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河北省會漂流記

作者：王戡

原載《鳳凰週刊》總第699期

摘要：河北省會在20世紀內遷移11次，省政府遷移次數更是數不勝數，直到1968年塵埃落定。

一群西方人聚集在保定府火車站站牌下，拍攝時間在1915年到1920年之間

河北省會在1968年春由保定市調整到石家莊市，省級機關隨之搬遷。

省直機關幹部王德彰在此前的省會天津、保定都生活過，比較之下，他對“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堅強”的石家莊非常滿意，“切身感到這裡比保定更有安全感，呼吸都舒暢”。

省城市建設局設計院的建築師左家新另有一番感觸。1954年，河北省計劃將省會遷移到石家莊，他作為工作人員對這裡的城建、路網進行過可行性研究，一年後計劃暫停，沒想到十多年後又會回到當初的軌道。很快，他就投入到新省會建設中去了。

河北省會在20世紀內遷移了11次，省政府遷移的次數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終於在1968年塵埃落定，石家莊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會，至今已經有51年沒有發生變化。河北省內名城眾多，清代省會保定、戰國趙都邯鄲、工業重鎮唐山……個個享譽全國，省會最終落在年輕的石家莊，雖有機緣巧合，卻也是大勢所趨，其間因果耐人尋味。

省會是隻慵懶的候鳥

“李伯相使節定於本月初二日移駐保定省城過冬矣，並雲二十四日作書時天未大冷，河水亦尚未冰雲。”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874年12月12日），《申報》的津門資訊版塊刊發了這樣一條訊息。“李伯相”是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的個人動態能登上上海的報紙，與直隸省會的特殊建制有直接關係。

直隸在明代和清初稱為“（北）直隸地方”，總督治所先後設在河間、真定。康熙八年（1669年）正式稱省時，省會設在保定府。鴉片戰爭後，中國步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直隸省也無法置身事外。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開闢為通商口岸，允許英、法、俄各國設立租界。咸豐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設立“三口通商大臣”，駐節天津，兼管遼東牛莊、山東登州兩處通商口岸，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轄，擁有“遇有要是，準其會同三省督撫府尹商同辦理”的權力。

在有錢有兵才有權的晚清，“商同辦理”形同具文。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民眾燒燬望海樓法國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教士，引發列強抗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無力招架，待到直隸總督曾國藩親臨天津處理，才將事態平息。事實證明三口通商大臣“有綏靖地方之權，無統轄文武之權”的窘境。事後，清政府參照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的前例，將三口通商大臣交由直隸總督負責。

問題來了，三口通商大臣若不駐在口岸，顯然難以處理涉外事務。但保定作為直隸總督駐地已經有二百年之久，且在洋務運動以來興辦了不少實業，作為一省中心也不可輕動。清政府對此自有辦法，釋出上諭要求直隸總督“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駐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從此，直隸省會一分為二，歷任總督都要視氣候變遷，每年在天津和保定之間遷徙。無怪乎個人動態不但成為新聞，還要特別指出河水是否冰凍。

各國省會、州府不乏分開設定的例子。如馬來西亞各州，既有州政府所在的首府，也有蘇丹駐節的皇城，但像直隸省會這樣實施候鳥式遷徙的極為罕見。沒過幾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就藉口上諭所稱“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不再回保定辦公。

這一決策背後，是保定與天津之間城市地位的此消彼長。天津自開埠之後，逐漸成為華北經濟中心，“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遠勝閉塞的內陸城市保定。李鴻章時代，直隸總督署尚留在保定，天津的辦公地點稱之為“行館”。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索性上奏朝廷，將總督衙門正式遷到了天津。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無論作為軍事首長的直隸督軍、督辦，還是作為民事首長的直隸巡按使、省長，都長駐於天津。

1928年6月，完成北伐的國民政府將直隸省改稱河北省。此後數年，省會駐地變化無常。先是因天津改為行政院直轄的特別市，河北省會計劃遷回保定，結果遭到天津市民反對。執掌華北軍務的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則認為“天津乃一商埠，偏處海隅，與列強租界毗連”，堅決反對天津繼續做省會。折衝之下，河北省會沒有留在天津，也沒有遷回保定，反而變成了北平。

