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普京“雙普合流”對中國的國際處境影響分析 2025-05-01 16:46 阜成門六號院 我們一定要用歷史縱深的眼光來看“雙普”合流,它不僅僅是兩位大國領導人在某個國際問題上的共識,他們更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潮流的合力,在推動歷史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代表了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昨天的《特朗普為什麼如此討好俄羅斯/普京》一文,分析了特朗普與普京惺惺相惜的原因。我們從特朗普參政後關於俄羅斯的言論,也可以看出,他從來不掩飾對俄羅斯擴張,乃至損害其他國家主權行為的理解和包容。 比如,他在2016年的競選活動中就公然宣稱,克里米亞被併入俄羅斯是完全自願行為,他若當選總統會考慮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權,他還提出應該解除對俄羅斯的部分制裁。他正式就職後,一年半之內就與普京舉行三次會晤,還連續三年堅持不懈地建議恢復普京參加G7峰會的資格。 (只有在普京面前,特朗普才會沒有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反而有幾分低眉順耳) 但是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中是一位跛腳的總統,他作為一個政治素人執政,不得不起用共和黨傳統建制派官僚,涉及外交事務的副總統、兩任國務卿、國防部長都先後與他決裂。同時,他受到了國會兩黨議員的一致制約,美國國會透過的涉俄製裁法案,往往附加總統必須得到國會同意才能修改或解除制裁專案的條款。所以,那時候的特朗普是一個孤獨的親俄者,他除了能對普京表達口頭上的同情,在實際行動上做不了什麼。 不過,2025年1月20日歸來的特朗普不再是獨身進白宮,副總統萬斯、國務卿盧比奧、國防部長海格塞斯都對他惟命是從,甚至是諂媚,共和黨眾議院領袖斯卡利斯也倒戈到他的麾下,並且共和黨又控制了兩院的多數席位。 特朗普今非昔比,獲得了空前的外交政策施展能力,開始幾乎保留地實踐自己壓抑多年的“戰略構想”,在最近半個月內,提出了讓烏克蘭震驚、讓歐洲震驚、讓美國人自己震驚,我想同時也讓克林姆林震驚的俄烏停火主張: 1. 烏克蘭軍隊完全撤出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至少承認俄羅斯對克林米亞和頓巴斯地區的主權,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多次表示,烏克蘭要想恢復2014年之前的邊界是不現實的,只會造成更多苦難; 2. 禁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在新的俄烏邊境設立非軍事化緩衝區,由歐洲及非歐洲國家派軍進行監督,美軍不參與烏克蘭維和行動,言外之意將維持戰後和平的負擔交給歐洲人; 3. 歐盟承擔5000億美元烏克蘭戰後重建費用中的大部分; 4. 建議烏克蘭授予美國擁有該國50%礦產的所有權,用以作為對俄烏戰爭期間美國援助的償還; 5.俄烏停火後,以實現和平為由,敦促烏克蘭實現大選,終結澤連斯基的總統位置; 6.繼續建議俄羅斯重回G7,再次重申把俄羅斯排除在七國集團之外是個巨大錯誤,邀請普京參與在沙特舉行的美俄峰會,商討具體停戰適宜。 這些基本與莫斯科想要在俄烏戰爭中取得的成果吻合,等於是幫助莫斯科將戰爭成果合法化。歷史上的議和讓步,往往是一方在敗像很明顯,體力不支的時候,而俄烏開戰三年以來烏克蘭越打越勇,甚至逐漸微微佔有優勢,甚至還在俄羅斯本土站穩了腳,此時卻得到了強制議和的要求,偏袒與誰一目瞭然了。歐盟、烏克蘭頓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從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受到的圍攻可以看出來! (英國《每日郵報》披露的“特朗普和平方案”)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特朗普的俄烏議和棋局,也並非只是在東歐地緣政治上做一個新的劃分,而是有全球戰略考量在裡面,無論其議和過程的運作,還是做出何種的結局安排,對中國都有巨大的影響。那麼特朗普促成議和,以及美俄“雙普”高密度聯動對我們有哪些利弊呢?本文權做分析。 1. 聯俄製華是否會出現? 現在談起“雙普”合流,中國人首先想象的就是:美國是否要聯合俄羅斯共同遏制中國,俄羅斯會不會背刺中國?