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慧諾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 圖源：Stimson Center
1 全球化的反噬：經濟相相互依存成為美國的戰略武器？
當今時代的國際秩序正被一種新的戰略邏輯重塑：國家間力量的競爭不再主要依賴軍事幹預，而是透過對經濟樞紐的操控展開較量。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戰時代”已然成型。在這一格局中，全球金融與技術網路不僅是市場執行的渠道，更成為權力投射與脅迫工具的關鍵通道。
所謂“瓶頸/關鍵節點”（chokepoints），不再僅指博斯普魯斯海峽或霍爾木茲海峽這類地理上的戰略要地，而是那些在全球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與標準節點。美國掌控著多個此類節點，無論是全球金融清算系統中的美元主導地位（如CHIPS系統）、國際支付通訊網路（如SWIFT）、還是關鍵技術（如半導體、作業系統、晶片製造裝置）及全球服務（如海運保險）。這些渠道無一不是全球貿易與金融資料流動的必經之路。控制它們，就意味著可以授予准入、設定條件，甚至直接切斷對某國或某企業的連線，從而在世界範圍內施加影響力。
這些關鍵樞紐並非一朝一夕構建，而是在長達數十年的商業拓展與地緣政治演化中逐步形成。美元地位的確立始於二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其後透過“石油美元”安排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進一步鞏固。20世紀70年代以後，伴隨著全球資本流動的加速，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結構逐漸穩固。銀行家如沃爾特·里斯頓（Walter Wriston）等人以贏得市場優勢為目標，大力推動金融系統電子化，打造瞭如SWIFT和CHIPS這類高效卻極度中心化的系統。這種集中化，雖出於效率考量，卻也為未來的權力集中提供了技術基礎。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財政部在反恐背景下，迅速建設起以“反恐與金融情報辦公室”（TFI）為核心的新型制度能力。以斯圖爾特·萊維為代表的財政官員推動將金融制裁工具系統化，最初針對的是恐怖組織與被孤立的小國如伊朗、朝鮮。但這一制度很快具備了更廣泛的適用性。
隨著中美技術競爭的加劇，美國逐步將出口管制武器化，不再侷限於金融制裁。以商務部為主導，美國透過“實體清單”制度和“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將對半導體、EDA軟體、先進光刻裝置等的管控納入國家戰略。這標誌著從金融瓶頸向技術瓶頸的擴充套件，是對原有經濟戰體系的升級。
這些經濟瓶頸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構成一個高度協同的權力網路。美元體系的全球覆蓋使得金融制裁具備即時性與懲罰性，而SWIFT的資訊控制則賦予制裁行為更大的精確性和透明度。即便是技術出口管制，也需要透過金融懲罰措施（如限制美元交易、開具鉅額罰款）來確保其執行。俄烏戰爭期間推出的俄油價格上限機制就顯示了這種聯動：透過G7國家對海運保險與金融結算體系的把控，美國等國家成功將價格天花板延伸到本應“域外”的市場交易中。這些相相互依存存的樞紐，使得美國能夠用非軍事手段在全球範圍內實施複雜而強效的國家戰略。
2 四代技術官僚接力，構建美國經濟戰體系
美國當代經濟戰的工具和模式，自9·11事件之後逐步成形，其主要推動者活躍於財政部、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近年新加入的商務部。他們設計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武器，建設起新的制度架構，在錯綜複雜的外交與國內政治環境中推動國家利益，使美國的權力投射方式發生深遠轉變。
這一歷史可以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時期。2004年，美國財政部設立了“反恐與金融情報辦公室”，由原司法部律師斯圖爾特·萊維（Stuart Levey）出任首任副部長，儘管他此前鮮有外交經驗，卻成為當代經濟國策的奠基人物。最初任務是打擊恐怖主義融資，但萊維很快將注意力轉向伊朗等國家行為體。在美國對伊朗的傳統制裁已失效的背景下，他開創了“間接制裁”策略，利用全球金融體系對風險的天然規避傾向，而非僅靠美國本土的直接禁令。
他與助手亞當·蘇賓（Adam Szubin）發起一場“耳語戰役”（whisper campaign），直接與國際大銀行的高管和合規官交流，展示伊朗銀行如何透過“去標識化”等手段掩蓋其資助核擴散與恐怖主義的行為。相關情報經去機密處理後展示給銀行，從而向其施壓：若繼續與伊朗業務往來，將面臨重大法律和聲譽風險。
與此同時，財政部對伊朗的重要金融機構——如薩德拉特銀行和梅利銀行——實施“阻斷制裁”，切斷其在美元體系中的一切操作，連此前允許的“U型交易”也不再例外。此類策略有效武器化了全球金融互聯性，使大部分國際銀行即便未受本國政府或聯合國強制命令，也主動選擇與伊朗“去風險”操作。
