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我談蔣介石有點遠，但我只能談他了，沒辦法
。也有人覺得我的觀點沒什麼出奇，甚至很一般，廢話了兩千多字。
可我卻不這麼認為。因為我想強調的是：低估對手的副作用要遠大於高估對手。因為高估對手會讓自己更謙虛，更謹慎，雖然不一定取得很大成就，但不至於犯下嚴重錯誤。如果每次決策都基於低估對手或者高估自己，一系列錯誤就會不斷累加，最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而且，如果每次重大決策事後證明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決策者一定要充分自省，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拿炒股來打比方，或許就更清晰了。如果基本判斷產生錯誤，那麼股價的每一次反彈，都會讓散戶覺得股價已經“見底”，堅定自己之前“大漲特漲”的判斷。但長期來看，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等認識到自己一開始就犯了根本性錯誤時，已經晚了。
所以如果決策者的多次重大決策總是不如人意，一定要重新做根本性的思考。戰略上，一定要退到讓對方滿意的狀態，這樣才能為自己贏得空間，假以時日，或許就能翻盤了。
以劉邦為例，當韓信要當齊王時，劉邦充分滿足了他的願望。劉邦做出的戰略讓步不可謂不大，但韓信也充分滿意。後來韓信幫助劉邦打敗了項羽，劉邦的局面煥然一新。
當劉邦在白登被40萬匈奴大軍圍困時，他才真正認識到匈奴的強大，冒頓的厲害。於是劉邦立刻裝孫子，以後不僅再也不敢惹匈奴，而且提出“和親”。這讓冒頓獲得了充分的滿意，因為在古代，“和親”是非常屈辱的，到了明代，明朝的所有天子都不願意和蒙古、女真和親，就是因為太屈辱了。
但劉邦一看局勢不利，立刻做出戰略上的大踏步後退，讓對方充分滿意，這樣才有可能挽回局面。
所以劉邦才是高手。
一步步小幅退讓，沒用的。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只能越來越糟。
就像明末，南明永曆皇帝時期，盤踞在雲貴一帶的孫可望，已經是最大的支援南明的軍隊首領了，手下軍隊的戰力最強，人也最多。此時孫可望希望獲封“秦王”，這樣他才願意為南明戰鬥。
表面上看，孫可望的要求非常過分。因為“秦王”是一字王，“王”的前面只有一個字，在古代是最高規格的王。而明代幾乎不對外姓封王，其他朝代就算封，也頂多是二字王或三子王，比如“淮南王”是二字王，“永安郡王”是三字王。字越多，級別越低。對外姓來說，封個三字王已經是絕大的恩典了。當然二字王也有，但也必須立有大功，比如吳三桂被封為平西王，這就是二字王。吳三桂對於滿清之重要，不用我多說了吧。
按照常理，即使要對孫可望封王，也應該從三字王開始。
但南明君臣拘泥於小節，就是不願意封孫可望為秦王。
孫可望大怒，挾持了永曆君臣，最後還是獲封了秦王。
但此時被封的性質早就變了。孫可望也不再尊重和信任永曆帝。
如果永曆有劉邦的能力，形勢遠不至於這麼糟糕。實際上，當孫可望挾持永曆帝之後，南明的形勢急轉直下，不久就分崩離析了。
形勢不利時，一定要做戰略上的大踏步後退，而不是步步不得不退讓。這樣，才有可能換得戰略上的廣闊空間。
就說到這兒吧，下面分析兩個大國關係的本質。
======
東國和西國，都是大國。大國之間的交往，更講究利益，要真正的互有所求。
以前，西國希望東國能制衡蘇聯。後來蘇聯倒了，西國又希望贏得東國的市場，這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
但是現在，西國對東國還有什麼極為重要的需求呢？
沒有了。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主要有兩個：
1、俄烏戰爭還沒結束。西國還需要東國能在結束戰爭時發揮一些作用，為西方贏得更滿意的條件。
2、西國的非法移民需要大量驅出，需要東國能接納本國流出的非移。
但這些，根本上升不到幾十年的大戰略層面。頂多就是短期戰略，或重要的戰術層面。
西國，不需要東國的科技，也無法開啟東國的市場。因為中低端市場，東國國內已經卷得厲害。而東國的高階市場，西國也不想再給東國提供高科技產品，所以也不會進。
不需要東國的科技和市場，也不需要東國幫助壓制元氣大傷的俄國，那麼西國對東國還有什麼戰略上的大需求呢？
沒有了。
相反，東國的中低端產品橫掃西方和第三世界，對西國的出口也會造成麻煩。影響西方的就業，你說怎麼辦？
如果有，那就是別在美元的全球地位上找麻煩。但東國本身的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從機制上對美元就沒有威脅。所以長遠來看，這還上升不到一個戰略問題的高度。
所以，兩個大國的關係……本質上就這樣了。
筆者始終認為，東西兩個大國是完全可以搞好關係的，也可以合作共贏。但是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已經……
只能在戰術上獲得一些區域性的小空間，但長期來看，空間越來越小。
當然，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東國能夠真正搞好內部，靜態時局變化，也完全沒有問題。但這需要長期的隱忍和優秀的內部治理。
讓我們充滿信心吧！
老鄧文章，幾天一篇。天南海北，侃侃而談。設為星標，置頂方便。交流想法，參與留言。好文分享，一鍵三連。
關注本號，閱讀往期精彩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