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保潔阿姨幾乎遍佈每一個城市空間——寫字樓、商場、醫院、學校……她們是維持日常環境整潔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她們也是最被忽視的一群人，不能休息，無法停下，蜷縮在樓梯間、垃圾房角落，甚至廁所的最後一個隔間。
她們用自己的身體勞動撐起一棟棟建築的“體面”，卻很少被賦予起碼的體面與尊重。紀實作品《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的作者張小滿，在書中揭示了她們如此處境的部分原因：“保潔的運轉體系很複雜，大部分都是層層外包，大部分員工是老年女性，沒有勞動合同及社會福利保障。”
硬幣的另一面，是在幾乎所有公共場合都有保安亭、專屬休息室的中老年男性保安們。她們如此不起眼，以至於城市的規劃者忘了她們的存在，忘記原來一天勞碌十多個小時的保潔阿姨們，也需要一個空間喘口氣。
但一些女孩注意到了。她們在穿梭於寫字樓、商場、洗手間的日常中，總能察覺那些被多數人忽視的細節——比如保潔阿姨忙碌之後，究竟在哪裡休息。她們說：“她們的今天，也可能是我們的明天。”
於是，她們站了出來。她們寫下信件、奔走聯絡、在社交平臺上發出聲音。她們曾因為“太激進”被人質疑、誤解。但她們沒有退縮，因為她們知道，一間休息室，不只是一個空間，它代表著尊重與最低限度的體面。
在為保潔阿姨爭取休息權的過程中，她們也在重新定義“公共參與”的含義：行動的力量，不一定來自職位和話語權，而是來自對公平的堅持與共情的能力。
我們記錄下四位為保潔阿姨爭取“休息權”女孩的故事。她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擁有者”，但她們用自己的方式，在改變一些原本無人過問的結構性不公。
看見“隱形”的
保潔阿姨
“不能休息，休息了要扣錢。”這是保潔阿姨對小烊說的第一句話。
她們此前從未有過任何交集，向阿姨問話，源自小烊進洗手間前的一瞥。她很奇怪，明明洗手間已經打掃得很乾淨了，明明正中間擺放著三張空置的長條沙發凳，為什麼阿姨不坐下休息，反而靠在牆邊小憩，看到有人進來，連忙擦起旁邊的鏡子，像是害怕被抓住什麼把柄似的。
● 小烊在這裡看到保潔員的處境 (受訪者供圖）
小烊總能察覺那些被忽視的日常細節。吃烤肉時，她會注意到店員久站的疲憊，提醒他們坐下；在商場探班，看到保潔阿姨蜷縮在充滿刺鼻甲醛味的安全通道休息，她也會較真地找前臺和負責人反映，試著為她們爭取一點改變。
那樣做的時候，小烊彷彿抓住了一絲對抗現實的力量。平日裡，她只是個普通的店鋪銷售，身處商場的層層規訓之下，常常面臨動輒被罰款卻申訴無門的困境。或許因為這樣，她更能與保潔阿姨們共情。
看著惶恐的保潔阿姨，小烊心裡五味雜陳，她們是不是擔心有檢查人員過來？那些人平時對她是不是特別不客氣？一股難言的憤怒從心底悄然升起，在她看到拐角處的兩張塑膠小板凳和一袋食物時，再也無法抑制。
● 拐角處的塑膠小凳和食物，後被商場員工澄清是自己的 (受訪者供圖)
她忍不住折返回去，問保潔阿姨：“阿姨，那是你的嗎？你在那兒休息嗎？”阿姨愣了一下，怯生生地，有點不知所措，嘴裡重複著：“我會收的，我會收的勒。”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沒有正面回答。
這樣的反應，小烊並不陌生，她曾在其他商場的保潔阿姨們身上見到過。她們大多五十來歲，頭髮花白，不太敢和別人說話，也不挑剔，在樓梯口、無人的廁所等僻靜的地方休息，她們和自己一樣，在同一個系統裡低頭行走，卻又不被人注意。
