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我和龍哥有個約定，出獄那天去接他｜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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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按:

說起周浩導演，喜歡紀錄片的朋友都不會陌生。周浩迄今為止已經拍攝了十幾部記錄長片，其中的《棉花》和《大同》連續兩屆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看到紀錄片《大同》時震驚，從來沒有人這麼近距離地跟拍過一箇中國官員的日常，可能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也不會有。

周浩的拍攝題材極廣，從官員到邊緣人群，都能夠被他的鏡頭「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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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拍紀錄片

我是周浩，1968 年生人，一個紀錄片導演。

真正激發我開始做片子的具體時間應該是 2001 年。當年南方週末在北京支援了一個獨立影展，影展的名字叫「首屆獨立映像展」。

■ 圖 /首屆獨立映像展全體評委合影(周浩/攝)

我印象特別深刻，當年評的紀錄片就兩部片子，一個是杜海濱的《鐵路沿線》，還有一個片子叫《盒子》，是一個女導演英未未拍的。當年她在 BBS 上發了一個帖子說我想拍同性戀，有沒有願意讓我拍攝的人。然後大概是在瀋陽有兩個姑娘同意了她的拍攝。然後她就在她們兩個很私人的一個小出租屋裡，拍了這部片子叫《盒子》。

當時評獎的時候，因為南方週末是承辦方，他們並不參與評獎。評獎應該是張亞璇、杜慶春他們在評片子。他們當時就把頭獎給了杜海濱的《鐵路沿線》。因為對我們做記者的人而言，去拍一些在鐵路邊流浪的人好像有點司空見慣，並不覺得那個題材有多麼的新穎。

我們覺得同性戀的片子挺好，因為那個年代很少見到同性戀，特別女同性戀的片子，我們覺得大獎應該是給英未未的。

當然我們會尊重評委的意見了，最後當然還是給了杜海濱的《鐵路沿線》。我是貴州人，貴州人有一個話叫衝報，就是這個人有點自以為是，憨憨大大的那種。我當時是一個圖片攝影師，去配合南方週末做報道的，我就說：這種片子我也能拍，你們給我三年時間我也拍得出來。然後我印象中好像是張獻民說，我們期待你能夠拍一部片子出來。

回來正好就十一假期，我那時候錢也不多，但南方週末的收入不差了，我就買了個 PD150 ，索尼最早的一款很經典的攝像機，用一種直覺開始了我的紀錄片的創作。

拿著這個 PD150 ，周浩開始拍起了紀錄片。 2001 年到 2002 年，他扎進了東莞一個叫做「厚街」的小鎮，拍攝聚集在出租屋裡的農民工的故事。《厚街》成為了周浩的導演處女作。

接著他又去了福建的一所普通高中，拍攝了準備高考的高三學生。後來周浩拿著《高三》這部片子，參加了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的角逐。

其實香港電影節的規模是很小的，紀錄片單元總共入選也就三五部片子，評委也就三位，這麼多年來它的評委一直只有三位，然後當年評委裡就有吳文光。那年入圍的還有非常有名的一部片子叫《China Blue》（中國藍），講中國人做牛仔褲的故事，是一個以色列裔的美國人拍的。他用當年極其西方的那種誇張視角，用了很多音樂，斷章取義地使用女工的日記，做了那個片子。反正我覺得那是讓我們這些做媒體人覺得很不舒服的一部片子。

後來我看到吳文光寫過一個回憶，追溯這件事情。當年除了吳文光還有有一個澳大利亞評委，一個香港評委。澳大利亞評委喜歡《China Blue》，吳文光是喜歡我的《高三》，因為中國人很難去喜歡一個西方人那麼去解讀中國，所以1:1，還剩一個香港人在中間搖擺。

然後他們就在這過程中間上廁所，據說吳文光就在小便池旁威脅那個香港人說，你必須投給《高三》，你不投這票我以後跟你絕交。然後就這樣2:1，高三就獲獎了。

我當時跟吳文光住在一個賓館裡，他是評委，他也認識我。我印象特別深刻，那天下電梯的時候還碰見賈樟柯和他太太，到大廳裡就碰見吳文光了。那天晚上就要頒獎，評獎是前一天都已經評出來了。然後我叫了聲吳老師好，我們就分開了。我都已經走出賓館，要過地道，都下了幾個臺階了，吳文光從後面追過來叫我。

