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經濟武器悖論——為何短期成功將加速長期衰退

西方有學者認為：特朗普的經濟脅迫戰略在短期內可能迫使盟友讓步，但從長期來看，可能會促使他們尋找替代選擇，降低對美國的依賴。這種策略最終可能會加速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衰退，而非提升。下面是他們的詳細觀點，立場不同，發上來僅供參考借鑑，請注意甄別。

自重返白宮以來，特朗普掀起了一場政策變革、領土主張和經濟威脅的風暴。在上任的最初幾周內，他表示希望將加拿大、格陵蘭、巴拿馬運河以及加沙地帶納入美國的直接控制。同時，他擴大了對外貿易攻勢，並將矛頭指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特朗普甚至揚言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他還突然宣佈暫停了烏克蘭的所有美國援助。

許多人對特朗普的這些舉動感到既震驚又困惑。今年1月，《華爾街日報》嘲諷特朗普威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25%關稅的行為，稱之為“史上最愚蠢的貿易戰”的序幕。然而，特朗普的經濟脅迫政策並非毫無邏輯。從歷史上看，經濟脅迫手段針對盟友而非對手時，往往更加有效。自19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以來，經濟制裁和貿易戰在對外交和經濟夥伴實施時，往往比針對對手國家更具威懾力。

在冷戰期間，美國經常對盟友施加經濟壓力。儘管以往的政府在表達方式上與特朗普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威脅的內容並無太大差別——要麼服從美國政策，要麼面臨嚴重經濟後果。特朗普試圖利用這一點，以瓦解多邊聯盟，重塑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單極經濟體系，使華盛頓在與各國的雙邊關係中享有絕對優勢。儘管他的外交手腕顯得粗魯，戰略眼光也顯得短視，但他直覺地掌握瞭如何在雙邊談判中利用美國的經濟優勢迫使對方屈服。在第一任期內，他的團隊認識到，對對手國家進行商業打壓往往效果有限，但對盟友施壓卻能迅速奏效。如今，他似乎加倍努力，透過讓友好國家更加依賴美國市場和美元體系，進一步鞏固美國的全球經濟霸權。

然而，這種策略可能只在美國絕對佔據經濟主導地位的雙邊關係中奏效。隨著全球經濟體系向保護主義、重商主義和多極化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不會再符合這一條件。對於北美鄰國和嚴重依賴美國援助的國家（如烏克蘭），特朗普的脅迫政策可能仍然有效。但對於歐洲和亞洲經濟體而言，更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以及融入其他大國供應鏈的吸引力將迅速上升。

經濟壓力的悖論

要理解特朗普的貿易攻勢，就必須瞭解為何經濟壓力對不同國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經濟壓力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目標國家與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還取決於其預期和優先事項。那些不期待或不渴望與美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國家，即便面對嚴峻的經濟壓力，也不太可能屈服。它們可能願意承受巨大經濟損失，以追求自身的戰略目標。

事實上，美國對對手國家的經濟制裁，往往難以迫使它們做出政治讓步。例如，拜登政府協調的一系列對俄製裁，迄今未能迫使俄羅斯在戰場上撤退，未能讓莫斯科承擔難以承受的戰爭成本，也未能促使普京放棄其最大化的戰略訴求。

然而，那些與美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緊密相連的國家，則往往做出不同的反應。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盟友更可能在威脅和壓力下讓步，正是因為它們珍視與美國的深厚聯絡。經濟壓力的悖論在於，美國對那些願意長期與其結盟的國家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這一脆弱性早已被學者們注意到。外交史學家保羅·施羅德（Paul Schroeder）50年前就提出，聯盟不僅是對抗敵人的“權力武器”，也是管理盟友的“控制工具”。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多數聯盟關係並非簡單的友好合作，而是複雜的多功能安排，被大國用來約束、控制和影響名義上的盟友。

冷戰期間，美國非常擅長利用經濟壓力迫使盟友讓步。二戰後幾十年，美國政府毫不猶豫地對那些政策偏離華盛頓意願的歐洲國家施加經濟懲罰。例如，1948年，杜魯門政府威脅如果荷蘭不停止對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運動的血腥鎮壓，就撤回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美國外交官准確判斷出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將在冷戰中成為盟友，不希望荷蘭阻礙這一程序。最終，華盛頓的威脅迫使荷蘭政府在一年內承認印尼獨立。

1956年，美國的經濟壓力又終結了另一場歐洲殖民戰爭——蘇伊士危機。當法國、以色列和英國入侵埃及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明確表示，如果英國不停止進攻，美國將不再為其脆弱的戰後經濟提供支援。艾森豪威爾甚至直接警告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如果你們明天不從塞得港撤軍，我就會引發一場英鎊擠兌，讓它一文不值。”面對巨大壓力，艾登別無選擇，只能讓步。類似的威脅也促使法國和以色列撤軍。這場危機不僅標誌著英國在中東和亞洲的帝國野心終結，也證明了美國在冷戰時期作為經濟超級大國的威懾力。

