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楠，紀錄片導演。
有時候我在想，其實小水井村的掙扎特別像我自己的掙扎。或者也許，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掙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裡莫名地覺得悲傷，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時刻裡卻感受到靈魂的失落，或者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要不斷地除錯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靜的日子裡就意識到其中孕育著很多的危險和複雜。
一次生活和無數次生活
2024.12.21 廣州
大家好，我是陳東楠。我是拍紀錄片的，我從20歲出頭進入這個行業到今天，也有超過10年的時間了。
我上初中的時候，同學之間特別流行看米蘭·昆德拉，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我人生讀到的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它開頭引言的部分我記得特別清楚，托馬斯在書裡面自言自語過一句德文的諺語：“Einmal ist keinmal”，就是說如果一件事情它只發生一次，那它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們的生命都是隻有一次就會消逝，不管它是燦爛的還是殘酷的，就因為只有一次，一切似乎都很輕。
但是假設生命是可以無限重複迴圈，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會一次次地一模一樣地不斷地在上演，那又意味著什麼？我們看待這些生命經歷的眼光，真的會有所改變嗎？
做紀錄片就是用攝影機留存住生活，然後又讓這些生活在大大小小的熒幕上再次地迴圈，不斷地重現。
其實每次影片拍攝結束後，對於影片中的人物來說，他們的生活就繼續向前走了，而我會在剪輯室的電腦螢幕上不斷地再去重新觀看我們共同度過的這些生命的片段，會正著放、倒著放、快進著放、慢速地放，有時候也會一幀一幀地把它停下來看。
我會記得他們臉上的雀斑、他們的表情，會記得在某一個時刻他們聲音裡面的顫抖。
▲ 工作室的牆面貼著影片截圖
對於我來說，他們那時那日的面孔和生活，從來都不是隻有一次，而是一百次、一千次、上萬次，其實根本就數不清楚，到現在也還在繼續。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些我在生命中遇到過的人和留存住的生命時光。
《偷》
我的第一部片子叫《偷》，這是我上學時候的一個畢業作品，它拍的是幾個二十幾歲左右、流浪在街頭的男孩子，他們以偷東西為生。
這個故事拍攝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陽市，發生在2011年，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那個時候我們其實還比較習慣揣著現金出門，大街上很多地方都會貼“小心扒手”的警示。
我本來是打算在我家西安附近拍這個片子，比較方便，但是很不容易找到拍攝物件。後來我在網上看到，其實全國很多的城市都有“反扒聯盟”這樣的民間組織——就是一群愛好抓小偷的人，他們會在下了班以後聚集在一起去做這個事情。
其中安陽反扒聯盟有一個創始人，叫佳泉。我在網上讀了一些他的採訪，他會分享他和流浪群體之間的一些故事，會說他想救助流浪群體，想幫他們回家。
我就給佳泉打電話，我說：“我想拍這個群體的故事，有沒有可能跟他們說得上話？”佳泉特別乾脆，他說：“你就馬上直接來安陽。”然後我就去了。沒兩天的時間，我們就在一個夜晚的大街上遇見了後來我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木山。
當時佳泉跟他說：“有記者要拍你，你配合一下。”然後他說：“好。”
這聽起來很簡單。其實當然是因為這個找他幫忙的人就是平常抓他的人，所以他可能要表現得好一點，給自己謀求一個比較寬鬆的謀生空間。
但是我跟他接觸幾天下來，我發現他是一個特別單純、特別善良的人。我們相互加了QQ，他的暱稱叫“傷心的眼淚誰來擦”。他在空間裡寫了很多日記、詩歌，有鄉愁，也有對現狀的不滿。
