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4年會在京召開。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理事長、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在會上做主旨演講。本文來源：全球財富管理論壇、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樓繼偉：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與金融支援
2017年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此之後，透過不斷的實踐和理論創新，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越來越豐富。包括：科技創新驅動、產業結構最佳化升級、綠色可持續發展、區域協調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開放等多個方面。高質量發展需要多方協同發力，各條路徑相互關聯、相互促進，共同推動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我長期在財政部門工作，金融並不是我的長項，但與金融業有很多接觸，在這裡我簡單的談談金融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能夠發揮的作用。金融有它自己的特色，包括優勢和弱項，需透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加強監管修補金融的弱項，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金融的支援作用。
金融行業的經營物件主要是貨幣資金以及各類金融資產，如貸款、股票、債券、期貨合約等。金融機構透過對貨幣資金的融通調配、對金融資產的運作管理來實現自身業務發展，例如銀行吸收儲戶的存款資金，再將這些資金以貸款的形式發放給有資金需求的企業或個人，完成資金的流轉與配置。金融機構運營包含高風險性，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金融交易常常運用槓桿來放大收益。鑑於金融行業的高風險性以及對整個經濟社會的重大影響，需要對金融行業實施嚴格的監管措施。由於金融業的特色，在‘區域協調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益性領域，不是金融業的優勢，更需要採取財政政策工具。在‘科技創新驅動、產業結構最佳化升級、綠色可持續發展’方面可以更好地發揮金融的支援作用。
在支援科技創新驅動方面，首先是商業銀行要更大比例發放中長期貸款，支援企業技術改造。在經濟下行週期，信用風險抬升，商業銀行會降低中長期貸款比例。就需要政策性工具加以緩釋。如財政的貸款擔保基金，有助於降低銀行的信用風險。中央銀行的技術改造再貸款，有助於降低銀行貸款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解決民營企業貸款難和貸款貴的問題。我國長期以來70%的技術創新都來自民營企業，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給予更高的風險定價。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出現風險將會有更嚴格的問責。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要真正做到政府問責機構和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視同仁。
在創新驅動方面，另一個最有效的金融產品是VC/PE基金。最近幾年VC/PE基金，在募投管退各個環節都受到困難。最大的困難在募資和退出環節。由於對股票市場監管越來越嚴格，VC/PE基金投後退出越加困難。各地政府設立了大量的創投基金,要求高額的返投比例，創投基金還承擔更多的招商引資任務。政府性基金的管理人一般為當地國企，市場化程度不足，管理能力缺乏，招商引資和科技創新雙重目標也存在一定的衝突，投資業績往往不足。政府創投基金投資業績不足，另一個原因是在考核上缺乏容錯包容性。創投基金的投資標的通常是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科技企業，這些企業技術和管理模式還不成熟，失敗的機率比較高，一般情況下有50%以上的失敗率，而成功的專案收益會足夠高，能夠使基金總體盈利。如果考核對每一個失敗的專案都問責，基金管理人就不敢投資。在當前的環境下，市場化的耐心資本不足，重點還在於政府創投基金如何市場化轉型。2016年財政部承諾出資90億元，投資比例為22.5%，成立國家科技創投母基金，募集基金共400億元。透過市場化招標，中金資本成為管理人，基金名稱為中金啟元母基金。管理方式是對所投子基金和具體的專案實行穿透式管理。成立以來獲得良好的回報，連續多年在投資收益和風險控制方面獲得行業第一，目前已基本完成第2期融資，主要是和各地創投基金合作，中金資本仍為基金管理人。這一做法為各地的創投基金市場化轉型提供了一個範例。
12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政策舉措，指出要構建科學高效的管理體系，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專業化的原則規範運作政府投資基金，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要發展壯大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完善不同型別基金差異化管理機制。要健全責權一致，激勵約束相容的責任機制，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希望有關部門、有關地方能夠將國常會的部署真正落實。
