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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電視劇《三體》設計了一個三體文明的電玩遊戲。在這個遊戲，三體文明的世界在科技上不斷進步，其水平遠高於人類21世紀的科技。然而，三體文明卻在恆紀元和亂紀元之間往復迴圈，伴隨高科技的是高度的專制，其民主、自由、幸福以及生活的多樣性都遠不如21世紀的人類。人類文明與三體文明不同，但卻有兩點相似。一是人類文明也是在進步與倒退兩者之間迴圈，二是人類的每次科技進步並不必然提升人類社會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水平。

近年來，有關“世界到了十字路口”的說法就是對歷史是否又走向倒退的一種疑慮。我國政府對國際政治變化趨勢的判斷是：“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國際社會正經歷罕見的多重風險挑戰。地區安全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區域性衝突和動盪頻發，新冠疫情延宕蔓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疊加。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如今，全球新冠疫情嚴重威脅已過，世界走向已經較為明朗。世界沒有選擇透過十字路口繼續走向進步，而是選擇了掉頭，走向倒退。當下的世界將倒退到哪裡去？這正在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比較一千年來人類歷史的起點和終點，我們經常看到終點上的世界比起點上的世界進步了很多，變得更加文明瞭。然而，如果觀察千年歷史變化的全部過程，則可發現世界是在進步與倒退兩者間迴圈的。僅以20世紀至今的120多年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進步和倒退的迴圈是比較頻繁的。20世紀初，世界經歷了一戰的倒退，而後走向和平。20多年後，世界又經歷二戰的倒退。二戰後世界進入冷戰，以代理人戰爭取代了全面戰爭，這是一種相對進步，持續了40多年。20世紀末期冷戰結束，代理人戰爭依舊發生，但導致的人員死亡數量大幅下降，與此同時出現了以民主化和市場化為核心的全球化趨勢，世界向合作的方向前進了一步。然而，全球化只持續了20多年，如今被逆全球化取代，世界調頭，再次進入倒退期。

對於不同歷史時期的世界倒退現象，學者們多是從具體的歷史特殊性角度分析，而從抽象的共性角度進行理論分析的較少。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將世界倒退的原因歸結為國際體系層面的領導型別改變，即國際領導型別的道義水平從高向低或從有向無轉變。雖然道義現實主義提供了一個抽象的理論解釋視角，但並未能解釋國際領導型別轉變的機制是什麼，即在什麼條件下國際領導型別會發生轉變？什麼因素決定國際領導型別的轉變方向？以及國際領導型別轉變的過程是什麼？

目前學界還不能解釋國際領導型別轉變的原因，但學界普遍注意到了國際領導型別轉變和新型國際政治思潮興起具有一定共生性的現象。在近現代國際政治中這種現象已重複多次。20世紀初帝國主義思潮流行，多國的帝國主義領導人制定戰爭政策，伴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了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潮興起，法西斯主義領導人又在多國發動戰爭，從而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後，共產主義思潮興起，共產主義領導人在多國進行奪取政權的戰爭。到了60年代，反殖民主義思潮興起，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在多地進行民族解放戰爭。到了9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興起，自由主義的領導人推動全球化，以推行民主化的名義進行戰爭。如今，民粹主義思潮興起，民粹主義的領導人以維護經濟安全的名義採取去全球化政策，同時進行著代理人戰爭。

新的國際政治思潮興起與國際領導型別轉變是共生關係還是因果關係尚難下定論，但思想觀念影響對外決策的邏輯是明確的。從決策分析的角度講，觀念是決策的基礎，即先有觀念後有行為。依據這個邏輯順序，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如果不是國際領導型別轉變的原因，至少應是促使決策者選擇民粹主義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缺乏體系性，它對精英政治不滿，能為反對現行政策提供理論支撐，但卻不能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因此，遵行民粹主義理念所做的決策多是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失敗多於成功，反覆無常多，政策連續性少。當民粹主義思潮對大國決策的影響力上升時，決策的不確定性變得突出，其連鎖反應是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上升。於是不確定性成為當下世界倒退的一個突出特點。

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安全概念嚴重泛化和政治化，即把各個領域的事務都說成安全問題，把非政治領域的事務當作政治問題處理。目前，安全概念泛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現象是經濟安全極大程度地影響著大國的對外決策，從而影響全球的國際關係。“經濟安全”這一概念在20世紀70年代曾產生過較大影響，但隨著美蘇關係的緩和，這個概念就淡化了。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潮流促進了全球經濟合作加快發展，“經濟安全”這個概念也就銷聲匿跡了。如今在民粹主義思潮興起的環境裡，“經濟安全”這一概念不僅重新產生國際影響，而且其影響力比冷戰時期還大。大國的決策者們擔心國際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賴成為對方制約自己的戰略手段，於是採取減少國際經濟合作或縮短國際產業鏈的方法增強經濟安全，即去全球化的政策。當多數大國採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就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歷史潮流。

雖然經濟安全的觀念正在加劇大國之間的戰略對抗，但這和冷戰時期以意識形態擴張為核心的戰略對抗相比，在競爭的激烈程度上還不能等量齊觀。意識形態擴張導致了超級大國全方位戰略對抗的冷戰，而經濟安全推動的去全球化仍限於高階技術領域，沒有全面隔絕超級大國之間的經濟和社會聯絡，因此去全球化政策並不會導致“新冷戰”的發生。

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其表現出來的大國戰略競爭性質和策略都與冷戰不同。從競爭性質上講，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是你死我活的，競爭結果是蘇聯不復存在了。數字時代的經濟安全競爭核心是數字技術優勢，競爭有輸贏，輸的一方會失去國際主導地位，但並無滅亡危險。從競爭策略上講，意識形態擴張的主要手段是透過代理人戰爭在他國扶持與本國意識形態相同的政黨執政，而競爭數字技術優勢則靠的是國際合作和佔領國際市場。因此，以數字技術優勢安全為核心的大國戰略競爭，其性質和策略都尚無推動世界倒退到冷戰的危險。

如果將當前的烏克蘭戰爭定義為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之間的冷戰，那麼這場代理人戰爭恰恰從反面證明全球並沒有進入“新冷戰”。這場戰爭是由傳統安全問題引發的，而不是經濟安全問題和去全球化政策引發的。這場戰爭侷限於一國境內，競爭地區侷限於歐洲，尚未擴充套件到域外；無論戰爭雙方中的何方獲勝，這場戰爭都不過是歐洲的域內衝突，不代表時代主流趨勢，不具有全球性意義。從全球的角度，特別是從超級大國戰略競爭的角度觀察國際政治，可以發現，國際秩序正向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方向倒退，如同在一戰、二戰、冷戰和冷戰後的初期，多數人都未能準確判斷世界秩序發生了什麼性質的變化一樣。

國際政治在進步和倒退兩者間迴圈的現象是確定的，國際秩序在穩定和動盪兩者間迴圈是不可否認的。如果人類歷史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向前發展，那麼科學的研究就需要研究前進和倒退的條件以及時間的長短。面對當下國際秩序不確定性不斷凸顯的現狀，以及中美戰略競爭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現實，中國學者有必要研究當下世界倒退的原理及程度。在無法阻止世界倒退的情況下，也有必要研究如何使世界倒退得少一點，如何讓世界早一些轉向歷史進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