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中午，我和朋友正在吃火鍋，忽然收到一條微信，是我同事發來的。

“聽說你們小區昨晚有一個年輕人跳樓了？就在我住的這一棟！”

同事是外地人，租住在我居住的小區。這個小區是我們村拆遷後的回遷安置房，緊鄰我們工作單位——我們村所屬的街道辦事處。這時，我想到早上看到16號樓微信群裡有人在議論，說昨晚凌晨聽到有人在樓下嚎啕大哭。現在想來，這肯定與同事所說的跳樓事件有關。

那跳樓的會是誰呢？16號樓都是小戶型，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租戶，如果是年輕租戶跳樓，那大機率跑不掉兩個原因：感情和工作。也是，經過三年疫情，大家的神經都被磨成了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稍遇事端，就會被捅破，走向崩潰，墜入萬丈深淵。

飯畢，我打電話給母親，她解開了我的疑惑：跳樓的人是王釗。不是租戶，是我們村的人。當然，也是這個安置小區的人。

我和王釗並不相熟，他比我小四五歲，二十七歲，和我堂弟是同齡人。在此之前，從堂弟那裡，零零散散聽說過他的一些事情。為了趕上拆遷安置補償，王釗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就與鄰村的一位同齡姑娘閃婚，還連生倆娃，兩個孩子一個年初生，一個年尾生，屬相都是一樣的。拆遷之後，補償款到手，他漸漸染上賭癮。加之，雙方缺乏感情基礎，妻子索性與他離了婚，同時將自己名下那套安置房出售。但後來，又聽說他和妻子又復婚，重新購回了這套房。

而這次他的跳樓身亡，可能也與這些過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數天之後，和堂弟在一起吃飯，我才算是瞭解到事件的原委。

王釗復婚後，並未改掉賭博的惡習，欠下數十萬元的債務。更為糟糕的是，他私自挪用所在工廠的公款幾十萬元，作為賭本，以求翻盤，不想又是血本無歸。為此，他家裡天天雞飛狗跳，他每天都得面對著妻子和長輩的謾罵和指責。

跳樓那天晚上，他先是在朋友家喝酒，喝多後回到家。妻子看到他這副醉生夢死的樣子，劈頭蓋臉對他就是一頓輸出，然後又把他母親叫過來，開始第二輪批鬥。可能是他本就承受不住自己所造下的後果，加上酒精的催化，便奪身而起，開啟窗戶，從10樓一躍而下。

王釗父母居住的那棟樓在我家北側，樓層與我家在同一高度。我的書房向北，正好可以觀望到他家的客廳。那幾天晚上，我坐在書房，隔窗望去，總能看到唏噓的一幕：客廳聚集著親朋，每個人都面色凝重，垂頭喪氣，三三兩兩的年長婦女握著王釗母親的手，嘴巴開開合合，不用猜，也知道盡是安慰的語言。他父親時起時坐，佝僂著背，背影比平時蒼老消瘦了許多。

夜深後，眾人散去，唯剩老兩口坐在沙發上如雕塑般一動不動。

這一幕在我心底久久揮散不去。王釗之死不足為惜，可他父母又憑什麼要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呢？大家被時代洪流裹挾著離開世代居住的村莊，搬進嶄新的安置樓房，開啟城市生活，內心肯定是對未來充滿期待的。可是，誰又能料到，在這城鎮化程序的車輪之下，好多人丟失了成長的根基，迷失了回家的方向，喪失了奮鬥的初心。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高樓拔地而起之時，我們是否做好了居住進去的準備。難道，樓越高，只是為了跳樓更方便嗎？

我們村是鄭州市東北郊區的一個普通村莊。2013年9月份，響應政府合村並城政策，全村開始搬遷，村裡的建築也在一週之內全部拆除完畢。

臨近拆遷，恰逢我高中畢業暑假的最後幾天。當時，我正忙著準備大學報到所需的各種材料以及生活用品。入學前夕，我幫著父母完成了有史以來最浩蕩的一次搬家行動，與他們一起，向這座祖祖輩輩生活了數百年的村子做了最後的告別。

入學後，我時常會與父母通電話，順便了解村裡的拆遷進度：今天張三家的房子被推了，明天李四家的院子被平了，“昨天拆到××家了，今天剛到你大爺家，別看他家只有兩層，可當初打的是7層樓的地基，每層都打圈樑，用的都是16號的鋼筋，難拆得很，兩輛鉤機捯飭了一個上午才推平。”

就這樣，我從與家人的電話中掌握著這座村莊“死亡”的全過程。

但耳朵帶來的寞落始終無法與眼睛帶來的震撼相比擬。中秋假期，我著急忙慌地離校返家。當我在村西的107國道下了計程車，站在路邊，一眼望去，村裡所有建築已經蕩然無存，映入眼簾的，是村子最東邊的賈魯河河堤。在此之前，我總覺得從村西穿過整個村莊到賈魯河畔，是一段很漫長的路程，而現在站在這裡，沒有了那曾參差林立的房舍、樓宇，這段漫長的路程瞬間變得只有一眨眼皮那麼近。

拆遷之後，村民們各自分散，很多人沒有額外的房產，會選擇租房子住。有些村民為節約居住成本，會在尚未被徵收的耕地裡搭幾處活動板房，作為暫時的居所。不過，這種形式只有極少數村民選擇，因為，耕地很快也被政府徵收。

我家選擇了在外租房，一住就是6年。

拆遷後，開發商每半年給居民發放一次過渡費，用於村民在過渡期的生活開銷。過渡費每人每月1200元，3年後若未如期完成回遷，費用標準則翻一番。

因此，村民們大多能輕鬆承擔在外租房的成本。

拆遷安置政策規定，在分房戶口截止前，凡是正常婚遷和新出生的人口，在本村依法落戶的，均享受安置待遇。因此，很多家裡有適齡青年的村民，都早早將孩子的婚姻大事提上日程。那幾年村裡可謂“喜事不斷”。