股票市場的良性發展是VC/PE基金執行的基礎。控制股票上市節奏和上市公司的退出，並不能減輕股票市場的波動，反而是削弱了企業創新驅動的機制。比較好的做法是嚴格資訊披露制度，對不及時披露真實資訊，或者資訊造假的上市公司或擬上市公司，以及保薦人、會計事務所給予嚴格處罰。讓投資者獲得真實的資訊，對股票的價值做出自己的判斷。由監管部門或者交易所負責審批公司的上市，並不能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還會出現造成腐敗的尋租機制。
在低碳可持續發展方面，金融機構能夠而且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銀行都發行了綠色債券，籌集的資金用於低碳專案。例如地鐵和高鐵在交通基礎設施中就屬於低碳專案。目前的做法是國家相關部門列出低碳專案的目錄，由金融部門去選擇。下一步應當在解決碳測度基礎之上，大力發展碳市場。金融機構在投資低碳專案時能夠從碳市場獲得碳額度，形成交叉補貼，從而加快向低碳經濟低碳社會的轉型。
普惠金融是金融機構支援小微企業的重要方面。目前不少大型銀行都大力發展金融科技，開發大資料模型，更加精準的判斷客戶風險，更多的小微企業被納入客戶的範圍。實際上中小銀行更接近小微企業，更適合於開展普惠金融，為小微企業服務。但是中小銀行金融科技能力不強，識別信用風險的能力較弱，比較好的做法是與平臺企業合作。平臺企業掌握大量的資料，而且具有強有力的演算法模型，可以幫助中小銀行識別信用風險，有利於發展普惠金融。但是小微企業的信用風險最高，如果平臺公司助貸業務達到了數萬億的規模，一旦風險識別出現錯誤，就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平臺企業不能僅僅開展助貸業務，要有一定比例，比如10%~15%的跟貸，做到風險共擔。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就是，銀行發放住房按揭貸款未要求首付比例，銀行也未對按揭貸款做任何風險留存，直接轉化為資產抵押證券投向市場交易。最終底層資產出現信用風險，迅速向整個資本市場蔓延，造成金融危機。最終，痛定思痛，美國修改了監管法律。要求住房貸款必須有不少於10%的首付比例，按揭貸款在證券化時，銀行至少有10%的風險留存。這些教訓我們應當吸取，但不能走向極端，如果讓平臺公司跟貸30%以上，將佔用大量的資本，最重要、最有利於發展普惠金融的助貸業務就會被扼殺掉。因此在提高效率和防範風險之間要做到平衡。
我國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養老金融大有可為。其中個人養老金制度有其獨特的優勢。養老保險由三個支柱組成。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第一支柱，國家給予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一定比例的補貼，企業年金為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繳納，個人養老金屬於第三支柱，最適合於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者，因為沒有企業同勞動者共同繳納企業年金。個人養老金制度規定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者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勞動者，均可參加。國家給予稅收優惠政策。在繳費環節，個人向資金賬戶的繳費，按 12000 元 / 年的限額標準，在綜合所得或經營所得中據實扣除；投資環節，計入賬戶的投資收益暫不徵收個人所得稅；領取環節，個人領取的養老金不併入綜合所得，單獨按 3% 的稅率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在投資環節，可自主選擇購買符合規定的儲蓄存款、理財產品、商業養老保險、公募基金、國債等金融產品，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個人養老金制度，從今年12月15日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為養老金融發展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個人養老金制度2018年曾經走過一段彎路，在上海、福建和蘇州等地開始試點，是參照美國個人所得稅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美國當年所有個人收入都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一般來說退休後的個人收入要低於在職時期，稅收遞延型制度激勵個人參與商業養老保險。而我國個人退休之後收入的最大項是不需交稅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而且個人所得稅中還有若干專項附加扣除，因此稅收遞延型制度幾乎沒有什麼激勵。試點4年，個人養老金繳費金額不過只有三億。現在改為在繳納環節，最高扣除按12000 元 / 年，在領取環節，單獨按 3% 的稅率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這項稅收優惠政策適合於我國的國情。從2022年11月開始在36個城市試點新制度，到2023年末繳費金額約280億元，到今年6月底。超6,000萬人參加個人養老金。相信經過幾年我們可以看到養老金融可以得到大規模的發展。
