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所百年大學，有過哪些好校長？

12.22‍‍‍‍‍‍‍‍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南京大學校園。圖源：南京大學本科招生網

撰文 | 丁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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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寫了幾篇文章回憶大學春秋，引起讀者共鳴，認為我們趕上了好時代。是的，那是一個追求知識憧憬未來的時代，如果沒有母校南京大學多年積累的優良學風，沒有前輩教育家和學問家為莘莘學子傳道授業，恢復高考後首屆進校的我們能茁壯成長嗎？

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對母校南京大學追根溯源，讓歷史經緯給我們溫故知新。

一

1817年建校的密歇根大學，被譽為“美國公立大學之母”。在美國的州立大學中，它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也學科齊全、學術顯赫。南京大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被稱為“中國公立大學之母”。

南京大學的前身是三江師範學堂，1902年始建於歷史上曾為六朝古都的江南名城南京。她是清朝末期廢書院、辦學堂，順應世界潮流實行新政的產物，是繼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大學、位於首都北京的京師大學堂創辦4年後，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呈請朝廷在其轄區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府。

劉總督當年去世，他的繼任張之洞所取校名中的“三江”意指江蘇(江寧)、安徽（在歷史上曾屬江南省）及江西，而與浙江無關。張之洞是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一句名言流傳至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堂開創時的管理者不叫校長或“堂長”，而叫“總稽查”，聽上去更像警察局長。總稽查先後由繆荃孫、方履中和陳三立擔任，正式開學後改為由“監督”楊覲圭掌校。陳三立是大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父親，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幾日，他悲憤至極，絕食而死。

三江師範學堂的校名只存在了3年，就被接任張之洞的兩江總督周馥易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1906年一位新監督李瑞清上任了，這是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個有作為的校長。他出身進士，書法、金石和繪畫樣樣精通，國畫大師張大千年輕時曾授業於他門下。一接任監督，李進士馬上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其辦學理念是：視教育若性命，學校若家庭，學生為子弟，始終不渝。他不遺餘力提倡科學、國學和藝術，在之後的5年中，將學堂辦成江南之冠，設理化、農業博物、歷史輿地、手工圖畫等4科，學生超千人。到了辛亥革命，他像王國維那樣士林氣節太濃，雖未如後者一樣殉情帝制，卻也永久脫離教育界。大約從那時起，中國高等教育的新時代開始了。

南京大學史上的第三個名字更上了一層樓：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師）。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由於時局動盪，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停辦，大多數師生員工飽受戰亂而流散各地。先母曾告訴我，她父親當時就讀於兩江法政學堂，也因學校解散回家，從此手執教鞭幾十年，為民國培養了一批人才，也為我家兄弟姐妹培養了一位好母親。

民國後所有“學堂”改名為“學校”。優級師範學堂改為高等師範學校，並由省立升為國立。停止辦學3年的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組建成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由江蘇南通的通州師範學校的校長江謙任校長。江校長胸懷大志，雷厲風行，很快修復了戰爭留下的破舊校園。南高師於1915年8月11日正式招生。南京高師繼北京高師、武昌高師和廣州高師之後，成為我國最早的4所高等師範學校之一。

1918年3月，因校長積勞成疾，教務主任郭秉文主持校務。一年半後，鑑於江謙長期病休，教育部正式任命郭秉文為校長。郭校長為南高師的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南京大學歷史上的第一個博士校長。他1906年7月赴美留學，就讀俄亥俄州的私立人文學院——烏斯特學院預科部，1908年秋獲中國首批庚子賠款獎學金，入本校學理科，於1911年得理學士學位，隨即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專攻教育學，1914年以《中國教育沿革史》的博士論文獲頒哲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個教育學博士。對現代美國教育有深遠影響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長期任教哥倫比亞大學，他後來的另一崇拜者和學生胡適自那裡畢業回國後，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之一。

