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震宇
來源：芒格書院（ID：mungeracademia）
24年12月7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價值投資》課程十週年沙龍在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北京）舉行。
著名投資人、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李錄先生在沙龍上作了題為《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的主旨演講。這是李先生十年來第三次在該課程發表演講。本次演講將被收入李錄先生的《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一書的增訂本中。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吸收李先生此次的演講，1月4日，芒格書院在上海舉辦了“《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閉門研討會”，60餘名書院會員參與分享和討論！
1
個人視角下，當下的困惑
如李錄先生所言，最近五年來，發生了很多事情。從貿易戰，新冠疫情，全球產業鏈重組，內卷和外溢，大家都能切身感覺到生活發生了很多變化。
失業率在提高，新的工作機會不好找了，升職加薪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在多數行業中，企業的業務增長放慢了；但大家仍然非常非常努力，在清晨的地鐵裡，在午夜的航班上，都能感受到這點。
同時，所有的這些也的確讓我們感覺現在“很卷，很難，也很累”。
宏觀視角下，當下的困惑
當下的困惑，是中國的困惑，也是世界的困惑。
放眼全世界，特別是歐美髮達國家，也在經歷一輪調整和動盪，現今的物價水平較之五年之前大幅提高，社會也出現撕裂的趨勢，雖然整體生活較之我們仍頗為安逸，但較之五年前也大有不同。
當下的困惑，是時代的困惑，亦是歷史的困惑。
李錄先生也提到，歷史上，大多數經濟體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都會面對類似的局面，只是各自的際遇不同，有的經濟體成功跨越，躋身高收入國家之列；有的則深陷泥潭，甚至至今都沒有脫身。
同時，在向文明3.0正規化轉變的過程中，國家，經濟體之間的關係調整，人們基於文明2.0形成的慣性思維（如對“土地”和“人口”的執念），也會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引發歷史的悲劇。
《凱恩斯、拉斯基、哈耶克：經濟思想如何影響世界》中描繪了歷史上的另一個困惑時代：那是近一百年前，凱恩斯、哈耶克和拉斯基生活的時代。
3
凱恩斯、拉斯基、哈耶克
同身處英國的三人秉持著不同的思想：凱恩斯和哈耶克，既是朋友，也是對手，他們的分歧更多是在於“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分界線，拉斯基則倡導改良社會主義 。
他們三人同樣生活在一個充滿困惑的時代，各種思潮洶湧，災禍接踵而至：戰爭、蕭條、再次戰爭；他們也生活在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各種思想的碰撞，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探索出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正如狄更斯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差的時代。”，恰如文一教授給予危機的點評：“危機，危機，危中有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
4
當下困惑的由來
李錄先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視角詮釋當下的困惑，即人類文明的演化程序。
在他看來，當下的困惑是人類文明2.0到3.0發展正規化轉變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造成的：這些問題既包括國家、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包括經濟體自身的問題，還有人們對於過往1.0，2.0文明的慣性思維習慣和新趨勢的衝突。那什麼是人類文明發展正規化呢？
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一書中，李錄先生總結到，遠在人類還未走出非洲，狩獵採集文明便興起了，這是文明1.0。
隨後，以中東新月沃地和黃河長江流域為代表的農業文明興起，即文明2.0，在文明2.0中，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華帝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長期走在了世界發展的前列。
但是，農業文明都沒有例外地經歷了“發展-崩潰-再發展-再崩潰”的模式，是什麼造成了這種週而復始的王朝替換呢？
這是因為農業文明的主要發展要素是人口和土地。
在王朝的早期，百廢待興，王朝透過休養生息，鼓勵農業生產，開墾土地，新墾土地的農業產出增量又產出了更多的人口，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增量，又可用於開墾更多的土地，週而復始，直到王朝的盛世。