金融各個領域都是高風險，高槓杆，而且有高度的技術複雜性，投資人難以識別風險，必須加強監管，特別是不能產生系統性風險。2017年以前風行一時的P2P等龐氏產品，打著網際網路金融的旗號四處發行，最終資金鍊斷裂，還有大規模發行的高息剛兌產品，房地產企業成為商業銀行實控人，並將銀行資產掏空等，這些高風險產品和行為都給投資人造成大量損失，並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2018年4月出臺的資管新規，做出了嚴格的規定，經過三年的過渡期，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上述金融活動，基本被剷除。但是一些已經被掏空的中小銀行，如何處理仍舊是難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金融領域做出了多方面的部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服務實體經濟，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強化金融監管，推動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其中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最重要的方面。我的發言主要是結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部分內容談一些粗淺的體會。希望能夠給大家一點啟發。■
陳四清：應對全球變局 展現金融擔當
12月21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4年會順利召開，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陳四清在“全球經濟變局：挑戰與應對”主題大會上發表演講。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堅持把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經濟工作作了系統部署，為推動我國經濟回升向好、高質量發展指明瞭方向。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對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面對新的形勢，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移按照黨中央規劃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前進；也要對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各種影響，作更加深入細緻的分析。這裡，我結合自己的觀察，同大家交流幾點認識。
第一，國際貿易的包容性面臨挑戰。2024年，全球各地舉行了超過70場選舉，政權更迭帶來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變化，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政策展現出“內向封閉”趨勢。過去一年間，G20國家實施了91項新的貨物貿易限制措施，涉及貿易額超過8000億美元，是2023年的3倍以上。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其關稅、科技、金融等政策，給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金融作為穩外貿的重要力量，要緊密關注、積極適應國際上的新變化，從戰略上認識穩外貿的重要性，從策略上找準支援穩外貿的著力點，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加大對外貿企業的支援力度，助力我國外貿實現“突圍”。
第二，全球資本持續向科技和數字經濟領域聚集。當前，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成為影響全球格局的重要力量。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人工智慧交易量實現24%的增幅，表現優於整體投資市場。2023年，中、美、德、日、韓五個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超過33萬億美元。同時，數字技術也正在貨幣創造、利率傳導、資料監測等關鍵環節，重塑現代金融體系。
金融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資料密集型行業。數字化轉型對金融而言，不僅僅是簡單的賦能，還可能改變金融發展正規化。在需求端，科技創新催生出許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它們的金融需求與傳統經濟形態有很大的差異，需要金融服務更好與之適配。在供給端，智慧技術加速金融決策，拓展金融服務的觸達性和覆蓋面。近年來，主要國家的金融機構都在加大科技投入，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科技預算年均增幅超6%。2024年全球金融科技類獨角獸達185家，數量佔比居各行業之首。這啟示我們，要引導和推動我國金融機構加大科技投入，增厚技術儲備，進一步提升金融科技領域的全球競爭力。
第三，全球金融風險持續上升。今年以來，全球金融領域黑天鵝事件頻
發，美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上升，信用卡違約率增加；歐元區不良貸款率已升至2.2%。同時，全球公共債務水平持續攀升，債務困境拖累全球經濟前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4年末全球公共債務將超過10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93%，並可能在2030年攀升至100%。這些因素疊加地緣政治影響，使得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顯著上升。