1915年學成回國的郭秉文隨江校長參與了南高師的籌備活動。就任校長後，深受歐美教育思想薰陶的郭博士，在全國高校中首創對學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他民主立校，開中國高等教育教授治校之先河；設立了教務處、事務處和訓育處，建成了8系8科，其中8係為國文系、英文系、哲學系、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和地學系，8科指的是“專修課”，如文理專修科和國文專修科。當時有人如此評價：“南高諸所擘畫，頗異部章，而專科增設之多，尤為各高師所未見。”這時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實際上已初具綜合性大學的規模，為國內高師之翹楚。

今日南大女生應該知道，南高師是中國第一個正式開放女禁的公立高等學校。1920年夏，南高師公開招收女生，報考者100餘人，最後錄取8人，接受旁聽生50餘人，而與南高師一起行動的北京大學，僅僅招收了幾名女旁聽生。難怪之後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吳健雄去美國留學時，本打算前往密歇根大學，但一聽說那裡的一個學生中心，男生走大門，女生只能走邊門，頓時大怒，因為這甚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大學都不見，於是她決定留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

二

歷史車輪駛進了20年代，郭秉文擔任校長第三年，南京大學史上第一次寫上了“大學”字眼。1921年10月，由南高師脫胎而成的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郭秉文繼續任校長。到了1923年，東南大學發展為由文理、教育、工、商、農5科組成的綜合大學，擁有23系：國文系、地學系、政治系、經濟系、數學系（天文附）、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生理、動物、植物、解剖附）、心理系、教育系、體育系、農藝系（作物、土壤、農具附）、園藝系、畜牧系、病蟲害系、農業化學系（農產製造附）、機械工程系、會計系、銀行系和工商管理系，另設預科，不僅是東南地區最高學府，而且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新型大學，為20年後成為中國第一高等學府創造了條件。這年，東大培養出首位畢業生嚴濟慈，他日後是中國物理學界的泰斗。一百年前，郭秉文連續三屆當選世界教育會副會長兼亞洲分會會長。後人將他譽為“中國現代大學之父”。

“中國現代大學之父”郭秉文。圖源：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展覽館官網

在從南高師到東南大學的發展過程中，郭校長到處延攬名師，比如他任命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弟陶行知為教務主任，也差點把另一個學弟胡適聘來。胡適回國後對他致歉：“如果不是蔡孓民（元培）先生和我早已有約在先，我一定會到南高執教。因為，早已有好些位和我一同留美的同學好友，如任鴻雋、陳衡哲、梅光迪等，都已經被你們拉到南高師去了。”在被郭秉文校長拉進南高師的50位留學生中，有一位是191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竺可楨博士。他不僅將南高師的氣象學打造成中國最好的專業，而且是東南大學地學系創始人。他在那裡的五年教授生涯中，開設並執教了許多不同學科的課程，培養了一大批後來名聞遐邇的地理氣象專家。他也是一個多產的學者，總共發表了42篇科學論文，尤對遠東臺風研究取得創造性成果。這個南大地學系的奠基人和中國氣象學的一代宗師，後來被任命為浙江大學校長。不出幾年光景，他治下的這所一開始遠遜於東南大學的浙江大學，被英國劍橋大學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贊為“東方劍橋”。

郭秉文聘任的教授中，今人耳熟能詳的還有文科湯用彤、梅光迪、柳詒徵、陳衡哲（中國第一個女教授）、陳中凡、吳宓、陸志韋，理科任鴻雋、胡剛復、熊慶來、何魯、葉企孫、楊武之、曾昭掄，教育科陳鶴琴、孟憲承、李叔同，工科茅以升，商科楊杏佛、孫本文、馬寅初、潘序倫和農科的秉志、胡先驌。在郭校長治下，東南大學在江蘇這片明清以降中國最肥沃的教育土壤上，其師資力量和院系建設甚至超過了由國民黨元老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在執掌北京大學時，提出“教育獨立”“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治校方針，而郭秉文於東南大學的任上，則提倡“學者治校”“學者不干預政治”“君子不黨”的辦學原則。蔡、郭二人辦大學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並且都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被人銘記的教育家。在管理大學上，郭校長堅持了“四平衡”：通才與專才的平衡、人文與科學的平衡、師資與裝置的平衡以及國內和國際的平衡。曾有人總結郭秉文校長的辦學方針“歸納為一個’平’字。”他認為大學裡“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學治事最好的座右銘，“平能和，和乃獨進。”