這個擔憂是有充分必要的,是中國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因為,俄羅斯在地緣上對中國有巨大意義,只要俄羅斯不反華,中國就不存在根本上的安全威脅,中國可以接受歐盟、日本追隨美國製華,但是不能接受美國、俄羅斯同時是中國的敵人,這樣中國真的是背腹受敵、危如累卵。 從新中國歷史也可看出,中國最大的安全焦慮來自中蘇交惡的時期,北方各大城市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種種防禦工事就是例證,北京地鐵一號線其實就是1969年修建的一個防禦工事,只不過改革開放後才轉變為民用設施。 美國的一些國際政治學家,比如米爾斯海默等人也一直提倡,白宮要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拉攏俄羅斯一起對付中國。特朗普過去的首席顧問班農也有聯合俄羅斯一起對付“異質文明”(非白人—基督教國家)的倡議。最近《外交事務》雜誌、布魯金斯學會等都在討論拜登對俄政策的失敗,認為過去美國把俄羅斯制裁太嚴,把俄羅斯推向中國是一個巨大失誤。 所以說,聯俄製華的戰略主張在美國有一定市場,我們也可以相信,堅定地以中國為最大敵手的特朗普,內心肯定也有這個意圖,至少他不願意讓莫斯科與北京走的那麼近,要離間這兩個國家。同時,俄羅斯內部的自由派,也就是大西洋主義者們,也對普京親近中國充滿怨言,認為俄羅斯應該利用反華做投名狀,來改變俄羅斯的處境。 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目前看仍然是比較小的。因為第一,俄羅斯的戰略追求是結束美國對世界的領導權,實現多極化,明確來說是美俄歐中“四極化”,那麼,只有中國保持目前的影響力,才能有可能解構美國的領導權,實現多極化,這樣才最大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如果聯美以削弱中國,最大受益者不是俄羅斯,而是實力遠遠比俄羅斯強大的美國,美國會重返世界霸主地位,這樣是俄羅斯最不願看到的結果。 第二,的確二戰後,中美俄之間就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制約的大三角,中國一度與美國形成了對付莫斯科的準同盟關係,但是這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莫斯科逼迫中國太甚,陳兵百萬在中蘇邊境,甚至威脅使用核武器,中國迫不得已與美國聯合以自保——但凡勃列日涅夫能維持最低限度的中蘇交流,中國都不會走向與華盛頓結盟對抗蘇聯的道路。 而如今中俄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友好的,中國作為強勢的一方,只要不做出讓莫斯科感到不安全的舉措,莫斯科就不會與華盛頓形成結盟,因為俄羅斯未必能從美國那裡獲得中俄關系中所得到的資源。現在談起俄烏戰爭,有些人說中國應該趁機與西方聯合起來肢解俄羅斯,這個建議從實際操作上講,俄羅斯不可能被肢解,歐美也不願意看到俄羅斯被肢解,他們需要一個虛弱的維持統一的俄羅斯,中國如果採取仇俄的外交政策,只會導致俄羅斯倒向西方,中國最後在歐亞大陸被敵對勢力合圍。 (中美戰略俄三角) 所以,筆者認為特朗普急於推動俄烏議和的初衷是:讓美國儘早從看不到盡頭的烏克蘭戰爭中解脫出來,集中全力對付中國;當然也可能會以犧牲烏克蘭利益為籌碼,換取普京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態度。 但是,美國要想讓俄羅斯徹底倒向美國,形成顯性的反華同盟,可能性非常小。不過,我們下這個結論是基於普京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執政的前提,如果以後親西方的自由派執政的話,就應該另說了。 2. 俄羅斯如果在烏克蘭戰場上取勝,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俄羅斯如果從議和中達到了之前的戰略預期,中國作為它的友好夥伴,是應該替它高興呢?還是應該有其他方面的考慮? 筆者認為,由於烏克蘭是原蘇聯成員中最強大的一個,背後又得了西方的集體支援,俄羅斯如果拿到了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那麼這意味著俄羅斯實現了歐亞主義戰略中的關鍵一步,這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場巨大勝利,會重新激發俄羅斯人恢復昔日帝國的熱情,其意義約等於普魯士打敗了拿破崙二世。 筆者在此介紹一下俄羅斯的歐亞主義。俄羅斯內部過去一直有斯拉夫主義和大西洋主義之爭,十月革命後斯拉夫主義式微,被新崛起的歐亞主義所取代。大西洋主義,顧名思義就是認為俄羅斯應該在文化上西歐化,加入西方文明秩序,戰略重心應該西向,而歐亞主義強調俄羅斯文明的獨特性,強調它與西方文明的區別,認為俄羅斯的戰略應該東向,側重於經營歐亞大陸的地緣主導權。 