領證、遷戶口，然後按期領取過渡費，坐等分配安置房。如果時間充裕，能趕在戶口截止之前將孩子生下並落戶，那就又多一人享受安置待遇。

那些未到法定結婚年齡的青年，即使結婚，也無法領取結婚證。沒有結婚證，女方就落不了戶。沒關係，雙方可以先舉辦儀式，把孩子生下來，男方帶著孩子去做親子鑑定，然後拿著親子鑑定報告去戶籍室給孩子落戶。這樣，就可以先將孩子的安置待遇握在手中。

王釗和他妻子正是走的這種途徑。

所以，從拆遷啟動到戶口截止，短短6年，原本一個只有四五百人的小村莊，人口竟比6年前翻了將近一番！隨之而來的，是離婚率的空前攀升，王釗的跳樓悲劇，也可以說是由此而產生的。

其次，一些村民也時刻謀劃著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安置資源。政策明文提出，男女雙方結婚時，女方若攜帶有16歲以下的子女，該子女也可享受安置待遇。

我有一位本家叔叔，獨身一人，與一位帶有一個10歲女孩的單身媽媽，辦理了結婚和戶口登記。這樣，母女二人順利領取到過渡費，待到分房時，母女二人共分得200（每人80平住宅20平商業用房）平米安置房。按照先前約定，過渡費歸母女二人自由支配，我叔叔留給他們母女二人一套60平米的房子，剩下140平米則歸我叔叔所有。一切風平浪靜塵埃落定後，二人再解除婚姻關係，互不糾纏。

在拆遷前後，類似於這種“假結婚”“假離婚”的案例不在少數。為了各取所需，瞄準安置政策的空子，能鑽則鑽，尋求利益最大化，實現“雙贏”。可真結婚也好，假結婚也罷，唯一不變的，是人口野蠻地增長。

人口急劇膨脹的同時，也有一大批人未能挺到喬遷新居的時刻。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於年老和疾病而離世的，也有一些，因意外而匆忙掉隊。

鄰居王高，去世時剛剛50出頭。他家也是拆遷後在附近一個安置小區租房子生活。有天晚上，這個小區有人家辦喪禮，吹吹打打非常熱鬧，王高抱著3歲的小孫子也前去圍觀。誰承想這家人放炮時，一顆未在空中炸響的禮炮，從半空中落了下來，正好掉在王高的衣領處，隨著禮炮的綻放，王高脖頸處大動脈被炸斷，當場死亡。幸的是，懷裡的小孫子竟未受波及，沒有受傷。

這件事發生在距離拆遷時的3年半後，已經超過開發企業當初承諾的分房期限。

如果開發企業能夠如約完成安置小區的建設，村民們能夠按期搬進新居，那麼，像王高這樣帶著遺憾和意外而離去的那些村民的前途命運，是否會被改寫？

王釗的故事，並不是個例。

我們村位置偏遠，與那些都市村莊的拆遷不可同日而語。即使這樣，對於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最終到手的安置款項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他們不知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多少年，在魚塘裡揮灑多少血汗，才能獲得這樣一筆“鉅額”收入。

對於即將邁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這筆“飛來橫財”，以及若干年後到手的大幾百平米房子，也堆砌了他們迷失自我，開啟紙醉金迷生活的底氣。這中間有做投資的，有開網咖的，有玩高利貸的，但更多的還是像王釗那樣，走上了賭博的不歸路。

有一位年齡比我小一歲的同村男孩小張。小張和妻子也屬於閃婚，妻子孃家是外地一個偏遠山村的，當初也是瞭解到我們村剛好拆遷，經人介紹，嫁給了小張。

小張屬於有痞氣的社會小青年，婚後不顧家，終日喝酒打牌，逛夜店，有時連著好幾天不回家。他父親早逝，母親是退休老教師，苦口婆心規勸過多次，妻子也因次與他發生口角，但都無濟於事。他最終揹負了四五十萬元的外債，基本將自己的拆遷補償揮霍殆盡，走投無路之下，又將尚未分得的房子預支抵債。

從拆遷到分房的6年，以及分房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像小張一樣把房子抵押和預支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在時代的潮流中獲取了本需要奮鬥多年才能得到的財富，但同時也被時代的潮流捲入其中，不僅耗盡手中現有的財富，也透支了自己和家人將來的人生。

2019年初，我以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入職到我們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此時，距離我們村最終的分房日期只剩下不到半年。我也因此見證了許多分房前夕的關鍵事件。

縱觀近些年全國各地的拆遷案例，總有一個高頻詞彙出現在大眾視野：釘子戶。

不錯，凡是涉及拆遷，總會出現那麼幾個“釘子戶”與政府和開發企業周旋死磕。歸根結底，所謂合村並城，所謂拆遷安置，甚至是所謂“城鎮化程序”。在微觀層面，在具體到政府、開發企業和村民的角逐當中，不過是一場勢必要有一方需要“妥協”的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大部分村民都選擇了妥協，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大勢所趨，只要安置條件說得過去，大家都同意，自己也一定不會螳臂當車。

可是，出於對安置政策的質疑，以及對某些特權勢力在拆遷安置過程中勾結操縱的不滿，也有企圖讓自己整個家族都吃上拆遷紅利的利益訴求，總有些人拒絕妥協，拒絕接受已經板上釘釘的安置政策，毅然決然選擇“釘”在原地，絕不搬遷。

面對這些“釘子戶”，政府首先選擇的是發動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但這些無疑都是徒勞的。對於這些下定決心去當釘子戶的人來說，如果“情”和“理”管用的話，自己也不必“釘”著不動了。沒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切免談。眼看合村並城專案的滾滾車輪不斷向前推進，不能因為幾家釘子戶就耽誤拆遷大局。

那就誘之以利。那段時間裡，街道辦事處的包村部門幾乎天天都要跑到釘子戶的家裡，在政策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給予這些釘子戶便利。

比如老李一家，從全村村民開始搬遷到全村被夷為平地，他家始終巋然不動，孤零零的三層小樓佇立在村子的西北角。在村民們或在外尋租，或寄住親戚家的這些時光，他們一家五六口人始終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中。街道辦的工作人員經過再三協商，根據政策做出最大讓步，只要他家同意搬遷，承諾補發他家拆遷後這些年的過渡費，並幫助他家尋找合適的住處，享受正常的安置待遇。

