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50706
一、背景
二、從OBBB看美國立法體系存在的十個問題
1. 缺乏中心思想、背離初心使命
2. 沒有整體規劃、沒有頂層設計，純粹是“自下而上”的利益拼湊和權宜
3. 純粹由黨派政治驅動，不是社會共識導向
4. 以巨型法案的形式，壓制討論和監督
5．利益交換機制：高階“賄選”的制度化
6. 議員缺乏獨立性：黨派綁架與利益脅迫
7. 責任分散機制：集體決策下的個人免責
8. “代議制”的虛化：民眾被排除在外
9. 立法門檻的兩難困境：50%太少，60%太多
10. 惡性迴圈：立法只會削弱政治體制、加劇社會撕裂
三、一點反思：西方民主的“異化”與神話的破滅
1. 理論與現實的巨大鴻溝
2. “美國的制度永遠是好的，問題出在個人”
3. 制度自信的根源與逐漸的潰敗
一、背景
2025年7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18票對214票的微弱優勢通過了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H.R.1，“One Big Beautiful Bill”，簡稱OBBB），該透過版本為參議院修訂版，7月1日在參議院以一票優勢（JD·萬斯投下的一票）透過。至此，在特朗普和共和黨領袖的強推下，OBBB在國會兩院均獲透過。特朗普已在7月4日（美國獨立日）將其簽署成為法律，完成了他任內最重要，可能也是最後一個大型立法活動。
所謂“大而美”，且不論其是否“美”，所有人都認同：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大”——法案就像一個“筐“，共和黨把各種政策都往裡面裝，內容涵蓋稅收減免、邊境安全、醫療補助削減、新能源政策等廣泛領域的大量具體法規和條款。
特朗普及共和黨領袖稱其為“美”；昔日盟友馬斯克一早就尖銳地指出，一個法案，“大”是有可能的，“美”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和“美”不可能兼得。OBBB引發了巨大爭議，尤其在財政赤字、社會福利影響及對美國經濟社會結構的中長期影響方面。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參議院版本的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增加約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知名投資家Ray Dalio指出OBBB因其大大加重美國政府的財政不可持續性，將在中長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產生重大破壞；批評者認為法案將進一步加劇美國的貧富差距、導致上千萬人喪失政府提供的醫療補助，並對清潔能源等代表未來的產業構成致命打擊。
去年在特朗普大選里豪擲3億美元的共和黨最大金主馬斯克，也因為OBBB導致的財政赤字及對清潔能源和電動車產業的影響，公開反對這項法案，揚言要在OBBB成為法律後組建新黨，基本上與特朗普徹底決裂。
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法案，倉促上馬、在一個政黨及背後不到美國一半人口的支援下，單兵突進，強行透過為法律，預計對美國經濟、社會及政治產生難以逆轉的中長期影響，影響波及全世界（全球經濟將一起為美國不負責任的聯邦財政買單），不得不讓人思考美國立法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
以下是作者的分析。
二、從OBBB看美國立法體系存在的十個問題
1. 缺乏中心思想、背離初心使命
OBBB的第一個問題是：沒有任何的立法思想和靈魂，沒有任何統一、自洽的意識形態和底層政策邏輯，而是一個把各種原則和效果完全相悖的政策強行拼湊在一起的“大雜燴”。
背離了MAGA基本盤的經濟利益：首先，法案只是討巧地包含了一些特朗普面向工薪階層的民粹承諾，例如小費免稅、加班費免稅、新生兒補貼等，都屬於“小恩小惠”範疇，但主體政策是各種減稅及供給側政策，惠及的是富人和企業（尤其是大企業），同時削減了窮人所能獲得的醫療補助、食品券等福利專案。特朗普的MAGA基本盤屬於中低收入群體，反大企業、反大資本，他們投票支援特朗普，是相信特朗普能夠推出政策，提升他們的經濟福祉。但最終。特朗普沒有帶來民粹經濟政策，反而在削減窮人福利的同時，用早已被證偽的“涓滴經濟學”神話重新兜售共和黨建制派的里根主義/保守主義/供給側經濟學的一套。批評者正確地指出，OBBB是美國立法史上“最大的財富由窮人向富人轉移的過程”，極大加劇美國的貧富差距，再配合特朗普關稅（也是不成比例的傷及窮人），“劫貧濟富”是特朗普經濟學的最大特徵及最大遺產。