面對以上形勢，我國金融機構要強化底線思維、極限思維，進一步健全風險治理體系，透過科技和資料賦能，增強對風險的前瞻預判、精準識別、高效阻攔能力。同時，更加關注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使用、境外資產安全等方面的風險隱患，加強自主可控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確保極端情境下的金融安全。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個重要年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任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經濟金融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這為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描繪了更加清晰的藍圖。金融業需要透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推進金融自身高質量發展能力。
一是服務高水平開放，聯通兩個市場、用好兩種資源。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既關注跨境金融迴圈，推動我國金融機構完善境外網路佈局，創新更多適應國際標準的金融產品，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關注金融體系內部迴圈，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深化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加快建設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堅持以改革促開放，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在市場準入、交易規則、監督管理等方面，加強金融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銜接。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用好“一帶一路”、金磚合作、上合組織、RCEP等多邊機制，提升我國在重大國際金融規則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是推進創新性變革，提升金融發展的效率與活力。積極引導新技術在金融領域的落地應用，健全金融科技創新試點工作機制，同步加強監管科技建設，更好激發金融科技創新活力。完善規範和標準，健全關於金融科技應用的標準指南、管理框架、倫理規範，前瞻應對新技術風險。同時，適應技術快速更迭趨勢，構建敏捷治理機制。比如，前瞻防範大模型“演算法黑箱”等風險，建立模型演算法可驗證、可稽核、可追溯的標準；完善資料風險監測和安全保護機制，在確保資料安全前提下，深入挖掘金融資料價值。
三是增強防風險能力，全力維護金融安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現代化建設全域性中把握金融風險防控重點，以高水平安全促進實現高質量。強化重要金融基礎設施資訊安全，提升跨境支付體系的安全性。做好開放條件下的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和風險防控，完善風險預警和隔離機制，嚴防輸入型風險。
我們正處在一個變亂交織的世界。金融作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積極應變局、開新局，透過深化改革不斷提升金融發展質量，更好承擔起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職責使命。■
王一鳴：我國處在轉型關鍵期 應提升金融服務與經濟轉型的適配性
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姜樊）12月21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研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4年會上”表示，中國現在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期，面對老齡化加劇、儲蓄下降、資本形成貢獻率下降等問題，未來我國經濟必須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透過科技創新培養新動能。”王一鳴指出，當前，我國原創能力的不足、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領軍的尖端科技人才依然缺乏。我國要從過去的整合創新模式轉向鼓勵原始創新的模式，這就要求在制度設計上都要有相應的調整。
在王一鳴看來，加快產業升級也是“新動能”。新質生產力要發展新興產業和佈局未來產業，也要加快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慧化改造。同時，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釋放巨大需求潛能；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
王一鳴認為，提升金融服務與經濟轉型的適配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但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在傳統工業化時期形成的，非常契合傳統的工業化模式，即大規模、集中化融資。這意味著科技創新這種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與科技創新不完全匹配。
“比如科技創新風險大，而金融機構追求收益的穩定性；科技創新需要‘長錢’，持續的投入，而金融機構傾向於給‘短錢’；中小科技企業需要小錢不需要大錢，金融機構更願意給大錢、做大專案，因為成本差不多；科技企業重研發、輕資產，金融機構需要抵押融資。”王一鳴進一步解釋，如何去轉變這種模式，金融機構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他認為，銀行體系支援科技創新，未來可以嘗試利用現有的科技，人工智慧、區塊鏈降低金融機構支援科創的風險，把風險和收益更好地匹配起來。同時，下一步能動性向數字產業金融轉型，這意味著融資模式向交易信用轉變。■