但是，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國，辦教育談何容易，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果是奉系大勝，段祺瑞出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郭秉文被段氏政府認為是直系同黨，第二年元月被罷免校長之職，由江蘇無錫有名的胡氏三兄弟中的大哥、私立上海大同大學校長鬍敦復繼任。全校師生堅決反對，透過決議抗議教育部隨意任命。胡敦復開始也表示不就，但在3月9日，他突然來校就職，卻被聞訊而來的學生逼其離校，史稱“三·九事件”。可是部分學生的過火行為激怒了官方，兩日之後校董會被教育部訓令取消。一時間，全校師生分成兩派，互相攻擊，這導致學生無心求學，教授賦閒在家，甚至另覓去路。揚名天下的國立東南大學就這樣開始一蹶不振。

這場易長風潮歷時數月，不同人物依次登場、下臺，臨時校長、代理校長、兼任校長，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無濟於事。著名教授紛紛離校他去，比如心理學博士陸志韋去了燕京大學，化學教授王進去了浙江大學，生物學博士秉志去了廈門大學。尤其是數學家熊慶來去了清華大學，十年後成了青年華羅庚的伯樂。如果不是當局隨意撤職校長，或許熊教授幾年之後會在中央大學數學系，讀到華羅庚那篇讓他發現後者天才的論文《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出身江蘇金壇的華羅庚就有可能從中央大學走向世界數學的舞臺。後來的一些大學校長，比如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等，都出自東南大學。難怪80年代的南京工學院改名時非要改成東南大學不可，因為這個名字歷史上太響亮了。當時，清華大學剛由清華學校改名而來，資金雄厚，正是招兵買馬的好機會，東南大學的一場混亂給他們送去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5系的系主任。因此，南京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就可謂中國的“大學之母”。

然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打下南京，一個月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作為東南第一學府，作為新首都的最高學校，東南大學的地位悄然發生了變化。

最初來到的並不是讓東南大學學生歡欣鼓舞的好訊息。中央政府決定，將東南大學與同在江蘇境內的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以及南京工業專門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商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等8所學校合併，組建成“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第一中山大學就是為紀念出生在廣東的孫中山而由廣東大學易名的中山大學，位於廣州市；第二中山大學就是現在的武漢大學；第三中山大學是浙江大學。這種排序完全按北伐軍北伐進軍的先後路線而定。南京因是北伐軍攻克的第四座歷史文化名城，故有“第四”之稱。但它隸屬中央政府，故在校名前加了響噹噹的“國立”二字。日內瓦大學的化學博士、年僅35歲的張乃燕被任命為校長。他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侄子。中國大學90年代開始興起的合併之風，在70年前就有了預演。

第四中山大學的校名是短命的。第二年春節前後，按照國民政府《大學區條例》中有關“各省大學依據地名名之”的規定，第四中山大學改名為江蘇大學。

但是，不僅“第四”這個序數詞聽上去“排名”不高，“江蘇”這個地名更讓校園上下“不勝駭異”。國立大學的“江蘇”校名怎麼聽上去好像是一所地方性大學，與首都身份極不相稱。繼1920年首次有人提議南京大學校名後，永久性“國立南京大學”校名建議又一次浮出水面。理由是國外許多著名百年學府，都是以京都命名的“首都大學”，如日本東京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可惜美國的“首都大學”雖在首都，卻不甚有名，而且是私立的，否則喬治·華盛頓大學也會拿出示範了。提出“南京大學”校名的人列出無數理由，包括可與北京大學遙遙並峙，南北二校代表中國之最高學府，但都無濟於事，到了2月23日，學校依令正式改名為江蘇大學。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江蘇大學”成了南京大學史上時存最短的校名，1928年5月16日，國民政府重新審議校名，終於將江蘇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成了名副其實的首都大學。這一校名在民國時代，再也沒有變過，延時超過20年，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張乃燕出任校長一職的時間，正好經歷學校三改其名，但易名到中央大學時，朝野內外認為他的名望、資歷等均不足以膺此職務，張本人亦提出辭呈。1928年6月9日，國民政府決定任命國民黨元老吳稚輝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但吳堅辭不就，因此張校長一直幹到1930年10月辭職為止。這時，國民政府開始加強對首都大學的領導，派了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朱家驊接任他的位置。