萊維在任期間，確立了TFI、其下屬的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以及獨立情報分析單位在國家安全中的關鍵角色。2011年，他離職加入滙豐銀行，協助這家因伊朗制裁問題面臨鉅額罰款的機構導航其合規體系，頗具諷刺意味。之後他亦參與主導Diem加密貨幣專案。
蘇賓從萊維的助手成長為制裁執行體系的核心人物。2006年年紀輕輕便擔任OFAC主任，主持伊朗制裁方案的具體落地。他代表了新一代“制裁技術官僚”——具備深厚法律和合規知識的官員，能夠設計並執行復雜的經濟懲罰機制。
當奧巴馬政府在國會壓力下決定將制裁擴充套件至伊朗原油出口與中央銀行，蘇賓設計出一系列新機制，如將伊朗的石油收入強制留存在海外託管賬戶中，無法隨意動用。他後來也成為“伊核協議”（JCPOA）談判階段的關鍵人物之一，直接向國務卿克里簡報，管理可能制裁解除的技術細節。最終他接替萊維成為TFI代理副部長，繼續推動財政部國家安全形色的制度化發展。他的職業路徑體現了專業制裁技術官僚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崛起。
戴維·科恩（David Cohen）在2011年接替萊維，成為TFI副部長。這位萊維的前律所同事，在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前的“極限施壓”階段掌舵財政部制裁架構。他推動了制裁伊朗中央銀行的決定，以及包含減油配額豁免與託管賬戶機制的複雜原油制裁政策，平衡了國會特別是參議員梅嫩德斯與柯克的強硬立場與全球能源市場的穩定需求。其任期反映出制裁政策的日益複雜性，既要應對國內政治博弈，也要維護國際經濟秩序。此後他轉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財政部金融情報系統與傳統情報機構間的人才流動由此可見一斑。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新的人物與制度邏輯登上舞臺。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傑克·盧（Jack Lew）比前任更積極介入政策制定。他意識到，面對如俄羅斯這類高度互聯的大型經濟體，不能單靠法律和情報分析，必須引入宏觀經濟建模能力。他推動將TFI與財政部國際事務司（IA）更緊密融合，使制裁策略具備更強的系統性與前瞻性。與此同時，他也提醒過度依賴制裁可能削弱美元的全球地位與這一工具的長遠效能。
戴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危機期間亦嶄露頭角。這位曾在高盛工作、後進入財政部國際事務司的市場專家，提出對俄羅斯實施“精準切割”的部門性制裁方案，限制特定國有銀行與能源企業在西方金融市場的融資能力，旨在打擊其中長期資金獲取路徑，而非粗暴封鎖其整體經濟，以避免市場恐慌。
他的設計展現瞭如何利用金融市場專業知識將經濟武器精細化。拜登政府時期，他升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經濟事務副顧問，在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主導了對俄全面制裁的架構，推動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外匯儲備這一史無前例的決策。
外交在2014年的制裁行動中也發揮關鍵作用。國務院首次設立“制裁政策協調員”職務，由資深外交官丹·弗裡德（Dan Fried）擔任。這位長期研究俄羅斯事務的專家意識到：若無歐洲配合，對俄製裁將無效甚至適得其反。他創設“聯絡小組”機制，聚集G7及其他主要國家官員，繞開正式卻緩慢的程式，進行靈活高效的非正式協商。這一機制為後來的G7經濟安全協調奠定基礎。
他在2017年退休，特朗普政府隨後解散該職位，後在國會推動下重新設立。同樣在2014年積極推動強硬制裁的資深外交官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後來亦在拜登政府迴歸高階職務，持續影響美國外交方向。
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家戰略的重心出現明顯轉向，聚焦於中國，並將“技術瓶頸”（chokepoints）系統性地武器化。時任副國家安全顧問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這一轉變中扮演關鍵角色。作為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精通中文的海軍陸戰隊員，波廷格在意見分裂的政府內部擔任了“翻譯者”的角色，不僅是語言上的轉換，更是對我國經濟行為的戰略性解讀。
他推動政府將我國的產業政策和全球擴張視為一種“經濟侵略”，並主張將出口管制作為遏制我國技術崛起的核心工具。他是最早明確主張打擊華為、剝奪其對先進技術獲取路徑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介入幫助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了與中國圍繞科技優勢展開的大國競爭格局。
