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於北京奧運會氛圍中的Luyi，天然地相信“地球村”的存在。這信仰鼓舞她來到荷蘭求學，以及去西班牙打工換宿。和房東大姨共處的十天裡，她深深感受到人與人之間跨越隔閡的愛。然而，幾個月後大姨的生日聚會上，和幾位歐洲政客交談之後，她決定徹底放棄融入這裡，安心做一個外來者。
同時，北京的飛速變化讓她意識到，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了回不去的故鄉。故鄉和理想國同時破滅，她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何去何從。
以下是她的自述：
和比利時大姨生活的十天，
生活規律得我喜迎生理期
去年五月，我從一位朋友那兒聽說了打工換宿。她當時去法國的一個農村，在一位電磁波過敏的房東家裡打了幾天工。房東家裡必須遮蔽一切訊號，否則她會全身起疹子和瘙癢，唯一上網的方式就是用桌上型電腦連網線。
那次換宿是療愈型的，朋友說她只用付機票的錢，用勞動換取食宿，還可以跟著房東一家做一些冥想之類的心靈療愈。她幫她們做一部分家務，比如餵動物和除草等等。
我覺得挺有意思，當時就記住了這件事。對我而言，它是一種經濟實惠的旅遊方式，同時還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打工換宿在歐洲很常見，已經有一套成熟的體系，也有很多有保障的平臺為房東和換宿者提供選擇和建立聯絡。它的本質就是用勞動換取食宿，如今也已經成為很多難民或無家可歸者度過過渡期，尋求暫時庇護的方式。
打工換宿的網站之一
我花了一晚上時間，註冊打工換宿的網站，填好自己的資料和簡介，很順利地聯絡上了房東——一位六十多歲，單身獨居的大姨。照片裡，她頭髮全白，整齊地梳成馬尾紮在耳後，有些發胖，笑容燦爛，和很多歐洲阿姨一樣，穿顏色鮮豔，印花豐富的衣服。
從我們有了彼此的聯絡方式開始，大姨就開始給我發訊息。我瞭解到，大姨是比利時人，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會住在西班牙，其餘時間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她在西班牙的住處是她父母留下來的房產之一，位於一個叫 Mequinenza 的地方，它在西班牙東北部，離巴塞羅那有兩個小時車程。她離過兩次婚，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還有兩隻狗。大姨甚至還跟我分享了她女兒的結婚影片。她的熱情讓我甚至手足無措，同時也對這段經歷充滿期待。
六月的一天，我從阿姆斯特丹飛到了巴塞羅那，大姨來機場接我。我們穿越整個加泰羅尼亞大區，來到一處被光禿禿的山包圍的，三條河交叉處的村落，汽車盤旋了很久。
她在一個水龍頭處停車，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離她家有二十公里。她示意我一起下車，走到後備箱邊上，把手放在把手上，對我說：“準備好了嗎？”下一秒，各式各樣的瓶瓶罐罐全部被展現在我面前，根本數不清有多少個。大瓶子裝的水是用來喝的，塑膠小瓶的水是用來煮飯的，透明瓶子的水是用來刷牙的，每一瓶都安排周全。
打完水，我們回家了。熱情的小狗 Kaya 一開門就撲到我身上舔來舔去，而 Buzz 躲在角落裡，偷偷觀察我，大姨說這是因為他有一些童年創傷，但是他非常善良。沒過多久，Buzz 竟然向我敞開了心扉，舔舐我的皮膚，甚至還主動和我握手，大姨很驚喜，說 Buzz 一般要好幾天才能適應一個陌生人的存在。她一邊說，一邊拍了好多照片一股腦全發給我。然後，我陪她一起看一部美國刑偵電視劇，她跟我分享劇情的時候，我偷偷在豆瓣搜了一下，發現她最覺得最可愛的角色 Tony 其實是大反派，我沒告訴她。
