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美國對烏和對俄政策，為何在特朗普上臺後發生劇烈轉變？特朗普的“和平”與澤連斯基想要的“和平”有何差別？烏、俄、美三國當下都想要什麼？針對這些問題，本刊採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和上海政法學院歐亞研究所所長李新。以下是訪談全文：
記者 | 程靖
《三聯生活週刊》：特朗普在“世紀爭吵”後發推特說，澤連斯基還沒有準備好“和平”。特朗普口中的“和平”指的是什麼，和澤連斯基口中的“和平”有多大的差異？
李新：特朗普的“和平”指的是美國與俄羅斯在第一輪談判中達成的共識，即烏東4州（頓涅茨克州、盧甘斯克州、扎波羅熱州和赫爾松州）加上克里米亞，這些領土歸俄羅斯。這種“和平”對於烏克蘭而言，意味著過去三年的戰鬥幾乎“白打了”。因此澤連斯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停火條件，也不可能接受沒有烏克蘭和歐盟參與的和平草案的制定。
楊成：顯而易見，特朗普所定義的和平並非澤連斯基想要的和平。這也是雙方在媒體見證下互懟並最終一拍兩散的原因所在。二者最大的差別是，特朗普只想儘快兌現選前承諾，為成就最偉大總統貢獻業績，和平在此情況下更多隻停留在“停火”這一淺層結構上。
而澤連斯基期望的則是美國提供比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更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礎上實現基輔孜孜以求的持久和平。
特朗普口中的和平是以俄美妥協和美國視俄羅斯為平等夥伴為前提的，並要求烏克蘭為華盛頓此前的援助付出相應的代價，背後的邏輯是大國主導國際事務的“大交易”模式，遵從的是基於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緻現實主義理念。
澤連斯基試圖迎合特朗普對烏克蘭關鍵礦產資源的戰略需求，但他旨在最終擺脫“人為刀殂，我為魚肉”命運，希望以烏美利益捆綁的方式換取華盛頓對基輔的保護，進而消解俄羅斯的戰略壓力。儘管相較於拜登執政期間，澤連斯基已經被迫現實了許多，其本質仍是基於價值觀一致的理想主義路徑。
特朗普在X上釋出宣告
《三聯生活週刊》：這場爭吵讓外界非常吃驚，但根據你的分析，雙方的分歧很大，難以達成共識似乎是必然的。
楊成：事實上，美烏領導人的激烈衝突第一次向世界“直播”有其必然性，這不僅是因為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三觀很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更是由烏克蘭危機的複雜結構所決定的——所有旨在勸和促談的努力和嘗試，都不得不面臨諸多很難相容的約束條件，幾乎使其註定要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簡單而言，烏克蘭危機不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而是關乎到歐洲安全架構這一戰略安排的前景，美國、北約和歐盟都被深深捲入其中。
烏克蘭危機的最終解決就像拆解一個“套娃”：最外層是相對最容易實現的，也是特朗普及其側近人士念茲在茲的“停火”；中間層則是和平，烏克蘭想要避免陷入朝鮮半島只有終戰協議而無合約的情境，因而堅決要求透過加入北約獲得可制約俄羅斯的安全保障。而且，和平問題繞不開頓巴斯等地的主權歸屬問題。在這一層次上，俄烏的立場顯然是截然對立的，俄羅斯堅持實際控制的五州主權不容談判，而烏克蘭則不可能完全放棄。
最核心的層次是則是歐洲安全架構，到底是維持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北約一家獨大模式，還是按照俄羅斯設想重構以歐安組織為核心的俄美對等的新歐洲安全秩序，各方立場分歧明顯。這實際上也是普京對烏克蘭動武的主要目的之一。俄羅斯希望的立項狀態是北約退回到1997年簽署《北約與俄羅斯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基礎檔案》之時、1999年第一次東擴之前的狀態。
澤連斯基更關心的是第二重訴求，俄羅斯更在意的是第三重。而對於特朗普而言，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不現實，而且也不願和俄羅斯“硬碰硬”，所以最優選擇就成了壓澤連斯基同意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而且要求基輔用戰略資源來買單。