看完這些以後，我心裡其實就比較確定，我是想拍他的了。
後來，我又認識了他的幾個朋友，其中就有他的搭檔，叫阿力。因為他皮膚很黑，所以大家叫他黑阿力。
他們倆是分工的，阿力負責偷，木山負責放哨。阿力這個人，和木山是很不一樣的，他脾氣非常地暴躁，為人很仗義，自尊心又很強。在他看來，木山這個人笨手笨腳，非常老實，根本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小偷，他偷東西的技術不行。但是又因為木山是一個特別可靠的人，所以阿力覺得他特別適合給他做護衛。
而在木山眼裡，黑阿力是一個完全沒有腦子的人，跟他講道理他也聽不懂，說事情也說不明白，就是喜歡亂髮脾氣。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倆很互補。
我當時也是二十出頭的年紀，我們的年齡是差不多的，其實並不是很難去玩在一起。但是我心裡面一直會擔憂的是，他們到底是不是真心願意被拍攝。
但逐漸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好像我拿不拿攝影機，這會兒是不是開機了，他們完全不在乎，根本沒有人去問我這個事情。就像其中一個人說的，“我們本身就一無所有，還在乎這個嗎？”
黑阿力九歲的時候，跟他的哥哥一起偷偷把家裡的牛給賣了，賣了1700塊錢。他們拿著這1700塊錢做路費，離開了家。但是出來以後，他哥哥，就是他的親哥哥，轉手就把他賣給了人販子，他的價格是3萬塊錢。
木山是小時候一直覺得家裡特別地窮，就很想掙錢。有朋友跟他說，去長沙的一個餐館打工，他聽信了，出來就被騙到了黑幫裡面，逼他去偷。他第一次在街上偷東西的時候是14歲，教他偷東西的人就站在他身後一兩米的地方，盯著他把手放進路人的口袋裡。
捱打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家常便飯的事情。黑幫還讓他們沾染上了毒品，這樣他們就更沒有辦法離開了。就這樣過了很多年，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直到長大才有能力真正地逃走。
但逃出來以後發現，在這個城市裡他們誰都不認識，消費又很高，賺錢也很難，工作找不著，又從來沒有上過學，完全沒有任何技術，他們就選擇繼續去偷。
其實這些是源於他們小時候對大城市的很多想象。他們從小一直想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一雙耐克鞋、一條牛仔褲。他們想要離開貧窮閉塞的鄉村，能夠去到更大的世界裡面尋找自由。
但是如今在這個城市裡，他們走路的時候，也永遠就是貼在街邊邊走，生怕被別人看見。有的時候他們會坐在路邊，幻想路過的這些女孩是他們的女朋友，但就是過過嘴癮，實際上他們誰都不認識。
他們住在離火車站最近的那種灰色小旅館裡面，20塊錢一天，裡面就是魚龍混雜的人。身上永遠只有一件衣服，穿髒了就扔，再買一件新的，這樣就沒有行李，隨時可以跳上火車，逃開這一切，再去往下一個城市。
我去過木山在農村的家，見過他的母親，他母親跟他長得很像，都是瘦瘦的臉，細細的眼睛。
我當時並沒有跟他母親說木山到底是幹什麼的，但是在跟她的親戚鄰居聊天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其實她心裡也大概是知道的。我們倆就是心照不宣地聊天，聊一些家裡的生活，和木山小時候的事情。忽然，她就哭起來，說她非常想木山，擔心他在外面會變壞，希望他能回家。
木山當時拒絕了跟我一起回去，因為他覺得如果有一天要回家，就必須得是衣錦還鄉，像現在他這個樣子，是不可能再回到那個村子的。
但是他拜託我一件事情，希望我可以幫助他，告訴他的母親他真實的狀況，這樣他母親就不會再日日夜夜地盼著他回家，催他結婚，祈禱他有一天能回到農村來，過一個正常人的日子。
我當時拒絕了這麼做，因為我覺得這是他們母子之間的私事，如果真的決定要說，可能應該由他自己說，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心裡面也有一點怯懦。總之，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們在一起相處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然後我就回學校去上課，也進入到這個片子的剪輯期。又過了一年的五月，我收到佳泉給我發的一條簡訊，說：“阿力死了，死因不明。”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葬在了安陽周邊的某塊土地下面，就這麼消失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木山跟我說，其實流浪人員之間是有幫派的，幫派一直很反對他拍這個片子，但他就是覺得自己願意拍。他們之間一直有爭執，直到最後他跟他們大打了一架，他也離開安陽了。