背離了共和黨建制派的財政可持續性原則：傳統上，共和黨人屬於“財政鷹派”，主張小政府、減少政府開支，控制政府赤字，並將民主黨/左翼稱為不負責任的“花錢者”。馬斯克當時之所以支援特朗普，也因為特朗普表現出自己是財政保守主義者。特朗普第二任開始後，馬斯克投入大量時間，領導“政府效率部”（DOGE），希望幫助減少聯邦政府赤字，但DOGE最終影響有限，從號稱減少兩萬億美元開支，變成最多隻減少了一千多億美元開支。而OBBB法案的出臺，將使美國未來增加3萬億美元以上的赤字，馬斯克的DOGE努力完全變成了無用功和笑話。他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如果美國破產，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不講原則、邏輯混亂、背叛選舉初心，體現在OBBB的方方面面。例如，MAGA的“美國優先”要求美國不要再被“深層政府”和“軍工複合體”所影響，成天窮兵黷武，而應該把注意力轉回到解決國內民生問題；特朗普卻計劃增加1,500億美元國防開支，顯然是為了迎合軍工複合體的利益。而為了抵消成本，削減了近萬億美元的Medicaid，上千萬窮人將因此失去醫療保險。
2. 沒有整體規劃、沒有頂層設計，“自下而上”的利益拼湊
OBBB沒有思想，沒有原則，沒有靈魂，更沒有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根本原因是，大部分內容是“自下而上”拼湊而成，條款內容往往來自於或為了迎合不同的細分政治群體、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其中越有組織化、提供政治獻金能力越強的團體，話語權也就越大；各種企業減稅條款為商業集團的推動；邊境牆建設為反移民團體的要求；軍費增加來自軍工複合體的遊說、對化石燃料行業的補貼來自於傳統油氣行業等。過程中，基層民眾（沒有實際話語權的大多數）則變成了犧牲品。
另外，為了在國會兩院爭取足夠多的支援票，法案有很多針對特定議員選區的“私貨”——所謂這麼“大”的法案，裡面“總有一款適合你”。最典型的例子是為阿拉斯加原住民捕鯨船長提供5萬美元稅收減免的條款，完全是為了爭取阿拉斯加州參議員的支援票。和一般美國人的利益沒有任何關係，也不為一般人所知。這種“自下而上”，以區域性政治利益交換為導向的立法方式，使得大多數條款和內容互不關聯，沒有政策邏輯關係，更沒有共同價值基礎。
此外，OBBB法案中的許多條款都設有“日落條款”，將在2029年特朗普離任時自動失效。這種設計不是出於政策考慮，只是為了利用參議院的預算協調規則——在此機制上，得票過半數，法案即可透過——而這也決定了，只有短期的權宜政策才有透過的可能性。從總統到立法者，沒有人再考慮政策的長期效果和可持續性，因為美國的立法體系和政治環境實際上已經無法支援長期主義政策。
這裡也可以看出，美國治理與中國治理有著鮮明對比：中國的治理特點是有統一的思想、體系、原則、理念，堅持頂層規劃、統籌協調、面向中長期發展，為不同的目標和節點設計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OBBB法案體現的是典型的美國治理方法論——沒有頂層規劃一說，更沒有中長期規劃，所有人只考慮當下和區域性，進行各種利益上的交換、妥協和權宜，踩著西瓜皮，滑到哪兒是哪兒，而且還能保持一萬分的制度自信，舉國上下實際上鮮有人能夠或願意對體制提出批評和反思。
3. 純粹由黨派政治驅動，不是社會共識導向
OBBB法案的透過，靠的不是美國全國或兩黨共識，而是靠兩個對立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取得的暫時性政治力量。共和黨目前同時控制國會兩院和總統職位（還有最高法院輔佐），他們也知道這個狀態只是暫時的，未必能夠持久。而在美國政治高度撕裂的環境下，構建共識已經不可能。“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們自然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將有限的政治優勢最大化，全力推動己方陣營珍藏多年、各種“壓箱底”的立法議程，藉著OBBB這個平臺，能推多少推多少。這個過程，當然完全無視民主黨和社會上的反對聲音。
因此，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美國是平分天下，各佔半數人口票倉的，甚至有超過半數美國民眾反對OBBB（最近福克斯新聞和昆尼皮亞克大學的調查中，反對意見比支援意見高出20多個百分點），但由於民主黨在國會兩院的票數不及共和黨，因此，只要共和黨全員團結，哪怕民主黨全員反對，也不能阻礙OBBB變成法律。這一次，美國關於OBBB法案的討論，民主黨和輿論的批評充其量也只是背景音和雜音，可以被完全忽略，當作不存在——真正的討論都在共和黨內部進行——特朗普及共和黨領袖透過軟硬兼施、蘿蔔加大棒，說服本黨議員團結一致，合力透過這個法律。
在今日美國政治裡，對方政黨的考慮是不重要的；社會/民眾共識也是不重要的，甚至不需要花力氣找尋和嘗試影響——政治是生和死、正和邪的內戰——因此只有己方政治陣營的想法是重要的，唯一要做好的是內部妥協、內部團結。政治的精髓就在於如何用好“政治槓桿”，把一部分人、少部分人的訴求強加給全國。