這些條件，對於配合政策完成搬遷的人來說，已經相當優厚了。別的不說，他家這些年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光房租可是省下了一大筆。可老李另有他圖——他希望自己在合村並城專案啟動前就已出嫁的女兒，也能回村享受安置待遇，希望政府能按有本村戶口人員的標準，讓他女兒也分得100平方（80平住宅和20平商業）的安置房產。

但他這一訴求觸碰了安置政策的紅線。根據安置政策，凡是分房和戶口截止之前就已經出嫁並遷出戶口的女兒，均不再享受本村安置待遇。更何況，老李女兒早在政策出臺前就已非本村村民。真把這方便給了他家，口子一開，那不全亂套了。

為了不耽誤合村並城專案的大局，面對始終拒絕配合的“釘子戶”，政府最終會採用“集中行動”的手段予以回應。所謂“集中行動”，說白了就是強拆。

對老李家實施的“集中行動”安排在了2019年的5月份，也就是分房儀式啟動的一個月前。

5月的天氣已漸顯溽熱，由於街道辦事處人力有限，所以特意從安保公司聘用了一批特勤，此外還調來了救護車和醫護人員，以備突發狀況。這次集中行動開展得相當順利，在老李一家歇斯底里地謾罵以及絕望地嚎啕大哭中，特勤人員迅速將他家裡所有物品搬離房屋，置放在安全距離以外。隨著剷車和挖機“轟隆隆”的鳴叫，三下五除二，老李家被夷為平地。這顆“釘子”，一上午就被拔掉了。但故事並未完結，老李家由此開啟了長達數年的上訪之路，持續至今。

最能彰顯出“集中行動”冰冷如鐵、強悍如山氣質的，是在對老楊的廠房進行拆除的時刻。

老楊早年靠開工廠生產魚塘用的增氧機發家，膝下一兒一女，平時和女兒關係走得近，與兒子關係很僵。後來女婿創業做生意，老楊將手中大幾百萬的積蓄都投了進去，結果女婿生意失敗，賠了個底朝天，老楊半輩子的收入也幾乎全搭了進去。而自己的工廠也進入瓶頸期，為了轉型購置新裝置，老楊以廠房作抵押，又欠下數百萬元的外債。偏巧不巧，趕上了合村並城專案的啟動，工廠面臨拆遷的窘境。

其實，如果不是遇到拆遷，老楊依靠自己的工廠，假以時日，也能慢慢將這些外債償清。大勢所趨，現在只能就拆遷補償與政府和開發企業協商周旋了。老楊提出的條件是，如果讓自己按照要求搬遷，政府和開發企業首先要把自己所欠外債的窟窿補上，此外，再額外就工廠拆除而受到的損失支付給自己一筆可觀的補償費。這座工廠是老楊實現翻身、償清外債的唯一依靠，如果工廠再得不到令自己滿意的補償就貿然被拆，他這後半輩子就徹底沒戲了。所以，他拒絕妥協，也選擇了“釘”在原地。

對政府和開發企業來說，老楊的提出的條件根本就是天方夜譚，無論從政策角度還是人道主義情感，都是無法滿足的。所以，老楊以及他的廠房最終所要面臨的，只能是政府的“集中行動”。

我至今都清晰記得對老楊廠房實施“集中行動”那天所發生的一切。

早上七點，街道辦事處幾乎全體工作人員都到達了行動地點——老楊廠房。隨後是數十名身著黑色制服的“特勤人員”，進入現場，把守各個要道，並架起攝像機做好全程記錄。兩輛救護車各配備三四名醫護人員嚴陣以待，陣勢遠遠超過對老李家實施的那次集中行動。按照程式，特勤人員先進入廠房，對廠房內的機器裝置以及各種有價值的物品進行搬離。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位頭髮花白，身著破舊白襯衣和灰色短褲的老年人在不遠處屹立著，一動不動，只用飽含憤怒與絕望的眼神遠遠盯著眼前的一切，他就是老楊。

作為普通工作人員，我和辦公室的同事只是前來壯壯聲勢，並未親自參與一線的行動。時值盛暑天氣，辦公室的幾位女生在廠房東側不遠的地方尋到一處樹蔭，就蹲在那裡閒聊，我開始也在那裡，一邊和她們聊天，一邊目睹著眼前正在進行的一切。沒過多久，辦公室的一位男同事過來，讓我和他一起去買水，我就過去了。

剛走出大概一百多米，還未上車，就聽見身後傳來一連串“嘣！嘣！嘣！”的聲音，我和男同事趕忙扭身，朝剛剛離開的地方望去，只見樹蔭下面的幾個女生抱頭鼠竄，旁邊的特勤人員也丟下攝像機和要搬離的物品，一鬨而散，撒腿狂奔。再仔細一看，老楊懷裡抱著過年那種連發沖天炮，正對著逃散的人群猛烈轟擊，第一炮瞄準的就是剛剛在樹蔭下聊天的那幾個女生，有兩三人手臂都被急速飛行的炮火擦傷。若不是臨時離開，我說不定也要掛彩呢！

一輪轟擊完畢，在老楊要點燃下一個沖天炮的間隙，手腳麻利的工作人員順勢奪下他手中的“作案工具”。老楊眼見自己無力反抗，轉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小瓶不明液體，迅速灌入自己口中，隨後直愣愣坐倒在路邊的草地上，面露極為掙扎和痛苦的表情。

經過確認，老楊喝下去的，是平時用來給機器清除鐵鏽的被稀釋過的硫酸！街道辦的工作人員趕忙帶領醫務人員前來檢視，包村部門的孫姐急得團團轉。自從拆遷工作啟動，一直都是她代表街道辦負責與老楊對接和談判。這次集中行動，她揹負著極大的精神壓力，生怕出現一點意外，現在老楊悍然飲下硫酸，以死抗爭。這節外的一齣，打得她措手不及。

孫姐帶著醫護人員來到老楊身旁，準備對他實施救援。沒想到，老楊強忍腹中劇痛，用盡殘留的力氣猛然起身，不知從哪裡拿出一把短刀，刺向孫姐的腰部。孫姐大叫一聲，撲倒在地上。