其實《偷》這個片子，今天在我想來，它更多的是一個關於青春的影片。我們那個時候都那麼年輕，那麼容易相信彼此。
那時候，黑阿力常常會幫我出主意，說我們拍些什麼內容，木山常常會幫我揹我的三腳架——我那個時候完全是自己一個人拍攝，有時候在路上要跟拍他們，就不是很方便拿。後期我剪輯的時候發現，好多素材裡木山都揹著個三腳架，這個是完全不能用的，因為全是穿幫的。當時覺得特別恨自己，但是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溫暖。
這是我的第一部片，當時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狀態，並沒有在影片中做出這樣的感覺。我當時還是比較專注在議題上，要去講流浪人員的遭遇和他們的境況。
我有的時候會覺得特別遺憾，其實那些沒有被拍下來的時光才是最珍貴的。我們一起在那個大街上游蕩、流浪，當然有很多的煩惱，但是也有很多的快樂。
但時間又過得久了一點以後，我好像也不會再從這個片子做得到底是好和不好的角度來評判它。
這些影片好像迴歸了一個更原始的影像的價值，向我證明了13年前那個夏天他們存在的證據，伴隨著安陽街頭嘈雜的聲音和汗水的味道，一遍又一遍地，每一分每一秒地，都好像變得厚重了起來。
那個時候我也是年紀小，想得不深，總是喜歡勸木山說：“你趕緊去學個技術，找個工作，不要再在這個大街上浪蕩了。”
我還堅持要陪他戒毒，就在他旅館的那個小房間裡，陪了他好幾個晚上，看著他特別痛苦地在堅持、翻滾。
拍攝結束後，好像有一段時間，他就真的被我說動了，去找了一個當保安的工作。但現實肯定不是我當時想象的這麼容易就改變了，他其實也沒有幹多久就又跑掉了。
後來幾經輾轉，他又去了他心裡面最喜歡的上海。那個時候，他說他攢了錢，和幾個朋友一起開了一個遊戲廳，說日子變得好起來了。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他聲音都不一樣了，特別高興。我發片子給他看，他說：“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太醜了，形象太差了。我現在平常都穿西裝了，你趕緊過來拍一個續集。”
我們就這樣保持聯絡五六年的時間。他經常換手機號和QQ號，後來又有好多的微訊號，我每次找他都要透過各種方式去找。
後來有一次我給他打電話，是他的一個朋友接的，說木山又被抓進去了，判了一年，等他出來讓他給我回電話。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過他的訊息了。
最近我在抖音上搜這個片子，看到一個安陽的音樂人李晉，給黑阿力寫了一首歌。這個影片下面有人留言說，他們家和木山是同一個村子、同一個巷子的，說他的父母終究是沒有能等到他回來，在近些年都相繼離世了。有網友在評論區問他，知不知道木山現在怎麼樣了。
他回覆說前段時間，他有回來和哥哥爭家產。但是我也無從知道這些都是真的還是假的。
《曠野歌聲》
如果說《偷》的拍攝特別像一段青春的記憶，那《曠野歌聲》的拍攝對於我來說，就像是從青春步入中年，伴隨著自我的成長，從一個站在曠野裡面的人學習怎麼去做一個社會中的人。
這個片子拍攝的地方是在雲南省的一個苗族村寨，叫小水井村。我是2014年第一次到這個村子，拍攝一直持續到了2019年。
我對這個村子的第一印象是好自由。為什麼這麼說呢？
窮確實是窮的，小水井是在最山頂上的一個村子，自然資源非常地差，大部分都是種玉米，但這個玉米它不是用來賣錢的，是要以物換物，用一年的玉米收成去交換村民一年要吃的大米。
如果說要賺錢的話，那肯定是要種蔬菜水果。他們確實也種一點點，就是完全沒有規劃，這丟一顆那丟一顆，熟了誰願意吃就摘下來吃一口，不願意吃果子就自己掉下來，在地裡爛掉。好像從來沒有人想過說要去把這個好好地摘下來，拿到山下去賣了賺錢。
感覺就是雖然很窮，但是也完全沒有人覺得特別著急或者特別需要去賺錢。
後來一個爺爺跟我說，因為苗族在歷史上是被各個民族欺負的，他們其實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在一次次戰敗裡，不斷地遷徙，最後才到了西南地區的高山上面。這裡地勢崎嶇，首先很適合躲藏，再一個就是條件太差了，別人也不想要。所以你會發現在西南地區，大部分的苗族山寨它都是在山頂上的。