4. 以巨型法案的形式，壓制討論和監督
要看到，近1,000頁的法案，涉及這麼多的專業領域，有這麼多的潛在爭議事項，有如此複雜的中長期政治經濟社會影響，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短期內看完，充分消化、權衡其中的利弊，形成觀點，並展開討論與協商。很顯然，1,000頁的巨型法案包，其“設計宗旨”就是為了讓人望而卻步，避免任何討論。國會里所有立法者都知道，法案裡面的任何一個政策內容被單拎出來，放在聚光燈下審視，徵求各方意見，那大機率就推不動了，因為這時所有人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詳細評判這項法律，給出自己的修改意見。而這些意見可能相左。
然而，一旦被“埋”到OBBB這樣的巨型法案包裡，每個具體法規和政策的相對重要性和所獲關注度就會大幅下降。其一，議員們沒有充分的時間精力去仔細審視，其二，議員很難為了某個具體的法規或政策去阻撓法案包的推進，甚至推翻整個法案包，畢竟和整個法案包相比，個別法規或政策的重要性就要弱得多了。
這個做法與美國國會去年透過TikTok“非售即禁”法案的做法很相似。原本，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對TikTok“非售即禁”的做法有爭議，立法推進不順利，但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將TikTok禁令與援助烏克蘭、以色列、制裁伊朗與俄羅斯等一攬子地緣政治法案捆綁在一起，民主黨建制派為了援助烏克蘭，在裹挾之下，也就同意了TikTok禁令。
這種捆綁推動的方式成了美國立法博弈的一大特色。在設計法案時，最核心的內容變成了如何裹挾政治對手、壓制討論、最小化反對聲音、最大化通過幾率——這本質上已經破壞了民主程式的初衷，最終也不可能真正訂立好的法律。
5．利益交換機制：高階“賄選”的制度化
前面已經提到，OBBB的本質是，“雖然你可能不喜歡法案的總體內容，但裡面‘總有一款內容適合你’”——法案為不同議員們提供了他們所關注的特定的地方利益、區域性利益、短期利益，基於此，爭取議員們對法案的總體支援。換言之，你可能堅決反對裡面70%的內容，非常反感打包裹挾的方式，但法案包裡確實有5%的內容對於你的選區，對於你的支持者，對於你個人而言——非常重要；最終，你會為了得到這5%而放棄爭取更多，選擇“躺平”，支援整個法案。放心，你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透過承諾交換短期利益、區域性利益，個人利益，換取立法者對法案的整體支援，本質上就是一種“賄選”。當時，眾議員Thomas Massie反對在眾議院內部推進這項法律。特朗普和他進行了溝通，大意是承諾不繼續在公眾場合攻擊他，Massie就同意放行（雖然他仍然反對法案本身）。這種交易甚至和法案內容本身無關，只是政客個人層面的利益交換。可以說，特朗普在強壓共和黨議員快速透過法案，基本依靠個人施壓——威脅“政治斷糧”、砸掉反對者在共和黨內的飯碗，以此逼迫他們就範。
有一種親西方的自由派觀點認為，“賄選”、“交易”也是好的——因為至少你需要去交易。但要看到，交易可能只在個人層面發生，針對非常區域性的利益，最終形成的結果（OBBB法案）並不符合主流民意，並不建立在中長期共識基礎上，而且可能負面影響國家的中長期發展——這就使得這種基於短期利益交換形成的法案特別的危險：其註定沒有靈魂，沒有思想，沒有頂層規劃，沒有長期主義，只是把本應旨在服務公共利益的立法流程變成了個別利益的交易市場。
6. 議員缺乏獨立性：黨派綁架與利益脅迫
美國國會議員很容易受到政治影響，一個關鍵問題在於任期——眾議員是兩年一選的制度設計，使得他們必須不斷為即將到來的下次選舉做準備。參議院議員雖然任期較長（6年），但任期是交錯的，每兩年，就有三分之一的議員面臨改選。一旦選舉失敗，議員就會丟掉政治飯碗——不僅個人的政治生涯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短期內還會處在失業狀態。這使得他們工作重心始終是競選。而要在競選中獲勝，就非常依賴政黨平臺提供的政治資源，包括競選資金、宣傳支援、組織動員、政治背書等。這種依賴關係使得議員們雖然在形式上代表著自己的選區、選民，但實際上很大程度受制於黨派領袖和政治獻金金主，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一番負面言論，可能對一個議員帶來毀滅性打擊。他們都很清楚，與其和黨派領袖對抗，不如先透過法案，再配合黨派領袖一起忽悠不明真相、容易輕信的選民。
這個時候，政客當然也無法抵禦資本的影響，金主可以長驅直入，干預和主導政治，把金錢變成美國政治的最大特色。
7. 責任分散機制：集體決策下的個人免責