但適合耕種的土地供應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量一旦超出了土地的供養能力，災難就會接踵而至，再疊加氣候變化，外族入侵，以及政局動盪等，往往帶來極具破壞性的災禍，甚至可以造成幾百年跨度的國家分裂和混亂。
而後，新的王朝建立，勵精圖治，恢復生產，新的一輪迴圈開始，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案例不勝列舉。這種受土地供應制約，因人口過多引起的社會崩潰即馬爾薩斯陷阱。
5
市場經濟
而首先打破馬爾薩斯陷阱規律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機緣則是新大陸的發現。
非常適合耕種又相對易於征服的新大陸，為西歐文明提供了大量肥沃土地，土地供養了更多的人口，新的一輪迴圈開始。
而以新大陸發現為代表的大航海時代，還帶來了另外一個禮物，就是跨大西洋經濟圈的形成：新大陸的農產品和礦藏，非洲的勞動力（奴隸），歐洲的農民，商人這些生產要素都參與其中。
新大陸的土地供應源源不斷，新增的人口除了開拓了更多的土地，也帶來更多的商品消費需求，進而進一步刺激了跨大西洋貿易的增長，這進一步也激發了航海、生產、軍事等技術的需求，帶動了科技的發展。新大陸開採的黃金白銀也作為貨幣流入市場，給予了經濟發展必要的貨幣流動性支撐。
雖然這個過程充滿了偶然性因素，也充斥著血腥與野蠻，但最終的結果是：一個體量足夠大，許多經濟體和國家參與的，可以自我加強的市場經濟的雛形誕生了。
受益於這個市場經濟體系帶來的巨大經濟發展增量，西歐沿海諸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先後走上了富強稱霸的道路，但最終的贏家是英國。
李錄先生指出，權力結構的調整（君主立憲議會制）和採用繼承自荷蘭的現代金融和信用體系，讓英國在世界上成為第一個發展出3.0經濟的國家，即有工業、技術、製造業的3.0經濟。
文一教授也指出，英國有意識的產業政策規劃，為其啟動工業革命，最終脫穎而出起到了關鍵作用。
而現代金融和信用體系的建立，很可能對於英國崛起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它將個人（既是投資者和消費者，也是生產者），銀行和金融機構，以及企業乃至國家都連線了起來，它將散落在個人手中的資金聚集，透過金融中介機構投資於富有前景的企業之中，幫助企業發展業務，進而將發展的部分成果回饋於股東。
隨著經濟的發展，又讓更多的人（主要勞動者）分享到了發展的果實，不但增加了有效需求，也進一步增加了可投入下一輪經濟發展的資本規模，週而復始，實現了可持續的、複利式的發展。
一套有效的現代金融信任體系，長期來看，會進行優勝劣汰，既淘汰欺詐、低效的資金需求，也懲罰不謹慎、不理智的投資人。金融信用體系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問題，再疊加人性的貪婪，過往到現在的各種資產泡沫便是明證。
但它也一直在改進迭代，由此衍生出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糾紛的處置、習慣性的做法、還有大家的信任。
現代金融信任體系是一整套有效的激勵機制，在這個體系中，個體以私利出發，最終服務於公利。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了亞當斯密筆下經無形的手作用下的市場機制，兩者似乎也有頗多相似之處。
6
科技
在《文明的度量》中，作者莫里斯將能量作為度量文明進步程度的最重要指標。他同時指出中國宋朝之所以沒有能突破農業社會進入工業革命，是因為當時沒有找到比農業產出更高效的能量收集方式。
在農業社會，有限的土地供應制約了社會總能量的獲取，這些能量不但要供養人口，還要養活用以耕種、飼養、運輸的牲畜，這使得原本有限的土地供應更加緊張，也更易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之中。
突破這個陷阱的是600多年後的一個偏於一隅的西歐島國，它透過工業革命，率先開啟了文明3.0現代化的歷史程序，昔日的彈丸小國也開始蛻變，最終成為了人類歷史上首個全球性帝國。
工業革命本質上是一場技術革命，它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開始大規模使用以化石能源來驅動的機器進行生產活動。至此，人類文明也終於找到了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方法。
工業革命能發生在英國有非常多的偶然因素，但跨大西洋貿易圈所激發的西方社會科學技術的大發展，英國本身具有的豐富煤礦資源，以及行業需求（紡織業），重商政府都是其成功的有利條件。
更有趣的是，當時還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巨匠：休謨、斯賓塞、亞當斯密、達爾文、牛頓等等，至今，他們的真知灼見仍然熠熠生輝，滋養並啟發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這些思想大家為何都出現在同時代的英國，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值得深思。
6
文明範式的轉變
英國工業革命代表著坐擁市場經濟加科學技術的文明3.0正式登場，它很快地席捲了西歐和北美殖民地區。而後，美國接過英國的衣缽，成為了下一個全球性帝國，直至今日。
而文明3.0的正規化轉變仍在繼續，且不可阻擋。為什麼呢？
回顧上一次的文明範式轉化，即狩獵採集到農業社會的轉變，由於農業生產效率的高於狩獵採集，2.0文明會擁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他們會不斷擠壓狩獵採集文明的生存空間，而作為狩獵採集文明，也沒太多選擇，要麼加入農業文明，要麼退到不適宜農耕的邊緣地區繼續保持狩獵採集的習俗。