問題在於，在這份方案裡，澤連斯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在美國的考慮範圍內，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迎頭相撞的結果就是無法避免的戰略摩擦。甚至俄羅斯專家學者都戲謔地評論稱，“如果澤連斯基想要投降，只需要訪問莫斯科簽訂城下之盟就可以了，何必跑去華盛頓呢！”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4日，烏克蘭基輔，民眾聚集在獨立廣場悼念戰爭中的犧牲者。廣場上擺放了許多烏克蘭國旗和肖像以紀念戰爭中的陣亡者。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已過去三年。（視覺中國供圖）
《三聯生活週刊》：美國為何在特朗普上臺後突然對俄緩和關係，其原因和動機是什麼？有說法稱，普京所代表的俄羅斯國家主義體系強調東正教保守價值觀，而特朗普則迎合美國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ists）選民，兩者在反全球主義、民族主義和某些傳統價值觀上存在一定共鳴，因此他們兩人可能在政治上互相欣賞。
楊成：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後和其第一任期表現完全不同。如果說上一次特朗普有心無力，擺脫不了美國建制派反俄思維定勢的制約的話，這一次則是憑藉強大的民意支援無條件重啟。這一顛覆性變化背後有非常複雜的邏輯機理，但價值觀趨同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普京早在2013年左右就多次公開批評“歐洲文明已死”，強調能拯救歐洲和西方的只有“俄羅斯的保守主義”。從自由主義者到保守主義者，普京在思想廣譜上的轉換，自然會外溢到俄羅斯的內外政策取向上。
而特朗普之所以強勢崛起，和美國國內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態極化發展引發的社會強烈反彈有關，也呈現出美國社會對保守主義理念的擁抱。
儘管普京和特朗普的觀念在具體細節上有差異，但在保守主義的基調上取向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以性別政治為例，特朗普近期與緬因州州長珍妮特· 米爾斯（Janet Trafton Mills）的衝突表明他對“過度”政治正確的性別認同高度反感，這與普京及整個俄羅斯社會反對同性戀等“非傳統性別關係”有相似之處。美俄現任領導人都認為極端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走得太遠，對西方文明的根基構成了巨大傷害，因而應該回歸傳統。
2018年7月16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芬蘭赫爾辛基的總統府會議結束後握手。（視覺中國供圖）
而在國際政治層面上，特朗普和普京的認知模式也日益趨同，這不是說雙方對國際秩序的理解相近，而是他們都更青睞於建立基於實力政治的國際權力結構。換而言之，特朗普正在以“美國優先”為名拋棄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建立在“仁慈霸權”和自由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在相當程度上，美國正在迅速走向此前諱莫如深的帝國主義模式上，國際關係等級製成為主導邏輯，這一點恰恰和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以及在國際秩序重構方面的訴求有類似結構。
因此，特朗普當下成為西方最理解俄羅斯的領導人，而普京則成了在東方最理解特朗普的領導人，他們彼此理解和欣賞。這也讓第一任期間從未對普京惡言相向的特朗普，在重新掌控美國權力後可以放手而為。
而且，特朗普調整對俄關係還與特其個人發家史有關。作為商人，特朗普的商業王國經歷過多次起伏，每次他陷入低谷、幾經破產的關鍵時刻，往往有俄羅斯或東歐背景的資本多次拯救使其東山再起。
從個人性格看，特朗普頗有“江湖習氣”，一方面睚眥必報，但同時也知恩圖報。所以他始終對俄羅斯抱有好感，以瞭解、理解俄羅斯自居。這一因素不可能不影響到特朗普的對俄政策取向，只是在他首個總統任期內美國建制派對俄批評不斷，給其調整對俄政策掣肘太多，沒有可操作的足夠空間。因此，特朗普對俄政策的180度轉變雖然出乎許多人意料，但這並非偶然，一切有跡可循。
外媒公佈澤連斯基離開白宮畫面
《三聯生活週刊》：對俄政策的調整是否也和特朗普對歐洲的看法有關？