在貿易領域，時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主導了對中國政策的根本轉向。他長期批判自由貿易理念，尤其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結構性影響。在他看來，關稅不僅是談判工具，更是實現中美經濟“脫鉤”的必然手段。他主導發起了對中國智慧財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的“301條款”調查，為大範圍關稅制裁提供法律依據。這一舉措標誌著美國數十年來貿易政策路線的斷裂，是對全球化共識的實質性挑戰。
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則將其所領導的部門轉型為美國經濟戰的核心執行力量之一。在面臨來自企業界的遊說與鷹派本能的拉扯中，他批准了對中興通訊的禁售令，以及對福建晉華、華為的“實體清單”制裁。這些舉措使得出口管制成為一項能夠直接癱瘓目標企業、切斷其與美國關鍵技術聯絡的強力武器。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安全域性（BIS）因此地位躍升，成為與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並駕齊驅的關鍵行動機構。
這些橫跨不同機構與任期的官員共同構築了今日美國經濟戰的制度框架。從財政部的萊維與蘇賓確立技術中樞，科恩在危機中推動執行，盧與辛格將宏觀經濟戰略引入制裁思維，到外交官弗裡德搭建起多邊協調機制，再到波廷格、萊特希澤和羅斯將技術競爭納入大戰略體系，他們的聯合作為使經濟戰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組成部分。他們之中有的已離開政府進入私營部門，與自己曾打造的制度體系發生新的交集，但他們所奠定的制度與路徑已深深鑲嵌進美國對外戰略的結構之中，形成一套既強大又複雜、充滿風險的國家權力工具。
3 經濟戰的“隱秘軍團”：跨國企業與遊說團體
在當今的經濟戰中，真正推動全球力量博弈的不只是國家。大型西方企業、金融機構、科技巨頭乃至跨國能源公司，正日益成為關鍵節點，它們曾經在不情願中被捲入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一方面，這些非國家行為體是制裁工具的傳導者；另一方面，它們自身也成為制裁物件，或主動配合執行國家政策，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它們的存在展示了全球商業網路與地緣政治策略在經濟戰時代的深度融合。
滙豐銀行的經歷清晰展現了這一融合的轉折點。作為全球最大金融機構之一，滙豐曾因處理涉及伊朗、利比亞、蘇丹和緬甸的非法交易，於2012年被美國罰款19億美元。這類鉅額處罰遠遠超出“經營成本”範疇，宣告了美國財政部和司法部對全球銀行合規的新強硬態度。BNP巴黎銀行亦在2014年被罰近90億美元，凸顯了美國透過金融體系投射制裁力的決心。
然而，罰款並未終結故事。滙豐被迫啟動全面合規改革，接受由美國司法部指派的獨立監察員，並聘請前財政部制裁戰略核心人物萊維為首席法律官，投入十多億美元、動員數千員工，打造超越最低要求的全球合規體系。這一轉型將其從曾經的違規者，轉變為制裁政策執行的重要一環。它的系統篩查機制成了美國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影響力的延伸，有時甚至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以規避未來可能的懲罰。在中美科技對抗加劇之際，滙豐也因提供華為孟晚舟與Skycom有關的交易證據而登上風口浪尖，間接加劇了衝突升級。儘管滙豐重新站穩腳跟，其運作空間卻已大大收縮，從“違規者”蛻變為“受控但不可或缺”的執行者。
類似的轉變也出現在能源領域。埃克森美孚曾將俄羅斯視為未來增長的關鍵市場，與國有企業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2011年達成龐大合作，準備共同開發北極油田，這一協議一度被普京譽為美俄關係的典範。時任CEO蒂勒森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甚至獲得“友誼勳章”。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面對美歐對俄羅斯實施的初步能源制裁，埃克森美孚仍試圖推進在北極的鑽探計劃，甚至在俄方高管受到個人制裁後繼續簽署合作檔案，顯示其對制裁的抗拒。
但隨著烏克蘭東部戰事升級與馬航MH17事件發生，西方國家進一步收緊制裁，禁止所有支援新北極、深水及頁岩專案的服務。此舉讓埃克森的北極鑽探計劃徹底失去合法性，只得申請短期豁免以完成收尾工作後撤出項目，儘管當時剛發現大型油氣儲量。在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埃克森與BP、殼牌等西方能源公司一道，宣佈徹底退出俄羅斯市場，放棄數十億美元資產。縱使曾奮力抗爭，埃克森終究無法違抗制度性禁令，只能接受在經濟戰博弈中所遭遇的重大損失。
科技領域也未能倖免。在對華為的制裁戰中，谷歌成為極為關鍵的參與者。2019年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後，谷歌終止了其使用完整版安卓系統的許可，導致華為新一代海外手機無法預裝Gmail、YouTube、Google Maps等核心服務，也無法獲得安全更新。雖然在中國大陸本就無法使用這些服務，但對國際市場而言，這一變化無異於重創。