可以想見，這次的正規化轉變，也會有類似的效應，而且市場機制本質是一種激勵和競爭機制：激勵有效參與者，而與其競爭對手（其他市場）進行激烈的競爭（經濟甚至軍事競爭），最終體量最大的市場將一家獨大，其他人要麼加入最大的市場，要麼被推向邊緣（現今的俄羅斯）。
同時，這種文明範式的轉變也會帶來動盪和不確定性。而且對於其中的個體來說，可能也未必都是“進步”的體驗。
現代考古學證據顯示，剛進入農業文明的人類無論是營養程度，還是平均壽命都相較狩獵採集時期大大退步，這很可能是和農業社會初期食物種類單一，種植的糧食質量不高有關。
在工業革命時代，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血汗工廠和童工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城市裡工人的遭遇和處境之悲慘惡劣大大劣於當時的農民。
而且，在這個宏大的正規化轉換過程中，各個經濟體的遭遇可能也會有所不同，結合李錄先生談及的“要在最有活力經濟體中找最優秀公司”和“保持在經濟體中的購買力佔比”的觀點，進行更多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且迫切的。
7
時代和價值投資
價值投資理念正是困惑的時代中孕育、前行和發展的。
價值投資理念誕生於100多年前，凱恩斯和哈耶克生活的那個困惑時代。當時以格雷厄姆、凱恩斯為代表的投資人，大多在大蕭條的證券市場中，個人資產遭受了重創，至此開始反思，並逐漸開始實踐基於理性思考的價值投資。
格雷厄姆更是透過《證券分析》和《聰明的投資者》提出了價值投資的三大基石理念：即股票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權，市場先生，和安全邊際。
格雷厄姆的學生，施洛斯更是將老師的理念整整實踐了一輩子，一直工作到2002年，以86歲高齡和兒子一起退休，在近半個世紀裡（1955-2002年）取得了年化20%的優異業績表現，而這一切都是施洛斯父子兩人在一間狹小的辦公室中完成的，非常令人驚歎和敬佩。
施洛斯用其一生踐行了“Repeat what works”的理念，就像他最喜歡的低估值股一樣，他也被後人嚴重低估了。而凱恩斯其實也是一位被其經濟學成就掩蓋的投資大師，他在當時就提出了要重視公司質量的投資理念，而把“買好公司”理念發揚光大的，正是後來登場的巴菲特和芒格。
巴菲特在芒格的幫助下，逐漸把尋找好公司作為投資的重點，並且為價值投資基石理念增加了一個“能力圈”的概念。
這個預示著，公司價值評估從“資產”轉向“盈利能力”的轉變。但要評估公司的盈利能力，並不像評估資產，那麼直接，它需要對公司所處的行業，競爭環境，發展勢態等等做出一個可以粗略但不能有錯誤的預測。顯然，這種預測和判斷，只能在真正懂的公司和行業中，才能有較高的正確率，因此能力圈的概念應運而生。
巴菲特和芒格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真正懂的好公司上，等待一個好價格，然後長期持有，充分享受公司業務發展帶來的複利。這個做法還帶來一個額外好處：由於對所投公司的認識非常深刻，當好機會出現時，往往可以下重注，這樣又可以提高投資收益率。
在他們幾十年的投資實踐中，他們不斷精進對於生意的理解，不斷擴大自己的能力圈，在知識的複利效應加成下實現了財富的複利效應，取得了現今的巨大成就。
李錄先生繼承了芒格先生的衣缽，透過近三十年的價值投資實踐，從負資產起步，在美國和亞洲新興市場，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他的投資生涯也經歷了很多動盪的時期，亞洲經濟危機，網際網路泡沫破裂，次貸危機，以及當下的時期。如他自己所言，拉長了看，個人經歷的這些起起伏伏在歷史的長河中其實大多不值一提。
文明3.0正規化的轉變不可阻擋，由此造成的時代的困惑，就個人來說我們也只能去接受，而對於未來不妨樂觀些，過往的歷史經驗也表明，時代的進步整體看是會對樂觀者有所獎勵的。
在這次的演講中，李錄先生，更是把“魚塘“和”購買力“概念提升到了價值投資的基石理念的高度。
所謂“魚塘”就是芒格先生經常講的“去有魚的地方釣魚”，李錄先生透過講述了與芒格先生一起釣魚的經歷，指出“需要到最有活力經濟體中尋找最優秀公司”的理念。
所謂購買力概念，是指財富其實是在經濟體中購買力的佔比，我們要關注的是這個佔比，而非僅僅是絕對的數值。
把這兩個新的基石理念放在文明3.0正規化轉變的大背景下，結合當下時代的困惑，以及未來的種種可能，對我們今後的生活、工作和投資決策提供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啟發。
8
寫在最後
誠然，投資可能僅僅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一部分，也許，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我們可以透過學習觀察這滴水，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開啟尋求真知的旅程，瞭解人類文明範式的轉換，生物演化之旅的奇妙，滄海桑田的變遷，宇宙的起源和終結… 以此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我們的文明，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機會和困惑。
版權宣告：部分文章推送時未能與原作者取得聯絡。若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