楊成：對於歐洲而言，二戰後制度安排的核心是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但現在特朗普政府不屑免費提供公共產品。因此，我認為特朗普調整對俄關係的一個隱性目標是重建歐洲盟友體系，將跨大西洋關係的底層邏輯從“同儕之首”變成絕對意義上的“美主歐從”。利用歐洲最擔心的俄羅斯威脅則可以加速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降低美國實力力日趨下降的霸權維護成本。
將特朗普對俄的全面親善和對歐洲領導人的多方責難對照起來看，似乎可以看到美國外交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轉變的深層結構。
過去，美國的歐洲政策遵循的是威爾遜主義或是自由國際主義的指導安排。當下，特朗普的佈局則帶有明顯的帝國主義特徵。在此意義上，俄羅斯成了特朗普的一張對歐洲提高要價的牌，旨在迫使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完全接受美國的領導。
特朗普不是要退回到美國曆史上曾經的孤立主義外交路線，而是採取單邊主義行為，重塑包括北約盟友在內的雙邊關係。特朗普深知歐洲離不開美國的安全保障，歐洲內部的異質性也日益增加，最大的可能是最終將不得不全面服從美國的戰略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美國不僅在內部推動自身的“文化革命”，同時還針對歐洲盟友開展“顏色革命”，希望歐洲在意識形態上也放棄進步主義路線，重回保守主義立場。特朗普團隊近期大力支援德國選擇黨（AfD）可以看作這一戰略思路的最新呈現。
當地時間2025年1月3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簽署行政命令。（視覺中國 供圖）
《三聯生活週刊》：除了對歐洲戰略，特朗普的俄烏政策是否也和他的全球戰略相關？
楊成：特朗普改變對俄政策還是其塑造中美關係大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崛起成為全球性大國，美國若要捍衛全球霸主地位，就必須處理好中國因素。在美國整體實力有所收縮的情況下，包括特朗普在內的美國精英越來越傾向於集中精力，進行一定程度的戰略收縮，與盟友形成統一力量，來應對中國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儘快凍結烏克蘭危機，與俄羅斯和解，似乎已經從排序靠後的可選項變成了優先選項。
十幾年前，美國外交戰略家布熱津斯基（Brzeziński）曾提倡構建一個“大西方”體系，即將俄羅斯、土耳其等歐洲文明邊緣國家融入整個“自由民主世界”，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和威脅。美國學院派國際關係理論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持類似觀點，他曾多次批評奧巴馬和拜登的對俄政策，認為在烏克蘭問題上應該原諒俄羅斯，因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是“對付中國”。
如果說，此前“分化中俄”還停留在紙面上的話，在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和國防部長等人的傾力操作下，“顛倒的尼克松三角”已經成為特朗普的外交選項。儘管美國也意識到,讓俄羅斯倒向美國一邊不現實，但至少要使俄羅斯站在離中國更遠的座標點上，不能讓俄羅斯對中國過度依賴。特朗普一邊表示歡迎中國投資，一邊認定絕不能讓中俄團結一致。特朗普曾在採訪中對此直言不諱。
我還有一個推測，特朗普如此熱衷於儘快解決烏克蘭危機或許和他覬覦諾貝爾和平獎有一定關聯。
有說法稱特朗普可能具有自戀型人格（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或者說傾向於馬基雅維利主義人格。美國烏克蘭與俄羅斯事務特使克洛格將軍（General Keith Kellogg）在今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前接受多次採訪，隱約提及美國在日俄戰爭期間調停雙方並最終促成和平條約。
我認為，除了透過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縮寫）把自己塑造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特朗普有希望和前任一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載入史冊的動機。例如，奧巴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也因調停日俄戰爭也獲此殊榮，在他的心態中，不排除攀比心理，否則其團隊核心成員不會如此急切。
