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結紮,一位媽媽簽下同意書

 “我要做結紮,醫院說需要你寫的同意書。
收到27歲兒子要結紮的訊息時,米姨正和年輕的女性朋友在廣州的博物館中看展。
這是未婚育的兒子第一次對母親提出結紮的想法。早在十年前兒子剛上大學時,米姨就聽他表露過不生育的意願,“我不會生孩子”“當父母太辛苦” 。當時米姨表達支援,“你自己想過覺得不後悔,就沒問題。”兒子女友後,米姨大致知道兩個人都不想生。
米姨多年來一直留心年輕人關於婚戀的思潮。她看到很多年輕人都有自己的主張,會積極在網路上進行表達。“果斷地去說不,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我覺得很棒。”
聽兒子想結紮,米姨第一時間感到這是孩子在伴侶關係中承擔責任的表現。她此前瞭解過結紮手術的原理,認為從避孕角度而言,女生在性生活中是更加擔驚受怕的,一旦月經來晚了就會左查右查,男性結紮後女性伴侶就會更加安心。
米姨驚詫的是兒子發來資訊的後半句。“怎麼這麼奇怪?我收到兒子的資訊,說他去醫院做結紮需要我的同意書。”61歲的她向身邊的女性朋友表達不解。兒子已經成年許多年。如果全社會的人到了他這個年齡,做個決定還得尋求上一輩的允許,也太奇怪了。
朋友跟她分析說,也許一些人認為,在沒結婚之前都是父母做決定,也有可能是醫院害怕不通知父母,後續會發生糾紛。
米姨回到家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寫下母子倆的姓名與證件號,說明母子關係,再加上一句“我同意他做結紮手術”。醫院沒有說明同意書要怎麼寫。以防醫院不透過,她還多帶了兩張紙以供變通。
幾乎在看到母親陪同的那一刻,醫馬上同意下午就給兒子安排手術。2023年3月的一個下午,在廣東省生殖醫院,米姨陪同兒子完成了結紮手術。手術時間十幾分鍾,花費1100元左右。
男子結紮曾一度流行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國家生育政策提倡一孩,控制二孩,對於已達生育指標的夫妻實施結紮等措施,其中一部分男性也會被要求結紮。最近兩三年,年輕男性因為避孕考慮和生育觀念影響自主選擇結紮的情形增多,部分人還選擇在社交媒體公開結紮的經歷。
,兒子跟米姨說原本打算自己去醫院結紮。第一家醫院聽說他要結紮,說他們沒有做這個手術的資質。第二家醫院的醫生開口就問他:“結婚了嗎?生幾個了?”得知他未婚未育後,對方快速回絕,“那我們不能給你做。”來到第三家生殖醫院,醫生考慮後才提出需要家長的結紮同意書。
而在此前的手續諮詢中,一些醫護人員也表達出對結紮行為的審慎疑惑。除了“為什麼要結紮”這類問題外,也有人問米姨兒子“為什麼不讓女的去做”。等到周遭親友知道結紮訊息後,一部分質疑就轉移到了簽下同意書的母親身上。“他為什麼這麼年輕就做結紮,以後養老怎麼辦?”“你不想抱孫子嗎?”“不想生戴個套就好啦,為什麼用這麼極端的做法?”這些人覺得米姨同意孩子結紮的做法,也頗為不妥。
米姨心中早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如果你生一個孩子是為了養老,那你很有目的性,這是有條件的愛,不是無條件的愛。說句不好聽的,養老應該是你自己做好準備。”米姨也不介意自己抱不抱孫子,“現在年輕人能養活自己就比較艱難了,怎麼育下一代?”
不干預孩子的決定,某種程度上出於米姨對自己人生的反省。從1996年,35歲生下兒子那年伊始,米姨開始逐漸思索自己的婚育歷程。“我的結婚是錯誤的決定,把他生下來也是錯誤的,因為我自己沒有做好規劃。”米姨認為自己前半生都過著“渾渾噩噩,沒有很好規劃”的生活,缺乏自主性。在婚育上,她也幾乎完全跟隨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在某個年齡段就必須結婚生子”。
這是她不願再讓孩子重複經歷的一種人生。1961年,她出生於香港的一棟舊式唐樓,家裡加上自己攏共有7個孩子。父親是全家的經濟支柱,母親是全職主婦。父親除了照顧三個男孩、四個女孩外,還要負責家族中其餘一些老人和小孩的經濟。家裡人口太多,照顧一大家子的飲食起居已讓父母疲憊不堪。他們無法注意到每個孩子的需求,也幾乎沒有什麼情感交流。
小學時候的米姨有段時間喜歡畫畫。但父母認為所有的孩子都應以讀書為第一要務,而讀書的目的都是為了將來找份工作,賺錢養活自己。她的畫作曾被隨意拿去餐桌上墊飯,弄上層層油汙後,再被弄爛丟棄。因為學習成績在幾個孩子中最差,又不喜歡服從大人的安排,她常被藤條鞭打,穿著裙子時,腿部露出一條條痕跡。一直到離家前,她都覺得自己如父母所說,“是個爛泥。”