谷歌此舉源於法律義務，並非出於自身判斷，卻在實際效果上極大增強了美國政策的打擊力。作為安卓系統與應用生態的主導者，谷歌的市場壟斷地位使其決定直接影響全球手機市場格局。儘管因此失去了華為這一重要客戶，可能帶來一定經濟損失，但谷歌與美國國家安全政策保持一致，也規避了政治風險。在安卓陣營內部，華為的削弱可能還反向強化了谷歌與其他廠商如三星的合作關係。
在當代經濟戰中，除了直接涉及目標產業的企業之外，遊說團體等中介力量同樣在塑造政策與立法環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是政策的發起者，也為其落地提供政治動能。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為例，其在伊朗制裁政策的推進過程中展現出強大的影響力。作為美國國會中最有影響力的親以色列遊說組織之一，AIPAC在奧巴馬政府期間便積極推動更為嚴厲的對伊朗制裁措施。當時，政府內部部分官員傾向透過外交解決伊朗核問題，但AIPAC聯手國會跨黨派議員，推動了更強硬的立法策略。
早期，AIPAC與參議員凱爾、利伯曼和貝赫等人密切合作，制定制裁框架並構建政治支援網路，後又與梅嫩德斯與柯克等議員展開合作。其影響力在2010年《全面制裁、問責與撤資伊朗法案》（CISADA）和2012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梅嫩德斯-柯克修正案的透過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些法案不僅加大了對伊朗中央銀行的打擊，也直接瞄準其石油出口命脈。國會的主動行動在某種程度上迫使行政部門不得不接受更嚴厲的制裁路徑，即便白宮原本可能更傾向於外交斡旋。正如參議員梅嫩德斯所言，“若無國會，這些制裁根本不會實現。”
AIPAC還積極參與推動將伊朗銀行從SWIFT系統中剔除的立法工作。這種運作模式使其既承擔政策動議的發起人角色，又作為推動立法透過的關鍵後盾，使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範圍和力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充套件。透過啟用國會立法權，AIPAC不僅將制裁工具制度化，還有效牽制了行政權的迴旋空間。在推動以最大經濟壓力遏制伊朗核計劃這一政策目標上，AIPAC成功調動了美國政治體系的各方資源，其影響力堪稱贏家。
從跨國企業到遊說團體，在經濟戰的戰場上，非國家行為體可以不依附於政府命令，卻依然成為戰爭機制中不可或缺的發動機與操盤者。立法議程的設定、政策理念的輸出、政治資源的整合，均展現了這些中介力量如何塑造制度性力量，使原本屬於國家的經濟制裁工具，在他們的參與下更具穿透力與執行力。他們雖無權決定政策，卻承載政策成敗的重任，成為21世紀制裁機器運轉的“隱秘軍團”。
4 “戰爭進入經濟領域，依然只是大國的遊戲”
在“全球經濟戰爭”這一新格局中，美國外的大國也有這各自獨特的角色。中國既是美國打壓的主要目標，也是日益成熟的經濟行為者。美國對中國的科技限制試圖阻止其現代化和在關鍵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而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產業補貼、掌控稀土等關鍵礦產資源，在全球經濟中獲取更大影響力。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擺脫對美依賴，包括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建設CIPS跨境支付系統、推進技術自主（如“中國製造2025”和“雙迴圈”戰略）。
俄羅斯主要被描繪為西方制裁的物件，尤其是在2014年和2022年爆發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之後。俄羅斯的主要經濟槓桿是其豐富的能源出口資源，並且其表現出將能源出口武器化的意願，例如透過削減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施壓。與中國類似，俄羅斯也在試圖“制裁免疫”，方法包括去美元化、構建SPFS金融資訊系統、推出Mir支付卡，以及加強與非西方國家的合作。
歐盟及其關鍵成員國如德國、法國、英國在這一程序中扮演了複雜角色。一方面，作為美國在G7框架下的重要盟友，歐盟在對俄全面制裁中起到關鍵協同作用。但另一方面，由於歐盟與被制裁國家間的深度經濟聯絡（尤其是與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其對制裁常持更謹慎乃至分裂的立場。歐盟自身也曾受到美國經濟壓力（例如在對伊朗問題上的次級制裁），因此近年來開始構建自身的經濟安全戰略，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依賴，追求“戰略自主”。
這些主要大國之間的互動錯綜複雜。在G7內部的協調顯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尤其是在對俄製裁上的統一行動。但總體而言，博弈與脅迫更為常見。美國頻繁透過次級制裁和長臂管轄等手段，迫使全球企業在美國市場準入與目標國業務之間“二選一”，其出口管制也日益精細，如“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的運用。中國和俄羅斯則在努力減緩西方壓力的同時加強相互合作，包括推動本幣結算、擴大雙邊貿易、推進“去美元化”機制、並推動金磚國家聯盟擴容等。同時，中國也在使用更隱性和靈活的反制手段對他國施壓。如此多重的互動關係，構成了一個持續變動的全球經濟鬥爭網路。
