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來源：新周說
作者：周志興
康生的運氣很好，他屬於壽終正寢，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在床上，而且還得到了很多老同志都得到的那幾頂桂冠，例如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還有一頂一般人沒有，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
康生的骨灰安葬在八寶山公墓。如果再晚一年去世，他的骨灰放在哪裡就不好說了。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全國雖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幫”，但康生問題一直沒有被揭露。沒有揭露，不代表沒有問題，也不代表人們沒有怨氣。
閻明覆有過這樣的回憶：
他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期間，結識了著名的王新德、鄭劍暉等醫學教授。王老曾多次給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間一直守護在毛主席病榻邊參加搶救工作。
在同這幾位醫生的閒談中，他知道了一些康生在“文革”期間迫害醫務人員的事件，例如“蘇枚謀害案”。蘇枚，是曹軼歐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幹校政治部副主任，歷史上曾被捕過。出獄後康生經手給她恢復了黨籍。後來，康生一直和他們姐妹住在一個屋簷下。
“文革”初期，正當紅衛兵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突然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曹軼歐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幹校追查兇手。1968年1月，康、曹聽說政法幹校有人調查蘇枚的歷史問題，又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七人拘捕，還有五十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鬥，其中逼死一人，逼瘋四人。
此案為何又牽連到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呢？據王新德介紹，蘇枚在政法幹校突然昏迷後，學校領導打電話給北京醫院值班室，請他們派人來搶救。正在值班的內科大夫顧惜春急忙趕到政法幹校，對蘇枚進行搶救，後又把她接回北京醫院急救室，請醫院的專家王新德教授等，繼續進行搶救，經搶救無效身亡。據專家們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藥自殺的可能性。最後經解剖，發現死者的胃裡有大量的安眠藥片，確診為服安眠藥中毒。
康生見到診斷報告後，蠻不講理地“批示”說：“蘇枚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殺。她胃裡的安眠藥片肯定是解剖時放進去的。”並勒令查辦。這一下子，顧惜春大夫等十多名醫務人員竟被捕入獄，無辜坐牢達六年之久。
由於王新德教授當時是臨時被邀請去參加會診的專家，會診完說了診斷和治療意見就離開了，這才逃過一劫。
閻明覆住院是在2002年，三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大夫說起這些事情還是義憤填膺，可見積怨之深。
這些怨氣能不發出來嗎？
順便說一句，閻明覆是公認的正派人，他的記述，極為可信。
康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整了不少人，太多人恨他，但是，對這樣一個死去的中央領導人，還戴著很多頂桂冠的康老，總要有一個突破口。
第一槍是在中央黨校打響的。
文革之後，中央黨校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地，這裡的很多教授都很有見識。但“文革”時期卻是重災區，因為這裡的負責人是康生。
新中國建立以後，康生對自己的職位不滿意，一直稱病休養。1956年“八大”後，康生被重新啟用，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從1957年起分管黨校，所以，他實際控制中央黨校近二十年。
在中央黨校，康生被尊稱為“康老”，他的妻子曹軼歐則被尊稱為“曹大姐”。兩個人在這裡呼風喚雨，而且一言九鼎。
“文革”前期和“文革”時期，康生在黨校先後誣陷迫害中央黨校原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和曾任劉少奇秘書、後任中央黨校校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楓，製造了大批冤案。
有時康生到黨校視察，隨時看到一個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這個人很快就會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期間，中央黨校紅戰團有人要調查康生問題，立刻被打成反動組織，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在這些事實面前，參加整風會議的黨校成員都有所顧慮。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提出要休整一段時間，讓與會人員都思考一下當前整風面對的問題。
打倒四人幫以後，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汪東興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任副校長。實際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到黨校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整風會議”，實際上是進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幫”，解決“文革”遺留問題。
考慮到康生、曹軼歐重用的人在中央黨校還佔據相當多的領導崗位，受“四人幫”影響思想極左的人也有很多人擔任部門領導職務，胡耀邦做出一個特殊規定：參加整風會議者，不是按照級別確定，而是由各單位舉派。這個辦法，能使一些長期受到迫害的人也能夠成為代表參加會議，既保證了會議的民主，又能夠廣泛聽到各方面意見。代表視會議情況還可增加。一開始，會議代表僅70多人，後來會議代表達到180多人。
胡耀邦還決定，整風會議分成若干小組，小組的正副組長也不是按職務產生，而是經選舉產生。他為整風會議定的基本方針是：揭批“四人幫”，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對黨員進行教育，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
1977年9月，整風會議一開始，胡耀邦發表講話。雖然當時他已經掌握了康生、曹軼歐在中央黨校的嚴重問題，但由於康生的問題還沒有全面揭露出來，中央更未定性，因此，胡耀邦在講話中沒有提到康生，只部署黨校內部整風，強調要分清是非，對錯誤和問題，不論是誰犯的，都要認真揭發和批判，不講情面。胡耀邦為了使會議既達到目的，又能夠按照正確方針進行，在會上講了一段既有深刻道理又有很高政策水平的話：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要靠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不要靠摸“精神”吃飯。一切應以是否符合實際、是否符合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應以某個人的意見，以小道訊息，以個人得失為標準。凡是堅持原則，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勇於揭發、敢於批判的革命行動，都積極支援。但是，對問題不要隨便下斷語，任意上綱上線。允許發表不同意見，講錯了可以改。登上《簡報》的個人發言，原原本本地反映本人意見，講過的話也可以收回或修改。重要事情，都交給大家議論。
耀邦本人也是捱過康生的整的。
在1942年延安整風後期，當時掌管中央社會部的康生提出投奔到延安來的革命青年，大都是國民黨打入我黨我軍的特務，於是開展了以“逼供訊”為主要手段的“搶救運動”。而胡耀邦因為對“搶救運動”持否定態度，受到過康生的批判。