旁邊的醫務人員也驚呆了，原本要對老楊實施救援，現在只能轉換目標，趕忙把孫姐扶起到救護車上，展開急救。

這一切的發生，距離我只有不到十米，一連串的變數猶如電影情節，讓我久久不能平息。

縱使有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幕，也並沒有阻擋住這場“集中行動”。老楊被救護車拉走後，行動繼續。很快，老楊的廠房如老楊自己一樣，轟然倒塌。

老楊被送入醫院後，沒有搶救過來，當晚就離開人世。我那幾位被老楊“炮火”殃及的女同事，得到了單位的悉心照料，不久康復出院。

在千呼萬喚中，在某些人對過渡費的戀戀不捨中，分房的腳步悄然來臨。

分房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截止戶口。戶口一旦截止，每家每戶所能分得房子的平米數也就最終敲定，不管家裡再有人過世，或是再有新生人口，房產分配數字均不再改動，所謂“生不添，死不去”。對戶口數的最終敲定，需要進行多次核查研究並透過張榜來公示，全程一共公示三次，三榜過後，就塵埃落定、木已成舟。

在張貼前兩次公示時，安置房尚未封頂，並且每家新生人口也都及時上了戶口，情況與公示出來的基本沒有出入，所以表示異議的人不多。第三榜，也就是最後一次的公示是在安置房封頂之後，在張榜之前，街道辦事處和開發企業特意帶領村民代表前去剛剛封頂大吉的樓房參觀巡視。

回來後，代表們將參觀情況告訴了村民們，村民們炸開了鍋。

原來，新建安置房的各方面情況與當初開發企業在拆遷前承諾的相差甚遠。戶型，公攤面積，樓間距，小區綠化，最關鍵的消防通道，沒有一樣是完全按照當初約定建設的。同樣的戶型，如果處在邊戶，陽臺處會比不是邊戶的多出2到3平米。80平米的兩種戶型，一種陽臺設在不朝陽的北面，另一種乾脆連陽臺都沒有。120平米的戶型倒是南北通透，一南一北，兩個陽臺。但衛生間的設定，卻是讓人哭笑不得。拆遷前開發企業拿給村民們看的戶型圖紙是兩室兩廳兩衛，除公共衛生間外，主臥單獨設有一個主人衛生間。而在村民代表看房時，發現主臥並沒有衛生間，而是在客廳北面陽臺處看到了這第二個衛生間。

經調查核實，發現開發企業在實際建設中並未按照原圖紙進行施工，120平米戶型在施工時就只設有一個公共衛生間，主臥根本就沒有預留衛生間。工程進展到一半時，政府工作人員發現了這個與合約不符的漏洞。為防止後續產生糾紛，遂責令開發企業和建築公司進行整改，但是專案已經動工，十多棟半截大樓早已經平地而起，總不能拆了重建吧。最後，開發企業和建築公司採用了這個奇葩的整改方式——在北側小陽臺開一個下水道，以作第二個衛生間之用。

然而，按照生活習慣，誰也不會在陽臺裝個馬桶，為最大限度保留陽臺空間，很多村民都選擇將這個預留的下水道封死。可問題來了，一棟樓15層，如果要將這個下水道封死，就必須樓上樓下15戶全部統一意見，有一家不同意，要保留這個下水道，那麼其他14戶還真是沒轍。開發企業這個故作聰明的小伎倆，著實帶來不少鄰里糾紛方面的隱患，也為後來村民的對抗情緒“添磚加瓦”。

村民們面對開發企業的失信與糊弄，以及政府的監管不力，所積鬱的巨大不滿，終於在三榜公示張貼之時爆發了。

那是2019年1月份，農曆新年前夕。在街道辦事處負責張貼公示的包村人員到達之前，大批村民就已經聚集到張榜地點——安置小區南大門。未能到達現場的也都被拉進了微信群，時刻保持與現場的聯絡，大家在微信群中義憤填膺，各抒己見，展開了“頭腦風暴”：該找誰對接，要提出什麼樣的訴求，在什麼時候提，以及用什麼方式提，如果遇到突發狀況該怎麼辦，還考慮到人員分工，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大家因而也士氣高漲，彷彿勝利就在眼前，自己的利益訴求已經觸手可及。

為防止口舌雜亂無章，村民們推選出幾位民意代表，與政府和開發企業進行交涉和談判。群主王巨叫得最歡，嚷嚷著必須抓住這最後的機會，與政府和開發企業死磕到底，討要到本該屬於村民自己的權益。但當大家一致要推舉他為代表之一時，他卻以種種藉口極力推辭，表示自己會竭盡全力支援奮戰在一線的代表們，如有任何需要，定當全力以赴。

我也被堂弟拉到了微信群，所以從群裡觀察著場內場外的各種動向，目睹了事件的全過程。

大約兩小時後，街道辦事處包村部門的工作人員到達張榜地點。現場村民一擁而上，七嘴八舌開始發表各自的意見，剛剛選出的民意代表頓時成了擺設。面對喋喋不休的村民，包村部門的工作人員也頓時被嚇住了。說白了，他們只是普通工作人員，也是按照領導要求前來張貼公示，至於村民們的意見和訴求，他們自然也是無能為力，更何況很多人也從未遇到過這種場面。

當雙方劍拔弩張之時，一個年長一些的包村工作人員率先發聲，告知村民們街道辦事處的相關負責領導隨後就到，到時大家可以向領導反映自己的訴求，但是大家這樣亂哄哄的，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問題肯定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最好還是先統一一下意見。經這位工作人員一番勸說，村民們的情緒算是稍稍平復了一些，也忽然想到剛剛已經選出了幾位民意代表。

街道領導來到後，幾位代表迎上去，極力控制著各自的情緒，將問題說了一遍。

面對咄咄逼人的村民，這位領導含糊其辭，說出的也都是一些場面話，什麼正在研究啦，與開發企業積極溝通啦，各種設施後續會逐漸完善啦。這無疑更加刺激村民們的對立情緒，有幾個村民甚至攛掇村裡的幾個未成年孩子把告示給撕了下來，更有幾個年輕村民圍著一個包村的工作人員，厲聲呵斥要求必須給出說法。這個工作人員不知是真被這陣勢嚇壞了，還是有意假裝，順勢撲倒在地上。包村領導見狀，也不再給村民們解釋，拿出手機，打出求救電話。

