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1987年過世。直到1989年，位於昆明西山森林公園內的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落成時，我才隱約知道父親是一名南僑機工。2000年，我和幾位南僑機工重走滇緬公路，才真正觸碰這段歷史，重新認識父親。”南僑機工後人陳達婭在接受中國僑網華人故事專訪時如是說。
陳達婭的父親陳昭藻1900年生於海南，16歲到新加坡，1939年從南洋歸來，是南僑機工中的一員。報名南僑機工時，39歲的陳昭藻擔心落選，把年齡改成34歲。回國前，陳昭藻的前妻已病故，留下不滿10歲的女兒。他買了船票把女兒寄養在海南，從此再沒相見。
影片為陳達婭與外孫在新加坡。（受訪者 供稿）
“父親一度讓我壓抑”
抗戰結束後，陳昭藻留在昆明，後結識陳達婭的母親，定居雲南。1952年，陳昭藻到雲南墾殖局工作。後一年，由於工作的需要，陳昭藻被調入雲南森林工業局江邊分局，與家人相隔數百公里。在這期間，陳達婭的母親生下她的姐姐。
“父親很少回家，他工作後第十年回家探親，才有了我的出生。那時單位想送父親去療養，父親說‘我身體好好的，怎麼能去浪費國家的錢？’”
由於父親常年在林區工作，陳達婭4歲前，並不知道父親的樣子。陳達婭回憶，有次，姐姐背上她，從昆明乘火車，沿途又幾次站在路邊招手搭車，到達雲南省曲靖市羅平的林業局車隊。
父親看到她們，又喜又驚，問她們如何來的？姐姐大聲說，只要看到寫有林業字樣的車就招手。提起父親的名字，每個人都知道，並說一句“老華僑”。那時起，身著勞動帆布工作服的父親形象就留在陳達婭模糊的記憶中。
後來，陳昭藻調入昆明近郊的林業單位工作。“工作離家近了，但他依然很忙，早出晚歸。75歲退休後，他去做技術指導，工作到近80歲。母親說，他大概每個月有40元（人民幣）的家庭補貼，直至我和弟弟分別高中畢業才停止工作。”
圖為陳達婭為遊客進行講解。（受訪者 供圖）
陳達婭與父親相差62歲，她很少與父親交流。直至父親去世，陳達婭都不知道父親是一名南僑機工。
在陳達婭的記憶中，父親是習慣身著帆布工作服的老者，這與大眾印象中父親的面貌並不相符。陳達婭回憶：“小學開家長會時，看到同學的父親年輕又充滿活力，再看看自己的父親，心裡就不是滋味。後來我結婚時，父親已80多歲，只能躺在病床上。很長一段時間，我為此感到壓抑和自卑。”
“幼兒園時，我的衣裙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樣。母親說那是新加坡的姑母寄過來的。當我再問新加坡是什麼地方時，母親只說，很遠很遠，隔著山隔著水。”這以後，陳達婭知道父親是從新加坡回來的，但並不知道怎麼來的。
圖為陳達婭父親陳昭藻的護照。（受訪者供圖）
“時至今日，我最難過的是，我與父親竟沒有對他作為南僑機工的經歷進行過半個字的交流。過去，對父親以及南僑機工這個群體，我有諸多不理解。”陳達婭說。
“檔案中的父親讓我興奮、自豪”
畢業後，陳達婭進入昆明的一家醫院藥房工作，陳昭藻在此間去世。
2000年10月，陳達婭作為南僑機工後人代表參加“南僑機工重走滇緬公路”活動。當隊伍行至橫跨怒江的惠通橋邊，同行的老機工悲壯呼喊：“戰友們，我們來看你們了。”陳達婭意識到：無論是印象中沉默的父親，還是南僑機工這個群體，自己都需要重新瞭解，此時，距陳昭藻去世已有13年。
此後，陳達婭一直沒有停下找尋父輩的足跡。2004年起，陳達婭把工作之餘的時間泡在雲南省檔案館裡。她閱讀歷史檔案，閱讀有關南僑機工的書籍，收集整理南僑機工史料。
那時資料還沒有電子化，去檔案館時，陳達婭先借出一小推車的資料，然後把內容進行摘錄，回家後再把內容整理成冊。
幾年間，經陳達婭整理、手寫的冊子有10餘本。2006年，她與另一位南僑機工後人一同編寫書籍《再會吧 南洋》，引起各方對南僑機工檔案的開發。2011年，陳達婭自費出版《南洋1939》，大量關於南僑機工的圖文件案再次引起各界關注。
圖為經陳達婭手寫的筆記本。（受訪者供圖）
查閱史料時，陳達婭意外發現了父親的檔案。“檔案上有父親的名字，還附了照片。照片裡的父親，身著筆挺西裝，繫著精緻領帶，年輕帥氣。那一瞬間，我看到了本該陪伴我成長的、與我年齡相稱的父親形象，心裡滿是興奮與自豪。”
透過檔案，陳達婭重新認識了父親，也走進南僑機工的歷史。她介紹，陳嘉庚先生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有一修機工在洋十餘年，每月收入坡幣二百餘元，自甘犧牲，並招同伴十餘人，帶其全副機器前往。”
這名收入頗豐的工程師就是出生於海南萬寧的王文松。與他隨行的十餘名同伴中，就有陳達婭的父親。
1939年，陳嘉庚發出“南僑總會第六號公告”，號召南洋華僑中的年輕司機和技工回中國參加抗戰。先後9批共3200多人放棄優越生活，告別父母妻兒，回國支援抗戰。陳達婭的父親陳昭藻是第二批迴國的南僑機工。
資料顯示，從1939年到1942年，滇緬公路向中國各抗日戰場輸送約50萬噸軍需物資、15000餘輛汽車，被譽為抗戰運輸線上的“神行太保”。
2007年12月，陳達婭在海南拜訪南僑機工謝章農。（受訪者 供圖）
陳達婭發現，此前部分資料中寫的，犧牲南僑機工佔總數三分之一，復員回南洋機工佔三分之一，這個資料並不準確。