正如張小滿在《我的母親做保潔》中所言：“保潔員是商場的隱形人，被安置在邊緣位置。商場對潔淨近乎病態的追求，建立在對她們個人時間的極度剝奪之上。”
小烊也曾想過為她們做點什麼。早在今年2月，去另一家商場探班時，發現那兒的保潔阿姨蹲在充滿刺鼻甲醛味的安全通道里休息，她試圖介入，先後向商場前臺和保潔負責人反映情況，卻遲遲沒有得到回應。
這次，她想到了在網上發帖試試看。“當時也沒指望能有多少人看到。”
小烊沒想到的是，在她未曾注意的角落，一場關於保潔員休息權的輿論風暴在這個三月悄然醞釀，並迅速席捲開來。這給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支援，也讓許多女性意識到：原來微弱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去改變。
江亦心就是在那段時間，被這一話題真正喚醒的人之一。
她是華東政法大學國際經濟學專業的大四學生，此前並未過多關注保潔阿姨的休息問題，起初對於網上熱烈的討論，反應並不大。她曾與宿舍的保潔阿姨探討過這個問題，得到的回覆是“挺好的”。
那是偶然的一次機會，下宿舍樓時，江亦心無意間發現一樓樓梯與地面形成的夾角空間的門敞開著，這裡平時總是上著鎖，直到此時她才看清裡面的全貌——沒有窗戶，沒有桌子，空間昏暗狹小，連張床也放不下。但就是在這樣的空間裡，保潔阿姨拿著小鍋坐在凳子上吃飯，腳邊的清潔工具散落一地。
這樣會不會不太衛生？她們每天在這裡玩手機、休息，會不會也覺得不太舒適呢？這樣想著，江亦心跟保潔阿姨搭起話來。對方先是一愣，接著擺擺手，笑著說自己待著這裡吃飯挺好的。
考慮到阿姨也許需要私密空間，江亦心接受了這個回答，也沒有繼續深思。直到後來，她在社交媒體上刷到越來越多有關保潔阿姨們休息空間的照片——有的躺在樓道里簡易的床墊上，有的蜷縮在廁所隔間休息、吃飯，無一例外，環境都十分簡陋。這些畫面讓她感到揪心，“原來保潔阿姨們的處境那麼辛苦。”
許多曾被忽視的細節，開始在江亦心的腦海中浮現。她想起，自己每次下樓，總能看到穿著綠色工裝、頭髮花白的保潔阿姨蜷縮在樓梯角落；想起商場洗手間裡，那個總被雜物和衣物堆滿的最後一個隔間；還想起那些在洗手間附近，總是以忙碌姿態出現的保潔阿姨們。她從未細想：她們打掃完之後，會去哪裡休息？
“現在想起來，有些畫面其實早就出現過，只是我們太習慣忽視了。也是最近，尤其是三八婦女節那陣子，看到網上越來越多的討論，我才把這些散碎的片段重新串聯起來，好像一下子被喚醒了。”江亦心說。
被喚醒的不只是記憶，還有她對現實的重新審視，以及行動。
行動起來的
女孩們
江亦心決定給校長信箱寫信。
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捷、也最有效的方式。一方面是因為，此前她曾因為某些事情使用過這一渠道，發現處理效率很高；另一方面，她也權衡過其他方式，比如聯絡學代會流程太長，直接找後勤過於繁瑣，而發帖則屬於公開輿論途徑，可能會給學校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這畢竟是校內事務，我希望用一種穩妥又高效的方式，讓問題儘快被看到。”
那是在3月12日，想到就做，她馬上行動起來，給校長信箱投遞了一封郵件。寫信的過程幾乎沒有猶豫，她很確信，這是一件“應該做”的事。
“女性，是一種處境。”揭開那層長期被忽視的紗布後，江亦心意識到，性別往往意味著不對等的待遇。比如，同樣是中年退休後重新就業，保潔阿姨的處境遠不如保安：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有保安亭和專屬休息室，很多人甚至會打趣說“以後去當保安，坐在亭子裡也挺舒服”。但作為同樣承擔勞動的人，保潔阿姨卻連一個可以安心坐下的地方都沒有。