朱家驊註定要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風雲人物，1922年於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地質學博士後，他當上了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大概他的德文也夠好，居然同時兼任德文組主任。在這段時期，他是進步的，曾率領學生上街反帝大遊行。1927年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常務委員會代主任，第二年參與創辦中央研究院，第三年擠進了最高領導層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朱氏執掌中央大學對學校帶來的好處之一，就是他和國民黨中央領導人蔣介石的良好關係所帶來的經費大漲、聘人無數。如今的東南大學佔據了中央大學的當年校址。校園裡最有名最具特色的建築是大禮堂。這不光是朱家驊校長任內時的傑作，而且其誕生史頗為有趣。這座設計獨特、造型壯觀有2700餘座位的大禮堂，是他說服了要開全國國民會議的蔣介石，將會議場所放在中央大學校園而建成的。他下臺後的1932年11月，這個大禮堂落成，一次性成了國民大會會議中心，卻永久性屬於中央大學，併成為民國首都大學的標誌性建築。因而，歷史上國立中央大學的大禮堂，充當過國家大會堂的顯要角色。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其他大學的會堂獲此殊榮。可惜從1952年起，作為中央大學的合法繼承者，大禮堂再也不屬於院系調整後的南京大學了。

但是，朱家驊未能像他的前任郭秉文那樣堅持做一個純粹的教育家。“九·一八”事變後，他作為政客，自然與政府保持步調一致，極力壓制學生的抗日愛國活動，受到中央大學師生的憤怒譴責。9月28日，中央大學學生怒打外交失敗的外交部部長王正廷，12月17日又圍攻國民黨中央黨部並衝砸《中央日報》社，朱校長引咎辭職，但十天後便當了更大的官——教育部部長。

三

中央大學歷史上最好的校長快要就任了，但還要等一等，因為過渡性人物總是要出場的。新任命的校長桂崇基由於學生反對而辭職，之後的任命落在曾在東南大學任教過的哈佛博士任鴻雋頭上，但他大概因為經歷過昔日的“易長風潮”，堅辭不就。到了1932年6月28日，又一名政客、在朱家驊手下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的段錫朋被汪精衛掛帥的行政院任命為代理校長。但學生最不喜歡政客掌校了，他們希望像竺可楨這樣的君子學者做校長，並曾得到汪的當面答覆。所以，一看到段代校長第二日到校視事，學生義憤填膺。個別人怒火中燒，甚至像花和尚魯智深那樣一把揪住段錫朋，令他狼狽不堪，倉皇離校。這一下激怒了蔣介石，他一聲令下，解散中央大學。

7月2日，教育部四位大員接收了中央大學。教員全遭解聘；兩日後所有學生被命令立刻離校，聽候甄別；校方並內定開除鬧事學生計60餘名。這一事件舉國震驚。一些名人被委任為“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成員，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任委員長。整理期間，身為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則擔任代理校長。暑假過後，委員會宣佈開除學生會領袖及動手打段者十九人，同時將設在上海的醫學院和商學院獨立，分別改稱為國立上海醫學院和國立上海商學院。

傷筋動骨的中央大學終於迎來了一位好校長。8月26日，國民政府任命曾是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的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

羅家倫作為羅家的傑出後代和魯迅的老鄉，是上個世紀中國五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他於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參與創辦《學衡》雜誌。“五四”運動中，他是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起草人、“五四運動”一詞的提出者。1920年他與早他一屆的北大學生並在“五四”期間出任“全國學聯”會長的段錫朋一同留學美國。他先後在多所世界級大學遊學，依次是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1926年他回國後先當了東南大學教授，後來參加北伐，1928年在參與處理濟南“五三慘案”中因其才華和膽識頗受上司賞識。於是，當清華留美預科學校升格為國立清華大學時，僅僅30出頭的羅家倫就被任命為首任校長。