她指出，三分之一回到南洋是連著家屬眷屬，南僑機工在國內整整是七年的時間，從1939年到1946年復員，七年的時間有成家的，就有一部分機工復員的時候帶了眷屬回去。南僑機工犧牲近1800人，滇緬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兩名南僑機工長眠於泥土中。
“老華僑讓我替父親多吃點”
“高黎貢山雲霧繞，瀾滄江險波濤濤，怒江天塹運輸線，崎嶇艱險抗戰路……”
這是由陳達婭創作的大型交響組歌《南僑頌》中的歌詞，《南僑頌》中的故事均源於南僑機工的檔案、信件及歷史資料，記錄著南洋華僑樸素的家國情懷。
圖為2023年9月演出的《南僑頌》，中間身著黑色衣服者為陳達婭。（受訪者供圖）
2014年9月3日，中國以立法的形式確定第一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之際，《南僑頌》在雲南首演。
首演前，陳達婭面臨巨大壓力。“從演員到創作，再到服裝、場地、機位，演一臺節目需要付出太多。有次在家吃完飯，我控制不住情緒哭起來。女兒鼓勵我說，她已長大成人，家裡的積蓄我拿去做想做的事就好。”
陳達婭介紹，在參與《南僑頌》表演的70餘人中，無一人是專業演員，他們都是志願者，其中既有南僑機工後人，也有被南僑機工故事所打動的人。每個人都希望讓南僑機工的故事唱得開、留得下、傳得廣。
十餘年間，《南僑頌》在海南、福建、廣西等地巡演，並前往馬來西亞演出。
在馬來西亞，一些年事已高的南僑機工由家人用輪椅推著來看演出，他們不能完全聽懂每個故事，卻依然激動不已。當地華文媒體稱，《南僑頌》用歌聲讓英雄找到回家路，陳達婭看完，流淚許久。
圖為2009年10月，陳達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拜訪媒體人吳志超。（受訪者 供圖）
2009年，陳達婭巡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多個地區，做了10場“南僑機工歷史追憶”報告會。“有次在新加坡用餐時，幾位老華僑特地過來給我夾菜，他們說父親是海南人，這些家鄉菜都是父親生前愛吃的，讓我替他多吃點。”她回憶道。
有次到新加坡拜訪華社，陳達婭看到一本陳舊的《新加坡瓊崖陳氏公會特刊》，上面記錄了從1935年到1985年新加坡瓊崖陳氏公會走過的歷程。在創會人及一屆，二屆理事暨委員姓名中，陳達婭發現了大伯陳昭芹、父親陳昭藻名字。
“父親與伯父從來就熱衷於鄉親族群生存發展，籌資，建會，關照族群。自此，我知道，父親成為南僑機工並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時熱血。他和所有的南僑機工一樣，是厚植於他們心裡的家鄉故土。”她說。
談及此處，陳達婭再次感慨，父親是幸運的，她的大伯在1942年新加坡淪陷時被日軍殘害致死。
“父親曾說，花開自然香”
2020年，對陳達婭來說是收穫的一年。這一年，她所編著的《南洋請聽我說》出版，她建立起雲南南僑機工合唱團暨雲南省文旅廳文化志願者團隊，開起滇緬公路體驗館，還迎來南僑機工故事的新傾聽者——她的外孫。
圖為2020年出版的圖書《南洋請聽我說》。（受訪者 供圖）
在《南洋請聽我說》中，陳達婭記錄了抗戰爆發後，南僑機工回國參加抗戰的壯舉。她以父親陳昭藻回國做機工，為抗戰出力為經線，以母親及一家人在國內的艱難生活，以其他機工的艱難付出和窘迫生活為緯線，重現了民族危難之時的現實場景。
此外，書中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文獻，這些材料豐富，分類清晰，加有大量的人物照片、證明材料，為進一步研究南洋機工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
陳達婭直言，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有很重的心理陰影。這些年，她揭開自己塵封的記憶，觸控到父輩這一群曾被歷史淹沒的群體，當走進、找尋這些記憶，還原歷史、還原父輩的家國情懷時，自己內心的殘缺也得到填補。
在陳達婭看來，南僑機工的最大的特點是默默奉獻，甘於平淡。她說，自己的弟弟是刑偵專家，曾破獲很多重案、要案，他退休時，有人問他，立下這麼多功勞，單位有沒有給他特殊待遇。弟弟隨口說出：“父親說過，做人做事，花開自然香。”
2022年10月29日，最後一名南僑機工蔣印生離世而去，有人說世間再無南僑機工，陳達婭卻說，只要留住南僑機工的精神，他們便不曾離去。
圖為陳達婭演出《南僑頌》。（受訪者 供圖）
當下，已過耳順之年的陳達婭依然忙著講述南僑機工故事。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她邀請了五位畫家，在滇緬公路採風創作，準備舉行“赤子丹心 南僑機工繪畫藝術展”。此外，情景組歌《南僑頌》也在滇緬公路體驗館上演，她將再赴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講述南僑機工歷史……
再次談及父親時，陳達婭說，“雖與父親陰陽相隔30餘年，可我對父親的瞭解卻隨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
記者：徐文欣
製圖：杜曉姣
責編：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