我當時剛剛到街道辦事處工作，閒暇之餘也為領導們送送報紙和檔案。

那天上午，我正要把一份檔案給街道書記送去，剛走到他辦公室門口，就聽見書記正義憤填膺地在給別人打電話：他們把我們的人都給推倒了！看來那位領導已經把現場情況彙報給了書記。隨後，他向派出所求助，要求出警前去張榜現場維持秩序。

退出辦公室後，我趕緊開啟微信，注視著群裡的動向。

果然，沒多久，數名身著警服的人員到達現場，村民們的氣勢頓時收斂了不少。經過一番理論和撕扯，幾名民意代表和攛掇撕榜的村民被警察帶走了。代表中的一位包姓婦女，在被帶上警車時仍是叫嚷不休，不斷吐出凌厲的字眼。後來聽說，被帶走的這些人一直到過完年後才被放出來。

在警察的勸導和警告中，現場村民只得四散而去。那個剛剛還活躍異常的微信群也再沒人發出一條資訊。我無意中發現，群主已經換成了另外一個人，原群主王巨，已不知去向。

雖有風波，分房的日子還是如期而至。

2019年6月12日上午，安置小區四周張燈結綵，巨大的紅色充氣拱門在燥熱的風中左搖右擺，一排長達數十米的帳篷坐落在小區外圍西側。

街道辦事處還特意讓開發企業調來數十臺大功率空調，給冒著酷暑前來參加分房的村民們送來陣陣涼意，現場還有抽獎活動。據說，最低一等的獎品也是200元的丹尼斯商場購物卡，考慮不可謂不周到。我因為當天工作出外勤，所以沒能親自體驗這歷史性的一刻。

父母代表我家參加了這場分房盛宴。

分房規則實行抽籤制，一共兩輪。第一輪抽籤是確定順序，第二輪抽取的才是房屋門牌號。由於近幾年為了分房，大家是能生則生，而且中間也正好趕上“二孩”政策的出臺，所以幾乎每家每戶的人口都不低於三人，也就說明每戶所分得的住房基本都不低於240平米（每人80平米住宅面積）。又由於大部分的戶型設定是每單元的每層樓兩邊兩個120平米的，中間兩個80平米的，為了壓縮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也為了方便村民將來居住，政府因地制宜，遂採用了“套餐制”，就是將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和旁邊一套80平米的房子繫結，抽一次籤，同時分得一大一小兩套房子。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兩代或三代同堂的人家不願意擠住在一套房子裡，但為方便互相照應，又不想住得太遠，所以長輩住在80平米的小戶型當中，年輕人帶著孩子住在120平米的大戶型當中，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不便之處是，合村並城後，村民們沒有了耕地，很大一部分收入來源要依靠房屋出租，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將80平米的小戶型出租出去，這樣勢必就會和自己的租戶成為鄰居，性格不同而又有利益瓜葛的陌生人隔牆而居，很容易產生嫌隙。

我在戶口截止之前已經結婚生女。父母二人和我們一家三口，還有妹妹，6口人最終分得兩個“120＋80”的套餐，外加一套80平米戶型，一共480平米住宅房。妹妹那80平米房子，媽媽和爸爸已經商量好作為她將來的嫁妝，對此，我和妻子毫無異議。

緊接著就是裝修，從6月底到年終，安置區內整日乒乒乓乓，各家各戶都洋溢在裝修新居的喜悅與忙碌中。終於，大部分村民都趕在農曆新年之前，裝好自家的新房，在新居中，度過了第一個新年。

年後，疫情防控緊張，外地在鄭務工人員滯留老家，無法返鄭，這讓房屋出租陷入了低谷。有遠見的村民在房子下來之後，先緊著出租房裝修，結果年前就租出去不少。

我媽媽有點“不見兔子不撒鷹”的態度。天暖後，隨著疫情防控的解除，很多村民都迅速把房子租出去，可我家遲遲沒動靜。媽媽說很多人來看過房子，可最後都沒了下文。我瞭解後，很快明白過來：別人的房子不僅裝修得好，而且傢俱家電一應俱全，還透過“抖音”“小紅書”等平臺釋出招租資訊。反觀我家的房子，雖說是裝修得也不差，但是空蕩蕩的，床、衣櫃、空調、電視機、洗衣機什麼都沒有，也並未使用自媒體或相關招租平臺釋出資訊。我把這些告訴媽媽。媽媽說，現在買了床、買了家電也是放在那，等有人確定租了再買也不遲啊！我勸她，人家租客自然要貨比三家，想盡快拎包入住。我媽起先不以為然，眼看幾個月過去，都沒人來租，才聽了我的建議，置備家電。我也幫著在她的“抖音”發了一些招租圖文。

沒多久，房子就租了出去。

村民與政府和開發企業自合村並城專案啟動之初，就積累下來的矛盾，並沒有隨著分房儀式的結束而宣告終結。

前文提到，根據拆遷安置政策，只要在戶口截止之前就在本村依法落戶的村民，均享受安置待遇，並未對村民身份或者職業另作區分和要求。因此，在拆除舊房子時，就順理成章把預設享受安置待遇人口的原住房平方數給抵扣掉了。可到了分房前的公示階段，許多人竟然榜上無名，三榜公示張貼那天群眾集會的原因之一，也來自此。

新出臺的安置政策中，多出一條規定：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在職工作人員不享受合村並城安置待遇，不參與本次安置房分配。

這可捅了馬蜂窩了。村裡有不少人在政府或者事業單位工作，而戶口仍在落在村裡，拆遷之前核對安置人口時，這部分人當時被算了進去，也依照房抵房的方式扣除了100平米的原住宅面積，現在突然又不給分房，這讓他們無法接受。大家為此要求政府和開發企業給出說法。如果這部分人員不能享受安置待遇，那當初就應該提前告知，在拆遷之時將這100平米原住宅按照補償價折現，這樣的話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現在的問題是，提前把房子扣掉，過後又不給分配房子，這就屬於失信違約了，即便大家都是公職人員，要服從組織決定，可也不願意吞下這個啞巴虧。因此，這部分人員自新政策出臺後，就一直走在“維權”的道路上。三榜事件中，被警察帶走的包姓婦女的丈夫，就是區城管局的在職工作人員。