OBBB這樣的法案內容極度龐雜，涉及大量專業和領域，已經遠超任何個體議員的知識結構、專業能力及政治判斷，沒有任何一個議員能夠精通法案的所有內容，也沒有一個議員需要為法案的所有內容負責。每個議員都可以聲稱自己只是支援其中的某些條款，而對其他條款不承擔責任。議員們可以將不受歡迎的決策歸咎於國會的“集體決定”，或歸咎於總統（全國最大的選舉政客）的決定，聲稱這不是自己的選擇。這一機制帶來的結果是，每一個參與投票的個體議員都可以最小化自己在整個過程中的責任感和問責性，選擇“隨大流”、順從“群體思維”。德克薩斯州眾議員Chip Roy曾經公開怒斥OBBB荒誕，但在和特朗普溝通後決定讓步。他說，“我們獲得了白宮的充分保證”——言下之意，成敗都在特朗普，責任都在特朗普。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最終，國會共和黨人放棄了自己的權力和責任，將其通通讓渡給特朗普，並且也能做到心安理得。
那麼，特朗普會對此負責麼？如果法案有了成績，他當然會大包大攬；如果法案最終帶來負面結果，他可以說，立法屬於國會，議員有全部權力，總統最終只負責簽署。這時，整個立法體系已經沒有問責性可言，實踐已經完全背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8．“代議制”的虛化：民眾被排除在外
有人說，共和黨背叛了MAGA初心，為什麼MAGA基本盤不出來反對？要知道，MAGA基本盤大多是高中及以下文憑的中低收入群體，而OBBB的內容如此龐雜，連全職從事立法工作的國會議員們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閱讀和消化，難以理清全貌並評估全面影響，對於一般民眾來說，這個任務更加是不可能的。本質上，他們處在不知情狀態——沒有知情的能力，也確實不瞭解情況。機制上，他們只能把這樣的事情全權交由選舉產生的議員去代為處理，這個機制，正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精髓（“自由民主”又稱“代議制民主”）。但我們看到，議員們自己對於流程已經失控，要麼變為“橡皮圖章”，要麼變為區域性利益交換工具。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投票選擇，配合忽悠民眾，而不是為選民發聲。膽敢直陳選民觀點、公開反對特朗普的政客都會遭到無情打擊。
可以再次看到，實踐早已背離了制度設計的美好初衷和構想。
9. 立法門檻的兩難困境：50%太少，60%太多
OBBB的立法，是利用參議院“預算協調”機制透過的，即在參議院層面，半數以上透過，就可以推動成為法律。但在美國這個完全對半撕裂的國家裡，半數支援率實際上太少了。OBBB法案在眾議院僅以218票對214票透過；在參議院裡，最終50票對50票，需要副總統JD·萬斯親自下場投了一票才打破僵局，強推透過。這樣獲得勉強支援的法律，顯然缺乏合法性。
但問題是，如果把60%票數作為透過門檻（即在非“預算協調”機制下、參議院的一般立法流程），在當前全國“對半撕裂”、票倉格局為50票對50票、兩黨互視對方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國內政治處在“不帶硝煙的內戰”裡——60%的門檻又顯得太高——如果以60%為邊界，則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法案可以獲得透過，立法將陷入完全癱瘓。
這就很尷尬了：50%的門檻太低，立法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會削弱政治制度的可信性、加劇社會撕裂；60%的門檻又太高，會造成僵局，導致一事無成。這是一種典型的進退維谷困境，充分反映了美國政治制度在面對深度分化時的無力。
10. 惡性迴圈：立法只會削弱政治體制、加劇社會撕裂
既然美國政治如此撕裂，兩黨要推進議程，只能採用“預算協調”的方式，在符合這個機制的情況下，只要半數議員透過，法案就可以推進成為法律。這次特朗普得逞了，成功將OBBB變成法律，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誰知道幾年後會怎麼樣？也許共和黨會在明年中期選舉及2028年大選遭遇潰敗。當民主黨重新獲得權力時，他們很可能會採取和共和黨同樣的做法，推翻共和黨的政策，力求把本黨積壓多年的立法議程集中透過，碾壓政治對手。
我們必須考慮到美國國內是“對半撕裂”的——民主黨可以自認為代表真理，但也有接近半數的美國人認為民主黨代表放縱和毀滅。如果民主黨如此推動立法，一樣會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缺乏充分的政治合法性，立法只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分歧、政治撕裂及對手的政治報復決心。
結果，每一次打著“民主”精神和旗號推進的立法，都會摧毀僅有的共識和信任，進一步破壞人們對制度的信心，為撕裂美國“添磚加瓦”。
這樣的制度，如何長期維繫一個社會？如何長期治理一個社會？