在葉利欽時期以及普京的第一個執政階段(2000年-2008年),俄羅斯奉行的是加入歐洲的大西洋主義,比如普京多次強調:“俄羅斯要回歸歐洲,改變遊離於歐洲各條約之外的局面”,他還在德國議會提出過俄羅斯+歐盟的“統一的大歐洲”願景。不過雙方基於利益的衝突,以及意識形態差異,俄羅斯加入西方的嘗試屢屢碰壁。用原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蘇爾科夫在《混血兒的孤獨》 中的話來說就是:“如此卑微、 如此逆來順受的俄羅斯依然沒能轉向西方,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與歐洲攀親無果而終。” 在普京的第二個執政階段後,以杜金為代表的新歐亞主義戰略越來越佔上風,即俄羅斯要東向(及南下)發展,在歐亞大陸腹地經營戰略空間。基於新的目標,俄羅斯策劃在前蘇聯成員國中成立了歐亞經濟聯盟,設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聯合部隊(事實是個微縮版的華約,曾經平息2022年的哈薩克騷亂),加強對喬治亞、亞塞拜然、摩爾多瓦等國的軍事幹預;在前蘇聯域外,則出兵敘利亞,以及加強對什葉派新月聯盟的支援。 鑑於中國本質也仍是一個陸權國家,最近一個歷史時期內,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增長仍然來自於歐亞內陸。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的歐亞戰略其實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具有很大的衝突性,中國的多個“一帶一路”支點國家,幾乎都在俄羅斯的歐亞戰略之內。中國這幾年在哈薩克經貿影響力的擴大,中吉烏鐵路的順利開工,以及在中東事務影響力的提升,客觀上也是受益於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俄羅斯陷入與西方的爭鬥,無暇東顧。(甚至在杜金早年的歐亞戰略具體方案中,中國的新疆內蒙古和東北,都屬於俄羅斯所要獲得的佔領空間,俄羅斯應該鼓勵中國向東南亞擴張,而不是向北、向西) (俄羅斯歐亞主義戰略構想中的勢力範圍) 因此,如果俄羅斯從烏克蘭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並且與西方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和解。那麼對俄羅斯會以更強大的面貌重返中亞和中東,更積極追求在歐亞內陸的地緣政治主導權(甚至它會得到特朗普一定程度的默許),這樣中俄就會形成一定的競爭性關係,至少現在中國的獨享優勢會不存在,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 3. “雙普”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義,對傳統國際秩序的解構帶來的機遇和危險 特朗普和普京都希望改變冷戰結束後形成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秩序。第一個方面是對於特朗普而言,他希望美國能夠減輕肩負的國際治理責任,不再充當所謂自由世界的保護者,被稱之為一種新式的“孤立主義”。特朗普的烏克蘭停戰主張,就是這種孤立主義的一個重要實踐,即美國不願意為歐洲和平買單,讓歐洲坐享和平。 特朗普此前還威脅,北約其他成員國應該提高經費,讓軍費佔GDP的比重提升到5%左右。我們從北約內部的軍費分成,就可以看出美國過去充當西方大哥所支付的成本。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資料,2024年北約成員國國防開支總額為1.474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大約9680億美元,佔北約總防務的68%,而歐洲成員國只佔28%,在軍費GDP佔比方面,美國為3.4%,而歐洲僅為1.6%,所以,美國右翼認為自己當了歐洲的廉價保安。 特朗普的孤立主義,無疑會擴大歐洲與美國的裂痕,推動歐洲從西方秩序的配角發展成為一支獨立政治軍事力量,加速多極化世界的到來。這本身是對中國有利的,對中國而言,拜登的意識形態聯盟才是最讓人窒息的。但是,如果世界從此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那麼將越來越叢林化,中國將在很多問題上無法搭便車,對於中國這樣巨型國家來說外交成本也會大幅提高。 第二個方面是昨天文章提到的,美俄右翼保守主義者都非常排斥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都認為本國是全球化受害者,因而謀求推動經濟區域化和主權化。