5 美式經濟戰的勝算與挑戰
美國利用其在全球金融和科技領域的關鍵節點控制能力，在經濟戰中展現出強大的打擊力和戰略影響力。然而，從更宏觀的戰略層面看，“勝利”並非如此簡單。2022年制裁並未起到阻止俄烏衝突的效果，戰爭依然爆發。即便在制裁實施後，能源收入的豁免與俄方的適應能力，依然支撐其戰時經濟的持續運轉。2014年的制裁雖引發俄國內經濟危機，但並未改變克里米亞事件的結果，反而導致局勢長期凍結。這種成效有限的現實，揭示了美國經濟武器的一種“反作用力”：制裁越多，越激發對手以及部分盟友分散風險、擺脫美元體系、建立平行機制的動力，從而逐漸削弱美國對關鍵節點的控制力。
國內製約也不可忽視。制裁可能引發反向衝擊，包括能源價格上漲、跨國企業利潤受損，引發國內反對。例如在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出口管制中，美國半導體產業擔憂失去兩國市場的強烈反應，使制裁策略受限。國會（如伊朗問題上的情況）往往推動比行政部門更為激進的制裁，有時使政府陷入困境，但當涉及到美國重大經濟利益時，國會也會猶豫不決（例如，在面對俄羅斯或中國時，不像對伊朗那樣願意對抗）。政府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財政部因擔憂金融穩定，往往在行動上更加謹慎，而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國務院則態度更為強硬。法律也設下紅線，例如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使得對TikTok等平臺的禁令面臨挑戰。再加上國會和白宮之間對具體制裁路徑的分歧，使得經濟戰的執行充滿變數。
儘管面臨多重挑戰，美國精英依然視經濟武器為大國博弈中的核心工具。政策圈內部對其具體操作路徑存在分歧。一派主張“多邊協調+精準打擊”，以維持美元和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另一派則特別關注中國的崛起，主張更加果斷和持續地使用這些工具，尤其是在技術控制方面，以保持競爭優勢，接受一定程度的經濟脫鉤作為必要手段（如“小院高牆”）。在這一趨勢下，美國主導的未來經濟戰或更多聚焦於關鍵技術限制，並強化與七國集團等盟友的協同，形成更有針對性的打擊體系。
要提升經濟戰的戰略效能，需要制度上的升級。例如設立常設的“經濟戰委員會”，推動跨部門協同、戰略規劃和專業能力建設，將制裁與激勵手段結合，如推動有選擇性的投資與貿易合作。但即便如此，這一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續，依舊存在深刻的不確定性：隨著地緣競爭的持續升溫，這將繼續侵蝕全球經濟互聯基礎，關鍵的經濟和技術咽喉可能朝著封閉的方向集中。美國可能會精細化其經濟武器和戰略，或許更加專注於關鍵技術領域，但推動全球分裂的動力似乎還將持續。
6 “不可能三角”：和平與發展無法兼得？
當今地緣政治時代的一個核心張力在於“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論”——國家無法同時實現高度經濟相互依存、堅固的經濟安全與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冷戰結束後的超級全球化時代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深度的經濟相互依存能夠帶來安全。這一邏輯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當時主要大國之間缺乏公開的戰略競爭。美國及西方國家主動擁抱與前對手的經濟融合，認為這種相互依存關係能夠帶來和平、繁榮，並促進政治自由化。
但隨著大國競爭回潮，這一邏輯已被徹底顛覆。經濟相互依存不再是穩定的保障，而被視為戰略弱點——對手可以藉此施壓、獲取關鍵技術、甚至將他國經濟作為人質。
“經濟戰時代”是加速了三元悖論再現。正因為存在這種深度相互依存關係，才讓國家在軍事手段不可行的情況下，將經濟武器作為主要博弈工具。美國等國家透過控制“咽喉”對對手施加壓力——制裁、技術禁運、要求盟友選邊站隊。但經濟武器的使用本身也在不斷削弱這種相互依存結構。企業開始重構供應鏈，國家謀求替代性制度，全球信任基礎遭到侵蝕。各國紛紛將經濟安全和地緣定位置於全球市場效率之上，如“去風險”、“友岸外包”、對關鍵技術的國家投資（如“晶片法案”），正是這一全球經濟戰略轉向的表現。三元悖論使各國在效率、安全和戰略影響力之間作出艱難權衡，全球經濟體系逐步走向碎片化。
這一新趨勢沒有明顯的“出口”，也不存在迴歸過去無拘束全球化的路徑。基於美國掌控的咽喉雖然依然有效，但其不穩定性也日益顯現。美國的經濟戰實踐正促使對手國家加速建立替代體系以規避制裁。例如，我國和俄羅斯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跨境支付與金融資訊系統（如CIPS、SPFS、Mir），推動非美元貿易，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尋求自主，深化金磚機制內的經貿聯絡。即使進展艱難、成本高昂，也仍體現出其“去美元化”與去美化戰略的堅定方向。