羅家倫“受命於動亂之際”，於1932年9月5日踏進中央大學校園。10月11日，學校重新開課。當日，他在全校大會上以“中央大學之使命”為題做了就職演說。這篇演講對中央大學的發展乃至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他認為大學的使命是“為中國建立起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要求中央大學像其他世界著名大學一樣，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

為了完成這個使命，羅校長首次提出了“誠、樸、雄、偉”的四字新學風。這四字，92年來一直為這所大學大力提倡，併力求發揚光大。“誠”指對學問的誠意，“樸”是質樸和樸實，“雄”為大雄無畏，“偉”則指偉大崇高。尤其是“誠樸”二字，“唯其樸實無華，方能刻苦用功”，在中央大學之後的數年間，相沿成習，蔚然成風。高瞻遠矚的羅家倫，力圖將中央大學建成世界著名大學。事實上，他基本做到了。他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他重視聘用人才。他有句話已流傳下來：“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有一則故事，足以說明他聘人的原則。蔣介石有次問教育部長王世傑：“羅志希（家倫）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這是什麼原因呢？”答日：“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夠，他不管是什麼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這樣渴求人才的校長，天下英才競相飛來；數學上就有陳省身的碩士導師孫光遠和後來對南京大學計算數學專業的建立功勳卓著的曾遠榮。一時間中央大學群英薈萃，學術氣氛一派繁榮。

其次，他重視學科建設。羅家倫接手中央大學時，原有8個學院已被劃出兩個，即前述的醫學院和商業院。之後幾年間，他不僅在6個學院中增添了許多系科，而且於1935年再度創辦醫學院，並加上了國立牙科學校，親任校長。這樣，中央大學成長為文、理、法、教育、工、農、醫7個學院40個系科的綜合大學，直到1952年中國的院系調整南京大學被四分五裂再次成為中國的大學之母之時。

就在擔任校長兩年後的1934年，羅家倫的雄心更上了一層樓。他想另覓校址，將位於南京城中心四牌樓的區區300畝校園搬到市郊，以容納首都大學將來的10000名學生。他的計劃不僅得到教育部長支援，也獲得蔣介石首肯。他派人四處察看，終於發現南京中華門外一處名叫石子崗的地帶為最佳。它氣象宏大，山林起伏，北有虎踞龍盤的紫金山，南是樹木茂盛的牛首山，中山之陵與之遙遙相望，登高遠望可見滔滔長江。對於這座8000畝的大學新城，他後來在詩《憶南京》中這樣寫道：

我又想到雨花臺南，

崗名石子，

橋喚鐵心。

南望牛首，

東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頭放眼呵，

大江雄渾，

秦淮澄清。

這二水三山的中間，

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這真是中央大學令人神往的未來藍圖！新校區1937年開始動工興建，預計第二年秋季便可落成。但是，幾個月後的盧溝橋“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者燒起的戰火，把羅校長為中央大學繪製的藍圖燒成灰燼！

全面抗戰伊始，中國高校搬遷西南後方。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一，先落腳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日寇的推進又迫使它繼續撤離到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這所戰時中國名校艱苦卓絕的辦學經歷，在北大中文系78級校友張曼菱的《西南聯大行思錄》等書中有逼真刻畫。中央大學與首都休慼與共，也隨國民政府西遷到陪都重慶。由於羅家倫準備充分，在7月中旬與蔣介石廬山會晤後馬上著手遷徙準備，所運圖書儀器裝箱500，及時運出，基本無大損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先生為這一長途運輸鼎力相助，貢獻巨大。