圖 | 最近,米姨正在網上自學國畫

這是一種充斥著負反饋,也缺乏交流的集體生活。在家中,米姨感受不到自主意識的發展,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想過什麼樣的人生。中學時期,感受到家庭氛圍的壓抑後,米姨開始謀生出逃離的想法。離家後那些年,她記得自己頻繁戀愛,有段時間曾同時交好幾個不同的男朋友,“誤把性當作愛”,又誤把戀愛當作逃離的途徑。
唐樓是香港人口急劇增長期間的一種多層代表性建築,密密匝匝,居住著大量城市貧民。隨著經濟發展,唐樓從60年代起逐步消失,被新式住宅取代,同時,香港作為西經濟交匯的樞紐迎來經濟高速增長,新的觀念與流行文化也開始湧入民間,激盪起新的思想活力。
1982年,21歲的米姨在老同學介紹下,報名參加一項促進青少年與成年人教育發展的公益專案。專案在學校教育外,透過非正規教育方式促進青少年擁有自主精神。由成年人帶領指導,幫助他們成為能夠做出獨立決策,也能參與社會發展的公民。米姨在公益組織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熱忱和價值所在,意識到自己“應該去做幼兒教育或者社會工作者”。接受完培訓後,她在團隊中負責帶領6~8歲孩子的活動,每週進行一次純志願性質的服務,如此持續二十年
在渾渾噩噩中邁進30歲時,米姨開始感受到傳統觀念在自己身上的壓力。“三十歲前必須找個人結婚”,順應著這樣的規範,她來不及好好思考與分辨,“不顧好醜,只要就手”,倉促地與一個男人結婚。婚後,男人將他們共同賬戶中的錢掏了空,又開啟共同的保險櫃,去當鋪典當了米姨的嫁妝。其中包括一個足金龍鳳手鐲,是過世的母親給她的。
35歲生下孩子後,她決心要給下一代創造一個全新的環境,讓他能在自主的環境下成長,過一種能對自己的選擇有所覺察,能夠自我決定的人生。這是一種反向構建。以自己成長環境為參照系,米姨努力為孩子創造出一個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童年。沒有體驗過自主童年的她,需要從匱乏中想象豐足,從剝奪中想象給予。
孩子幼兒園時,米姨發現他也喜歡畫畫。她沒有錢報培訓班,但孩子一回家就會給他紙筆,買許多繪本給他看。她注重與孩子平等關係的構建。讀小學時,她會時常跟他玩“角色互換”的遊戲,用孩子的口吻說,“今天學校里老師好壞,我想要反抗。”兒子則佯裝作大人模樣,教育她“要聽話,要守規矩”。米姨會繼續反抗,“可是老師不尊重我們,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聽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守規矩呢?”
2002年,離婚後的米姨帶著孩子來廣東,從事文書工作。大學畢業後,兒子按照自己的意願成為了一名自由畫師,創作漫畫與分鏡,偶爾為別人紋身。米姨身上有三個來自兒子的紋身。四年前,第一次被兒子詢問紋身主題時,米姨提出“重生”。
在淡淡的刺麻感中,米姨的左肩爬上黑白的紋路。後來在兒子拍下的照片裡,她看見在一顆半截入土的骷髏頭上,粗壯有力的枝幹向上生長,綻開一叢挺拔的珊瑚。

圖 | 米姨的紋身

這幾年年歲越長,米姨卻感覺自己的生命變得越來越新鮮。從文書工作退休後,米姨繼續參與社群活動,現在每週一三五在網上學國畫。她自學心理學,在六十歲時第一次思考“我的人生為什麼會這樣”,開始探索自己內心的宇宙。曾經害怕動物的她,也在這兩年收下兒子送來的一隻活潑的小三花貓,在午後與它玩拋接球的遊戲。
去年,在陪伴兒子完成結紮手術後的一天,米姨報名了一個衛生巾刺繡活動。活動前一天通知說要自己攜帶衛生巾時,她才發現,絕經十多年的自己家裡沒有衛生巾。第二天,她在送貨平臺上買的夜用加長衛生巾上刺繡。
金色的絲線繡出一顆沒有受精的卵子,像發出柔和光芒的太陽。紅色的經血繡成小小的十字散落四周,像閃閃的星光
– END-

撰文|羅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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