尹豔林：深化主機板和創業板市場改革要從最基礎的做起
12月21日，第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豔林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4年會上就建議增強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長效機制進行主旨演講。
黨的十八大以來，資本市場監管制度不斷完善，同時也看到了我國資本市場缺乏內在穩定性。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增強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長效機制，這一改革要求很有針對性，為未來一段時期資本市場改革指明瞭方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穩住股市。
在深化主機板和創業板市場改革方面，尹豔林認為，可能要從最基礎的做起：
一是，要把重點放到搞活多層次資本市場上去，儘可能放寬新三板、區域股權市場的上市條件。首先要把進入市場的門檻降下來，增強市場的吸引力，為主機板市場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
二是，在完善轉板機制上下功夫，使好的企業真正願意先到新三板去上，把更多的上市資源給新三板上市公司，可以考慮設計一種制度，只要在低層次市場上達到一定標準就自動轉板，增加透明度。
三是，在目前主機板和創業板市場上實行真正的註冊制，以資訊披露為限，實施更靈活、更公平的交易制度，增強市場的活躍度。
四是，擴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吸引更多外資入市，提高市場流動性，最佳化投資者結構，提高市場的有效性，培育價值投資理念。
五是改革綜合指數編制方法。
尹豔林指出，上證指數是唯一一隻用全部樣本組成的綜合指數，其中有不少無多少成長性的傳統行業、傳統企業，而且這些上市公司權重很大，不少股票是從過去虛高的點位上下來很多，對綜指的下拉和壓制作用很大。而一些新興產業、新成長型企業雖然成長性好，但總股本量少，在綜指中的權重不夠，向上拉動的作用明顯受到限制。
“所以要改革指數編制方式，選取更能代表未來發展趨勢的上市公司，構造精選成分股指，增加新的科技型企業，以及代表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上市公司，增加它們的權重，以符合股票市場反映未來發展預期的本質特徵。”■
李揚最新演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貨幣政策的說法談五個方面
尊敬的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我將圍繞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展開演講。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宏觀調控基調上發生了變化，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越發惡劣，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沒有得到緩解。宏觀調控稱作逆週期調控，如果週期向下，可以寬鬆一點，如果週期向上就往下壓一點。在確認經濟執行面臨需求不足局面的時候，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應對資本市場的波動，保護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保護居民的消費能力，擴大總需求，這是合乎邏輯的選擇。
歷史上，美國、歐洲、日本，包括中國面對類似局面的時候都會有這種選擇，這沒有很詫異的地方。
下面根據這次會議關於貨幣政策的說法談五個方面。
一、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我國有中央準備金率是上個世紀的事情，而我國有貨幣政策也是上個世紀末的事情，從貨幣政策衍生出的三項主要貨幣工具準備金率、推薦率和公開市場操作。
其中，準備金率的力量比較大，是貨幣政策的巨斧，一般很少使。公開市場操作是小刀，可以擴張一點也可以收縮一點，使用巨斧的時候比較少。
我國情況比較特殊，起初準備金率較高，我國從信貸分配的傳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經濟調控體制，於是準備金率開始就比較高，和一般市場經濟的邏輯不太一樣。
此後又遇到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起初是採用發央票對沖，此後出現了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來凍結過多的外匯儲備。這些舉措致使我國法定準備金率曾經達到近20%。而存款準備金率高使得很多東西難以看清，若銀行準備金率20%，就意味著吸收100塊錢存款，只能留下80塊，20塊必須以準備金放在央行。
提供到市場上的資金供應，供應透過準備金率的方式減少，這也是我國利率較高的原因。現在水落石出，中國存在高儲蓄率，儲蓄過剩，所以存款準備金率高也是一個政策因素。
現在存款準備金率已降到6.6%，還存在下降空間。存款準備金率是行政化的調控手段，現在一些國家已經實行零準備金率，例如，美國、日本和歐洲部分國家已實行零準備金率。因此，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下降空間，而其下降對需求擴張有較大作用。
二、利率已開始下調。
中國利率很高，當中存在一些問題，有人為扭曲因素。利率是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基準利率波動，整個體系跟隨波動，這稱作利率調控。現在因為各種原因，我國基準利率目前還在提高，而其他利率，如貸款利率都在下行，且下行速度還比較快。