正如《看不見的女性》所寫，“男性的就是普遍的”，在這樣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設計成可以遺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無的存在——在文化上、歷史上、資料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隱形人。
“我曾看到一位姐妹說，她不知道自己四五十年後是否也會成為一名保潔阿姨。她現在的發聲，是在為將來的自己努力。”這句話讓江亦心深有共鳴。在她看來，這就是女性命運的真實輪廓——她們的今天，也可能是我們的明天；而我們的今天，或許正有機會改變她們的現在。
江亦心不知道身邊有多少人在關注這件事，只覺得“一個人的力量雖小，但做總比不做好。”長期接觸女性主義，讓她擁有一種內在的勇氣——即便被忽視、無人同行，也應該發聲。“只要是對的事，就沒有什麼可猶豫的。”直到後來，她才發現，還有很多“同路人”也在默默努力。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手寫信的同學，不僅提出了具體建議，還採訪了多個校區的保潔人員，甚至請阿姨帶他實地參觀休息區。“相比之下，我只是簡單地和阿姨聊過幾句。他的行動讓我意識到，自己可能有些魯莽，畢竟我並未實地調研就直接寫了信。但正是這些不同方式的行動，讓這件事逐漸成了大家共同推動的事。”
令江亦心驚訝的是，原本以為會拖上幾個月的問題，僅僅一週後就迎來了轉機。3月21日，她受邀參加休息室揭牌儀式。新設立的休息室位於宿舍區6號樓，由教室改造而成，配備空調、飲水機、微波爐、桌椅等基礎設施。
● 江亦心後續在社交平臺上釋出的相關帖子
“我沒想到學校能這麼快協調資源落地。畢竟涉及空間使用、電器安裝等問題，我本來預計得一兩個月。”她說。
揭牌儀式結束後，學校還組織了一個簡短的交流會，邀請包括她在內的建議學生、學代會代表和校媒學生參與討論。她提出，當前僅設立一個休息室仍遠遠不夠，尤其是宿舍區之外的教學樓和戶外區域，“目前只能覆蓋部分宿舍區的阿姨，但整個學校還有幾十名其他區域的保潔人員。”
學校表示，6號樓的休息室只是起點，後續還會在其他區域繼續推進。
事後，江亦心和其他寫過信的華政學生將這段經歷分享到社交平臺，意外收穫了許多點贊和評論，也悄然激勵了更多人行動起來。
遠在長沙的點點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二十五歲的她，畢業後在一家電商運營公司工作，前段時間經常在社交平臺上刷到有關保潔阿姨休息環境的帖子。看著那些保潔阿姨躺在安全通道上休息、在廁所裡煮飯的畫面，她心裡很不是滋味，也曾嘗試學著網友向政府平臺反饋，但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華政學生們的發帖，給了她另一種靈感。也許，普通人的發聲，真的可以帶來改變？
她想起自己公司的保潔阿姨。某天中午，點點在吃飯時注意到保潔阿姨坐在餐廳角落的一張椅子上吃飯，椅背搭著外套。可人群一多，阿姨立刻放下手中的餐具收起衣服、站了起來。那一刻她才意識到：她們的保潔阿姨，好像一直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
點點有些難過。她挺喜歡這位保潔阿姨，對方五十多歲，長得有些像她的母親，但比母親柔和得多。頭髮總是梳得整齊，碎髮也用小夾子別好，做起衛生來乾淨利落。每次對視，阿姨都會靦腆一笑，早上見面也總是輕聲打招呼，雖說交流不多，卻讓她感到一種莫名的親近感。
“我突然想到，要不要問問她到底有沒有工位。”趁著一次相遇，點點特意詢問了阿姨，果然，對方說沒有，還勸她別多問，怕影響到點點。“我們阿姨真的特別好，聽完她這句話，我心裡更不是滋味了。”