所以，曾經擔任胡耀邦機要秘書的高勇，他也是我在中央文獻出版社的直接領導，他回憶說，胡耀邦是不贊成那種打特務那種辦法，而且他試驗過，有幾個人一嚇唬他，他就承認了，因此他在這方面他就比較軟，他不是那麼強硬，他說當時扣個帽子，扣什麼帽子都扣不上了，最後說他不是姓胡嘛，“糊塗主義”，老批他糊塗主義，當時說他是個小胖子，挺胖的，從那批了以後瘦下來，再也胖不起來了，批成了個小瘦子了。
確實，他是有些害怕黨內鬥爭的，所以才有無私無愧，而不是無畏。
因為懂得歷史，經歷過歷史，所以，耀邦格外小心。
因為康生在中央黨校的勢力太大，所以，這個死去近兩年的人一開始就成為阻擋會議真正揭批問題的障礙。有的人剛剛講一些康生領導下中央黨校的問題，造反派出身的領導立即說，這是康老指示的。他們也檢討，但一切都推到康生那裡，說：我們沒有很好聽康老的招呼，工作中有失誤。參加整風會議的絕大多數同志意識到，不揭露康生的問題，中央黨校的問題根本揭露不出來，更談不上平反冤假錯案了。
這時候，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幹部支部代表王富長站了出來。他是一個行政幹部，並不是教授，他在發言中對康生和曹軼歐開了第一槍。
王富長說了十點意見，其中主要是這樣幾點：
康生一直把持黨校，說黨校是“長期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給黨校的同志們套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精神枷鎖。
康生對待黨校群眾組織問題是支援一派，打壓一派，使很多幹部群眾受到摧殘。
康生指使造反派在黨校大罵朱德、葉劍英、陳毅等老帥，並編輯出版《林彪選集》、《林彪語錄》。
康生、曹軼歐在黨校搞“清隊”和“整黨”問題上，顛倒敵我關係，致使大批的幹部群眾受到審查、關押、開除、遣送。
矛頭直接指向不可一世的康生。
王富長揭露康生的發言稿
但王富長也心慌，他說，講完這個十條以後，我在心裡頭還在嘀咕，我說這個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將來是個什麼惡果還不知道。
不能不緊張，康生雖然在差不多兩年前死了，但是桂冠還在，遺孀曹軼歐還在，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而且，康生在上層的勢力還很大，王富長的發言有點摸老虎屁股的感覺，雖然是死老虎，但是餘威還在。
對於王富長的揭發，胡耀邦是比較慎重的。他當然知道康生的分量。但是，他也知道康生的為人，特別是在中央黨校清查造反派時，造反派供出了康生和曹軼歐的很多問題，所以，他對康生在中央黨校的所作所為也心中有數。
胡耀邦在會上說了很策略的話，他說，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但是提意見必須遵守以下幾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為什麼要提意見，主要是為了分清是非，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不實之詞，汙衊更不允許，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第二，只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提。黨章規定，在黨的會議上可以批評任何人。在黨的會議上提意見是合法的，是黨員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剝奪的。沒有參加會議的同志怎麼辦？每個黨員如有意見，可找組織談，或者寫材料交給組織。這一條我提議作為這個會議的紀律，不搞小廣播，搞小廣播性質就變了，是自由主義了。第三，只在會上講，或寫書面材料，不貼大字報。第四，意見提了後怎麼落實，怎麼辦？如實向華主席，向幾位副主席反映，請華主席、黨中央去決定。
看起來，胡耀邦沒有直接表態，但是，在體制內工作多年的人都不難聽出弦外之音，耀邦是支援向康生開火的。
從目前公開的歷史材料看，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揭發康生的問題。會後，“整風會議”材料組根據王富長的發言整理了一份書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報中央。這次會議開了三個月之久，康生的問題得到了全面的揭發。12月中旬，中央黨校連續召開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員大會，放手讓教職員工揭發康生的問題，在此基礎上胡耀邦讓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點名誣陷過的幹部名冊。
1977年底，耀邦已經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了。
1977年12月8日，距離康生忌日兩週年沒幾天，中央黨校16樓的走廊出現了兩份小字報。小字報指出：所謂“康生路線”，實質上與林彪、“四人幫”的路線是同一路線。
12月9日，到16樓觀看小字報的人特別多，有黨校教員，也有學員，許多高階班學員也紛紛來看，多數人看完後沉默無語。直到晚上，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這天，胡耀邦不顧秘書的勸阻也去看了小字報。看完後，他對秘書說：“你懂我的意思了嗎？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援。貼‘那個人’的小字報，我不提倡，也不反對。我們要把被‘四人幫’顛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顛倒過來，對誰有意見你們都可以提，不寫大字報，可以寫材料，小字報找個地方貼，校內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貼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報的訊息傳播的很快，一連幾天，不但觀看的人絡繹不絕，並且小字報越貼越多。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胡耀邦指示根據中央黨校的揭發材料、造反派頭頭的筆記和中央組織部、中央聯絡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點名誣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職務、點名的時間和場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個名單，鉛印成冊，報給中央。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有603人。其中，大多數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康生問題。陳雲在黨內威望高，他的話分量很重。
據于光遠記述，陳雲說：“‘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同志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組建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等的審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屆人大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在起訴書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後，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革’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鄭重決定：向全黨公佈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與此同時，康生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歷史的審判。康生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這時的曹軼歐也一下子從政治的巔峰跌落到谷底，從此過起了隱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1967年，曹軼歐紅極一時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鐵面包公，任何說假話和任何搗鬼的人，都將受到無情的懲罰。
這也是他們，康生和曹軼歐自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