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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讓我們從孩子變為大人，而圍產期，則悄無聲息地將一個女性塑造成母親。
這是一次徹底的重構：身體在撕裂與癒合之間不斷重組，大腦結構發生可測量的改變，情緒在高漲與崩潰之間拉扯，社會身份也在“我是誰”與“我是誰的媽媽”之間激烈碰撞。
但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足以重塑人生的階段，卻常常被浪漫化、簡化，甚至徹底沉默。
我們談論分娩技巧，卻很少談論懷孕時的焦慮、分娩後的失落、產後對自我身份的崩塌感。我們習慣用“偉大”讚頌母親，卻缺乏語言去描述她們在圍產期的掙扎、轉變與重生。
今天，借母親節的契機，讓我們一起走進圍產期心理學，去理解母親不僅“養育”了孩子，也在這個過程中，努力“重生”為一個全新的自己。
什麼是圍產期心理學？
“圍產期”（Perinatal period）是一個醫學術語，指的是從懷孕晚期到新生兒出生後的一段關鍵時期，具體時間範圍因地區和定義而略有不同。
最早關於圍產期心理學的理論，可追溯至19世紀末的精神分析學派，儘管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歇斯底里症（Hysteria）等女性心理障礙上。弗洛伊德與夏爾科的研究首次關注女性心理與生殖健康的關係，但其解釋框架仍受到時代的侷限。
20世紀中葉，隨著兒童心理學的發展，Donald Winnicott提出的足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概念，主要用於描述母親在嬰兒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母親不需要完美，只要“足夠好”就能支援孩子的健康成長。
John Bowlby提出的依戀理論，強調了兒童與其主要照護者（通常是母親）之間的情感聯絡對孩子的心理發展和社會適應的影響，為圍產期母嬰關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框架。
1994年，DSM-IV在重度抑鬱障礙（MDD）診斷中增加了圍產期發作（With Peripartum Onset）標註，使得產後抑鬱的臨床識別更加系統化，標誌著圍產期心理健康正式進入主流精神病學的診斷體系。
在1994年之前，研究人員必須應用自己定義的標準，因為在DSM-IV之前，DSM中沒有包含任何產後指示符或診斷。MD：重度抑鬱；MDE：重度抑鬱發作；PD：圍產期抑鬱；DSM：《診斷與統計手冊》。
如今，圍產期心理學已發展為涵蓋神經生物學、發展心理學、心理病理學、社會心理學及文化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領域，關注孕產期母親的心理健康、母嬰互動、社會支援及文化背景對圍產期心理的影響。
成為母親的課題
圍產期心理學（Perinatal Psychology）聚焦於研究孕期、分娩和產後階段（圍產期）母親及嬰兒心理狀態、情緒變化、行為特徵及其相互影響的學科，主要研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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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產期身體的生物學變化
隨著懷孕的進行，女性的身體會經歷一系列適應性變化。例如，子宮增大、乳腺發育、血液量增加等，以支援胎兒的成長和發育。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和免疫系統也會發生變化，以應對懷孕期間的需求。
懷孕期間，女性體內的激素水平發生巨大變化，最重要的激素包括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孕酮和雌激素。這些激素不僅維持懷孕，還對母體的生理和心理狀態產生深遠影響。
懷孕可能引發情緒波動和心理健康變化，例如焦慮、情緒低落等，這與生理激素變化密切相關。
產後，女性的身體需要時間恢復到孕前狀態。這包括子宮收縮、乳腺分泌乳汁、盆底肌肉恢復等。身體的激素水平也會恢復，尤其是分娩後激素的急劇變化，如催乳素和雌激素水平的變化。
許多女性在產後會經歷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挑戰。例如，產後可能會有體重變化、睡眠問題、產後抑鬱等心理健康問題，這些都與身體的變化和新的母職角色壓力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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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抑鬱、精神病與生育創傷
產後抑鬱（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產後抑鬱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通常發生在分娩後幾周到幾個月之間。可能包括疲倦、食慾喪失、失眠、對嬰兒的興趣減少，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產後抑鬱的成因複雜，可能與荷爾蒙變化、社會支援不足、生活方式變化以及個人歷史等因素有關。儘管這種情況在產後初期較為常見，但若不及時治療，可能會對母嬰關係和母親的整體健康產生長期影響。
產後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 PPP）：產後精神病是一種較為罕見但嚴重的精神障礙，通常發生在產後幾天或幾周。它的症狀可能包括幻覺、妄想、極度焦慮、混亂甚至暴力行為。
產後精神病通常需要緊急醫療干預，常常需要住院治療。它通常與更為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有關，如躁鬱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史。產後精神病是產後精神健康中最嚴重的一種表現，且對母親和嬰兒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生育創傷：生育創傷是指母親在分娩過程中經歷的身體或心理上的創傷。身體上的創傷可能包括分娩過程中的劇烈疼痛、撕裂傷或產後恢復困難。心理上的創傷則包括分娩過程中的恐懼、焦慮或對分娩經歷的負面回憶。
這種創傷不僅限於分娩過程，還可能對母親的情感和心理產生持久影響，如造成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生育創傷可能導致母親對分娩產生恐懼，甚至影響她對新生兒的照顧和母嬰關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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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全新的概念：產後繁榮