於是，她決定試試看——發訊息給公司人力，替阿姨爭取一個工位。
寫訊息的時候，點點心裡其實沒底。她怕被敷衍，怕沒有回應。為此，她特地請教了 AI（DeepSeek）如何組織語言，又反覆修改，從公司的角度出發，強調這位阿姨工作認真、待人友善，還曾獲得領導表揚，希望能以“有價值”的方式打動對方。
“我沒有特別高的期待，畢竟上班幾年，對這個世界的預期已經被磨平了。但那股勁還是在的。”她說。
發出訊息後，她有些緊張，不敢頻繁查看回復。那會兒正在加班，點點索性把注意力轉向別的工作。直到釘釘的對話方塊亮起，她點進去一看，對方不僅回覆了，還暖心地表示，感謝她注意到了這一點，次日詢問下保潔阿姨的想法再安排，“那一刻，感覺世界都是軟軟的”。
● 點點後續在社交平臺上釋出的相關帖子
事後回想，點點覺得自己的聲音能得到快速反饋，跟身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在點點的帖子下方，有不少網友留言說自己向公司反映保潔阿姨的休息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迴音。
點點所在的公司則不同，她已入職三年，公司雖然只有一百多號人，但大部分員工都是女生，氣氛比較平等開放。她記得，自己有次在辦公室聞到檳榔味，很不舒服，立馬舉報給人力，沒想到很快就聞不到了。相反，點點之前實習待過的大企業集團，辦公室總有人抽菸，屢次投訴都沒有得到改善。
“果然女生多的公司就是好。”點點感慨。
江亦心所在的華東政法大學也是女生更多，比例高達70%。她提到，可能因此，校園裡對女性議題的關注度很高，比如此前就有學生推動解決校內衛生巾供應問題，最終學校與外部商家合作，在監管下設立了專門的販賣櫃。
“有效發聲的渠道真的很重要。”在江亦心看來，學校的氛圍整體開放、平等，重視每一個學生的聲音。剛入學時，老師們就介紹了校內的“小城杯”專案，以及有位學姐就“迪士尼禁止自帶食物”問題展開調研維權的故事，鼓勵學生關注身邊的不公平現象，勇敢發聲。
不被傾聽時，
怎樣繼續？
當環境願意傾聽，一個人的推動就可能變成一個小改動，但並非所有地方都如此。比如小烊，在向商場方反映問題後，迎來的卻是一記冷臉。
她清楚地記得，自己是在3月17日得知保潔阿姨“不能休息”的處境，馬上在小紅書上發帖分享自己的觀察。次日中午，商場方在小紅書上首次回覆了她的留言。
● 小烊（網名為：小火羊不是小火苗）後續在社交平臺上釋出的相關帖子
隨後，小烊撥打前臺電話，輾轉要到了商場的小紅書運營負責人的聯絡方式。通話中，對方稱商場設有專屬的保潔休息室。小烊要求對方拍照上傳，給出明確證據，負責人卻含糊其詞，說“這事得請示領導，自己決定不了”。
第二天再打電話，負責人稱自己生病了，無法答覆。此後的18天裡，小烊換了多個號碼，發出十幾條簡訊，打了近20通電話，回應寥寥無幾。她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對對方造成了困擾，因此也在事後道歉：“頻繁聯絡，確實可能讓對方不舒服。但在這段時間裡，我一次又一次被掛電話、被搪塞，實在太無力了。”
等待回應的同時，小烊開始利用工作的閒暇時間三次前往商場。每次時間都很緊張，每一次去，她都猶豫是否要亮明身份，但還是選擇了隱瞞。“我害怕商場以‘損害名譽’為由來找我麻煩，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做這種事。”她說話的語氣裡，混雜著謹慎與堅定。
第一次她找到了員工食堂，但始終沒找到傳說中的保潔休息室；第二次，她看到保潔阿姨窩在樓梯間休息，身邊只有一張摺疊凳；第三次，有店鋪員工告訴她：“保潔阿姨已經被訓話了，現在不敢亂說話。”這讓她更加憤怒，她的初衷是想改善阿姨們的處境，不是讓她們被責備、更加小心翼翼地活著。