用杜金在2022年接受央視CGTN採訪時的話講就是,全球化是新的經濟霸權和殖民主義,俄羅斯要反對自由市場和全球化主義。 在這一點上,美俄保守主義者的主張是與中國的利益背離的。從歷史看,中國是近半世紀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從現實看,中國作為全球最強大的工業製造國,同時也是資源匱乏國,天然需求擴大貿易自由化,以便獲得更多的市場利益和海外資源。如果全球化終結,中國一些關鍵性經濟優勢都要終結。 第三個方面,“雙普”走向互動和聯合,無疑會刺激歐洲右翼保守主義的發展。比如,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過去都是非主流小黨,在去年的法國國民會議選舉中,國民陣線得票率第一次超過20%,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得票率達到31%;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去年歐洲議會選舉中,一舉超過傳統大黨社會民主黨,躍居第二,在圖林根州、勃蘭登堡州、薩克森州的選舉中,得票率也都超過30%。所以,未來歐洲大陸很可能實現集體右轉。 歐洲右翼政黨都主張反對美國主導的世界,增強本國的獨立性,這與中國有相似的訴求。但是這些右翼保守主義的終極追求,都是捍衛西方基督教白人文明的主體性,而仇恨非西方文明,這種勢力一旦走向聯合,對中國也是非常不利的,會形成另一種可怕的制華聯盟。即便是在俄羅斯文化基因中,仇華的部分仍要大於親華的部分,“黃禍”一詞就是俄羅斯人雅克·諾維科夫所發明,俄羅斯的納粹主要攻擊目標之一就是遠東華人,多數俄羅斯人骨子裡不接受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大國,對華友好只不過是他們一時不得已的選擇。 (西方右翼保守主義都有嚴重的種族主義傾向) 所以,中國應該謹慎對待這種右翼保守主義試圖解體現存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張,畢竟中國目前是現行體制受益者、適應者,中國應該推動修正其不合理的部分,對於那些激進的破壞主義應該抵制。 4. 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東亞同時也存在一個事實版的北約和烏克蘭,北約就是美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等組成的軍事政治同盟,臺灣則充當了東方版的烏克蘭——地緣衝突楔子的角色。特朗普對俄烏戰爭的言論,要求歐洲自己負擔防務的壓力,以及最近提出來的徵收對等關稅,認為臺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產業,美國不應該無償保護臺灣的言論,對於東亞盟友也產生了巨大震撼力。 筆者認為這會削弱美國與印太聯盟其他成員的親密度,如果對等關稅真的實施,日本、越南、韓國、中國臺灣等對美產生巨大貿易順差的經濟體利益都會受損,他們會降低參與印太供應鏈的熱情,更注重發展對中國大陸的合作。 美國在烏克蘭的出爾反爾的政策,也會降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其軍事信任度,有利於中日、中韓改善關係,以及打擊島內臺獨勢力拱火謀獨的氣焰,有助於臺海和平。同時,很多國際關係學者也認為,基於美國保護臺灣的積極性降低,也會大大增加兩岸統一的機率。 到了文章最後,對於如何綜合研判“雙普”合流的利弊,我認為目前很難有明確答案,它既非完全是好事,也非完全是壞事,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這取決於中國對國際關係變化的嗅覺,及趨利避害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用歷史縱深的眼光來看“雙普”合流,它不僅僅是兩位大國領導人在某個國際問題上的共識,他們更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潮流的合力,在推動歷史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代表了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筆者也非常認同昨天一位讀者的觀點:國際關係是複雜多變的,誰是朋友還是敵人,有利還是有弊,這個沒有永恆的答案,我們應對局勢的最好辦法是,做好本國的事情,讓自己更強大起來,讓人民更有幸福感,更熱愛我們的國家,我們永遠站在國際正義一邊、人類歷史潮流一邊,這是應對時代不可捉摸的變化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