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如果川普真的訴諸軍事手段，北吞加拿大、格陵蘭，南收巴拿馬運河，那不是開疆拓土，曠世偉業，而是敲響喪鐘，禮崩樂壞。
首先將導致美國國內政治生態鉅變，打破兩黨平衡。加拿大真加入美國，共和黨就完蛋了，恐怕永遠在野，因為加拿大人現在更像歐洲人，基本都是白左，一下帶來多少選舉人票和選民票，參眾兩院的席位根據憲法都要增加。
歷史上這種大邦入夥是很難的，美國最後一個新加入州是夏威夷，發生在1959年，後來就封口了，波多黎各一直申請成為第51個州都不得接納。要知道，得克薩斯，是聯邦最重要的大州之一，它的前身是孤星共和國。那片土地本來屬於墨西哥，因為墨西哥內戰，得克薩斯人分裂出來，公投獨立。然而，從1835年革命建國，到1845年美國國會透過決議接受得克薩斯為第28個州，花了整整十年。這十年期間，得克薩斯從獨立後就想加入聯邦，但遲遲無法如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各州堅決不同意，因為得克薩斯是蓄奴州，允許奴隸制，它的加入會打破當時美國南北的政治平衡。
更大的衝擊在外部，全球動盪，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將面臨崩潰。為什麼對於烏克蘭抗戰全球90%的國家都聲援，譴責侵略，尤其是小國，因為以大吞小違反聯合國憲章。美國是戰後新秩序的建立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美國能成為西方世界當之無愧的盟主，靠的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價值觀、軟實力，因為她是文明的燈塔。而蘇聯建立的華約之所以分崩離析，歸根結底是其窮兵黷武和侵略野心。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事件、入侵阿富汗，北極熊每一次動武都是在用行動加速自己眾叛親離。
如果今天的美帝變成一個新蘇聯，那麼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自己。美國也就喪失了擔當國際警察的道義合法性，你自己都帶頭侵略擴張，還有什麼資格再製裁別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家一起做列強唄，瓜分世界唄，人類文明重新回到二戰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
文明戰勝野蠻，正義戰勝邪惡，必須警惕不要被自己的對立面牽引和同化。今年已故的老總統卡特，首創人權外交，在冷戰期間對抗蘇聯，他說：“太多年來，我們情願接受對手有問題且錯誤百出的原則及做法，有時為他們的價值觀而捨棄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以火攻火，卻從未想過用水才能滅火。”
史學大師湯因比，總結了人類五千年曆史，以及28種文明的興衰成敗，得出結論：從羅馬帝國、大秦帝國，到現代蘇聯，古往今來絕大部分的帝國，不是亡於外敵之手，而是毀於妄自尊大，創新消失，過度擴張，最終崩盤。
他以歷史學者的身份，在生前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世界通哲，歷史學的愛因斯坦，最後一位思考人類文明的歷史學家”。
在他之後，個人和國家都必須依靠他開創的視野，才能找到自己在文明演進的位置。
——他就是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湯因比的偉大，不僅在於那些兼具天才與勇氣的鴻篇鉅著。
也不僅僅在於，他打破了以國家、地域、時代為單位的傳統史觀。
更在於他溝通古今、俯瞰中西，剖析了“古往今來28種文明的生老病死”，不僅洞察了文明的過去，更為文明的未來指明方向。
一、文明的起源，是人對自然的應戰
關於文明起源的說法很多，有人說是種族，有人說是環境。
但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卻提出了迄今最具說服力的解釋。
他說，人是進取的精靈，自然是外在的阻礙。為了更好的生活，人必須設法利用自然，克服災害。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人類發展出了技術、制度和藝術。