我說吳老師好，有什麼事嗎。

他說，你想不想知道結果。

我說想。

他說，你第一。

我說吳老師特別感謝，這是我第一個國際電影節的獎。

我知道自己獲獎了，就專門把前老闆叫去現場了。他去了第二天就在 21 世紀經濟報道，發了一個整版的祝賀廣告。我覺得那個時候媒體的氣氛還是比較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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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龍哥

《高三》拍了以後，我要想下面拍什麼題目，就會大量的看媒體上的各種報道。

然後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廣州日報的通欄上看見一則訊息，說廣州有個爛尾樓，那裡有很多吸毒的人，沒人管理，希望警方干預。大概是這麼一篇報道。

那個年代廣州的摩托黨也很厲害，我身邊的女人們很少有沒被搶過的。你站在路邊上等車，一個車過來啪一把就來搶你的東西，那個時候社會治安還不是那麼好。特別是在廣州火車站，它更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

我就自己帶了一個攝像機去看。

找到那個樓以後，我看見有人爬進去，我就跟他們一樣爬進去。而且我第一次爬的時候還爬得滿手是血，讓我著實緊張了好長一段時間。因為那幫人中有很多是有艾滋病的。

那個樓裡面滿地丟的是針頭，衣衫襤褸的人或者在地上發作的人。這個時候我就碰見一個相對而言穿著很光鮮的一個人，阿龍。他跟別的那種落魄的人不太一樣，我感覺他在那個樓裡賣毒品給這些人。

阿龍是大連人，早年因為跟爸爸吵架，到廣州自己來闖世界。他具體做過什麼事，其實我並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是混江湖，後來不知道怎麼混的就染上毒品了，最好就開始以販養吸。

然後一次兩次我們熟了，我就可以開始拍他了。

拍攝中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手機號碼經常換，突然你給他打電話，發現電話停機了。反正那個時候經常會找不到他，但當我差不多這個線索要斷掉的時候，他都會回過頭來找到我。這就是我跟他將近 20 年的緣分，後來若干次都是這樣。

剛認識阿龍的時候阿俊就跟他在一起。

據他們自己描述，他們倆認識是因為他們曾住在一個出租屋的樓上樓下，阿俊那個時候是酒吧陪酒女郎，晚上會玩得很嗨，很鬧。有一天半夜也許是喝完酒以後就有點在那兒哭鬧，然後阿龍就出來罵，他大概在睡覺被吵醒了，然後兩個就這樣認識了，後來就在一起了。據說阿俊還懷過阿龍的孩子，最後因為各種原因打掉了，這是阿俊恨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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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旅館舍友

龍哥這部紀錄片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一些小旅館裡拍攝的，初到大城市，這種價格低廉的旅館往往是打工者的第一個落腳點。這些小旅館中也有和龍哥一樣的吸毒成癮者，有觀眾甚至表示，片子中呈現的一些吸毒場面，讓人生理性不適。

旅館其實也特別有意思，因為廣州是一個勞務聚集的地方，很多人會在這裡撈世界，就會有人就把那種城中村的房子改造成一個個的高低床式的小旅館，叫 10 元店，10 塊錢就可以住一晚上。然後有一次阿龍告訴我他和阿俊住到那裡去了，我也就去了那裡。

那個片子裡有一個「小迷糊」，他去賣鞋，然後鞋被別人偷了。吸毒被抓後吞了打火機。反正片子裡的很多人我都沒有再見過了。

愛哲：我聽龍哥多次強調說你在那個片子裡拍過的一些人，可能都死掉了？

周浩：對。因為很多人如果不戒毒的話，毒癮發作的話，而且衛生條件又不好，很正常，大多數人都會走掉的。

愛哲：我當時看的時候，忽然意識，也許你拍到了很多人生前最後的影像。

對，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像阿龍這種進監獄的，反而也許是命好，因為進監獄以後他自然毒癮就斷掉了，因此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了。