在第四次前往商場後，她終於決定亮明身份，提出實地參觀休息室的要求。4月5日，商場的保潔主管帶她參觀了一間位於隱蔽區域的休息室。裡面有兩張躺椅、幾張桌椅，牆上貼著“八小時工作制+午休一小時”的規定，還設有彈性獎懲機制——撿到失物獎勵30元，違規休息則扣款5至10元，可在下月補發。
“說實話，泊富商場已經算是對保潔相對友好的了。”小烊說。但讓她真正憤怒的，是在此期間，她還走訪了長沙的十家大型商場，包括IFS、德思勤、永珍匯、永旺夢樂城、凱德壹中心等，結果只有泊富落實了明確的保潔休息制度。其他九家，要麼沒有休息室，要麼藏得極深，遍尋無果。
“給阿姨們安排個椅子，其實沒那麼難。哪怕讓她們自帶小板凳也行。”她說。小烊瞭解到，某超大型商場要求保潔每天早上7:30就開始集合訓話，工作時不得坐下、不得設臨時座椅，哪怕是長沙晝夜溫差大、商場人流稀少，也必須著全套制服、不許離崗。唯一的一小時吃飯時間，還常被壓縮。“有人說我治標不治本，那是因為連最基本的‘標’都沒被處理。”
“我曾經也以為，這樣的事情，只要引起輿論關注，就能馬上推動。”她說。但現實並不浪漫。回應遲遲不來，留言石沉大海，她跑商場，打電話，發帖，搭建交流群，甚至對照地鐵站和高鐵站的設施條件，梳理出一整套行動邏輯。
小烊自己歸納了幾個行動策略：第一步是瞭解商場態度，掌握第一手資訊；第二步是發帖造勢，拉群集結；第三步是持續跟進，實地探訪，每一步都向群友同步進展，維持關注熱度。
她很清楚，一旦熱度斷層，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於是她抓住評論區裡每一個認真留言的人，主動私信，“你願意一起打個電話嗎？”“有空能幫我發個評論嗎？”她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單薄的，但她更知道，有些人，只要你拉他一把，他就能動起來。
4月5日，商場終於安排保潔主管帶她實地參觀。休息室設在隱蔽處，配備躺椅、桌椅，也貼出明確的“八小時工作制+午休一小時”制度。商場還設有獎懲機制，撿到失物獎勵、違規休息扣款，但次月可補發。
雖然設施仍顯簡陋，但小烊認可商場“相對人性化”的處理方式：“起碼有了休息室和明確的制度，已經比很多地方好太多了。”
事實也證明，她不是一個人在發聲。在她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網友開始關注此事，留言、建群、轉發，也有人主動致電商場表達關切。雖然回應姍姍來遲，但她靠一次次電話、一次次實地跑動，真正推動了變化。
而像小烊一樣行動的女孩們，也沒有停下，她們還在為新的商場、地鐵站的保潔阿姨們，持續發聲。
休息室之外
更深的困境
擁有休息空間的權利固然重要。但比起這些，《我的母親做保潔》的作者張小滿發現，保潔員基本權利的根本不在於需要一個“休息室”，而是要有正當休息的權利以及提高單位時間薪水。
儘管公司為保潔阿姨專門設立了工位，但點點每次經過時，從來沒有看到過阿姨在工位上，她也沒有問過阿姨，因為害怕事實就像阿姨此前說的“她們不能休息”。
“你們有的很多東西，我們都沒有，我們不能坐下休息的。”給公司人力發訊息之前，保潔阿姨說過的這句話，在點點的腦海中反覆迴響。她突然想起來，確實是這樣，保潔阿姨從來沒有進過她們的釘釘群，在公司團建的時候也沒有見到過她的身影，對方做完她們公司的衛生，還要再去別的園區公司做衛生。
但點點也想不到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阿姨。我問她，你覺得一個女孩，如何在不擁有權力的情況下，持續去影響結構、發出聲音？她的回答是，一直說，有機會就說，會有蠟燭願意點亮的。