2024年12月20日，一年期國債收益率為0.98%，十年期國債1.7%，三十年期國債1.95%，已經非常低。但我國貸款利率卻在3%以上，這意味著市場利率和銀行自身可控利率之間的聯動關係，但並沒有形成有效聯動。
從市場上看，利率下行已成趨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適時降息降準，這意味著降息仍有空間。當然降息會帶來一些問題，在中國高度依賴息差的商業銀行體系，金融機構肯定會遇到問題。但為了促進宏觀經濟，還是需要降息。
利率下調是全球趨勢，從上世紀末，全世界經歷了異乎尋常的超低利率乃至負利率時期。上世紀末開始超低利率，以美國為代表的0%～0.25%，日本為代表的是負利率，實施了20年，而能夠實施20年應該就有一定規律，但至今我們仍不知道在負利率情況下，金融業怎麼生存，這些問題值得探討。總之利率不是簡單的事情。
三、加強流動性管理。
對於流動性至少有兩種以上的理解，很多人把流動性理解成貨幣，但是專業一點則知道流動性指的是一種狀況，是一種能力。所以流動性管理不是說要放多少貨幣，而是使得各種各樣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地勾連，有效地轉換，主要體現在要有市場寬度，要有市場深度，要有市場彈性。
當前探討貨幣寬鬆，流動性等問題，應當迴歸其本身含義，不是放錢，是一種狀態，即能夠在不影響價格的情況下自由進行交易的狀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體的預期目標相匹配。所以流動性管理問題，一定要更加重視。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就是管理流動性，不是說管理貨幣供應，不是說管理利率，管理貨幣供應和管理利率的目的是保持有彈性的流動性。
四、將資產價格穩定納入貨幣政策視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這樣表述的，探索拓展中央銀行宏觀審慎與金融穩定功能，創新金融工具，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資產價格穩定納入貨幣政策視野是一樁公案，貨幣政策要不要管資產價格？目前我國所接觸的資產價值主要有兩項，分別是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在上個世紀末，美聯儲主席到中國來座談，有人提問，“如果股市發生波動，美聯儲將怎麼調控資本市場？”而這位美聯儲主席說到，那是金融，不是我的問題。
傳統理論，貨幣、金融是兩個事情，資產價格是金融的事情。但隨著世界逐漸發生變化，在實體經濟高度金融化之後，已經很難分清，中央銀行必須把資產價格納入調控視野。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探索拓展中央銀行宏觀審慎與金融穩定功能，央行行長潘功勝9月24日在國新辦舉行新聞釋出會上提出，央行創設5000億元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提升機構的資金獲得能力。中央銀行肯定不能聽任市場下行，但是也不能直接下場，於是提供了一個互換便利，有很多人解釋中央銀行下場了，股票市場能漲到1萬點，其實不是這樣的。
五、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今天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是7.32，貶值較快。作為貨幣當局經常會遇到一個矛盾的問題，當匯率變化的時候，保匯率還是保儲備。作為研究機構，我們給出的答案是保儲備。匯率僅是價格，今天高，明天低，且存在很多非實體因素和投機因素，不能夠聽任投資因素來主導貨幣政策。
這是從五個方面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關於貨幣政策的表述做了一點分享，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白重恩：居民消費統計應納入政府民生支出 教育醫療支出可提升
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姜樊）12月21日，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白重恩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4年會”上表示，當前我國應重視消費型產業的發展，而在統計居民消費佔經濟總量（GDP）比重時，可以採用寬口徑的資料，即把居民直接花錢買的消費和政府民生支出加總起來，才能構成更加合適的政策目標。
“政府的民生支出目前並未算入相關消費指標當中，但這些支出是給居民帶來了直接的好處，應將其納入相關統計。這包括了教育支出、醫療支出、文化及體育支出等。”白重恩認為，如果只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可能就忽視了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公共支出更多向民生領域的傾斜。
白重恩認為，在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政府民生支出還可以持續提升。
在教育領域，白重恩認為，當前農村和農民工子弟受到的教育質量還面臨較大問題，如果不能提升這部分居民的教育水平，未來我國很難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學前教育也需要有更大的投入。
“因為很多醫療產品、醫療服務的價格還是管得比較嚴，因此醫療領域的很多創新企業對前景預期不佳。”白重恩指出，尤其是集採造成藥的價格和醫療器材的價格比較低，我們發現在這個領域的風投從800億人民幣降到了200億人民幣。
對於中國長期發展來說，白重恩認為，醫療行業、醫藥行業、醫療器材行業均極具前景，但是加價率等限制又使得相關產業發展不起來。
“為了發展該產業，我國可能就要大力發展補充醫療。”白重恩指出，這還需要相關監管部門打通資料壁壘，讓更多商業保險公司能夠制定比較好的定價的基礎，從而使得商業保險能夠發展起來，也拉動醫療產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