三、一點反思：西方民主的“異化”與神話的破滅
1. 理論與現實的巨大鴻溝
看待問題，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理論上，西方“自由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機理：民眾透過選舉產生代表，代表們在充分討論和辯論的基礎上，為民眾制定政策；而在經過資訊共享、開放討論、民主協商的機制，這樣的制度能夠識別並制定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同時，民主除了尋找共識，還有塑造共識、鞏固共識的作用，可以幫助加深公民互信、互愛，提高政治體的凝聚力。但願望很美好，現實很骨感，我們會發現，美國的政治現狀與立法實踐，已經與教科書上西方“自由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機理、原則、價值和精神相去極遠，甚至可以說完全就是反面教材。OBBB戲劇性的立法過程顯示，現實中的“民主”本質上是一個寡頭瓜分利益的表演秀。
這可能是民主思想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和美國的開國之父們都想不到的。孟德斯鳩設想的三權分立、麥迪遜設計的制衡機制、傑斐遜倡導的民主理念，在當今的美國政治現實中都已經嚴重變形走樣，不僅無法提供“善治”，反而成為撕裂國家的力量。
2. “美國的制度永遠是好的，問題出在個人”
但有趣的是，這種關於制度失效、失能的分析，我們在美國主流媒體裡基本是看不見的。美國人的主流思維是，美國的憲法和體制永遠是好的——無條件的好，糟糕的永遠只是個人——譬如特朗普，以及那些不負責任的共和黨領袖和政客們。
基於此，他們所能提出的解決方式永遠是“制度內”的——即主張選出另一幫政客去代替現有的政客。但問題來了：特朗普不就是你們選出來，用以替換華盛頓“沼澤”、“深層政府”的政壇外來者麼？但他們看不出來，認為這隻能說明特朗普本人是騙子，“不負責任的共和黨政客們”軟弱無能、與特朗普同流合汙，同時“民主黨領袖們沒有發揮作用”。昔日盟友馬斯克給出的方法：組建新的政黨，透過新的平臺，與現有的共和、民主兩黨競爭。
當馬斯克宣佈組建新黨時，他當然認為，體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主流精英的看法。要上升到體制層面的批判非常難，幾乎不可能——因為這突破了政治禁忌。大多美國人不僅不敢在理論和認知層面觸及這個問題，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缺乏制度反思。
當然，美國也不是無人反思和批判制度。副總統JD·萬斯、一部分的科技右翼及極端保守派確實在反思制度。他們給出的處方是：美國應該從根本上改變體制，打造一個權威主義的準君主制國家。
只是這樣的想法還非常外圍、邊緣，不入主流。
3. 制度自信的根源與逐漸的潰敗
美國人很少反思自己的制度，傾向於將美國製度“神聖化”。相比之下，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最熱衷的事情就是反思中國的制度，凡事都是“體制問題”，沒有制度自信，只有制度上的妄自菲薄。
那麼，一個制度是如何做到神聖化的？制度自信從何而來的？恐怕最終還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只要美國經濟仍然強大，軍事霸權還在，人們就會認為它的制度優越。
相反，如果人們認為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國內社會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並且出現了其他的政治形態和治理模式（例如中國），人們對美國製度的信心就會削弱，有可能對制度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
MAGA和右翼陣營裡的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實際上已經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美國已經衰落，帝國正在走向滅亡。而美國潰敗論正是特朗普政治營銷的精髓；馬斯克當時戴上的“黑色MAGA”帽子，寓意也是採用超常規手段改造美國、拯救美國。
為了應對眼中的危機，他們願意推選各種各樣的極端人物上臺，對美國製度進行重塑。
包括大規模的取消民主機制——如果民主不能帶來進步，只會造成混亂僵局，那留著它有什麼用呢？——沒錯，這部分人的思維，和1930年魏瑪德國裡支援納粹的民眾是一樣的，思想也是同源的。
今天寫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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