華盛頓還曾利用與東亞和西歐盟友的貿易和安全聯絡，迫使它們做出讓步。20世紀70年代，當韓國總統朴正熙推進核武器計劃時，福特政府威脅凍結美國政府貸款，並重新考慮美韓安全關係，最終迫使首爾放棄核武計劃。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則利用商業懲罰和貿易制裁威脅日本，防止其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而在最近的奧巴馬和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透過域外製裁和出口管制，迫使歐洲和亞洲的銀行及企業接受美國的經濟戰優先事項。

美國並非唯一利用這種經濟和安全關係槓桿的國家。政治學家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在1999年的《制裁悖論》一書中指出，其他大國也曾利用這一動態。例如，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透過經濟施壓，從希望維持與莫斯科緊密聯絡的中亞和高加索國家獲取讓步。然而，對於那些希望轉向西方的國家，如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克里姆林宮的經濟脅迫則收效甚微。這一現象表明，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經濟壓力對盟友的有效性遠高於對抗敵國家。

施壓盟友

在他的第一任期內，特朗普曾試圖對美國的對手施加經濟壓力，例如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實施“極限施壓”制裁。這些措施雖然給目標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但並未促使其在政治上做出讓步。他還在2017年推動了一項針對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的重大制裁法案，但是幾乎所有針對美國對手的經濟施壓行動，最終都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對盟友施加的經濟壓力卻取得了顯著成效。他推翻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用新的協議取而代之，為美國企業和工人爭取了一定的實質性利益。此外，2019年，特朗普透過制裁迫使北約成員國土耳其收斂其支援的代理武裝，不再與美國支援的庫爾德武裝直接對抗，並釋放了一名被拘押的美國牧師。次年，華盛頓再次對土耳其實施經濟制裁，原因是該國購買了俄羅斯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儘管土耳其未正式讓步，但事實上已基本停止使用該系統。

這一系列行動表明，特朗普似乎認為對抗對手的經濟施壓往往無效，而脅迫盟友卻可以取得成果。因此，他正在加大對依賴美國市場和安全援助的盟友施加壓力，同時尋求改善與伊朗、俄羅斯的關係。

美國市場的規模使得其經濟威脅對北美貿易伙伴尤其有效。例如，加拿大經濟高度依賴美國需求，三分之二的出口商品和98%的石油出口都流向美國。美國依然是墨西哥的最大的貿易伙伴，使得華盛頓在這場新一輪美中貿易戰中擁有重要籌碼。

同樣，特朗普試圖說服丹麥出售格陵蘭島，也並非毫無依據。丹麥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市場，尤其是其製藥巨頭諾和諾德（Novo Nordisk）。近年來，由於減肥藥物Ozempic和Wegovy在美國市場大受歡迎，該公司成為歐盟最具價值的企業。諾和諾德的年銷售額高達420億美元，佔丹麥GDP的10%，且在美國市場的年增長率達30%。這種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得加拿大、墨西哥和丹麥成為特朗普實施經濟脅迫的理想目標。

過度施壓的風險

然而，二戰後使得美國對盟友經濟施壓行之有效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美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根據白宮今年2月釋出的資料，貿易僅佔美國GDP的24%，而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73%、67%和37%。因此，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對其貿易伙伴的衝擊則要大得多。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使得華盛頓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但另一方面，美國的整體商業影響力已不如過去那麼強。世界貿易格局正在變化，為那些不願受制於華盛頓的國家提供了更多選擇。過去十年間，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持續下降，除科技和化石燃料領域外，美國在其他經濟領域的存在感不斷減弱。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總統時，美國的進出口總額佔全球經濟的6.5%，而截至今年初，這一比例已下降至5.2%。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歐洲、拉美和東南亞的區域貿易也日益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選擇在他最具優勢的領域——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壓，利用其特殊的經濟依賴關係。然而，對於中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依賴出口的大型經濟體而言，即使對美出口完全停止，其GDP損失也不過3%至4%，雖然是一次嚴重的衝擊，但並非不可承受。此外，如果這些經濟體在未來幾年內逐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那麼調整的過程將相對平穩。

對於許多美國盟友來說，對美貿易不再是關乎生死的經濟命脈。如果特朗普繼續加大施壓力度，他們最終可能會認為，失去北美市場的廉價准入權，並非無法承受的損失。屆時，特朗普的策略可能會適得其反。他非但不能重塑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反而可能進一步加速美國在全球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影響力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