近年來，圍產期心理學研究也開始將關注點從不良適應的方向，擴充套件到母性中的積極方面，主要目標是識別可能展現轉變性自我成長和正向發展的母親。
研究邀請了467位初產婦和經產婦填寫一些關於幸福感、情緒、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功能的調查表。研究發現，媽媽們在育兒上期望得到更多獎勵，而不是付出更多代價。
此外，研究發現了一群特別的“高度滿意”媽媽，她們無論是產前還是產後，情緒都非常積極，而且負面情緒逐漸減少，積極情緒則逐步上升。
這些“繁榮”的媽媽們，把育兒壓力看成了成長的機會，她們不僅積累了更多的正能量，也減少了負面情緒，甚至在面對挑戰時，往往採用更積極的應對方式。
這個研究首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產後繁榮”（Postpartum Flourishing），強調了母親如何在育兒過程中實現積極適應和成長，是一項將積極心理學與母性視角相結合的獨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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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產期的危機干預與心理支援
妊娠終止：無論是因醫學原因（如胎兒重大畸形或母體健康問題）還是因其他因素（如選擇性墮胎），妊娠終止可能帶來情緒上的巨大沖擊，如悲傷、罪惡感、焦慮等。圍產期心理學幫助母親和家庭處理這些情感反應，並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預。
新生兒早夭：當新生兒因早產、疾病或其他原因早夭時，父母可能會經歷深刻的哀傷、愧疚、焦慮等情緒。圍產期心理學著重於如何幫助父母應對失去孩子的痛苦，並提供相應的心理輔導。
不孕不育：不孕不育對於許多夫妻來說是一個長期的心理壓力源，可能帶來沮喪、焦慮、沮喪等情緒反應。圍產期心理學研究如何幫助夫妻在面對不孕問題時保持心理健康，提供心理疏導和支援。
輔助生殖：雖然輔助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人工授精等）為無法自然受孕的夫妻提供了生育的機會，但其過程可能帶來不確定性、焦慮、壓力等心理困擾。
在生理方面，輔助生殖常伴隨著激素治療、卵巢刺激和卵子採集等過程，可能導致激素波動、水腫、體重增加，甚至引發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多次取卵還可能對卵巢造成損害，增加未來卵巢問題的風險。
圍產期心理學關注如何在輔助生殖過程中提供心理支援，幫助應對治療中的情感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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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職角色
母職角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顯著的差異，受到文化價值觀、社會規範、歷史背景、經濟條件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每個文化對於母親的期望、責任、行為模式和母嬰關係的構建都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要求。
在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美地區，母職角色往往強調個人主義、獨立性和家庭的平等。母親被期望既能在家庭中履行養育責任，也能在職場中有所建樹。
許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提倡“積極育兒”（active parenting）理念，鼓勵父母（包括母親和父親）參與孩子的各個方面的成長和教育。同時，現代西方社會越來越強調母親的自我實現與職業發展，認為母親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目標不應因育兒而被限制。
然而，這也帶來了一些挑戰，例如，母親在職業和家庭之間往往面臨雙重壓力，需要在事業成功與育兒責任之間找到平衡。此外，西方國家的母職角色通常受到性別平等理念的影響，逐漸看到更多男性在家庭責任中的積極參與，如共享育兒和家務。
在許多東方文化中，母親的角色通常與家庭的傳統和集體主義價值觀緊密相關。比如在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家，母親被看作是家庭的中心，肩負著養育子女、照顧家庭成員、維護家庭和諧的責任。傳統上，母親往往是無條件奉獻的象徵，家庭和孩子的福祉優先於她自己的需求。
在這些文化中，母職角色通常受到較高的社會期待，特別是在孩子教育和家庭責任方面。許多文化強調母親的“犧牲精神”，認為母親應該以家庭為重，個人成就較少被看作重要。
然而，隨著社會的變化，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職業機會的增加，母親的角色也在逐漸發生變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和年輕一代中，越來越多的母親開始尋求職業與家庭之間的平衡，傳統的母職角色正逐步被現代育兒理念所挑戰。
寫在最後：
在人類的一生中，青春期曾讓我們從孩子變成大人，而圍產期，則在無聲之中，讓一位女性成為母親——不僅僅是“成為母親”，而是脫胎換骨般地重塑了她的身體、身份與存在方式。
她經歷的，不只是荷爾蒙的波動，不只是餵奶、哄睡和崩潰時的眼淚；更是一次次自我邊界的瓦解與重建，是在失序中努力找回秩序的過程，是在“必須無所不能”的壓力下，依然渴望被理解與照顧。
母親不是天生就會的，也不是天生就該“偉大”的。她和孩子一樣，也在經歷一場成長。她的掙扎、她的痛、她的遲疑與渴望，都值得被看見、被理解、被支援。
願我們在講述孩子的成長時，也記得講述母親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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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fir, J. (2016). Biological changes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period. In A. Wenze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erinatal psychology (pp. 26–3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