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阿龍告訴我說他去任何一個陌生城市，他可以在 24 小時之內找到毒品。但如果是我們，哪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世界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就像我放片子問答環節的時候，我跟大家說，大家以為世界靜好，但也許離我們這個地點 500 米或者一公里的某個房間裡面正在發生這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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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錢

拍攝龍哥這樣一個混江湖的人物，周浩有時候需要跟他鬥智鬥勇。你永遠也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話，哪句是假話。所以周浩和龍哥的關係也成為《龍哥》這部片子中重要的線索。

這個片子中最常出現的情節，就是龍哥和阿俊向周浩「借錢」。

愛哲：我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感覺他不斷地把一些道德壓力放在你的身上，這個也是這個片子非常特別的地方。因為很多片子導演和受訪者之間需要去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個片子裡我其實看出來你們倆關係的一些糾纏，您最早跟他認識時，有沒有想過跟他會有一段什麼樣的關係？

周浩：沒想這麼多。那個時候他不斷地變著法地問我要錢，其實他每次要錢的時候，都是蠻有尊嚴的。他並不是那種死皮白臉的過來說給我錢，或者地上一跪你給我錢，抱著你大腿不給我錢我不走，他不是那種。他每次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說送你個相機、比如說他有次偷了一個日元還是什麼，讓我換成人民幣。但我告訴他你拿錢去中國銀行也能夠換到。

我那時候覺得要賭一賭。我反正每次準備的錢也不多，就 200 塊，我覺得好像這還是在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我願意藉此把這種關係維繫下去。

甚至有時候我出差不在廣州，他沒錢了，他會跑到南方日報門口去。

有一次我的一個女同事，我印象特別深刻，是 21 世紀經濟報道一個圖片編輯叫陳思丹，我出差，我說你拿 200 塊下去給這個人。因為她知道我跟這個人的關係，那個姑娘下去以後就痛罵阿龍。

她說，你知道嗎？別人也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你每天來問別人要錢，你好意思嗎？你又不是不能夠掙錢，不能自自食其力。

阿龍把錢收了，轉身什麼話也不說就走掉了。這就是我早期跟他的關係。

人是社會性動物，他喜歡跟人打交道，希望有人能夠去聽他的訴說。而且我如果不嫌棄他，又很耐煩的聽他講他的故事，這樣的朋友他是可以接受的。

愛哲：但是我在想他怎麼那麼容易向你開啟。因為他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南方週末的記者，你在片子裡也多次提到，他多次提到，利用和被利用的關係。

周浩：而且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我在南方週末的原因，我當年南方週末的篇末有很多感謝的名單，因為我很多同事都會跟我一起去見他。

那時候我去過伊拉克巴格達，我帶回了伊拉克的貨幣底拉里。票面是 100 塊錢，上面是薩達姆的頭像，大概人民幣值一塊錢一張。我就帶了很多回來送朋友，我也送了一張給他，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就會給很多朋友拿去炫耀，看，這是我朋友帶回來的。

他錢包裡面一直都會有什麼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的名片，那是我帶我的記者朋友跟他一起去見面的時候，他留下的。所以他每次被派出所抓了搜身的時候，警察會說你還有這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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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哥入獄

其實龍哥在我拍攝期間他已經被看守所關過一次了。他是偷摩托車還是幹嘛，然後被關了半年時間。在這半年期間，阿俊就跟一個司機走了，離開了阿龍。

阿龍從看守所出來，他給我打電話，問阿俊去哪兒了。我不能告訴他，只說阿俊走掉了，你別等她了。

然後那天晚上阿龍就喝得很醉，很傷心。過了沒多久，我印象特別深刻，我應該是帶《高三》去香港電影節，從羅湖過關的時候就接到阿龍的電話，他告訴我他要去雲南。

我們都心照不宣他去雲南是幹嘛，我說你想清楚。他說沒事，我跟朋友這邊做生意，要去幫幫忙。

然後有一天我就接到一個電話，他說你是不是有一個朋友叫 X 小龍，他可能要被敲（槍斃）了，他在這裡的看守所。

因為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持這種毒品 50 克就會被槍斃的。阿龍自己的描述是他的揹包裡被別人放了幾百克毒品，也許是他主動要把毒品帶出來，他在攜帶毒品的時候就被公安給盯上了，最後他在上車的時候被抓住了。