美國的盟友同樣在重新評估自身脆弱性。一些國家因美國的單邊行動（如退出伊核協議）而感到不安，開始謀求“戰略自主”，試圖減少對美體系的依賴。儘管歐盟的INSTEX等嘗試未能成功，其內部關於美元霸權的反思仍在持續。隨著替代系統逐漸成型，美國控制的關鍵節點力量將面臨削弱。技術脫鉤也在發生，不僅是因為出口管制，更源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考量，最終可能導致技術創新體系的分化。
未來的國際格局或許會分裂為數個區域性集團，相互間聯絡減弱，經濟脅迫空間也隨之下降。但也存在另一種更為灰暗的可能性：一旦經濟戰工具失效，大國之間的博弈將重新回到軍事領域。儘管經濟戰成本高昂、成效有限，卻仍可能是管控衝突風險的“較優選項”。無論如何，隨著國際秩序重構，大國博弈的規則與工具也在同步演進，而以相互依存換和平的時代已經終結。
* 本文基於以下內容重新創作編寫而成，文中小標題為編寫者自擬。
[1] Edward Fishman, 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 Penguin Random House, February 2025.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authors/2283026/edward-fishman/
[2] Edward Fishman, Chokepoints: How the Global Economy Became a Weapon of War,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interview), April 7,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Ffl1rrKNg
[3] Pieter Balcaen, Beyond Sanctions: Economic Warfare and Modern Military Conflict, The Modern War Institute, November 20, 2024. https://mwi.westpoint.edu/beyond-sanctions-economic-warfare-and-modern-military-conflict/
[4] Elizabeth Rosenberg, Daniel Drezner, Julia Solomon-Strauss, and Zachary K. Goldman, The New Tools of Economic Warfare: Effe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U.S. Financial Sanc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pril 15, 2016.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new-tools-of-economic-warfare-effects-and-effectiveness-of-contemporary-u-s-financial-sanctions
[5] Josh Lipsky, No One Is Coming to Save the Global Econom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o-one-is-coming-to-save-the-global-economy/
[6] Michael B. G. Froman, China Has Already Remad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ow the World Adopted Beijing’s Economic Playbook, Foreign Affairs, March 25,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economics-china-international-system-tariffs-michael-froman
[7] Robert D. Blackwill and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Belknap Press, October 23, 2017. https://www.hup.harvard.edu/books/9780674979796
[8] Nicholas Mulder, 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8, 2022.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270488/the-economic-weapon/
[9] Jami Miscik, Peter Orszag, and Theodore Bunzel, Geopolitics in the C-Suite: More Than Ever, U.S. Foreign Policy Depends on Corporations—and Vice Versa, Foreign Affairs, March 11,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eopolitics-c-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