針對這一問題，政府最終給出的答覆是：留待第二批安置房建設完成後分房時，再予以考慮。

如今，距離第一批安置房分房結束都已經過了將近5年，第二批安置房連影子都沒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後，房地產企業到處“塌方”，開發企業也是朝不保夕。

由第二批安置房牽扯出來的，還有每人20平米的商業用房。安置協議中的每人100平米安置房，只有80平米的住宅面積，另外20平米以商業用房的形式進行安置，問題是，這20平米商業用房的建設並未和那80平米住宅用房同步建設。

而在分房儀式結束之後，好像一切都已成為過去式，這沒有著落的20平米商業用房也未再被政府和開發企業提及。無奈之下，還是村民們率先開口，可等來的答覆與之前無異：商業用房會與第二批安置房同時建設。看來，這20平米未到手的商業用房也很可能成為泡影。村民們對此自然也是無能為力，只得接受既成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政策，未分得的房產，無論是住宅還是商業，開發企業仍然要按一定比例按月支付給村民過渡費，直至安置房產全部分配到位為止。也就是說，這20平米的商業用房一日不完成建設分到村民手中，開發企業就要一直給村民發放這20平米的過渡費。但結果是，第一批住宅用房分完以後，開發企業便立即停止了所有過渡費的發放，這自然又引起村民們的不滿，與開發企業的矛盾又加深了一層。

分房結束後，物業公司很快入駐。村民把對現狀的不滿情緒，轉移到物業公司這裡，因為物業是開發企業旗下的。反抗打響的第一槍，也是持續最久，到今天都未完全解決的，就是拒交物業費和車位管理費。

安置區物業費制定的標準是每平方米收取1.69元，這遠高於臨近幾個安置小區的收費標準，村民自然拒絕繳納。其實無論標準定多少，村民都不會主動繳納的。

此外，車位管理費每月50元，這自然也無法落實。由於地下車庫採用的是車牌自動識別的方式，所以未繳納車位管理費的車輛便不能被機器識別，從而無法進入地下車庫。某些性格火爆的村民眼見自己的車輛被起落杆所阻擋，便將車子堵在車庫入口，以示不滿。

我也因車位管理費的問題與物業發生過一次衝突。

2020年5月份，疫情防控逐漸放鬆之時，車輛流動性開始變大。此時物業再次著手催收車位管理費。有一次，我驅車到地下停車庫口時，起落杆沒有反應，旁邊螢幕上面提示：未及時繳納車位管理費。我打電話給物業，物業解釋說從昨天就已經實施相關政策，必須繳納車位管理費才能進入。我信以為真，很快便去物業繳納了100元錢，其中50元是替爸爸繳的。我認為停車繳費天經地義，物業也要承擔很多管理成本，大家及時繳費，物業也能積極提供優質的服務，實現雙贏。

過了幾天，我乘堂弟的車回家，行至地下停車庫入口時，起落杆自動抬起。我想，看來弟弟也及時繳費了。下了坡，堂弟突然說：“這傻X物業，就得跟他們鬧！看看，還不是得乖乖讓進！”我聽得有點懵逼，問他：“你沒繳費？”堂弟回答說：“傻X才給他繳！物業前幾天不是讓繳嘛，車都進不來，咱村志佳直接把車堵在入庫口，鎖好車，起來走了。就這麼堵了一晚上，第二天物業就放開了。”

我聽完頓時感覺自己就是堂弟嘴裡的傻X，這物業太沒原則，坑了我這老實人。

回到家，我打電話給物業，針對我繳納的那100元錢要個說法。物業說：“車位管理費是遲早要繳納的，等將來正式繳納時，給您抵扣了就行。”我想想也是，100元也不是什麼大錢，就同意了。

一晃兩年過去了。

經過村委會與物業不斷溝通協商，物業公司做出讓步：如果村民按期足額繳納物業管理費，就可以先免除車位管理費，但是隻限於本村村民，租戶不享受此項待遇。得知訊息後，我到物業前臺詢問此前那100元車位管理費怎麼算。誰知，前臺服務人員直接說：“我們只收物業費，從來沒收過車位管理費！”我當時就有些生氣，但還是向她解釋了之前的情況，她仍舊很堅決地表示從未收過。

我發火說，你們這不是耍無賴嗎。這個服務人員也大聲跟我吵了起來，最後驚動了他們經理。經理安撫我之後，讓人查了一下系統，果然查到了。他連忙給我道歉，說小姑娘新來的，不瞭解情況。面對這些敷衍的老套路，我直接打住，就問他我繳過的費用怎麼辦。他說因為要走系統，研究後給我答覆，還加了我的微信。後來我又問過他兩次，他態度挺好，可就是遲遲沒有解決。直到現在，我那100元還寄存在那裡。

村民們對待只收物業費，不收停車費的政策，也都是置若罔聞，毫不領情。對此，我深表理解。

再後來，物業公司乾脆降低物業管理費收費標準，結果同樣石沉大海。物業公司沒有辦法，便拒絕退還村民們的裝修押金。隨著雙方的對立，物業的服務質量也是急轉直下。

與那些應分而未分到房子的村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某人原本不具備安置資格，但其最終卻出現在了安置人員名單中。

我後來調到街道黨建部門工作。有一天，那已經是回遷兩年後，紀檢部門的一位同事拿著幾名受處分黨員的紅標頭檔案到我們辦公室，讓把這些檔案分別放進他們的檔案中，我接過來，一個熟悉的名字直擊我的眼睛，那正是我們鄰村的支部書記，他們村和我們村同時拆遷，而且都由一家開發企業主導，好奇心驅使下，我瀏覽了一下處分檔案的內容。

原來，這位支部書記在拆遷工作中徇私舞弊。他的妻子是本地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按照政策，是不能享受安置待遇的，但他妻子最終卻分得了80平米的住宅。此事之前，從未有人提及，為何兩年後被挖出來，還讓這位書記捱了一個處分。

