能的烏托邦，它也可能激發性別對立中的某種惡意。
當前性暴力討論多圍繞“權利侵犯”展開，容易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若轉向“傷害評估”，則可更客觀地衡量行為後果：無論婚內婚外，強制行為的核心危害在於對人身自由與心理健康的損害，而非單純對“性自主權”的抽象侵犯。這種路徑既能實現性祛魅，又可規避政治正確對司法理性的擠壓。
在這種視角下，訂親與索要財物的行為對案件性質的影響就變得更為清晰了。
回到訂親強姦案。
大同案的爭議，是證據標準降格與程序正義妥協的混合產物。當法律將“處女膜完整”和“精斑缺失”視為可解釋的技術細節，而非必須排除的合理懷疑時，刑事證明的嚴謹性便被消解為“政治正確”的工具。
其結果可能將加劇公眾對司法中立性的信任危機——不僅男性群體陷入“性同意陷阱”的恐懼，女性維權也可能因“證據門檻虛化”反遭汙名化。
“司法不應自恃其高，成為撕裂社會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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