苗族人在歷史裡學到的重要一課，就是千萬不要種地種得好，因為一旦種好了，這個地方就不再是他們的了。貧窮守護了他們的家園，在富裕和自由之間，他們選擇了站在邊緣上的自由。
但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時代，其實沒有什麼事情是永遠不會被發現的。當地的領導很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小水井村什麼都沒有，除了歌聲。”
這個村子有一個世代相傳的合唱團，幾乎是每天，只要是農活幹完，到了夜晚，無論老人、小孩，大家都會聚集在一起唱歌。
苗族的歌聲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傳說他們在遷徙的過程中丟失了書寫的文字，沒有書面文字，他們就用歌聲口述歷史作為記憶的一種方式，一代一代地傳下來。
20世紀初，又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有傳教士來到過這個村子，教給了村民西方古典音樂的四聲部合唱法。所以這裡的村民會唱很多世界名曲，比方說亨德爾的《彌賽亞》，舒曼的《茨岡》等等。這樣的美聲合唱法，在這個村裡已經流傳了有近百年之久。
縣裡面非常喜歡小水井的歌聲，把它稱作是巴洛克音樂的活化石，正式成立了小水井苗族農民合唱團，計劃要把村民帶到更大的舞臺，也希望能夠藉助這個計劃讓村民脫貧致富。
村民作為一個群體，內部對於這個事情肯定是有爭議的，但是最終他們還是帶著對山下世界的好奇，同意出山。結果合唱團不僅出去了，而且特別成功，他們登上了很多很大的舞臺，也上了很多電視臺，和很多明星同臺演出。
▲ 小水井村合唱團在紐約林肯中心
村子裡的生活也確實得到了改善。因為合唱團的成名，通往山頂的公路修通了，村子引來了遊客，也引來了地產商。地產商計劃把這個村子打造成一個旅遊村，重新修繕夯土的老房子，打造藝術家工作室和一些旅遊的小店，還開闢了一塊新地，給村民建新的房子，供他們搬遷。
《曠野歌聲》這個片子，基本上就是目睹了這樣一個過程：它本質上是關於一個封閉的群體走向現代化的過程，關於站在邊緣的人群向主流社會去邁進的一次嘗試。這個嘗試它必然伴隨著在自由和規訓之間的掙扎。
我記得特別清楚，合唱團的指揮龍指揮，也是村裡面的一個長老，他在一次開會的時候就跟大家說：“我們苗族實在是一個很落後的民族，被人看不起的民族，我知道貧窮的滋味，也知道沒有尊嚴的滋味，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像我們這樣。”
為了應對市場和觀眾，合唱團就開始學習一些新的歌曲，他們現在會學中文歌，也學習了一些流行的英文歌。歌聲的身份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地流轉。這個裡面有被動的成分，也有主動的成分，一次次地，他們透過歌聲去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找到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其實，出去演出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事事順心的。有時候，外面場地的工作人員會覺得，看外表他們不像演員，以為是場工，就會讓他們去收垃圾，或者讓他們站到一邊去，村民心裡面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專業的老師也指出來他們其實音不準。音不準就沒有辦法和專業的樂隊去配合同臺演出，老師就覺得他們技術上很難調教。再加上但凡休息10分鐘，村民就全不見了，回家餵豬的餵豬，種地的種地，趁機全都逃跑了。
村民開始發現自己並不適合以一種工作的節奏唱歌，開始意識到“他們說的唱歌”和“我們說的唱歌”不是同一件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外面有一個大的演出，集訓了一段時間，但就在演出前的一兩天，村民突然決定他們要集體撂攤子，打道回府。那次是龍指揮哭著求大家，他們才留下來。
在跟我說到這次經歷的時候，龍指揮說：“我們之前就是太把自由當成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村子發展了，賺錢的機會多了，村民也就越來越忙，就顧不上合唱團了。有些人乾脆離開，或者有的團員就是有錢的時候才來，沒有錢的時候乾脆就不來了。