一次在單位食堂吃飯的空隙，我和紀檢部門的同事在閒聊中瞭解到了一些內情。他們村有一戶村民，女兒在截止戶口之前就已經出嫁，後來又離了婚，將戶口重遷回本村，遷回來時，已過了截止戶口日期，因而不能再享受安置待遇。他們多次向村委和街道申請，但都未能如願。這戶村民認為分房過程中肯定不會做到完全的公正，這是村委在針對他們。

不甘心之餘，他們開始蒐集材料。幾經調查，還真被他們發現了一些違規現象，而違規的人正是和他們“過不去”的書記。由此，他們開啟了上訪之路，甚至去過北京。這位書記在持續的炮轟下，向組織承認自己的違紀行為。最終的處理結果，正如紅標頭檔案顯示：黨內嚴重警告，並將其妻子所分安置房如數歸還。

至於這位書記當初為什麼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自己的操作，箇中細節，我已無法深入瞭解，但這種行為恐怕並非個例。類似事件的披露，無疑使處理遺留問題的各方單位，壓力倍增。

村民們裝修好的房子，在後期居住中也是問題不斷。

首先是房子外部粘的那些裝飾性的橫樑，都是用泡沫製作的，每到大風天氣，就有多處被吹掉。剛開始村民不知道，還以為是水泥的，看到隨風飛舞的橫樑，全都嚇得從院裡跑回家。還有牆面，經過一夏一冬兩季的極端天氣，也紛紛起皮，小風一吹，簌簌剝落。面對這些，物業只是應付著做些縫縫補補的工作。

2021年7月20日，鄭州遭遇了一場數十年罕見的大暴雨。我們這個“隱疾纏身”的小區也在這場暴雨中將自身的病症充分暴漏了出來。

暴雨當天，我們家所在的單元口就出現了塌陷，一個漏斗型的大坑堵住了單元門的出口，這把在本單元內居住的人都嚇壞了，大家都擔心樓會不會坍塌。村裡給物業聯絡，物業來人看後，說只是回填土遭受雨水沖刷而導致的塌陷，地基並未受到影響，等雨停後就派人修整。大家這才鬆了口氣。那幾天，本單元居住的村民和租戶要出門，都要先下到地下停車庫，然後再從其他單元出去。

電梯也徹底癱瘓了，雨水順著電梯井嘩啦啦流向一樓過道和地下停車庫。雖說當時屬於罕見的極端天氣，很多單元甚至其他小區都出現了這種情況，但是唯獨我們單元好像因此被種下了“病灶”。此後，一到大雨天，電梯井連線一樓和地下車庫的地方就會被淹，我們開車都要先繞到別的單元，然後再下去。這個問題至今也未得到有效的解決。每次大雨，一樓住戶就在過道的積水中擺幾塊磚頭，以此“渡河”。

最讓村民苦不堪言的是，整個小區幾乎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出現了程度不一的滲水漏水情況。稍好一點的，雨水只是沿著牆縫滲進屋內，把牆皮浸溼。最慘的是外面大雨，屋內也是滴答滴答跟著下個不停，內部牆體以及傢俱全都受到波及。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房子，就遭遇了最慘的那種狀況。

大量雨水順著北陽臺上面的牆縫和窗戶縫流進屋內，整面牆壁被浸溼，當雨水順牆而下流到地板後，就如決了堤一樣，迅速向全屋四溢。我和爸爸無奈之下，到一樓綠化帶裡拆回一些滲水磚，從北陽臺處開始，用兩列磚頭擺出一條引水管道，一直通向衛生間下水口，最大限度地將流到屋內的雨水引出去。

大雨過後，北牆面的壁布是徹底報廢了，還有屋頂北部的牆皮也被雨水泡發，風乾後，剝落而下。就這些問題我們和物業多次溝通，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最後還是我們自己買材料請人修整好了。為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家還自費加固了北面牆壁的防水。

自此，我對開發商及其物業也是徹底喪失了信心和信任。媽媽開始懷念拆遷前的生活，說那時候房子是自己蓋的，全是真材實料，哪像開發商這麼糊弄！而且一家一個院子，地方寬敞，逢年過節來多少客人都裝得下，現在，親戚朋友們一來，屋子裡就水洩不通，挪個步子都費勁！

伴隨著村莊的湮滅，原來的村小和中學也不復存在。政府和開發企業最開始就承諾：新學校會和安置區同步建設完成，回遷時保證適齡兒童有學上。

但直到分房儀式啟動，村民們都裝修好新房並完成回遷，小學的建設還未如期完工。秋季入學在即，新學校仍沒有傳來任何訊息，這把家中有入學需求的村民急壞了。那些原本在外就讀的學生還好，大不了先不轉回來，只不過接送距離遠了一些。而那些即將步入小學一年級的適齡兒童，由於政府之前作出承諾，回遷時保證新建小學可以正常招生，所以很多人並未在其他地方報名，現在村內小學無法正常招生，總不能眼看著孩子沒學上吧。於是，村民們又組團上訪，表達抗議。

分房時，我女兒剛剛一歲多，距離上小學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但我還是隨時關注著學校配套情況。

街道辦事處研究後，給出了暫時的解決方案，有意願讓孩子在本區域入學的家長，可以先在街道的其他村公辦小學入學，作為過渡。待本村小學建好以後，再轉回來。村民們再次妥協，接受了這個不得已的安排。

兩年後，也就是2021年，新建小學終於建成並開啟招生。

招生工作從5月份就已經開始，這兩年讓孩子在外村借讀的家長們可謂“久旱而盼甘霖”，滿心歡喜等待著報名的日子，迫切把孩子轉回本村的新小學。可新學校的招生政策卻讓他們吃了閉門羹。原來新學校被劃歸到鄭州市緯五路第一小學教育集團中，成為該教育集團的一所分校，實行主校區的招生政策，並且直屬於區教育局，不再受當地街道辦事處的干涉。