夜幕降臨之後，我發現這裡真的是 the middle of no where，太陽落山之後村子裡幾乎沒有光汙染，也極少有人出門。大姨跟我說，當家裡有小老鼠出沒，她的兩隻狗會把它們用牙齒撕碎，她再把老鼠們的屍體扔出窗外，給山上的老鷹吃。還有一些時候，山火四起，老鷹的巢穴被燒燬，在寂靜的夜裡，能聽到它們的哭聲。我想，大姨在這裡可能挺孤獨的。
第二天，我的工作正式開始了，主要就是幫大姨修整她的院子和植物，還有趕集、買菜和做飯。雖然大姨每天都給我做一日三餐，我有時候也會主動提出做中餐。
大部分的工作其實是拔野草，有的草使勁一拔就能出來，但是有的就要鐵鍬、鏟子和剪刀一起上。我經常會一邊拔草，一邊聽播客，往往能進入心流狀態。有一天下午，我聽到主播提到，最被高估的品質是吃苦耐勞，在烈日下拔草的我不禁汗顏。我花了四個小時，才把大姨門前的一小片雜草清理乾淨。我突然想到，如果如今城市綠化的雜草是用除草機的話，那麼那些長在花莖旁邊的野草呢？用機器能除掉嗎？如果都需要用人力拔掉，又是誰來幹這些工作呢？
這幾天和大姨在一起生活的經歷，全方位地喚醒了我小時候在爺爺奶奶家過暑假的回憶：每天九點多自然醒來時她們已經坐在客廳看電視，有線電視就那幾個節目，古早電視劇和電影輪流著播，那些記憶裡已經很老的臉稚嫩地躍出，割裂又神奇。等我洗漱完，咖啡和蛋糕已經被用心地擺放在餐桌上（我奶奶一般是放豆漿和蜂蜜小蛋糕）。野外勞作的疲憊程度類同於在小區的健身器材區上下翻滾，玩兒累了，熱了，一定會有一杯好喝的端過來。大姨給我的是冰沙版chai latte，但我奶奶不愛讓我喝涼的，所以一般都是溫熱的蘋果水。她們做飯總是愛做特別多，吃不完的放回冰箱，為了不讓這些食物放太久，我總是自覺地提出吃剩飯的請求。晚飯後她們會再給我倒一杯飲料，出於節儉的生活習慣，往往是用濃縮糖漿或是果珍粉衝。並且，她們會用冒著星星的眼睛期待地看著，好像掌握了製作特飲的秘訣，像老小孩兒一樣。
這樣的生活規律且穩定，換宿的最後一天，我非常不規律的月經竟然來了，特別驚喜。
大姨家一角（圖片已得到受訪者授權）
我們很快建立了互相的信任，生活之外，也有不少對話。那段時間，她正在為母親的遺產問題焦頭爛額，一團糟的姐弟關係更是讓她壓力爆棚。第七天，她跟我傾訴了很多心事，從她的婚姻、親子關係、家庭，到個人創傷。她給我看了她弟弟的賬單，我才知道她弟弟一直在啃老，他不僅搶到了父母留下的唯一一套有淨化水系統的房子，還一直在花父母的錢，加起來至少有十萬歐元。我知道，自己無法給出什麼建議和安慰，她也不需要我這麼做，所以我只是陪著她，安靜地傾聽。我想，無論種族、國籍和文化，很多類似這樣的問題，是全人類都會面臨的。
然而，談到難民問題時，我就難以共情了。生活在比利時荷語區的大姨認為，自己的生存空間被外來者侵佔了，主要就是難民。二十年前，大姨剛生了孩子，同時經歷離婚，生活比之前困難許多，於是去找政府領補貼金，卻被通知，必須要有一定的工作經歷才可以領。與此同時，難民一來到比利時就可以領一筆救助金，作為本地人的她在困苦的時候卻無法得到任何補貼，她覺得這很不公平。
後來，她的孩子遵循傳統，都信天主教，上教會學校。她覺得外來者也應該尊重她們的宗教，而不是在城裡各處建造清真寺。她帶孩子在社群廣場上玩的時候，有移民面孔的人冒犯她們，讓她們“滾回家”，大姨回罵：“你們才應該滾回家，你們根本不屬於這裡”。
其實，大姨的想法有點像一些國內一線城市的“土著”對外來人的看法，明明擁有特權，卻把自己和外來人放在同一標準上比較，控訴自己的權益被侵佔。
與此同時，大姨歡迎各地的人來她家打工換宿，也確實幫助過許多難民，我相信她對待那些人並不會比對我差。她曾經遭受過很嚴重的人身傷害，卻仍舊選擇相信別人。