這就是著名的“挑戰與應戰”理論——文明誕生於人對自然的挑戰。比如華夏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是應對“母親河”挑戰的產物。
然而，自然只是最基本的挑戰。人類自身的精神危機，才是最大的挑戰。
同一社會中的權力剝奪和宗教迫害，比如天主教與新教的鬥爭；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排斥，比如大清國對西方的敵視；強勢文明對化石文明、散居文明的歧視，比如古羅馬對地中海各國的征服，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的侵略。
這些挑戰，都可能使文明胎死腹中。文明只有應戰成功，才能順利生長。
二、文明的成長，來自精英的帶動
初生的文明，就像雛鳥一樣脆弱。能不能長大起飛，要看它能否獲得充足的安全、營養和訓練。
成長中的文明也是如此，需要適中的挑戰環境：環境太舒適，就會使文明變得孱弱；環境太嚴苛，又會使文明夭折。
多數的初級文明，都成功應對了自然的挑戰，這體現在地理擴張和技術改良。
當挑戰逐漸從外部轉向內部，從宏觀到微觀，文明就會遭遇“精神的挑戰”。只有不斷地成功回應精神的挑戰，文明才可能有持續、全面的成長。
湯因比將文明應對精神挑戰的過程，稱為“自省”或“自決”。
“自決”是文明成長的動力，但只屬於極少數富有創造力的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馬克思，都使人類精神文明產生了重大轉向。
在審視了東西方28個文明的興衰後，湯因比得出結論：
文明崛起的關鍵，就在於富有創造力的精英群體，能不能帶領大眾應對挑戰。
所以說，文明成長就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戰爭。
他們在，文明就在；他們有創造力，文明就有創造力。如果他們不在了，或者失去創造力，文明就走向衰竭。
三、文明的衰落，源自創造力的匱乏
富有創造力的人，無論出於神話還是真實，比如古希臘的普羅米修斯，古印度的釋迦牟尼，都是維繫文明的英雄。
如果英雄們採用親密交流的方式，將創造性的心靈傳遞給群眾，讓他們也擁有部分自決能力，整個社會就能保持活力，文明就能不斷前進。
但是群眾並沒有創造力，只能聽從英雄的指引，模仿英雄的行為。
然而，無論是傳說中的摩西，還是真實的康德，都是幾千年才出一個的英雄。群眾得到訓練和模仿的物件，都非常有限。
並且，大眾對英雄的模仿，通常只能機械、跟風地模仿行為，不能模仿心靈。於是，大眾必然逐漸喪失自決能力，淪為提線木偶。
此外，在一個自由和正義不受保障的社會，英雄會很快失去創造力和感召力。
他們會傾向於依靠政權暴力，逼迫大眾跟隨自己。歷史上，無數屠龍少年最終變成惡龍，就是明例。
當先知淪為教官，英雄淪為暴君，社會就會陷入分崩離析、創造力斷絕的惡性迴圈。
因此，湯因比認為，文明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失去創造力。文明都不是亡於他殺，而是自殺。
四、文明的解體，體現在兩種分裂
文明成長是一連串成功應戰的過程，文明解體也是一連串失敗應戰的過程。
只是文明崛起的過程豐富多彩，文明解體的過程卻總是單調乏味。
湯因比指出，文明的解體有兩種徵兆：
第一是地理和階級的分裂。比如羅馬帝國後期，綿延的戰爭和仇殺導致社會元氣大傷，窮苦的底層也對奢侈的貴族越發不滿；最後外來的蠻族，對瀕臨崩潰的帝國發出致命一擊。
第二就是靈魂和情感的分裂。文明解體前夕，人心最容易被極端思潮俘獲，形成各種相互敵對的亞群體：絕對平等或是弱肉強食；自暴自棄或是自我剋制；追趕潮流或是熱衷復古……
各方都互不妥協，只能採取戰爭手段，導致社會大動亂。
然而湯因比對文明並沒有絕望，他進一步指出：
大亂通常也意味著轉機。在社會崩潰時，會有新的先知和英雄湧現，帶領群眾進行新的創造。
英雄們以個人的心靈昇華，去推動更多人的精神變革，就能建立普世的、充滿活力的“高階宗教”，應對挑戰、延續文明。
比如基督教脫離猶太教後，自由主義走出英國文化後，都因此創造了全新的精神世界。
到這裡，湯因比的歷史已經不僅限於“研究”，而是給出了“文明興衰的診療方案”。
而對於文明衰亡之後的情形，湯因比也發出了警告：
宗教空白會導致道德危機，社會分裂會導致滅絕屠殺，世界技術上日新月異的進步，雖使人類逐步消除空間上的距離，但並沒有帶來"天下一家"的和諧狀態。
在人類前景晦暗不明的當下，文明的轉型和衰亡，即將再次迎來大洗牌。並且這一波洗牌，不會再以傳統的種族、地域為單位，卻會裹挾更多人，引發更大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