但是整體上來說，其實小水井村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在西南地區，很多村子都有這樣的合唱團，但他們都沒有機會像小水井村一樣出名。
我有一次遇到一個別的村子的指揮，他握著龍指揮的手，說：“我們真的好羨慕小水井，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得不到這樣的支援。”說著說著，他就開始大哭起來。我想像他這樣想的肯定不止他一個人，也不止這一個村子。
就這樣幾年時間過去，村裡的地產專案爛尾了。之前為了建這個旅遊區，大部分村民都被徵了地。現在這些地就全部空置了，地產商就暫時做了果園，僱傭村民去維護和種植，給他們發工資。村裡終於種起了可以賺錢的果樹，但是村民也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僱員。但是也有可能賺得更多了。
本來準備打算供村民去搬遷的新房子停工了，但這個時候其實村子裡的老房子很多已經不行了，快要塌了。村民也不再抱什麼期望，開始自己建房子。
他們已經看過了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肯定不會再願意住在像以前那樣的土房子裡，而且蓋房子是一件大事，大家就想著要蓋就蓋得大一點。蓋房子的錢基本上都是來自於之前被徵地的補償款，但這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是不夠的，所以村民又開始向銀行借貸款，就像城裡人一樣，進入了債務時代。
我拍攝到後期的時候，這個村子整體的樣貌基本上都改變了，村子裡不乏三四層的大別墅。
有意思的一點是，我發現很多別墅上都裝了防盜網。最早我到這個村子的時候，這裡幾乎是沒有人會去鎖門的。我對這個印象特別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到村子裡面走一走，看到門裡面的人就會跟他聊天，很快就會和大家熟悉起來。現在不僅有了非常厚的金屬防盜門，還都裝了防盜網。
我就問龍指揮，為什麼要裝這個防盜網，它不擋風景嗎？因為這個村子到最後，旅遊也並沒有發展起來，沒有什麼外面的人過來。龍指揮說，因為他蓋完這個別墅以後，總覺得哪裡不對勁，覺得不像他在外面看到的那些別墅的樣子。然後他就想，哦，原來是差一個防盜網，一裝上，瞬間就覺得對勁了。
村裡以前是養黑豬的，現在也開始要養白豬，因為白豬長得更快一些。但是白豬有一個問題，就是它不認路，不能自己回家，而村民是習慣像養黑豬那樣自由散養，所以村裡經常可以看到村民在滿村子抓豬回家。
回到拍攝的最初，其實最早吸引我留下來去做這個片子的，是一次村裡的演出。當時有遊客來村裡看他們，我也坐在臺下，看著他們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不一樣，就覺得這些不同的表情之間充滿了巨大的張力。
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龍指揮的臉，他有一點緊張，有一點尷尬，又略帶著一些不適和為難，但又是非常友善的、非常慈祥的。我覺得龍指揮的臉就像這個村子的處境。再後來我加上他的微信，才發現龍指揮的微信名叫忍耐。
當時站在他身後的，還有影片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建生。我當時注意到他，是因為他唱歌特別地投入，整個身體在唱歌的時候都在顫抖，他的眼神非常地堅韌又有一些脆弱。
最開始的一兩年，我常常跟著他上山放羊，在一起聊天。那個時候他不太忙，還沒有什麼生活的擔子，他也特別喜歡看書。他家裡雖然很簡陋，但是他會特別精心地裝扮房子，四面牆都會佈置上不一樣花紋的牆紙。
建生對於村莊，對於怎麼建設和守護家園，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的。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不羨慕，他特別篤定自己想要的是一種清苦的、純潔的生活。後來，當然不僅是外面的世界，也有村子裡人的變化，讓他在其中非常痛苦地掙扎和搖擺，也越來越孤獨。因為他想要的是完全不受干擾的、非常純粹的、充滿了信仰的生命。
他執拗的程度達到了一種常人沒有辦法理解的狀態，但是現實也在朝他步步逼近。幾年的時間裡，他從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牧羊人，走進了一段父母給他安排的婚姻當中。他和妻子完全沒有辦法溝通，因為他給不了妻子想要的，而他妻子想要的其實也不過是村裡麵人人都有的一個所謂正常的世俗的生活罷了。