電話那頭就說你有機會來看看他吧。我就第一時間就趕過來了，但這種毒販在審判期間，是不能夠見家屬的，他只能見律師。而且我又不是他的直系親屬，我怎麼能夠見到他。

最後是看守所的所長說你來吧，我幫你安排一下，然後我就去了那裡。當年南方人物週刊還有個記者跟我去了，然後有一個非常詳實的報道，我們當時用的都是化名，就講了我和他的這段故事。

現在還有電信詐騙，你要接這個電話，其實你很難相信這個人的。但那個所長告訴我，比如說三天後的中午你在瑞麗街頭的某小飯館在那等我，然後我就去等他，果然他跟一群人在那吃飯，然後他就把我帶到看守所。

當時我想拍點畫面，但是你隔了探視窗子，窗玻璃又沒有擦，又隔了鐵絲網，你肯定是看不見裡面的人。所以我就用了錄音的辦法，影片最後那段錄音，實際上是我和他隔了探視窗錄下來的。

見了以後，他還給我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大概我應該還留著。因為公訴方幫他請了那種法律援助的律師，律師告訴我說大概交 10 萬塊錢罰金，他就可以免除死刑，當年是這樣的。

然後阿龍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我們倆的交情大概還不至於你要出這個錢。如果你不救我，我也會很感謝你的。

這個事情其實也是讓我在當時很糾結的一件事情。他抱著期待，而且我這筆錢能夠救人一命。所以有時候我也會把這個問題拋給觀眾，我說大家來做眾籌，你們願意嗎？我出 80 %，你們出 20 % 就行。大概沒有一個觀眾會願意出這個錢。最近我看到卓別林的一句話，近景都是悲劇，遠景都是喜劇。在看別人的不幸的時候，你是一種看喜劇的心態來觀察別人。

幸好阿龍最後沒死，他命比較好。因為那時候正好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的核準權，以後要慎用死刑。所以即使他犯了幾百克，最後也仍然是被判了死刑緩期兩年，所以他的命是保下來了。

如果他真的死掉了，我覺得也許我今天會是另外一種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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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出獄

我是他的親人了，他進監獄以後，入獄通知書都是寄給我的。

我沒去過他們家，但我有一次發了一個朋友圈，找大連的朋友。然後大連的一個鐵粉，他幫我去看過阿龍的爸爸媽媽，一進門就被他爹趕出來。

但幸好這個小夥子很靈活，陪他爹喝了一次酒，還被認可。但後來他再去，他爹媽就不見他了，因為他是他兒子的朋友。

阿龍大概 2026、2027 年出來，關了 21 年左右。他在裡面身體還算好，但是頭髮全白了。

我們倆已經約好了，他出獄的時候我會去接他，他跟我說肯定是要回家看爸爸媽媽的。但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媽媽身體很不好，有糖尿病又胖，如果他媽媽不在的話，他爸爸是絕對不會見他的。所以我也跟他媽媽說，你要撐到兒子回來，如果你不撐到他回來的話，這父子倆這一輩子是不可能和解的。

我現在還會給他錢，現在一次是 600 元。監獄裡畢竟還是有一些花銷，我理解是你去小賣部想買一個東西，想抽點菸，想吃點零食，還是需要錢嘛。

其實阿俊也會聯絡我。阿俊的狀態不好，她應該是在山東的某個地方，近幾年有一次她也跟我開口借錢，這是我們倆分開以後若干年來她第一次開口。好像是要了 1000 元，我幾乎是秒打給她的。她非常吃驚，說你不問我用來幹什麼嗎？

我說我不需要問，你 10 年都沒問我要錢了，你問我要錢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後她就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就是我跟她最近的一次聯絡。