最後一天，大姨送給我一張畫，說是我的屬相“蛇”和星座“羊”的結合體。她說她給每個換宿者都會畫，有些人最後“忘記拿走了”。
大姨的生日聚會上，
我看夠了白人的假笑
六個月之後，大姨的 67 歲生日聚會上，我才明白大姨政治觀念的來源。
在安特衛普的一家咖啡廳裡，我感覺很魔幻，像看電影一樣，她的家人、朋友們不停地進進出出。大姨同母異父的姐姐和她完全不同，一位 71 歲的“時尚女魔頭”，和她一起來的是她的“partner”和女兒，後者是比利時某一年的選美小姐。大姨說，她在精子庫裡選擇了一個荷蘭男人的優質基因，生下一個金髮碧眼，身材修長的小男孩之後仍舊不停地換男友。每一次男孩都以為那是他的爸爸，被告知不是之後充滿困惑，得不到任何解釋。
我被大姨安排在“英語桌”，同桌都是會說英語的人。座位旁邊是一位年輕的白人男性，我們從彼此的工作和專業開始攀談起來。知道我是語言學學生之後，他非常驚喜，說：“哦，我知道！那你是學哪個語言的語言學呀？”我只有在心裡默默扶額的份兒。
後來，同桌的客人陸續落座。他們話裡話外都談到一些政治話題，認為比利時政府需要改革，中東和北非難民給她們的生活帶來許多威脅，光領體卹金，正事不幹。他們經常提到某個政黨以及對於它的支援，但大多都是口號式的比如“讓比利時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我相信他們會帶我們走向更好的未來”等等。於是我向鄰座詢問他們黨派的名字以及概況，他一邊給我看谷歌搜尋結果，一邊跟我解釋，這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黨派，支援佛蘭德斯（比利時荷蘭語區）的獨立。他說，他們黨派所追求的，不過是對於比利時人權益的保障而已。而對於移民和難民群體，他們必須付出足夠的勞動才能獲得社會福利，“這樣做沒什麼錯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作為一個畢業之後還不確定是否能留在荷蘭，並且為此焦慮的人而言，我懷疑自己是他們“要求”的目標，難道我需要證明自己是“好”移民？那又該怎麼做呢？
後來我才知道，大姨的女婿從政，很多客人都是他政治上的盟友，比利時新弗拉芒聯盟黨的成員。
現比利時首相，新弗拉芒聯盟黨領導人巴特·德·韋弗和他的兒子（來源：Getty Images）
聚會進行到後半部分，一位中年女士風風火火地進來，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坐下之後，她對我說：“現在我們可以說英文了！”我瞭解到，她來自敘利亞，已經移民比利時九年，現在以唱歌為生。英語和弗拉芒語（比利時荷語區的官方語言）之外，她還會說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和一門歐洲語言。當時從敘利亞跑出來之後，她去了很多地方，最後選擇留在比利時，這個“最民主和進步的國家”。她的丈夫是比利時人，兒子是和前夫所生。她說，自己很感恩現在的生活，因為有穩定的工作和不錯的社會聲譽。為了建設這個國家，讓它變得更好，她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加入新弗拉芒聯盟黨，她認同“願意為這裡貢獻自己力量的人”移民，不歡迎“對我們毫無幫助的人”。
我想，她是那種“好移民”。我能感覺到在場的所有人都欣賞和敬佩她，一進來的時候，大家都熱情地和她打招呼。得知最貴重的禮物來自她的時候，大姨覺得很驚喜，“不愧是她！”聚會快結束的時候，她給大家唱了一首聖歌。她積極地融入這裡，學習這裡的語言和文化，參與政治活動，向所有人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可我覺得這一切都很荒誕。