他們兩個人在好幾年裡就這樣折磨彼此，無言以對。直到最後，一個曾經的苦行僧，也背上了幾十萬的房貸，那個曾經唱歌的時候會顫抖的男孩，開始逐漸變得沉默、消沉，也學會了忍耐。
在我最早認識建生的時候，我覺得他特別適合寫作，就送給他一個日記本。幾年的時間，他在用沉默保護自己的同時，也一直持續地書寫。
在2019年我快要結束拍攝的時候，他最後一篇日記是這麼寫的：“一個逆流而上的人，會被所有的東西所擠壓，會被這個世界所拋棄。我會去改變我自己，我可以犧牲，我也會隨波逐流。”
這個也會讓我想到合唱團登上紐約林肯中心的舞臺時，唱的一首伯恩斯坦的歌曲：“讓愛做夢的人去做夢吧，伊甸園是不存在的。我們建房築屋、伐木砍柴，讓我們的花園繁茂生長。”
生活從來都不是一次就過去了
有時候我在想，其實小水井村的掙扎特別像我自己的掙扎。或者也許，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掙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裡莫名地覺得悲傷，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時刻裡卻感受到靈魂的失落，或者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要不斷地除錯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靜的日子裡就意識到其中孕育著很多的危險和複雜。
但我想，我們可能永遠也沒有辦法避免掉和重重的壓力與侷限去共存。
像追尋自由、成為自己，這些現在特別時髦的句子背後，可能人就是要在重重的壓力和侷限中才能去形成自己的樣貌，再從中去找到自由。接下來肯定還有一個接一個的困境，我們也要一直地換個活法活著，帶著困境為我們塑造的新的形狀再繼續地往前走。
去年我回了一趟小水井村，想給大家當面看看片子。建生家的大房子已經建好了，他跟我說他特別忙，有很多牛很多羊要照顧，沒有什麼時間看片子，要不就算了吧。我等了他好幾天，最後還是硬逼著他坐下來，把那個片子在他家的大電視上放了出來。
那個時候，我看著螢幕裡的他，又看著他坐在那兒，就在這同一個時刻，生活既在這邊重複迴圈著，又在像直線一樣快速地向前奔跑，不斷地消逝。
後來我也夢到過幾次黑阿力，有時候我夢到他坐在我家樓下的臺階上不說話，有時候我夢見他長得像黑阿力但是好像又不是他，他變成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們好像跟別人起了衝突，就一起跟別人打架。我們在夜晚的大街上逃跑，又去喝酒慶祝。
我想我是很愧疚的。我曾經遇到了他，但也只是看著他得到了一個很不好的結局，僅此而已。就只是時不時地，我還是喜歡開啟片子，去看看他們當時的樣子。
《偷》這個片子其實在今天這個超清時代看來，它的影像質量已經有了明顯的歷史的痕跡，再加上網上會有一些盜版的版本，不斷地壓縮之後，這個片子就變得越來越模糊。
這些很粗糙的畫素的顆粒讓它越來越像一場夢境，但是它還是在固執地訴說著同一個故事。有時候去放映會上面對觀眾，我才會驚覺，原來小偷這個事情早就沒有了，大街上你都看不到了。
現實、夢境和螢幕裡的生活，這些本屬於不同空間介質的影像就這樣交疊在一起，我有時候會覺得特別地恍惚，分不清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什麼是輕的什麼是重的。
但我想，也可能正因為這樣，我們的生活從來都不是隻有一次就過去了，就不作數了。因為影像會被捕捉，會穿過時空的隧道，在不同的時間抵達不同人的眼睛。
我們每個人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我們的面龐也從來都不是隻屬於我們自己的面龐，而是包括了無數個曾經穿越過我們生命的人們的面龐。
我覺得特別地幸運，能夠遇到影片中的人物，可以和他們相互陪伴度過這樣一段一段生命的時光。我想用紀錄片去留住這些無處依附的情感，不然它們太容易就被吹散、被遺忘了。
我也希望你們或早或晚有機會能看到這些關於真實生活的影片，能夠讓它們不斷地迴圈、在我們的眼前重現，也許真的能夠改變一些什麼，能讓我們所經歷的不會就這麼輕輕地飄散。
謝謝大家！
策劃丨YXQ
剪輯丨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