《三聯生活週刊》：如果美國徹底中斷對烏克蘭的援助，會對俄烏衝突的形勢帶來何種影響？
楊成：作為衝突的直接當事方，俄羅斯和烏克蘭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有更多的戰爭資源且對外部援助依賴較低，因此在長期消耗戰中有更多的比較優勢。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囿於國內轉型中的種種結構性問題，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自廢武功，軍事生產能力和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時期無法同日而語。
戰爭是無比殘酷的，不能靠激情支撐，最終決定戰場態勢的依然是綜合實力。過去三年的戰事演變已經說明，烏克蘭在有充足外部援助的前提下，才能依仗戰術設計取得區域性優勢。烏克蘭已經展示了強大的戰略韌性，但這並不能改變2023年夏季反攻未獲預期成果以後的總體疲軟局面。為了扭轉不利局勢，烏克蘭策劃了旨在以“土地換土地”的庫爾斯克突襲行動，但並未起到調動俄軍迴轉的戰略作用。
拜登政府執政後期，由於美國兩黨內耗導致對烏克蘭的援助不及時，武器彈藥供應不足引致的負面效應不斷凸顯。僅從炮彈消耗角度來看，俄軍每天可以發射5萬發，而烏軍則一度僅有6000發左右。直至美國恢復正常供應，烏軍才有了更多的迴旋餘地。試想一下，如果武器彈藥供應因特朗普政府的中止或終止而無法滿足戰場需求，烏克蘭又該如何應對？如前所述，美國的供貨大概佔到外部援助的60%。這意味著對烏而言，美援是不可或缺的，在歐洲軍工體系短期內難以發揮替代性作用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災難性影響。
與此相關的是，美國未來一旦進一步收緊對烏克蘭的援助，可能會直接影響烏軍士氣。過去三年，烏克蘭在美西方的持續援助下堅持作戰，這已經成為澤連斯基、烏軍和整個烏克蘭社會的穩定預期，他們希望藉此長期消耗俄羅斯並最終迎來俄羅斯戰略失敗的場景。特朗普主動改善對俄關係，甚至調轉槍頭使用典型的俄羅斯敘事對烏克蘭大加責難已經引發一定的戰略恐慌。如果美國更進一步，援助突然大幅減少或直接中斷，烏軍士氣或將大幅下降，並不排除戰場上出現更為混亂的情況。
《三聯生活週刊》：從白宮離開後，澤連斯基很快在英國獲得了22.6億英鎊的貸款。歐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烏克蘭？
楊成：現在烏克蘭把希望完全寄託在歐洲的團結上。如果歐洲領導人能排除“特朗普衝擊”的干擾更加堅定地支援烏克蘭，甚至為此啟動真正意義上的軍事自主計劃，可能部分消解美國轉向的負面影響。
但問題是，歐洲戰略自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歐盟成員國內部甚至不能形成統一立場。繼匈牙利歐爾班政權公開力挺特朗普之後，克羅埃西亞明確宣佈不會再在軍事和經濟經濟上支援烏克蘭，並要求即將於3月6日的歐盟緊急峰會上將立即停火寫入最終協議中。從這些最新發展看，烏克蘭和美國撕破臉的壞處有可能繼續擴大，澤連斯基最艱難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英烏簽署22.6億英鎊貸款協議
《三聯生活週刊》：特朗普的外交戰略決策機制是怎樣的，是他個人決定的嗎？
楊成：美國曆屆政府在外交層面幾乎都會帶有強烈的總統個人印記。相比內政，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幾乎不受制衡，這一獨特的制度安排決定了總統個人對國際事務的整體理解和對具體問題的區域性認知，都會深刻影響其外交取向和處理國際問題的優先順序。如果僅就烏克蘭危機而言，似乎特朗普的個性對當前戲劇性局面的形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烏克蘭危機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複雜的系統效應。僅就大國關係而言，這一危機就牽涉到美俄、美歐、歐俄、中美、中歐、中俄等多組雙邊關係和中美俄、中美歐、俄美歐等多組三邊關係。我認為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國家間互動網路中，中美關係以及由此延伸的中美俄關係是關鍵中的關鍵，它們的現狀和前景不僅折射了特朗普個人的世界觀，更反映了美國精英對國際格局基本認知的結構性轉型。