新學校在本學期的招生中，只招收一年級學生，其他年級暫時不招生，也就是說如果村內有正好該上一年級的孩子，就可以按照政策進行報名，其他正在外借讀的學生是無法轉回來的。許多家長的熱情和企盼再次被澆滅，左等右等，等來的竟是這個結果，思量之餘，大家又組團到街道辦事處表達不滿，要求街道出面溝通，讓自己流落在外校的孩子可以轉回本村上學。面對家長們的強烈訴求，街道辦也展現出積極的姿態，與學校方面協商，最終給出了一個折中方案。

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有一所村辦小學，學校教學樓最近被勘定為危樓，所以上級部門要求學校搬遷，而此時轄區內沒有合適的地方來安置這所學校的學生，我們村的這所新建小學由於只招收一年級，所以會空出大量教室，經過溝通，新學校允許這所村辦小學暫時借用本校教室來安置其學生。這就為我們村在外就讀的學生提供了一趟轉回本村上學的便車。

街道辦給出的最終方案是，讓本村在其他地方就讀的學生先轉到這所要搬遷的村小，然後隨村小搬到我們村的新學校，也就是讓我們村的學生先成為外村學校的學生，然後和該校學生一起借用我們村新學校的教室來上學，以此完成學生迴流。這個多方妥協的方案乍看起來著實有點奇葩，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外就讀的學生數量有限，而且年級參差不齊，新學校根本無法專門為他們開放入學視窗。就這樣，這些孩子在自己村莊的新學校中，讀著別村學校的課本。

小學的這攤子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中學的建設日程卻遲遲沒有著落，每次會議上，領導都是信誓旦旦：今年肯定會開工，今年肯定會招生，今年肯定會……

聽久了，也就麻木無感了。

在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2022年6月，鄭州市針對合村並城和棚戶區改造出臺了新政策，提出將參考借鑑杭州、溫州等地經驗，結合市內五區政府和3個開發區管委會的意見建議，對於有回遷需求的拆遷村，原則上不再新建安置房，取而代之的是實施“房票買房”的安置方式。

此政策一齣，眾皆譁然。大家都替自己尚未分到手的20平米商業用房和某些待安置人員的二批房捏了一把汗。

政府不再建設安置房，而以補償房票的方式讓村民自行購買商品房。乍一看，貌似提升了村民們的居住檔次，殊不知對於村民來說卻是一筆虧本買賣。

政府發放的房票面值是以應建設的安置房面積的價格來核算的，而當村民用房票去購買商品房，卻是要以商品房的價格來結算，雖說村民憑房票購買商品房會有政策上的優惠，但這少出來的部分，仍是遠遠無法彌補安置房與商品房之間的價格差的。

面對房票安置政策“山雨欲來”的壓頂之勢，最擔憂的倒不是我們村，我們村好歹趕在這項政策出臺之前完成了80%的安置工作。在我們街道辦事處轄區的另外一個村莊，也是全區最後一個拆遷村——H村，才是這項政策最大的踐行者。

H村於2019年7月份啟動拆遷工作，吸取了先前幾個拆遷村的慘痛教訓，H村的拆遷工作進展得相當順利。首先，為了防止後續的分房糾紛和人口無節制增長，政府在拆遷工程啟動之初就立即截止H村的戶口——即在拆遷之後，新增人口均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同時去世人口的安置待遇也不再取消，這無疑會使政府將來的工作好做得多。其次，成立拆遷指揮部，街道一把手掛帥，下設若干分包領導，組織該村全村黨員，實行對點分包，重點對有“釘子戶”嫌疑的村民施展各種軟硬手段，把他們的“釘子”思想消滅在萌芽狀態。最後，依照先前其他村的安置標準對H村進行安置。

一切本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可在當年年底，新冠疫情爆發。到了2021年7月20日，一場特大洪水災害又給了開發企業重重一拳，H村的安置工作遂逐漸陷入泥潭。自2022年下半年開始，H村的村民就再沒收到過來自開發企業的過渡費，村民們幾經上訪未果，無奈之下退掉出租房，集體到原村村址的廢墟上，在尚未徵收的田地中搭起臨時的活動板房居住。現在，房票政策的出臺，使身在窘境中的H村村民雪上加霜，更加絕望。

由於H村一早就截止了戶口，新增人口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就意味著他們最終能分得的安置房面積要遠遠少於在他們之前拆遷的那些村。現在，政府停止建設安置房，實行房票購買商品房，這無疑又進一步壓縮了他們最終到手的住房面積。

因此，H村村民在討要過渡費的道路上，又扛起了聲討房票政策的大旗。

放眼望去，不止這些走在合村並城道路上的村莊，附近的在建商品房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近幾年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鄭州市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也面臨著極為困頓的局面。在我們街道辦事處轄區，康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所開發的一處樓盤，也面臨著爛尾的窘境。隨著康橋地產公司的瀕臨破產，這座樓盤的建設也逐步陷入停工狀態，業主們每天為自己即將封頂可工程卻戛然而止的房子到處奔波著，場面與我們村村民維權時的身影無異，無論是村民還是市民，都要承受時代造就的殘酷。

說回我們村，整整十年，村民們都籠罩在拆遷的魔咒中。現在雖然已經搬入新居四年，可拆遷的後遺症依然糾纏著他們。未補發的過渡費，未分配到手的房子，未動工的中學，各種尚未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與物業僵持下的物業費、車位管理費，這些都無時無刻不牽動著他們的心，內耗著他們的精神。

很多人至今仍未完全適應社群生活，原來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起的鄰居被不同的樓棟隔開了。習慣了在院子裡種些瓜果蔬菜的老年人，在尋不到合適場地的情況下，私自將小區內的綠地毀掉，用柵欄圍起來種上自己喜歡吃的蔬菜。小區的衛生環境也甚是堪憂，習慣了隨處亂丟垃圾的村民，依然無視小區內擺放的垃圾桶。村民們的雜物任性地堆放在樓道里和地下車庫的車位上，電梯口以及樓棟內停靠的電動車一波又一波，村民與物業的矛盾也因此不斷延續著。

村民們在合村並城的春風中離開土地，離開舊居，走向“城鎮化”的道路。這個過程中，他們完全被動，毫無準備，每一個腳印邁出的背後，都是錯綜複雜互相糾纏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推動他們前進，無論前方是柳暗花明，還是萬丈懸崖。

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