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佔領平津，於10月間下令將河北省會遷回了天津。到了1936年6月，為因應前一年“華北事變”帶來的國民政府中央軍南撤，保定終於再度成為了河北省會，西北軍將領馮治安擔任省主席。

此時的保定早已衰落。其首縣清苑的縣誌中哀嘆：“昔日大都會遂為尋常縣治矣，政變以來，省屬移津，布、按各署一切罷廢，僅保定道尹旋亦廢之，僅留縣署及公安局，幾與外縣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鎮。商賈亦因之凋敝。”保定城關居民在民國初年僅有4萬餘人，到再度成為省會時也只有8萬餘人。

省政府在省外流浪

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在1934年討論河北省會駐地時，認為雖然北平是文化古都，天津商業發達，但是比起保定位居全省中心、交通便利的優勢，仍然有所不逮，因此決定將河北省會遷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當初的判斷成了先見之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保定設立行營，使保定在省會地位之上，又多了一重華北抗戰軍事中樞的身份。

好景不長，1937年9月24日，防守保定的中國軍隊第2師、第47師撤離，河北省會落入日本軍隊之手。在此之前，河北省政府已經隨著省主席馮治安的隊伍撤走。此後八年間，河北省先後五任省主席都由軍人兼任，且都出自馮玉祥國民軍系統，他們或回到河北省內遊擊，或者在河北省外抗戰，而省政府也隨著他們在省內外流浪。省會保定成了一個遙遠的符號。

1938年6月，馮治安將省主席交卸給了老上級鹿鍾麟，後者同時兼任河北遊擊總司令，擔負著開闢敵後游擊區的重任。鹿鍾麟在湖北武漢搭起軍政班子，到河南洛陽接收了馮治安省政府的工作人員，以及運出省外的1000萬元河北省銀行紙幣，以此為基礎開始征程。

鹿鍾麟率領省政府從洛陽出發北渡黃河，繞過晉城、長治、遼縣，向東翻越太行山進入華北平原，又趁夜潛過平漢鐵路，在1938年9月抵達河北南宮，在北杜村開府辦公。一時間，南宮成為河北敵後的中心，不僅得到八路軍的支援，連另一位在敵後堅持的國府大員、山東省主席沈鴻烈也曾趕到南宮開會，共商敵後抗日事宜。

團結維持的時間不長，鹿鍾麟與民政廳長張蔭梧、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楊秀峰之間便產生了矛盾。三方不僅各自辦理學校，招收學員培養幹部，還分別向各縣派遣縣長，加上偽政權的官員，冀南地區出現了一個縣有4個縣長的奇觀。

日軍也不會放任鹿鍾麟的省政府在河北坐大，連續發動掃蕩予以打擊。鹿鍾麟雖然有“冀察戰區總司令”的名頭，但卻沒有多少能切實掌握的兵力。日軍圍剿之初，鹿鍾麟尚能在南宮、冀縣一帶周旋，後來只能向西撤退，經過22天艱苦跋涉，又回到了太行山區。途中大小官員紛紛離隊，最後整個省政府只剩下一個秘書梁靄然，立即被鹿鍾麟提升為主任秘書。

隨著國共摩擦日益白熱化，國民黨軍敵後部隊陸續被擠出河北，鹿鍾麟也只能離開太行山返回洛陽，將省主席和省政府交給了龐炳勳接管。後者身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任，在河南林縣、山西涉縣與河北磁縣之間的山區打游擊。

據省政府秘書長鬍夢華回憶，當時國民黨軍在河北省仍有實力，“佔領7區正定縣、8區冀縣、9區吳橋等幾個零落的村莊及濮陽等幾個縣的一小部分”，但已經相當衰微，“張藎臣、邵鴻基、張國基、丁樹本4個行政專員都只帶領有限的保安部隊，東奔西竄，朝不保夕”。因此他向龐炳勳建議，“如果現在省府就隨軍行動，幫不了你的忙，反而增加你的累贅”，不如將省政府留在洛陽。龐炳勳欣然同意，直到他於1943年5月兵敗被俘。