換句話說，美國社會整體上右傾的保守主義取向造就了特朗普這樣的“時代英雄”，同時也塑造了美國外交的總路線。特朗普在烏克蘭危機上的立場調整在相當程度上順應了這一新潮流和新常態。對烏克蘭的明顯壓制和對俄羅斯的日益親善，服務的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大戰略需求。
因此，不能僅從烏克蘭問題來看待特朗普的外交，而應該從整個外交體系，包括其對華政策的隱含取向進行整體考量。這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在朝野與政治層面對中國認知的深層邏輯——有時是明線，有時是暗線，以及在這種背景下推動的外交戰略的調整。
2024年5月14日，美國總統拜登(中)在白宮玫瑰園簽署了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的法令，以在選舉年支援關鍵行業的美國國內製造業（視覺中國 供圖）
《三聯生活週刊》：這次美國和烏克蘭的接觸以礦產投資協議為突破口的原因是什麼？就目前的狀態看，烏克蘭和美國還有可能談下去嗎？
李新：對澤連斯基來說，即使把這5千億美元的礦產資源全部交給美國，換取美國的繼續軍援或得到安全保障，也是對他有利的。但這份協議基本沒有滿足烏克蘭的條件和願望。我認為，澤連斯基即使不願簽署這份有著“賣國”色彩的條約，但美國3,000億美元的軍援債務他也必須想辦法償還，除了礦產資源之外，還有什麼？所以他還是會簽署。作為一個大商人，特朗普看準了烏克蘭重建這個大好商機，所以特朗普才要求儘快停火。
但烏克蘭某種程度上誇大了自己的資源：烏克蘭的煤炭、油氣和一些稀土資源集中在烏東四州，這些地區的控制權已歸屬於俄羅斯，所以烏克蘭並沒有太多資源可以供給美國，因此普京不失時機地表示，俄羅斯準備向美國提供該國稀土資源生產和北極資源開發，包括開發烏東四州的礦產資源。
我注意到，俄羅斯的稀土資源並不豐富。從現有或者計劃開採的礦山礦床儲量來看，它在全球僅位列第四位，排在中國、越南、印度之後。從商品化產量分析，俄羅斯在全球僅佔不到1%，因此俄羅斯也誇大了自己的資源。
目前中國對稀土資源出口實施了戰略管制，因此無論是澤連斯基還是普京，都希望在美國對稀土的需求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抓住了特朗普的需求心理，儘快地改善對美關係或爭取美國的支援。因此，這份協議對美國而言是有利的，對俄羅斯而言，增加了美俄共同開發烏克蘭礦產的可能性；對於烏克蘭，它存在“賣國”或者“換資源求援助”的嫌疑，而且爭取到的安全保障有限，所以烏克蘭無利可圖。所以特朗普會對澤連斯基表示“你已經沒有牌可以打了”。
特朗普在會面中強勢發言，極力說服停戰
楊成：從礦產投資協議的談判可以看出，澤連斯基想要基於安全保障的資源出讓，而特朗普則謀求以提供最少安全保障為前提的資源獲得。在美國絕對實力面前，這種形式上看起來對等和平等的雙邊協議實際上永遠不可能滿足澤連斯基的訴求。說白了，這個世界並不沿著“線性進步”的軌跡前行，也不是從低到高邁向更美好的狀態。相反，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種迴歸——回到了最殘酷的、數千年來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以現實主義為核心驅動力的地緣政治狀態。可以說，世界正處於“天下大亂”的階段，如果無法認清這一現實，並學會與“叢林法則”巧妙地打交道，就將面臨嚴重的問題。其實，當前的形勢發展，尤其是在美國根本沒有“以大事小”的氣度和意園的情況下，更考驗烏克蘭“以小事大”的智慧和能力。
戰爭已經延宕三年，烏克蘭損失了大量人力資源，經濟形勢嚴重惡化。從烏克蘭的理想目標來看，收復烏東四州，甚至克里米亞，絕對是最好的結果，這樣的前景看似美好，但現實卻極為殘酷。面對這種局面，烏克蘭如何找到平衡點，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無論是“芬蘭化”，還是永久中立，或許仍是潛在的可行選項。如果現階段沒有一攬子永久解決方案，重回現實主義未必不是一個過渡路徑，比如暫時不確定烏東各州地位。實際上，所有外交難題都沒有最優解。政治家和外交官面對的約束條件極為複雜，不可能完全去除。決策者從來沒有完美的選項。未能如期簽約已經讓烏克蘭陷入了兩難境地，過度理想主義可能已不可取，澤連斯基需要找到替代性方案。
排版：喬木 / 稽核：然寧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實習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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