全面抗戰8年，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與重慶大學為鄰辦學。為抗戰需要，它的規模越來越大，先後又在成都和貴陽建立了校園，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急需的專門人才，同時也推進了四川的文化科教。但是，物價暴漲、資金短期的殘酷現實讓羅家倫精疲力盡，深感“再也支撐不下去了。”1941年7月7日是日寇全面侵華4週年紀念日，他在自己參加的最後一屆畢業典禮上，作了“感情泉湧”的臨別贈言，和他9年前的就職演講一樣令人難忘。8月8日，他獲准辭去了校長職位。

羅家倫是中華民國時期讓中央大學走向鼎盛的功勳校長。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南京大學的匡亞明校長，分別是國共兩黨治國期間中國傑出大學校長的代表人物，理應被尊崇為歷史留名的中國傑出教育家。

四

中央大學後來幾年的校長，又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不過曾經換到一個讓後來的學生頗感意外的名字，這個名字就是蔣介石。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由國家元首兼任大學校長。原來，接替苦心經營中央大學九年羅家倫的是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顧孟餘。此前顧博士已做過一些大學的校長。他在中央大學幹得也不錯，尤其關心師生生活。但是由於和當局不合，一年半後他就遞上辭呈，還未獲批准，就揚長而去，隨即赴美。學生們不願他走，有1500餘人上街遊行請願，挽留顧校長。這有可能導致可怕的學潮，於是蔣介石匆匆忙忙親自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蔣校長自然不可能天天到校上班，於是他特設教育長一職，由朱經農擔任，代表他主持校務。他每週六下午來校，主要察看學生伙食和宿舍。有件事也能看出他盡了校長之責：1943年冬，當他看到大學生們衣衫破爛，鞋襪漏洞，有人晚間睡覺加蓋麻袋、報紙保暖的情況時，馬上命令給每個學生髮軍用大衣一件，白天禦寒，夜晚當被。

蔣介石不可能把校長永遠當下去，一年半後他辭去了校長職位，當了個永久名譽校長。繼任校長顧毓琇多才多藝，曾是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一生與麻省理工學院結緣，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都屬於那校的電機工程，但他最引人矚目的卻是戲劇作品，雖然沒有一部像曹禺的《雷雨》或《日出》那樣傾倒無數觀眾。顧博士在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的任上做了一件推進中國數學程序的好事：他簽署了邀請麻省理工的天才數學家維納(Norbert Wiener，1894-1964)來訪清華的邀請信。在清華待了一年的維納慧眼識才，將華羅庚推薦給自己的昔日導師、劍橋大學數學家哈代(GodfreyHardy，1877-1947)。從此，中國的一顆數學明星冉冉升起。顧毓琇百年人生的最後幾年有件事值得一提，他在上海交通大學執教過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江主席1997年去美國國事訪問之餘專門去拜望已屆95歲的他，留下一段佳話。

顧校長掌校之時，不忘初心，為電機系學生開課授業，身為校長且為學生授課，大概是中國大學校長第一人。第二年，日寇投降，顧毓琇也認為自己的使命完成，興趣廣泛的他又要幹其他自己喜歡乾的事了。於是，在慶祝抗戰勝利之時，中央大學師生迎來了另一個新校長——1920年畢業於南高師的知名物理學家吳有訓，中央大學也開始了西遷8年後的東歸。這時中央大學無論是規模還是學術，已成中國大學之王。比如1941年底教育部公佈的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學佔了5名，1943年第二批15名部聘教授中，又佔7人。據早年求學中央大學、後任中央大學南京校友會會長的徐家福回憶，由於系科齊全、學生眾多，中央大學的教育經費比北大、清華和南開的三校之和還要多兩倍。上世紀4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曾將中央大學排名為亞洲最好的大學。