此後，接任龐炳勳第40軍軍長一職的馬法五，也代理了他的河北省主席職務。河北省政府仍然留在洛陽，一直延續到1944年。4月，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佔許昌，威脅洛陽，河北省政府遷往陝西西安，繼而疏散到眉縣。

1945年7月，繼任省主席孫連仲在眉縣就任。一個月後，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河北省政府先回到西安，又抵達鄭州，但最終沒能順利衣錦還鄉，國共衝突的白熱化打破了他們的希望。1945年10月，準備接收河北的國民黨軍在邯鄲被八路軍擊敗，前代理省主席馬法五率部起義。

集中在新鄉的河北省政府人員無法透過陸路回省，只能等待飛機陸續空運北平，在城內鐵獅子墳臨時辦公。直到1946年7月，河北省政府才再度在保定掛牌，結束了在省會外長達9年的流浪時光。但僅僅15個月後，隨著國共戰爭局勢的變化，河北省政府再度離開省會，轉移到北平，最終跟隨傅作義將軍一道接受了解放軍的和平改編。

石家莊新貌

工業與歷史的抉擇

1947年11月，解放軍華北軍區野戰軍攻佔石家莊，總司令朱德稱讚為“奪取大城市之創例”，並稱此戰“敵人動搖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我們自己卻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

1948年9月，解放軍佔領保定之後，人民日報社論稱讚“收復華北一大名城……不獨人民的石家莊更加安如磐石，保定亦永遠為人民所有的”。由此可見，保定與石家莊在當時便有相提並論的資格，石家莊的特點是“大城市”，保定則只是“大名城”而已。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省會是一省經濟發展的帶頭人，選擇什麼樣的城市作為省會，與一個省如何定位未來發展方向直接相關。1950年代，河北省委就認為擁有10萬人口的保定“建設工業的條件缺乏，將來很少可能成為工業城市”，“省會設於保定，實難適應新的領導任務”，從1952年起，接連請示華北局，希望將省會遷移到有27萬人口的“典型近代工業化城市”石家莊，充分體現了河北省委對自身的期盼。

1954年，中央批准河北省會調整到石家莊，省內立即啟動了新省會的建設規劃。但一年後的1955年8月，中央因為經濟困難，提出“厲行全面節約，反對一切浪費”的指示，營建新省會和搬遷省級機關也在其中，河北省會在1949年之後的第一次搬遷企圖至此告終。

但是，河北省對工業省會的追求不但沒有結束，甚至更上一層樓。1952年，察哈爾省撤銷，省會張家口劃歸河北省。1955年，熱河省撤銷，省會承德劃歸河北省。但這兩座省會地處邊陲，論經濟發展還不如保定，自然不是河北省遷移省會的目標。這一波行政區劃調整的浪潮，卻啟迪了河北省。

1956年4月，河北省委向中央提交《建議中央將天津市與河北省合併為一個建制，並以天津市為河北省省會的報告》，將目光瞄向比石家莊更大的工業城市天津。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河北省委的努力下，1958年2月，全國人大同意將天津市由直轄市改為河北省轄市，4月河北省人大就通過了將省會遷往天津的決議。各種工程隨之展開，左家新回憶道：“我院是工程的先行者，馬不停蹄地到津後即接受了省會會堂、會議樓、賓館等多項工程建設專案。”

河北省會設在天津9年，終於在1966年發生變化，天津再度成為直轄市，河北省會調整回保定。但在當時的政治局面下，省各機關能夠回到保定辦公，全看自身實力。省委、省人委進駐了保定市區，其他單位則星散於保定周邊，河北省檔案局原局長馮世斌舉例“如省衛生廳，駐涿縣；省糧食廳，駐望都縣；省教育廳，駐定興縣；省林業局，駐易縣。有的單位規模大、人員多，只好分散幾個縣辦公”，省機械工業廳直接去了石家莊，省基本建設局無處可去，索性留在了天津繼續辦公。

這樣的局面顯然難以維持，終於有了1968年再次將省會遷往石家莊之舉。雖然此後省會再無變化，但仍有未成的波折。1972年，河北忽然動起了念頭，要求將省會再度搬回保定，最終因周恩來批示“省會不要再搬”而告罷，成為20世紀河北省會漂流記的最後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