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即將成書時，編輯告訴我選篇都為女性故事，我不免詫異，是嗎？執業多年，我不在意當事人的身份、年齡、性別，任何人來，都認真做好分內的事。就算是寫稿，也沒有刻意注意到這一點，卻沒想到，不知不覺就寫出了女性的故事，那就當是一種特別的緣分吧。

我是好不容易從農村考出來的人，早早便學會了感同身受，只因成長環境惡劣。一個地方如果落後、閉塞，女性和孩童必定首當其衝，遭受最深的傷害，難以解脫。

我見過被丈夫打得頭破血流，沒等大夫趕到，就踉踉蹌蹌走進灶屋，自己用草木灰草草止血，趕著生火煮飯的女人，她坐在灶前喃喃自語：“到點了，孩子們要放學回來了，我得做飯。”我見過因為產後抑鬱喝農藥自殺的女人，死後被人評頭論足，說是“做傻事”，最後成了“短命鬼”。即便同為過來人的女性也不過是輕描淡寫：“她就是想多了，過去我們生孩子，死活不論，天天要幹活，哪有時間去胡思亂想？有誰沒壞（夭折）過幾個小孩？”我見過在家中“隱形”的小女孩，父母想要生兒子，對她很是嫌棄。最後一次見到她，她抱著弟弟對我說：“我很怕爸爸，也不對，他都不准我叫爸爸了。”後來，小女孩為了撿弟弟被風吹走的帽子，死在了車輪下。她的父親到達現場後，只是抱起兒子說：“蒼天有眼，還好沒事。”

還有很多女性，她們習慣把身體當作武器，卻不知法律才是真正的武器。

我受過女性的恩惠，儘管同樣苦難深重，但她們還不忘給我擁抱。有一位阿姨，生了好幾個女兒，因而被婆家看不起，經常捱打，但她從未哭過，有次我碰到她邊跑邊喊，“你們莫打了，我當下沒空捱打，地裡還有幾擔紅薯沒有挖”。有人說她是傻的，“女人生孩子最疼了，尤其是過去，可她生那麼多孩子都沒有喊過一聲，後來被摩托車撞得骨頭都露出來了，也沒哭”。但我見她哭過一次，我祖父去世那年，家裡只剩我一個人了，她給我送來了幾個雞蛋，看著我就哭：“我的滿崽，你以後怎麼辦啊，哪有你這麼多災多難的人，怎麼辦？”我問她：“您不是不哭的嗎？”她抱著我說：“我天生不怕痛，但我有心，我疼我的滿崽啊。”

被家暴的女人，給我補過釦子；喝農藥的女人，給過我幾個透紅的柿子；出車禍的小女孩，給我抓過蝨子；那個不知道痛的阿姨，疼每一個她見過的孩子，包括她的女兒們，“來了就好好活”。

這些女人，有的不在了，但不代表她們沒有存在過，她們的愛在我的心頭，不會消散；有的還在，一見到我總會滿心歡喜。我常常想，除了提著禮品探望，我還能做點什麼呢？

我到底沒有“爛”在村裡，長了她們從未長過的見識，賺了她們這輩子都賺不到的錢，勉強算是村裡功成名就的人，可以走得遠遠的。但她們呢？

執業以後，有次我去看望那個為我哭過的阿姨，剛好碰到她丈夫因一件小事對其大聲呵斥，阿姨先是躲在我身後，而後挽著我的手挺直了胸膛回道：“你想怎麼樣？打了我半輩子了，你以為我怕你嗎？”那天我走到哪裡都是笑著的，儘管她可能還會捱打，但總算有底氣回擊了。

我能做的就是接過她們身上的愛與韌性，踏出去、走回來，與更多的當事人相遇。

我大致盤點了這些年接手的案件，原來女性當事人已多達上百位。時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記得她們每一個人的眼淚與無助。她們之中，有差點被丈夫打死卻仍舊困在婚姻中猶豫不決的人，我雖恨鐵不成鋼，卻還是願意等等她；有被親生母親賣掉幾次依舊心懷善意的人，我願意護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後奮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願意站在最前面聲援她……她們最終因法律與我交織，有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能給的，只有那一絲溫度，讓她們有可以相信的東西。

與其說我是律師，不如說是船伕，送當事人去想抵達的地方，然後返回最初的地方繼續出發，劃過泥濘，撥開迷霧，見證人生。

這本書也如一艘船，我不經意間一看，滿船都是流淚的女人。有些眼淚滴在了水裡，被淹沒了，有些滴在我心裡，被記住了，即便下船，還想遠遠地望一眼她們。

進入大學的第一天，法理學老師曾對我們說：“法是狹窄的，狹窄到只需容納公正就足夠，同時它又是寬泛的，寬泛到與宗教、哲學乃至主義都相互依存，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它寬泛到要負責每一個人的經歷，不應該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為了大多數人，而是為了所有人，所以，法絕不能是冰冷的機器。”

後來，我常告誡自己，無論看過多少悲涼，經歷過多少失望，身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溫度。

我不想將此書單純地定義為女性書籍，女性的痛，即為男性的疼，我們共同承受這個世界的好與不好。我不願意打著任何旗號為自己謀利，我的當事人，她們眼裡只有生活，很少為自己發聲，但我會告訴她們怎麼維護自己的權利，不厭其煩地說。或許道阻且長，但作為船伕，我尚有逆流而上的勇氣。

我無意美化自己的職業，手捧法的溫度，是我的追求，也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