吳有訓於1926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物理博士學位。他的精湛實驗與理論分析，幫助了導師康普頓(Arthur Compton，1892-1962)發現的“康普頓效應”這一重要物理現象得到國際公認。此後中國留美的莘莘學子，有志者紛紛進入芝加哥大學，包括後來的楊振寧和李政道。回國後吳有訓繼續從事研究，這在當時的中國教授中是不多的。他接任中央大學，用他的話說，就是“只憑著為母校服務這點關係”。他服務得很好，唯一可惜的是時間短了點。喝過西方墨水的吳博士認為大學的唯一目標是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否則，就應該關掉”。他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甚至加入到1946年的“一·二五”學生大遊行隊伍中。1947年震驚全國的“五·二〇”運動，就是中央大學學生髮起並擴充套件到60多個城市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這個日期後來被定為南京大學校慶日。吳校長當然成了反動派的眼中釘、肉中刺。歷經重重困難後，他身心疲憊，終於在1948年獲准辭職，去了交通大學教授物理。

五

下面，該由數學家當校長了。1948年8月，教育部任命原數學系教授並當過教務長的周鴻經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此時，國民黨政權已經搖搖欲墜，所以周校長於翌年解放軍渡江前就棄職去了臺灣。很快，“百萬雄師過大江”，中華民國國旗從總統府頂上墜落，民國“中央”不復存在。1949年8月8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第二年，所有國立大學全稱中的“國立”二字被取消；從此“南京大學”的校名沿用至今。第三年，新中國的教育部任命心理學家潘菽擔任南京大學首任校長。

不久，全國高等學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開始了。具體做法就是，文理學科組合為綜合大學、師範學院或師範大學，工程學科構成工科院校，一些專門化的工程學科直接建成專門學院。學科最齊全的南京大學被肢解，大幅瘦身。工學院成了南京工學院的主體，後者接管了中央大學的校園，包括那個氣勢恢宏的大禮堂。南京大學的其他學院和系科變成了五花八門的新學校，只留下文學院和理學院，與金陵大學的相關係科，加上其他一些學校的部分專業，合起來組成南京大學。到了2002年，當南京大學慶祝建校100週年時，同城其他6所大學，都號稱自己也長到100歲了。江澤民、李嵐清等國家領導人發來賀電，慶祝江蘇9校百年校慶。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南京大學的命運與共和國的命運休慼相關。潘菽1957年調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長後，郭影秋繼任校長，兼任黨委書記。當他1963年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成仿吾校長的副手並任黨委書記時，時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匡亞明出任南京大學的同樣職務。

匡亞明是新中國70多年來南京大學最受師生崇敬的校長之一，也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優秀大學校長之一。他懂知識分子，同時他也是知識分子，上過大學，在戰爭年代當過《大眾日報》社長兼主編。在吉林大學主政時匡校長大力提拔有才華懂教育的教授參與學校管理，如數學教授徐利治被任命為教務長。主政南京大學後，他重視學術研究，專門成立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到校第二年，匡校長破格提升了104名講師。他樹立大學生學習標兵，恢復高考的一位功臣溫元凱就是當時的明星化學生。他極重視改善辦學條件，一棟雄偉的教學大樓在他任上拔地而起。據說他曾想把它建成像莫斯科大學的主教學樓那樣的巍峨大廈，但匆匆而來的“文革”疾風驟雨也迫使它匆匆封頂。很快，匡校長被打倒。

匡亞明（1906－1996），江蘇丹陽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教育家以及社會活動家。1963年起曾兩度擔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圖源：南京大學匡亞明學院官網

到了恢復高考後77級大學生跨進南京大學校門時，匡亞明還沒被恢復工作。但很快我們於1978年5月5日的校體育運動會開幕式上，第一次見到坐在主席臺上的恢復原職的匡校長。他已72歲，卻精神抖擻。那天我和其他幾百名學生一道表演了廣播體操。他這次在位只有3年，但卻是上至教授下至學生普遍愛戴的好校長。2012年，我曾寫紀念物理學家袁家騮、吳健雄夫婦百歲冥壽的文章，發表在《數學文化》上，文章的前兩段是：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南京大學讀書的莘莘學子們，許多同學對兩個名人最為欣賞。

“一位是南京大學的匡亞明(1906-1996)校長。他是中國老一輩革命家中的一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他求賢若渴、教授掛帥的治校故事舉不勝舉。可以說，他是高階共產黨員大學校長中的蔡元培(1868-1940)或蔣夢麟(1886-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