假笑過多，我邁出酒吧的門透氣，抽根菸。結果遠處來了一個大小眼的黑色面孔找我要煙。他笑著，很友善地問我，你是哪裡人啊？謝謝你的煙，我來自摩洛哥，祝你有個美好的夜晚，那個笑比一下午對著我侃侃而談的幾個人都真誠。
“融入”沒必要，
但我們仍然可以相愛
聚會之後，我和大姨回家。我提到現在自己每個月的房租是700歐，她對這個天文數字感到驚訝，於是她問我，明年你還能來西班牙找我嗎？我說我需要先找到工作留下來。
第二天一早，我和她一起看《黑寡婦》，電影快結束時，她突然轉頭跟我說：“我昨天睡前搜尋了安特衛普的招工網站，你如果想要留下的話，可以花錢報一個政府開的荷蘭語課，等學好語言後，他們會給你安排點什麼的。至於房子，如果來安特衛普，你就住在我家，不用付房租，每年我去西班牙的時候你只需要付水電費和網費就好。”我當然感恩這樣的話，可同時感到無力的是，在他們眼中，住處、工作、語言，壓倒外來者的三座大山，竟是可以如此輕易就解決的。
送我離開時，她說，如果需要幫助，可以隨時聯絡她，畢竟她的女婿從政，沒準可以用人脈幫助我。一個右翼支持者能幫到我什麼，我不敢想。但我確信在大姨眼中這兩者並沒有什麼矛盾，就像他們認為讓有色人種在融入時“付出代價”，與懷著開放的態度接納他們沒什麼矛盾；難民不該得到無條件的援助，和他們作為白人公民應該得到優先順序對待之間沒什麼矛盾。
我依然把大姨當做我在歐洲的好朋友，把她送我的禮物妥善地安放，想著有時間再去找她和她的狗狗玩兒，和她分享生活近況。離開的時候陽光照在她和狗的身後，我還是很不捨。讓故事發生並沒有那麼難，只是我早在不知不覺中放棄“融入”這件事了。一是這裡遠沒有該有的那麼多元，二是人與人本身就如此不同，尤其是在世界公民概念幾乎消亡的今天。同樣是謀得應有的權利和福利，我們需自證，而你們只需呼吸。
去年九月，荷蘭政府宣佈削減 10 億歐元的高等教育經費，實施措施包括限制國際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英語授課專案，取消某些學科的專案等等。我所在的學院通知將裁掉60%的全職員工，我的畢業論文延遲了兩個月才收到分數。非歐盟的學生想要留在這裡，比以前難得多，對於我這種本來就不好找工作的文科生而言尤其。剛剛過去的冬天，焦慮誘發的軀體反應越來越嚴重，那幾個月裡我驚恐發作的次數比過去一整年還多，甚至一齣門就會心悸和頭暈。
我也想過回家，但以我現在的狀態，很難適應國內的加班文化和高壓工作。而且，北京的飛速變化讓我很猶豫。去年回去，我發現家旁邊的商場變成了抖音和火山影片的連廊，小時候我在這補習，看電影，吃人生中的第一杯DQ冰淇淋。我熟悉的生活痕跡逐漸被鋼筋水泥抹掉了。而這樣的變化還在不停發生著，秩序和效率逐漸成為至高的準則，生活的空間被一再壓縮。
歐洲令人失望，北京也不再是最優備選。讓我堅持留在歐洲的，是在這裡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生活和同溫層，我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安全領域，給彼此不斷帶來堅定的支援。現在我覺得，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去觀察這一切，然後再和“自己人”一起，去創造屬於我們獨特的敘事才是更重要的事。
//作者：麗麗王
//編輯：ca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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