江亦心給出的回答也類似，但掌握話語權更重要，“當更多的女性掌握話語權時，我們就能夠迎來更加不可撼動的平等地位。”
在華東政法大學，新設立的保潔休息室也面臨著和工位一樣被擱置的命運。江亦心發現，宿舍區的保潔阿姨仍然習慣待在樓梯夾角的工具間休息。另一位不願具名的華政學生則告訴我，這間休息室沒有完全投入使用，大部分時間門還是被上鎖的，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但只是發聲，真的有用嗎？有部分商場、公司開始設立休息室，這就夠了嗎？小格不禁發出這樣的質疑。
“如果我們太輕易地用休息室來總結阿姨們的處境，就會遮蓋很多問題，遮蓋了太多刺痛我們神經的部分。”小格在自己的公眾號推文中這樣寫道，她不想只是喊喊口號，決心透過調研去了解保潔阿姨們當下最真實的困境。
小格曾在去醫院調研時，在清潔間看到兩位實習醫生和保潔大叔在休息。她剛想寒暄幾句，迎面遇到的保潔阿姨卻一臉著急地趕著去幹活，沒聊幾句便匆匆離開。她下意識地看了下時間——13:57，而那位大叔依舊閉著眼，彷彿還沒從短暫的休息中甦醒過來。
“我不知道既然做同樣的工作，為什麼阿姨要在走廊休息，為什麼阿姨要那麼早去幹活，為什麼阿姨既沒有休息室，也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小格這樣寫道。
小格提起自己親口聽到阿姨說她每天工作14個小時，時薪卻連10元都不到時，那種刺痛感，比任何統計資料、平均數或中位數都更扎心。
小格最難忘的一個片段是，一位阿姨談起社保問題時說，“我當然想交，可我那時候有三個孩子，那幾百塊錢，能給孩子買點東西，我就不忍心花在‘看不見’的社保上。”這一句“看不見”，擊中了她心裡最柔軟的地方。
她意識到，大多數阿姨並非對政策不瞭解、對保障不關心，恰恰相反，“她們太清楚了”。只是當社保與“今天孩子有沒有吃飽、交得起學費”對沖時，她們只能一次次把自己的未來讓渡出去。
有一次，她跟一位保潔阿姨聊完，阿姨說自己真的好累，對方剛動完手術才20天，就得回來上夜班（晚八點到早八點），上了一個多月，因為得幫兒子還40萬的債。小格發現，比起休息，很多阿姨更關心的，其實還是工資、社保、子女的婚姻和工作等問題。
保潔阿姨能否休息，或許並不是某個管理者的疏忽，而是一種根植於工作文化和勞動倫理中的普遍問題——一種“身體可以被使用，卻不該被看見”的結構性偏見。在我們的城市中，保潔阿姨往往被預設不該出現在明亮的公共空間，她們的身影總是被安排在電梯間、後樓梯、清潔間這些隱蔽的角落。彷彿這個城市只歡迎消費的人，而不歡迎那些維持整潔的人。
在這種結構性的困境背後，是一代又一代阿姨持續勞動卻始終得不到保障的現實。許多阿姨對養老問題充滿焦慮。為什麼她們年輕時需要拼命掙錢養家，年紀大了依然不得不靠自己勞作餬口？她們一生都在超負荷工作，那些掙來的錢到底去了哪裡？有多少人一直在向她們索取，又有誰真正為她們的老年做出安排？這些問題背後，是複雜的性別處境、地域差異和代際關係交織而成的現實。
在持續調研的過程中，小格也試圖將這些觀察開放出來，希望同樣關注這一議題的人可以相互看見、彼此支援。她相信，調研不必急於轉化為某種量化成果，重要的是讓更多人看見保潔阿姨們的處境，尤其是讓更多阿姨有機會親自講述自己的故事。只有這樣，她們的工作境遇才不會被輕易遺忘。
休息室只是一個開始，但又不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作者 曠曉伊 | 主編 宋函 | 圖源 受訪者供圖 部分來源於網路 | 文中小烊、點點和小格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